Saturday, December 25, 2010
Friday, December 17, 2010
必须让“六四”成为大陆媒体和互联网的公共话题
必须让“六四”成为大陆媒体和互联网的公共话题
必须让“六四”成为大陆媒体和互联网的公共话题
天安门母亲声明
自从1995年 以来天安门母亲每年都公开致函历届“两会”，提出自己的诉求。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十五年来，“两会”代表及其常设机构对于我们的诉求未曾有过片言只语的 回复，更遑论有任何一位代表与我们群体中的任何成员进行直接或间接的接触。代表们对于受难同胞的这种态度实令人齿冷心寒。因此，我们在本届人大、政协召开 之际，特发表如下声明：
在大陆的媒体和互联网上，“六四”至今仍被列为禁区；按照国际通行的言论自由、信息开放的原则，“六四”理应成为大陆媒体和互联网的公共话题。
中 共当局当年把“六四”定性为一场“反革命暴乱”，声称它“平息”了这场“暴乱”。之后，逐渐改变说法，把“六四”说成是一场“政治事件”，再后来又把“六 四”说成是发生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春夏之交的一场“风波”。从“暴乱”到“风波”，根据何在？中共至今语焉不详。执政当局可以任意改变说法，却无法改 变已经发生了的事实。这样一场震惊世界的大屠杀，岂能用“风波”二字来淡化？但中共历来相信这样的逻辑：一件事情，他想把它说成什么，它就是什么；所有的 官方媒体、互联网都跟着这么说，它就必定是什么。凡是谁有不同说法，即为造谣、诽谤，歪曲事实。这是中共奉行的一条潜规则。
在以往的岁月里，我们曾多次呼吁：“说出真相，拒绝遗忘，寻求正义，呼唤良知”。我们期望有更多的人站出来说出“六四”真相。2007年5月成都谭作人先生写出了《1989： 见证最后的美丽—— 一个目击者的广场日记》，这本该受到欢迎的行动。然而，居然被中共法庭指称“该文置客观事实于不顾，大肆歪曲、污蔑、诋毁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依法对‘六四 事件’的处置，煽动境内外民众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对立、对抗。”什么叫“歪曲、污蔑、诋毁”……？不就是因为该文没有按官方的口径把“六四”事件描绘成 一场中共所说的“风波”吗？所谓“置客观事实于不顾”，那好，请法庭把当年的“客观事实”一五一十地摆出来啊！看看究竟是谁说得符合事实。
媒体、互联网把“暴乱”说成了“风波”，日子长了，国内一些不知就里的老百姓也顺从地跟着官方媒体这么说。一人说，奇怪；十人说，习以为常；成千上万人说，谎言就变成了“事实”。难道“客观事实”就是这样被“说成”的吗？
随着时间的推移，后来的一些80后、90后听人说起“六四”，竟是一头雾水，摸不着头脑。“六四”，在很多人的印象中，似乎比90年前的“五四”还遥远，它几乎已成了历史尘埃中的碎片。
“89天 安门民主运动”、“六四”大屠杀，“六四”惨案死难者，以及“六四”死难者亲属，“天安门母亲”群体……等等，这样一批在中国当代史上具有时代标志的新名 词，统统被中共政府划入“禁忌”，不许媒体提及，不许百姓谈论。进入新世纪以来，互联网兴起，这些新名词遂又成了“违禁”的敏感词，统统从国内网络上被过 滤掉。这完全是一种反文明的愚蠢行为，一种逆历史潮流而动的背时之举。
中 共当局的各个宣传、信息部门，在偌大的互联网背后布下了大批的“网络评论员”，来对付公众对于官方资讯的质疑和挑战，来扼杀民间的所谓“不良资讯的滋 扰”。特别是关于“六四”的资讯，首当其冲。“六四”惨案中的一大批死难者，他们姓甚名谁？怎么遇难的？死在哪里？葬在何处？ “天安门母亲”和其他受难亲属历经二十年的风霜雨雪，凡是能够找到的，都记录下来写得清清楚楚，而且已公诸于世。然而这一切却在国内的互联网上，都被网监 过滤掉了。即使来自海外的搜索引擎“谷歌”，也只能照章办理，不得不在搜索页面下方注明“据当地法律法规和政策，部分搜索结果未予显示。”这说明它是专门 根据中国的法律，不是他们自作主张。不仅“六四”死难者的有关信息被过滤掉，连他们的父母、丈夫、妻子，所有这一切信息，也都被过滤掉了，剩下来的只是一 些同名同姓者。
不 仅如此，这二十年来海外报刊、影像、网络发表的有关“六四”的文章、资料，浩如烟海，但是，假如不“翻墙”，几乎都看不到。海外许多地方每年都举行规模不 等的纪念“六四”的活动，特别是每年香港维园几万、十几万人的烛光晚会，这些信息在中国大陆的媒体和互联网上毫无踪影，即使偶尔有所透露，也会立即当作众 说纷纭的“新闻事件”。结果是，上个世纪89年后的中国，竟变成了没有发生过“六四”的大陆。一切都变得太平无事，大街上车水马龙，熙熙攘攘，歌舞升平……。
然而，自1989年以来，那些为89民 运和“六四”惨案伸张正义的良知人士，不是被判刑坐牢、遭受公安监控、剥夺人身自由，就是被当作“人质”驱赶到国外。去年“六四”二十周年期间，在京和外 地的“天安门母亲”们绝大部分受到监控，连临时居住在京郊农村的难属都由县里派人监视。事实上，当局对“六四”难属的这种监视、控制，从来没有停止过。凡 “六四”周年、两代会期间，或者一些敏感时段，都有便衣警察在一些“天安门母亲”的家门口值班，阻止与境外人员接触。针对此项行为，我们曾多次公开抗议并 要求：“撤销对“六四”受难者和受难亲属的监控和人身限制，允许死难亲属在不受干扰的情况下公开悼念自己的亲人……。”但时至今日，当局对我们的监控措施 依然如故。
江棋生先生在去年“六四”前夕发表了《1989年 六四镇压受害者状况民间报告》，报告较为全面地披露了“六四”惨案中的死难者、伤残者、羁押犯以及当时被枪毙的“暴徒”等部分人员的情况。这个报告同样是 揭露 “六四”真相，但报告还没有脱稿，北京公安就两次抄了他的家，抄走了电脑等资料，甚至威胁要羁押他。中共当局对于此类信息竟如此阻遏拦截，莫予毒也！
我 们认为，今日中国，正处于一个往何处去的关键时刻，是大踏步向前推进还是大步后退？这里，首先要决定的是：要么按照国际惯例，遵循《联合国人权宣言》以及 相关的两个人权公约，毫不犹疑地捍卫公民的言论自由；要么维护既得利益，抱残守缺，一如既往地扼杀公民的言论自由。言论自由，就是要开放媒体、网络，开放 信息。这对于广大民众来说，就是要让“六四”成为大陆媒体和互联网的公共话题。这不仅关系到公民理应享有的表达权和知情权，而且还关系到广开言路，让公民 对“六四”做出重新审视，以求“六四”事件早日得到公开、公正、合理的解决。
签名者：
丁 子霖 张先玲 周淑庄 李雪文 徐 珏 尹 敏 杜东旭 宋秀玲 于 清 郭丽英 蒋培坤 王范地 袁可志 赵廷杰 吴定富 钱普泰 孙承康 尤维洁 黄金平 贺田凤 孟淑英 袁淑敏 刘梅花 谢京花 马雪琴 邝瑞荣 张艳秋 张树森 杨大榕 刘秀臣 沈桂芳 谢京荣 孙 宁 王文华 金贞玉 要福荣 孟淑珍 田淑玲 邵秋风 王桂荣 谭汉凤 孙恒尧 陈 梅 周 燕 李桂英 徐宝艳 狄孟奇 杨银山 管卫东 高 婕 索秀女 刘淑琴 王培靖 王双兰 张振霞 祝枝弟 刘天媛 潘木治 黄定英 何瑞田 程淑珍 轧伟林 郝义传 萧昌宜 任金宝 田维炎 杨志玉 齐国香 李显远 张彩凤 王玉芹 韩淑香 曹长先 方 政 齐志勇 冯友祥 何兴才 刘仁安 李淑娟 熊 辉 韩国刚 石 峰 庞梅清 黄 宁 王伯冬 张志强 赵金锁 孔维真 刘保东 陆玉宝 陆马生 齐志英 方桂珍 肖书兰 葛桂荣 郑秀村 王惠蓉 邢承礼 桂德兰 王运启 黄雪芬 王 琳 刘 乾 朱镜蓉 金亚喜 周国林 杨子明 王争强 吴立虹 宁书平 郭达显 曹云兰 隋立松 王广明 冯淑兰 穆怀兰 付媛媛 孙淑芳 刘建兰 王 连 李春山 蒋艳琴 何凤亭 谭淑琴 肖宗友 乔秀兰 张桂荣 雷 勇（共128人）
2010.3.4.
根据难友们的提议，决定把历年来签名者中已故难友的名单附录如下，以尊重死者遗愿：
吴学汉 苏冰娴 姚瑞生 杨世鈺 袁长录 周淑珍 王国先 包玉田 林景培 寇玉生 孟金秀 张俊生 吴守琴 周治刚 孙秀芝 罗 让 严光汉 李贞英 邝涤清 段宏炳 刘春林 张耀祖（共22人）
文章来源：丁子霖
必须让“六四”成为大陆媒体和互联网的公共话题
必须让“六四”成为大陆媒体和互联网的公共话题:
必须让“六四”成为大陆媒体和互联网的公共话题
天安门母亲声明
自从1995年 以来天安门母亲每年都公开致函历届“两会”，提出自己的诉求。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十五年来，“两会”代表及其常设机构对于我们的诉求未曾有过片言只语的 回复，更遑论有任何一位代表与我们群体中的任何成员进行直接或间接的接触。代表们对于受难同胞的这种态度实令人齿冷心寒。因此，我们在本届人大、政协召开 之际，特发表如下声明：
在大陆的媒体和互联网上，“六四”至今仍被列为禁区；按照国际通行的言论自由、信息开放的原则，“六四”理应成为大陆媒体和互联网的公共话题。
中 共当局当年把“六四”定性为一场“反革命暴乱”，声称它“平息”了这场“暴乱”。之后，逐渐改变说法，把“六四”说成是一场“政治事件”，再后来又把“六 四”说成是发生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春夏之交的一场“风波”。从“暴乱”到“风波”，根据何在？中共至今语焉不详。执政当局可以任意改变说法，却无法改 变已经发生了的事实。这样一场震惊世界的大屠杀，岂能用“风波”二字来淡化？但中共历来相信这样的逻辑：一件事情，他想把它说成什么，它就是什么；所有的 官方媒体、互联网都跟着这么说，它就必定是什么。凡是谁有不同说法，即为造谣、诽谤，歪曲事实。这是中共奉行的一条潜规则。
在以往的岁月里，我们曾多次呼吁：“说出真相，拒绝遗忘，寻求正义，呼唤良知”。我们期望有更多的人站出来说出“六四”真相。2007年5月成都谭作人先生写出了《1989： 见证最后的美丽—— 一个目击者的广场日记》，这本该受到欢迎的行动。然而，居然被中共法庭指称“该文置客观事实于不顾，大肆歪曲、污蔑、诋毁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依法对‘六四 事件’的处置，煽动境内外民众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对立、对抗。”什么叫“歪曲、污蔑、诋毁”……？不就是因为该文没有按官方的口径把“六四”事件描绘成 一场中共所说的“风波”吗？所谓“置客观事实于不顾”，那好，请法庭把当年的“客观事实”一五一十地摆出来啊！看看究竟是谁说得符合事实。
媒体、互联网把“暴乱”说成了“风波”，日子长了，国内一些不知就里的老百姓也顺从地跟着官方媒体这么说。一人说，奇怪；十人说，习以为常；成千上万人说，谎言就变成了“事实”。难道“客观事实”就是这样被“说成”的吗？
随着时间的推移，后来的一些80后、90后听人说起“六四”，竟是一头雾水，摸不着头脑。“六四”，在很多人的印象中，似乎比90年前的“五四”还遥远，它几乎已成了历史尘埃中的碎片。
“89天 安门民主运动”、“六四”大屠杀，“六四”惨案死难者，以及“六四”死难者亲属，“天安门母亲”群体……等等，这样一批在中国当代史上具有时代标志的新名 词，统统被中共政府划入“禁忌”，不许媒体提及，不许百姓谈论。进入新世纪以来，互联网兴起，这些新名词遂又成了“违禁”的敏感词，统统从国内网络上被过 滤掉。这完全是一种反文明的愚蠢行为，一种逆历史潮流而动的背时之举。
中 共当局的各个宣传、信息部门，在偌大的互联网背后布下了大批的“网络评论员”，来对付公众对于官方资讯的质疑和挑战，来扼杀民间的所谓“不良资讯的滋 扰”。特别是关于“六四”的资讯，首当其冲。“六四”惨案中的一大批死难者，他们姓甚名谁？怎么遇难的？死在哪里？葬在何处？ “天安门母亲”和其他受难亲属历经二十年的风霜雨雪，凡是能够找到的，都记录下来写得清清楚楚，而且已公诸于世。然而这一切却在国内的互联网上，都被网监 过滤掉了。即使来自海外的搜索引擎“谷歌”，也只能照章办理，不得不在搜索页面下方注明“据当地法律法规和政策，部分搜索结果未予显示。”这说明它是专门 根据中国的法律，不是他们自作主张。不仅“六四”死难者的有关信息被过滤掉，连他们的父母、丈夫、妻子，所有这一切信息，也都被过滤掉了，剩下来的只是一 些同名同姓者。
不 仅如此，这二十年来海外报刊、影像、网络发表的有关“六四”的文章、资料，浩如烟海，但是，假如不“翻墙”，几乎都看不到。海外许多地方每年都举行规模不 等的纪念“六四”的活动，特别是每年香港维园几万、十几万人的烛光晚会，这些信息在中国大陆的媒体和互联网上毫无踪影，即使偶尔有所透露，也会立即当作众 说纷纭的“新闻事件”。结果是，上个世纪89年后的中国，竟变成了没有发生过“六四”的大陆。一切都变得太平无事，大街上车水马龙，熙熙攘攘，歌舞升平……。
然而，自1989年以来，那些为89民 运和“六四”惨案伸张正义的良知人士，不是被判刑坐牢、遭受公安监控、剥夺人身自由，就是被当作“人质”驱赶到国外。去年“六四”二十周年期间，在京和外 地的“天安门母亲”们绝大部分受到监控，连临时居住在京郊农村的难属都由县里派人监视。事实上，当局对“六四”难属的这种监视、控制，从来没有停止过。凡 “六四”周年、两代会期间，或者一些敏感时段，都有便衣警察在一些“天安门母亲”的家门口值班，阻止与境外人员接触。针对此项行为，我们曾多次公开抗议并 要求：“撤销对“六四”受难者和受难亲属的监控和人身限制，允许死难亲属在不受干扰的情况下公开悼念自己的亲人……。”但时至今日，当局对我们的监控措施 依然如故。
江棋生先生在去年“六四”前夕发表了《1989年 六四镇压受害者状况民间报告》，报告较为全面地披露了“六四”惨案中的死难者、伤残者、羁押犯以及当时被枪毙的“暴徒”等部分人员的情况。这个报告同样是 揭露 “六四”真相，但报告还没有脱稿，北京公安就两次抄了他的家，抄走了电脑等资料，甚至威胁要羁押他。中共当局对于此类信息竟如此阻遏拦截，莫予毒也！
我 们认为，今日中国，正处于一个往何处去的关键时刻，是大踏步向前推进还是大步后退？这里，首先要决定的是：要么按照国际惯例，遵循《联合国人权宣言》以及 相关的两个人权公约，毫不犹疑地捍卫公民的言论自由；要么维护既得利益，抱残守缺，一如既往地扼杀公民的言论自由。言论自由，就是要开放媒体、网络，开放 信息。这对于广大民众来说，就是要让“六四”成为大陆媒体和互联网的公共话题。这不仅关系到公民理应享有的表达权和知情权，而且还关系到广开言路，让公民 对“六四”做出重新审视，以求“六四”事件早日得到公开、公正、合理的解决。
签名者：
丁 子霖 张先玲 周淑庄 李雪文 徐 珏 尹 敏 杜东旭 宋秀玲 于 清 郭丽英 蒋培坤 王范地 袁可志 赵廷杰 吴定富 钱普泰 孙承康 尤维洁 黄金平 贺田凤 孟淑英 袁淑敏 刘梅花 谢京花 马雪琴 邝瑞荣 张艳秋 张树森 杨大榕 刘秀臣 沈桂芳 谢京荣 孙 宁 王文华 金贞玉 要福荣 孟淑珍 田淑玲 邵秋风 王桂荣 谭汉凤 孙恒尧 陈 梅 周 燕 李桂英 徐宝艳 狄孟奇 杨银山 管卫东 高 婕 索秀女 刘淑琴 王培靖 王双兰 张振霞 祝枝弟 刘天媛 潘木治 黄定英 何瑞田 程淑珍 轧伟林 郝义传 萧昌宜 任金宝 田维炎 杨志玉 齐国香 李显远 张彩凤 王玉芹 韩淑香 曹长先 方 政 齐志勇 冯友祥 何兴才 刘仁安 李淑娟 熊 辉 韩国刚 石 峰 庞梅清 黄 宁 王伯冬 张志强 赵金锁 孔维真 刘保东 陆玉宝 陆马生 齐志英 方桂珍 肖书兰 葛桂荣 郑秀村 王惠蓉 邢承礼 桂德兰 王运启 黄雪芬 王 琳 刘 乾 朱镜蓉 金亚喜 周国林 杨子明 王争强 吴立虹 宁书平 郭达显 曹云兰 隋立松 王广明 冯淑兰 穆怀兰 付媛媛 孙淑芳 刘建兰 王 连 李春山 蒋艳琴 何凤亭 谭淑琴 肖宗友 乔秀兰 张桂荣 雷 勇（共128人）
2010.3.4.
根据难友们的提议，决定把历年来签名者中已故难友的名单附录如下，以尊重死者遗愿：
吴学汉 苏冰娴 姚瑞生 杨世鈺 袁长录 周淑珍 王国先 包玉田 林景培 寇玉生 孟金秀 张俊生 吴守琴 周治刚 孙秀芝 罗 让 严光汉 李贞英 邝涤清 段宏炳 刘春林 张耀祖（共22人）
文章来源：丁子霖
Wednesday, December 15, 2010
余杰:--读奥威尔《动物庄园》与《一九八四》
读奥威尔《动物庄园》与《一九八四》
魑魅人间
——读奥威尔《动物庄园》与《一九八四》
乔治•奥威尔，一九零三年生于英国殖民地的印度，童年耳闻目睹了殖民者与被殖民者之间尖锐的冲突。与绝大多数英国孩子不同，他的同情倾向悲惨的印度人民一边。少年时代，奥威尔受教育于著名的伊顿中学。后来被派到缅甸任警察，他却站在了苦役犯的一边。三十年代，他参加西班牙内战，因属托派而遭排挤，回国后却又被划入左派，不得不流亡法国。二战中，他在英国广播公司从事反法西斯宣传工作。一九五零年，死于缠绵数年的肺病，年仅四十七岁。
奥威尔短暂的一生，颠沛流离，疾病缠身，郁郁不得志，一直被各派人士视为危险的异端。在奥威尔为数不多的作品中，《动物庄园》与《一九八四》影响巨大。他以先知般冷峻的笔调勾画出人类阴暗的未来，令后世读者心惊肉跳。他将悲喜剧熔为一体，使作品具有了极大的张力。英国人生性拘谨，但英国的讽刺文学却一枝独秀，自乔叟以下，斯威夫特、狄更斯、查米亚丁……代有才人，各领风骚。而奥威尔的卓异之处就在于，他并非仅仅用小说来影射个别的人与事，而是直接揭露极权主义意识形态的邪恶以及他们所支配的语言体系的堕落。在奥威尔眼里，用于“宣传”的语言，是掩盖真实的幕布、是粉饰现实的工具、也是蛊惑民心的艺术。奥威尔坚信，在一个语言堕落的时代，作家必须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在抵抗暴力和承担苦难的意义上做一个永远的抗议者。
夏志清教授认为：“西方文学自伊索寓言以来，历代都有以动物为主的童话和寓言，但对二十世纪后期的读者来说，此类作品中没有一种比《动物庄园》更中肯地道出当今人类的处境了。”《动物庄园》的故事，发生在曼纳庄园。从前，被人豢养的禽畜行尸走肉地生活着。一天夜里，动物们在谷仓中听了雄猪老麦哲所讲的梦，仿佛听了一堂福音传道或启蒙教育，任人宰割的动物从此认清了受人剥削、被人奴役的处境。不久，他们群起暴动，赶走主人了琼斯，自己当家作主，推行“动物主义”。动物庄园建立伊始，全体动物享有平等权利，开始崭新的生活。
然而，正当庄园笼罩在大家庭式的温暖之中的时候，正当动物们任劳任怨、忍受委屈、迁就现实的时候，新的当权者却开始用新制度来为自己捞取特权。猪群占据了领导的地位，他们的两大领袖拿破仑与斯诺鲍展开殊死搏斗。经过多次较量之后，前者终于获胜。
“革命”何以堕落？在动物庄园里，连几个字母也学不会的鸡鸭牛羊们，根本不知道如何争取管理庄园的权力，他们把一切权力拱手让给“具有非凡学识”的拿破仑。正如黑格尔所说：“麻木和冷漠的民众是专制政体最稳定的群众基础”，奥威尔在《动物庄园》中指出，“乌合之众”永远是极权主义的群众基础。
奥威尔在作品中塑造了一匹叫鲍克瑟的老马，他忠心耿耿地为拿破仑工作，一生中有两句名言：“我要更努力地工作”、“拿破仑同志永远正确”。他从不思考，没有疑惑，活得充实、活得愉快。他不相信自己的判断力，只相信被告知的结论。鲍克瑟因年迈力竭而亡，死后却被主人卖给屠夫，以一张皮，一副骨头换取威士忌喝。拿破仑在鲍克瑟隆重的追悼会上，一边喝着威士忌，一边鼓励家畜家禽都向死者看齐，做动物庄园“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模范成员。老马的命运让我想起了斯大林时代和毛泽东时代那些一辈子忠心耿耿、到头来却死无完尸的奴才的命运。
斯奎拉是群猪中指鹿为马的宣传家。他的拿手好戏就是把庄园的今昔作对比，他常说的“你们没有谁希望看到琼斯卷土重来吧”这句话，成为一切异议和不满的成员头上的紧箍咒。愈是把过去的处境描述得可怕可怖，很成问题的现状就愈是显得美不胜收。于是，缺乏理解能力的动物们欣然地接受了实际上更加残暴的奴役。作为领导阶级的猪群把牛奶和苹果留给自己享用，而其他动物却忍受饥饿，对此，斯奎拉的解释是振振有词、理直气壮的：“你们不会把我们猪这样做看成是出自自私和特权吧？实际上我们猪根本不喜欢牛奶和苹果，我自己就厌恶它们。我们食用这些东西的唯一目的是保护我们的健康。我们是脑力劳动者，庄园的全部管理工作和组织工作都要依靠我们。我们夜以继日地努力工作，为大家的幸福费尽心机。因此，正是为了你们，我们才喝牛奶吃苹果。”动物们呆头呆脑地认可了斯奎拉的合理化解释，反而对猪群感激涕零。斯奎拉玩弄语言如同玩弄魔方与七巧板，用语言篡改过去，粉饰现在，许诺未来，把残暴和无耻置换为崇高和无私。斯奎拉不正是二十世纪的戈培尔、日丹诺夫和胡乔木们的缩影吗？
一个新建的强权社会，必然需要一个“公共污水沟”，即倾泻仇恨与怨毒的场所。在权力斗争中失败、逃之夭夭的斯诺鲍恰恰充当了一个虚拟的靶子。拿破仑将斯诺鲍作为“革命最危险的敌人”，让所有成员都时刻警惕斯诺鲍的复辟。这样，动物们的视线就被转移了，革命的质变也就得以悄悄完成。凡是与斯诺鲍相关的迹象在某处出现，施暴者便抓住借口，从蛛丝马迹中顺藤摸瓜，搞出惊世骇俗的大案要案来。凡是自己的统治露出破绽时，便把斯诺鲍作为替罪羊，所有的过错一古脑地推到他的身上，这个假设的敌人永远也无法反驳。黑白对照，黑者愈黑、白者愈白，合理永远合理，不合理永远不合理。这就是斯大林借“托派”之刀杀人无算的恶行——既然托派永远都在捣乱，那么杀戮就一刻也不能停止。这种恶行在若干极权国家里都在同时上演着。
当语言的作用运用到极限时，狰狞的面目便暴露出来。九条恶犬为拿破仑开道，顺者昌逆者亡，当年制定的七戒被刷掉，“四条腿好，两条腿坏”变成“四条腿好，两条腿更好”。最终，领袖把“动物庄园”又改为“曼纳庄园”。这里不存在真话，也不允许讲一句真话。一切都在不断地被修改，目的就是为了磨灭动物们的记忆，让幸存者不再对暴政、非正义和公开的丑剧产生丝毫的惊奇。群猪竖起两条腿走路，在大厅里与其他庄园主举杯联欢。此时此刻，其他动物默默待在窗外，“从猪看到人，又从人看到猪，再从猪看到人；但他们已经分不出谁是猪谁是人了”。
这个结尾是意味深长的。庄园建立之初的教条“全体兽类生而平等”下面增添了一行“但某些兽类比其他兽类更加平等”。这一行修正轻易地取缔了平等的实质，使极权主义的秘密昭然若揭。学者康正果的书评摘译了奥威尔在论文《文学的受阻》中的一段话：“极权主义认为，历史是被创造出来的，而非有待认识的东西。一个极权主义的政府实际上就是一种理论专政，为了巩固这个专政，其统治阶级必须被说成是绝对正确的。但事实上世间并无不犯错误的人，所以，为了让人们看到这个或那个错误似乎并不存在，或者这个或那个胜利确已取得，重新编造过去的事件就在所难免了，这样一来，每一次在政策上发生重大变化，就得相应地改变理论教条，乃至重新评价主要的历史人物。这类事情当然随处可见，但在那些任何时候都只允许有一种观点的社会中，它显然容易导致公开的弄虚作假。极权主义其实就是要求不断更改过去。既然不可能达到绝对的真实，弥天大谎与撒点小谎同样都无关痛痒。在极权主义看来，整个历史记载都是偏颇不确切的，或者从另一个方面说，现代物理学已证实我们视为真实的世界乃是世界的虚象，因而相信感觉便是低下庸俗。一个固步自封的极权主义社会往往要建立一种早发性痴呆症的思想体系，很多常规虽在日常生活和某些特定的科学中行之有效，但政治家、历史家却可以对其漠然视之。”极权主义者不仅左右着社会成员对现实的看法，还通过大规模的修改历史事实的行动，将人们的记忆也改写了。人们生活在虚空之后，逐渐丧失了基本的思考能力。在极权主义社会里，黑白颠倒、指鹿为马成为常态，而说出真话的人要么被送进精神病院（苏联专门为持不同政见者设置了数百家精神病院）、要么被割断喉咙送上刑场（如被杀害的张志新）。极权主义国家的教育和新闻宣传都以愚民为最后的旨归。智慧是罪恶的同义词，而同情立即就会带来自己的灭亡。极权主义者需要的是千千万万个用谎言浇筑出来的“钢铁战士”。
《动物庄园》的寓意正在于此。这部作品是在奥威尔供职于英国广播公司时利用四个月的业余时间创作的。刚开始，由于小说题材敏感、主题尖锐，竟有十二家英美出版社拒印。而一旦出版，它立即引起巨大的轰动，在英美读书界获得经久不衰的好评。在英国书商协会列出的二战以来最佳英文小说的名单上，《动物庄园》与《麦田的守望者》、《蝇王》等巨著并列而毫不逊色。而在另一部作品《一九八四》中，奥威尔则更深刻地探究了当代社会中的权力与人性、爱的关系。
故事发生在一九八四年（即奥威尔创作此书时的三十多年后）的“海洋国”。“海洋国”的统治阶级是“内党”，“内党”的领袖是“老大哥”。“老大哥”从不露面，他的大幅照片户内户外却到处张贴。炯炯有神的眼睛，紧盯着臣民。主人公温斯顿仅仅属于“外党”，跟所有同志一样身穿清一色的蓝布工人套头衫裤。他服务的机关是“真理部”。政府除了“真理部”以外还有三大部：“和平部”、“仁爱部”、“富裕部”。四大机构各占据一座三百米高硕大无朋的金字塔式建筑，建筑外边大书特书党的三大原则：“战争就是和平”、“自由就是奴役”、“愚昧就是力量”。温斯顿担任“记录科”的科员，工作是修改各种原始资料，从档案到旧报纸，全都根据指示改得面目全非。
温斯顿的家与所有私人居室一样，有一个无孔不入的现代化设备，叫做“电子屏幕”。每个房间右首墙上都装有这样一面长方形的金属镜子，可以视听两用，也可以发号施令，室内一言一语，一举一动，无时无刻不受这面照妖镜的监视和支配。平时无事，电子屏幕就没完没了地播送大军进行曲、政治运动的口号、或“第九个三年计划”超额胜利完成的消息。这些噪音由中央枢纽控制，个人无法关掉。
在这种环境里，没有什么“私人生活”可言。温斯顿却躲到角落里偷偷地记日记。记日记是大逆不道的思想罪，早晚会被“思想警察”抓入大牢中去。逮捕永远是在深更半夜，在睡梦中被惊醒后，有可能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但温斯顿仍然忍不住胡思乱想，在胡思乱想中探索真理。这时，他结识了女友裘丽亚。在党的眼里，恋爱是罪行，两人的幽会全是偷偷摸摸的。海洋国把性爱规定为“我们对党应尽的义务”，并且不允许离婚，温斯顿与妻子分居了十年，个人生活极其痛苦。故与裘丽亚之间，由性关系发展到爱情。当爱情诞生的时候，也就是温斯顿对极权主义决裂的时候——爱使人性恢复了常态，并由此反思极权主义将人工具化的统治方式。
另一个影响温斯顿极大的人是内党高级干部奥伯兰。外表看上去，奥伯兰是一个与温斯顿一样面目清秀的知识分子。在与奥伯兰的会面中，奥伯兰告 诉温斯顿，他本人是反党组织“兄弟会”的成员。奥伯兰传授给温斯顿兄弟会领袖高斯坦的著作《寡头集体主义的理论与实践》。读了这本书，温斯顿明白了近代极 权政治的奥秘和海洋国立国的来龙去脉。奥伯兰意味深长地对他说：“总有一天我们会在没有黑暗的地方相会。”这番表白令温斯顿大为感动。
在一次幽会中，温斯顿与女友双双被捕。在监狱里，温斯顿遭受了惨无人道的酷刑，最后被送到一间砌满白磁砖的牢房里，四周的灯点得雪亮。铁门一响，狱卒又送进一个新犯人，温斯顿定睛一看，不是别人，正是他的恩师奥伯兰。温斯顿惊呼：“你也被捕了？”对方却狡诈地一笑。
原来，奥伯兰就是“思想警察”的大头子，早在七年前就开始监视温斯顿了。这时，奥伯兰开始了对温斯顿的拷问。几千瓦的灯光照耀得温斯顿眼睛都睁不开，牢狱如同白昼。温斯顿这才明白奥伯兰告诉他的话：“我们会在没有黑暗的地方相会！”
温斯顿被打得体无完肤，滚在地下死去活来。他什么都招认出来：暗杀领袖、盗窃公款，出卖机密、散发传单、煽动暴乱、信仰宗教、谋杀发妻、当外国奸 细、做“兄弟会”的走狗……奥伯兰还不满意，一面控制着绞痛的电盘，一面跟温斯顿讨论权力和真理的问题。这一段对话是全书最精彩的部分，也是奥威尔的点睛 之笔。
温斯顿说：“宇宙间有一种精神，有一个准则，会把你们打败。”
奥伯兰接着问道：“难道你不相信上帝？”
温斯顿不信上帝，便回答说：“我相信‘人的精神’。”
奥伯兰一阵狂笑，将温斯顿衣服剥光，让他站在三联衣镜前看自己骨瘦如柴、不成人形的身体，并羞辱他说：“看看你自己的样子！看你的全身肮脏，看你脚 趾间的污垢，看你腿上令人作呕的脓疮。知不知道你骚臭如山羊？可能你自己闻不出臭味来了。你看看我，我的拇指和食指可以圈住你的臂膀，折断你的颈项就像折 断胡萝卜一样不费力！”他进一步说，党的目的不仅是摧残温斯顿的肉体，还要改造其心灵。
此时此刻，温斯顿仍然坚持人性可以克服党性，在众口一辞“二加二等于五”的世界里，他认为“自由即是能说二加二等于四的自由”。他认为，此项坚持实质上即维护了爱好真理的自由。
两人之间惊心动魄的斗争形式，在人类文明史上比比皆是：《圣经》中约伯的追问、《浮士德》中的浮士德与魔鬼的赌注、《地下室手记》中地下室主人的独 白。奥威尔的悲观估计胜过此前任何一位思想家，他笔下的温斯顿最后无法战胜“一零一号刑室”的恐怖，终于屈服了。温斯顿出卖女友赎出自己，放弃了爱情，恢 复了“健康”，成为政府里循规蹈矩的废物。温斯顿“战败”了自己，死心塌地地说“二加二等于五”，死心塌地地崇拜“老大哥”。
《一九八四》的副题是“欧洲最后一个人”，奥威尔通过温斯顿的“死亡”表现了他对人类前景的绝望。当时，共产主义浪潮高涨，民主阵营居守势。奥威尔 深切的感受到权力对人类的异化，因此他在小说中作出了黯淡的描述。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卡拉玛佐夫兄弟》中也曾表达过类似的绝望，宗教法庭的庭长对重到人间 的耶稣说过这样一段话：“人民只要面包，不要什么自由，你所强调的人对善恶有选择的自由，只能增加他们的痛苦。我们天主教假你之名，实为魔鬼效力。但人民 只要听话，都有面包吃，生活很安定。你再度降世，扰乱我们建立的秩序，明天就把你活活烧死。”而在《一九八四》中，奥伯兰的理论亦有异曲同工之妙：“党为 自己的利益而争取权力。我们对别人的利益不感兴趣，我们的兴趣专在权力。”权力将人性吞噬了，人们成为一群行走在钢筋水泥建筑之中的行尸走肉。
奥威尔早年也曾是一个激进主义者，在西班牙内战中发现，被同一信仰的同志杀害的“同志”，甚至比死于法西斯枪炮下的还要多。他由怀疑进而决裂，一旦 回头是岸，对极权主义的洞察就显得极为深刻。在奥威尔看来，二十世纪以前的极权主义仅仅是限制人性、因此天才至多被目为疯子，陀思妥耶夫斯基们仍有写作的 权力；而二十世纪的极权主义则直接摧毁人性，像温斯顿这样的思想者从肉体到灵魂都被消灭了。对此，奥威尔的忧虑是深远而沉重的：“如果极权主义成为我们普 遍的生活方式，那么所有其他的人类价值，像自由、博爱、正义、对文学的喜好、对平等的对话、文理清晰的写作的喜好、肯定人人皆有道德情操的信念、对大自然 的爱、对独特的个人化行径的赏悦，以及爱国心都将归于消灭。”奥威尔去世之后近二十年，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才辗转流传到西方世界并正式出版。一个 与《一九八四》惊人的相似的、无比恐怖的世界浮出水面。此时，人们在叹服索尔仁尼琴的勇气的同时，也更加叹服奥威尔的先见之明。
奥威尔十分关注语言体系被毒化的问题。《一九八四》中的海洋国有三个神圣不可侵犯的教条：第一是“过去的改变性”——过去的事是没有客观生命的，它 仅仅存在于文字记录和人的记忆里。内党控制了所有的记录，也就同时控制了人的思想。这样一来，历史自然可以随意改造。第二条是“双重思想”，即人们必须同 时接受两个相互矛盾的事实：一面故意撒谎骗人，一面诚心诚意地相信自己的谎言；一手遮盖客观事实，一手却紧握这个事实，等到于已有利时便拿出来使用。第三 个教条，是以“新语”为革命的最终目标。“新语”的全部目的是缩小人类的思想范围，因此真理部研究科雇用大批学者日以继夜地编写《新语词典》，使人们拥有 的表达思想的语言少得连思想犯罪也不可能。“新语”在本质上而言，是一种明目张胆地造假的、服务于权力的语言体系。正如斯大林那句警告列宁遗孀的名言： “你要再不识相，我就要召开党代会宣布，你不是列宁的妻子。你要相信，党是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的！”毛泽东也随时可能将他的“亲密战友”册封为“叛徒、汉 奸”，从高岗、彭德怀到刘少奇、林彪无不如法炮制。读到这里，读者已经分不清楚这究竟是小说还是活生生的现实了。在《一九八四》的末尾，有一个名为“新语 规律”的附录，使得小说更添一分逼真的感觉，亦使盲目乐观的读者开始反思自己所操作的语言系统。
二十世纪以来，法西斯主义和布尔什维克主义为何风靡全球？群众为何逃避自由的职责？现代人的性格究竟出了什么问题？生产力的解放会不会带来人类精神 的解放？对正义的追求为什么会蜕变为残酷的专制统治？半个多世纪以后，奥威尔视为“未来”的“一九八四”早已为我们逾越，但奥威尔思考的这些问题一个也没 有过时。重读《动物庄园》与《一九八四》这两本沉重得让人喘不过气来的书，我们看到的是人类自身的脆弱。弗洛姆的《逃离自由》与海耶克的《到奴役之路》可 以看作是奥威尔这两部小说最好的理论注释。奥威尔自己说，若不是肺病的折磨，他的小说的结尾还不至于如此悲观。诗人余光中在《致奥威尔》一诗中曾写道：
垂死的肺病患者，三十三年前
自己的喘息都已不继
就咳尽你一腔的热血。
然而，思想的力量是无穷的，尽管思想者是如此的孱弱。奥威尔在思考、奥威尔的每个读者也在思考。只要有人在思考，人类就不会在“一九八四”成为一座血腥的“动物庄园”。这也许是我对未来唯一的信念。
(读奥威尔《动物庄园》与《一九八四》 全文完博讯w
魑魅人间
——读奥威尔《动物庄园》与《一九八四》
乔治•奥威尔，一九零三年生于英国殖民地的印度，童年耳闻目睹了殖民者与被殖民者之间尖锐的冲突。与绝大多数英国孩子不同，他的同情倾向悲惨的印度人民一边。少年时代，奥威尔受教育于著名的伊顿中学。后来被派到缅甸任警察，他却站在了苦役犯的一边。三十年代，他参加西班牙内战，因属托派而遭排挤，回国后却又被划入左派，不得不流亡法国。二战中，他在英国广播公司从事反法西斯宣传工作。一九五零年，死于缠绵数年的肺病，年仅四十七岁。
奥威尔短暂的一生，颠沛流离，疾病缠身，郁郁不得志，一直被各派人士视为危险的异端。在奥威尔为数不多的作品中，《动物庄园》与《一九八四》影响巨大。他以先知般冷峻的笔调勾画出人类阴暗的未来，令后世读者心惊肉跳。他将悲喜剧熔为一体，使作品具有了极大的张力。英国人生性拘谨，但英国的讽刺文学却一枝独秀，自乔叟以下，斯威夫特、狄更斯、查米亚丁……代有才人，各领风骚。而奥威尔的卓异之处就在于，他并非仅仅用小说来影射个别的人与事，而是直接揭露极权主义意识形态的邪恶以及他们所支配的语言体系的堕落。在奥威尔眼里，用于“宣传”的语言，是掩盖真实的幕布、是粉饰现实的工具、也是蛊惑民心的艺术。奥威尔坚信，在一个语言堕落的时代，作家必须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在抵抗暴力和承担苦难的意义上做一个永远的抗议者。
夏志清教授认为：“西方文学自伊索寓言以来，历代都有以动物为主的童话和寓言，但对二十世纪后期的读者来说，此类作品中没有一种比《动物庄园》更中肯地道出当今人类的处境了。”《动物庄园》的故事，发生在曼纳庄园。从前，被人豢养的禽畜行尸走肉地生活着。一天夜里，动物们在谷仓中听了雄猪老麦哲所讲的梦，仿佛听了一堂福音传道或启蒙教育，任人宰割的动物从此认清了受人剥削、被人奴役的处境。不久，他们群起暴动，赶走主人了琼斯，自己当家作主，推行“动物主义”。动物庄园建立伊始，全体动物享有平等权利，开始崭新的生活。
然而，正当庄园笼罩在大家庭式的温暖之中的时候，正当动物们任劳任怨、忍受委屈、迁就现实的时候，新的当权者却开始用新制度来为自己捞取特权。猪群占据了领导的地位，他们的两大领袖拿破仑与斯诺鲍展开殊死搏斗。经过多次较量之后，前者终于获胜。
“革命”何以堕落？在动物庄园里，连几个字母也学不会的鸡鸭牛羊们，根本不知道如何争取管理庄园的权力，他们把一切权力拱手让给“具有非凡学识”的拿破仑。正如黑格尔所说：“麻木和冷漠的民众是专制政体最稳定的群众基础”，奥威尔在《动物庄园》中指出，“乌合之众”永远是极权主义的群众基础。
奥威尔在作品中塑造了一匹叫鲍克瑟的老马，他忠心耿耿地为拿破仑工作，一生中有两句名言：“我要更努力地工作”、“拿破仑同志永远正确”。他从不思考，没有疑惑，活得充实、活得愉快。他不相信自己的判断力，只相信被告知的结论。鲍克瑟因年迈力竭而亡，死后却被主人卖给屠夫，以一张皮，一副骨头换取威士忌喝。拿破仑在鲍克瑟隆重的追悼会上，一边喝着威士忌，一边鼓励家畜家禽都向死者看齐，做动物庄园“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模范成员。老马的命运让我想起了斯大林时代和毛泽东时代那些一辈子忠心耿耿、到头来却死无完尸的奴才的命运。
斯奎拉是群猪中指鹿为马的宣传家。他的拿手好戏就是把庄园的今昔作对比，他常说的“你们没有谁希望看到琼斯卷土重来吧”这句话，成为一切异议和不满的成员头上的紧箍咒。愈是把过去的处境描述得可怕可怖，很成问题的现状就愈是显得美不胜收。于是，缺乏理解能力的动物们欣然地接受了实际上更加残暴的奴役。作为领导阶级的猪群把牛奶和苹果留给自己享用，而其他动物却忍受饥饿，对此，斯奎拉的解释是振振有词、理直气壮的：“你们不会把我们猪这样做看成是出自自私和特权吧？实际上我们猪根本不喜欢牛奶和苹果，我自己就厌恶它们。我们食用这些东西的唯一目的是保护我们的健康。我们是脑力劳动者，庄园的全部管理工作和组织工作都要依靠我们。我们夜以继日地努力工作，为大家的幸福费尽心机。因此，正是为了你们，我们才喝牛奶吃苹果。”动物们呆头呆脑地认可了斯奎拉的合理化解释，反而对猪群感激涕零。斯奎拉玩弄语言如同玩弄魔方与七巧板，用语言篡改过去，粉饰现在，许诺未来，把残暴和无耻置换为崇高和无私。斯奎拉不正是二十世纪的戈培尔、日丹诺夫和胡乔木们的缩影吗？
一个新建的强权社会，必然需要一个“公共污水沟”，即倾泻仇恨与怨毒的场所。在权力斗争中失败、逃之夭夭的斯诺鲍恰恰充当了一个虚拟的靶子。拿破仑将斯诺鲍作为“革命最危险的敌人”，让所有成员都时刻警惕斯诺鲍的复辟。这样，动物们的视线就被转移了，革命的质变也就得以悄悄完成。凡是与斯诺鲍相关的迹象在某处出现，施暴者便抓住借口，从蛛丝马迹中顺藤摸瓜，搞出惊世骇俗的大案要案来。凡是自己的统治露出破绽时，便把斯诺鲍作为替罪羊，所有的过错一古脑地推到他的身上，这个假设的敌人永远也无法反驳。黑白对照，黑者愈黑、白者愈白，合理永远合理，不合理永远不合理。这就是斯大林借“托派”之刀杀人无算的恶行——既然托派永远都在捣乱，那么杀戮就一刻也不能停止。这种恶行在若干极权国家里都在同时上演着。
当语言的作用运用到极限时，狰狞的面目便暴露出来。九条恶犬为拿破仑开道，顺者昌逆者亡，当年制定的七戒被刷掉，“四条腿好，两条腿坏”变成“四条腿好，两条腿更好”。最终，领袖把“动物庄园”又改为“曼纳庄园”。这里不存在真话，也不允许讲一句真话。一切都在不断地被修改，目的就是为了磨灭动物们的记忆，让幸存者不再对暴政、非正义和公开的丑剧产生丝毫的惊奇。群猪竖起两条腿走路，在大厅里与其他庄园主举杯联欢。此时此刻，其他动物默默待在窗外，“从猪看到人，又从人看到猪，再从猪看到人；但他们已经分不出谁是猪谁是人了”。
这个结尾是意味深长的。庄园建立之初的教条“全体兽类生而平等”下面增添了一行“但某些兽类比其他兽类更加平等”。这一行修正轻易地取缔了平等的实质，使极权主义的秘密昭然若揭。学者康正果的书评摘译了奥威尔在论文《文学的受阻》中的一段话：“极权主义认为，历史是被创造出来的，而非有待认识的东西。一个极权主义的政府实际上就是一种理论专政，为了巩固这个专政，其统治阶级必须被说成是绝对正确的。但事实上世间并无不犯错误的人，所以，为了让人们看到这个或那个错误似乎并不存在，或者这个或那个胜利确已取得，重新编造过去的事件就在所难免了，这样一来，每一次在政策上发生重大变化，就得相应地改变理论教条，乃至重新评价主要的历史人物。这类事情当然随处可见，但在那些任何时候都只允许有一种观点的社会中，它显然容易导致公开的弄虚作假。极权主义其实就是要求不断更改过去。既然不可能达到绝对的真实，弥天大谎与撒点小谎同样都无关痛痒。在极权主义看来，整个历史记载都是偏颇不确切的，或者从另一个方面说，现代物理学已证实我们视为真实的世界乃是世界的虚象，因而相信感觉便是低下庸俗。一个固步自封的极权主义社会往往要建立一种早发性痴呆症的思想体系，很多常规虽在日常生活和某些特定的科学中行之有效，但政治家、历史家却可以对其漠然视之。”极权主义者不仅左右着社会成员对现实的看法，还通过大规模的修改历史事实的行动，将人们的记忆也改写了。人们生活在虚空之后，逐渐丧失了基本的思考能力。在极权主义社会里，黑白颠倒、指鹿为马成为常态，而说出真话的人要么被送进精神病院（苏联专门为持不同政见者设置了数百家精神病院）、要么被割断喉咙送上刑场（如被杀害的张志新）。极权主义国家的教育和新闻宣传都以愚民为最后的旨归。智慧是罪恶的同义词，而同情立即就会带来自己的灭亡。极权主义者需要的是千千万万个用谎言浇筑出来的“钢铁战士”。
《动物庄园》的寓意正在于此。这部作品是在奥威尔供职于英国广播公司时利用四个月的业余时间创作的。刚开始，由于小说题材敏感、主题尖锐，竟有十二家英美出版社拒印。而一旦出版，它立即引起巨大的轰动，在英美读书界获得经久不衰的好评。在英国书商协会列出的二战以来最佳英文小说的名单上，《动物庄园》与《麦田的守望者》、《蝇王》等巨著并列而毫不逊色。而在另一部作品《一九八四》中，奥威尔则更深刻地探究了当代社会中的权力与人性、爱的关系。
故事发生在一九八四年（即奥威尔创作此书时的三十多年后）的“海洋国”。“海洋国”的统治阶级是“内党”，“内党”的领袖是“老大哥”。“老大哥”从不露面，他的大幅照片户内户外却到处张贴。炯炯有神的眼睛，紧盯着臣民。主人公温斯顿仅仅属于“外党”，跟所有同志一样身穿清一色的蓝布工人套头衫裤。他服务的机关是“真理部”。政府除了“真理部”以外还有三大部：“和平部”、“仁爱部”、“富裕部”。四大机构各占据一座三百米高硕大无朋的金字塔式建筑，建筑外边大书特书党的三大原则：“战争就是和平”、“自由就是奴役”、“愚昧就是力量”。温斯顿担任“记录科”的科员，工作是修改各种原始资料，从档案到旧报纸，全都根据指示改得面目全非。
温斯顿的家与所有私人居室一样，有一个无孔不入的现代化设备，叫做“电子屏幕”。每个房间右首墙上都装有这样一面长方形的金属镜子，可以视听两用，也可以发号施令，室内一言一语，一举一动，无时无刻不受这面照妖镜的监视和支配。平时无事，电子屏幕就没完没了地播送大军进行曲、政治运动的口号、或“第九个三年计划”超额胜利完成的消息。这些噪音由中央枢纽控制，个人无法关掉。
在这种环境里，没有什么“私人生活”可言。温斯顿却躲到角落里偷偷地记日记。记日记是大逆不道的思想罪，早晚会被“思想警察”抓入大牢中去。逮捕永远是在深更半夜，在睡梦中被惊醒后，有可能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但温斯顿仍然忍不住胡思乱想，在胡思乱想中探索真理。这时，他结识了女友裘丽亚。在党的眼里，恋爱是罪行，两人的幽会全是偷偷摸摸的。海洋国把性爱规定为“我们对党应尽的义务”，并且不允许离婚，温斯顿与妻子分居了十年，个人生活极其痛苦。故与裘丽亚之间，由性关系发展到爱情。当爱情诞生的时候，也就是温斯顿对极权主义决裂的时候——爱使人性恢复了常态，并由此反思极权主义将人工具化的统治方式。
另一个影响温斯顿极大的人是内党高级干部奥伯兰。外表看上去，奥伯兰是一个与温斯顿一样面目清秀的知识分子。在与奥伯兰的会面中，奥伯兰告 诉温斯顿，他本人是反党组织“兄弟会”的成员。奥伯兰传授给温斯顿兄弟会领袖高斯坦的著作《寡头集体主义的理论与实践》。读了这本书，温斯顿明白了近代极 权政治的奥秘和海洋国立国的来龙去脉。奥伯兰意味深长地对他说：“总有一天我们会在没有黑暗的地方相会。”这番表白令温斯顿大为感动。
在一次幽会中，温斯顿与女友双双被捕。在监狱里，温斯顿遭受了惨无人道的酷刑，最后被送到一间砌满白磁砖的牢房里，四周的灯点得雪亮。铁门一响，狱卒又送进一个新犯人，温斯顿定睛一看，不是别人，正是他的恩师奥伯兰。温斯顿惊呼：“你也被捕了？”对方却狡诈地一笑。
原来，奥伯兰就是“思想警察”的大头子，早在七年前就开始监视温斯顿了。这时，奥伯兰开始了对温斯顿的拷问。几千瓦的灯光照耀得温斯顿眼睛都睁不开，牢狱如同白昼。温斯顿这才明白奥伯兰告诉他的话：“我们会在没有黑暗的地方相会！”
温斯顿被打得体无完肤，滚在地下死去活来。他什么都招认出来：暗杀领袖、盗窃公款，出卖机密、散发传单、煽动暴乱、信仰宗教、谋杀发妻、当外国奸 细、做“兄弟会”的走狗……奥伯兰还不满意，一面控制着绞痛的电盘，一面跟温斯顿讨论权力和真理的问题。这一段对话是全书最精彩的部分，也是奥威尔的点睛 之笔。
温斯顿说：“宇宙间有一种精神，有一个准则，会把你们打败。”
奥伯兰接着问道：“难道你不相信上帝？”
温斯顿不信上帝，便回答说：“我相信‘人的精神’。”
奥伯兰一阵狂笑，将温斯顿衣服剥光，让他站在三联衣镜前看自己骨瘦如柴、不成人形的身体，并羞辱他说：“看看你自己的样子！看你的全身肮脏，看你脚 趾间的污垢，看你腿上令人作呕的脓疮。知不知道你骚臭如山羊？可能你自己闻不出臭味来了。你看看我，我的拇指和食指可以圈住你的臂膀，折断你的颈项就像折 断胡萝卜一样不费力！”他进一步说，党的目的不仅是摧残温斯顿的肉体，还要改造其心灵。
此时此刻，温斯顿仍然坚持人性可以克服党性，在众口一辞“二加二等于五”的世界里，他认为“自由即是能说二加二等于四的自由”。他认为，此项坚持实质上即维护了爱好真理的自由。
两人之间惊心动魄的斗争形式，在人类文明史上比比皆是：《圣经》中约伯的追问、《浮士德》中的浮士德与魔鬼的赌注、《地下室手记》中地下室主人的独 白。奥威尔的悲观估计胜过此前任何一位思想家，他笔下的温斯顿最后无法战胜“一零一号刑室”的恐怖，终于屈服了。温斯顿出卖女友赎出自己，放弃了爱情，恢 复了“健康”，成为政府里循规蹈矩的废物。温斯顿“战败”了自己，死心塌地地说“二加二等于五”，死心塌地地崇拜“老大哥”。
《一九八四》的副题是“欧洲最后一个人”，奥威尔通过温斯顿的“死亡”表现了他对人类前景的绝望。当时，共产主义浪潮高涨，民主阵营居守势。奥威尔 深切的感受到权力对人类的异化，因此他在小说中作出了黯淡的描述。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卡拉玛佐夫兄弟》中也曾表达过类似的绝望，宗教法庭的庭长对重到人间 的耶稣说过这样一段话：“人民只要面包，不要什么自由，你所强调的人对善恶有选择的自由，只能增加他们的痛苦。我们天主教假你之名，实为魔鬼效力。但人民 只要听话，都有面包吃，生活很安定。你再度降世，扰乱我们建立的秩序，明天就把你活活烧死。”而在《一九八四》中，奥伯兰的理论亦有异曲同工之妙：“党为 自己的利益而争取权力。我们对别人的利益不感兴趣，我们的兴趣专在权力。”权力将人性吞噬了，人们成为一群行走在钢筋水泥建筑之中的行尸走肉。
奥威尔早年也曾是一个激进主义者，在西班牙内战中发现，被同一信仰的同志杀害的“同志”，甚至比死于法西斯枪炮下的还要多。他由怀疑进而决裂，一旦 回头是岸，对极权主义的洞察就显得极为深刻。在奥威尔看来，二十世纪以前的极权主义仅仅是限制人性、因此天才至多被目为疯子，陀思妥耶夫斯基们仍有写作的 权力；而二十世纪的极权主义则直接摧毁人性，像温斯顿这样的思想者从肉体到灵魂都被消灭了。对此，奥威尔的忧虑是深远而沉重的：“如果极权主义成为我们普 遍的生活方式，那么所有其他的人类价值，像自由、博爱、正义、对文学的喜好、对平等的对话、文理清晰的写作的喜好、肯定人人皆有道德情操的信念、对大自然 的爱、对独特的个人化行径的赏悦，以及爱国心都将归于消灭。”奥威尔去世之后近二十年，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才辗转流传到西方世界并正式出版。一个 与《一九八四》惊人的相似的、无比恐怖的世界浮出水面。此时，人们在叹服索尔仁尼琴的勇气的同时，也更加叹服奥威尔的先见之明。
奥威尔十分关注语言体系被毒化的问题。《一九八四》中的海洋国有三个神圣不可侵犯的教条：第一是“过去的改变性”——过去的事是没有客观生命的，它 仅仅存在于文字记录和人的记忆里。内党控制了所有的记录，也就同时控制了人的思想。这样一来，历史自然可以随意改造。第二条是“双重思想”，即人们必须同 时接受两个相互矛盾的事实：一面故意撒谎骗人，一面诚心诚意地相信自己的谎言；一手遮盖客观事实，一手却紧握这个事实，等到于已有利时便拿出来使用。第三 个教条，是以“新语”为革命的最终目标。“新语”的全部目的是缩小人类的思想范围，因此真理部研究科雇用大批学者日以继夜地编写《新语词典》，使人们拥有 的表达思想的语言少得连思想犯罪也不可能。“新语”在本质上而言，是一种明目张胆地造假的、服务于权力的语言体系。正如斯大林那句警告列宁遗孀的名言： “你要再不识相，我就要召开党代会宣布，你不是列宁的妻子。你要相信，党是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的！”毛泽东也随时可能将他的“亲密战友”册封为“叛徒、汉 奸”，从高岗、彭德怀到刘少奇、林彪无不如法炮制。读到这里，读者已经分不清楚这究竟是小说还是活生生的现实了。在《一九八四》的末尾，有一个名为“新语 规律”的附录，使得小说更添一分逼真的感觉，亦使盲目乐观的读者开始反思自己所操作的语言系统。
二十世纪以来，法西斯主义和布尔什维克主义为何风靡全球？群众为何逃避自由的职责？现代人的性格究竟出了什么问题？生产力的解放会不会带来人类精神 的解放？对正义的追求为什么会蜕变为残酷的专制统治？半个多世纪以后，奥威尔视为“未来”的“一九八四”早已为我们逾越，但奥威尔思考的这些问题一个也没 有过时。重读《动物庄园》与《一九八四》这两本沉重得让人喘不过气来的书，我们看到的是人类自身的脆弱。弗洛姆的《逃离自由》与海耶克的《到奴役之路》可 以看作是奥威尔这两部小说最好的理论注释。奥威尔自己说，若不是肺病的折磨，他的小说的结尾还不至于如此悲观。诗人余光中在《致奥威尔》一诗中曾写道：
垂死的肺病患者，三十三年前
自己的喘息都已不继
就咳尽你一腔的热血。
然而，思想的力量是无穷的，尽管思想者是如此的孱弱。奥威尔在思考、奥威尔的每个读者也在思考。只要有人在思考，人类就不会在“一九八四”成为一座血腥的“动物庄园”。这也许是我对未来唯一的信念。
(读奥威尔《动物庄园》与《一九八四》 全文完博讯w
余杰:---评中国富豪
不义之财赠不义之人——评中国富豪
“台湾炒楼团”
赠李敖三千万巨款之“佳话”
九名来自大陆的房地产大亨赴台湾炒楼，成为台湾新闻界追捧的热点新闻。此九人的总资产高达一百六十四亿美元，惹得台湾各县市政府首长都以高规格款待之，搬出合适的投资项目向富豪团招手，如台北市的车站双子星计划、桃园航空城、台中永湳机场、大鹏湾与垦丁度假景点等。
所谓“风水轮流转”，二十年前，敌对三十多年的两岸刚刚解冻，珠光宝气的台湾人回到大陆，让仍然处于“一穷二白”的大陆同胞羡慕不已，原来台湾同胞并没有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在毛泽东时代，谁有海外关系尤其是台湾亲属，便自动地、悲惨地沦为政治贱民；而在“改革开放”的时代，谁有台湾关系，谁家的台湾亲戚衣锦还乡，那可就立即身价百倍了。谁也没有料到，短短二十年之后，台湾人却不得不洒扫庭院，迎接某些“先富起来”的大陆弟兄了。
台湾媒体以“富豪团”命名之，让带队的凤凰卫视行政总裁、中城乐天房地产董事长刘长乐的心中感到颇不舒服。他再三声明，他们不是“富豪”，而是“企业家”；他们不是来“炒楼”的，而是来“投资”的；他们不是“毒蛇猛兽”，而是“台湾人民的朋友”。然而，推敲一下此九人的简历，似乎并没有一个人可以称之为“企业家”，他们大都是房地产大鳄，其财富大都是从房地产行业之中攫取到的——除了刘长乐一个人同时经营电视媒体之外，其他人的身份都很单一，都是在大陆名声最坏的房地产商。
在中国大陆，谁有资格涉足房地产行业呢？绝大多数的房地产商人，都是亦官亦商者，都与贪官污吏存在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在中国大陆，地皮名义上是“国有”的；此“国有”，亦即“党有”；更准确地说，就是中共官僚们“私有”。中共高官的贪污腐败，无不与房地产项目密切相关，从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市委书记陈良宇到山东省省委副书记、青岛市委书记杜世成，他们的垮台全都与胡乱批地、将高价土地低价“割让”给私人、并从中收取巨额贿赂有关。寸金寸土，成为房地产商人们拼命争夺的猎物；大好河山，成为中共官员们随意挥洒的礼品。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今天中国大陆的房地产商人，堪称商人中的商人，奸商中的奸商，其致富途径乃是通过残暴的“圈地运动”，其积累的财富乃是黑不见底的“不义之财”。在中国，不是“厚黑学”炼到了极致的人物，是当不了房地产商的。在欧美国家，房地产是一个薄利或微利的行业。首先，土地只能通过公开的拍卖获得；其次，政府部门对建筑设计和工程质量均有严格的规定，不能偷工减料；再次，政府要求对建筑工人必须有严格的劳动保障。而在中国，房地产是一个点石成金的暴利行业，可以说任何行业都不能企及。中国的土地奇货可居，大都通过幕后交易获得；建筑设计和工程质量得不到基本的保证，购房者的权益得亦不到起码的保障。
房地产商一般都心狠手辣且有铁腕。对于党政要员，他们或者抛出丰厚的诱饵，以“金弹攻势”诱其上钩；或者与之建立私人感情，互相称兄道弟，缔结牢固的利益同盟。许多房地产商本人便是高干子弟，挟官场的权势到商海捞金，自然稳操胜券、无往不利。对于底层百姓，他们盛气凌人，生杀予夺，说一不二——谁不愿拆迁，谁要当“钉子户”，便大刀阔斧、一概扫除。如同当年老毛将“宋彬彬”改名“宋要武”一样，这些富豪从不心慈手软，非常偏好“武斗”，对暴力拆迁“情有独钟”。几乎每一个房地产大亨的手下有一个受到警察严密保护的黑帮，可以随时为老板的利益为非作歹、杀人放火。甚至警察也成为房地产商驱使的工具，帮助其逼迫拆迁户。近年来，因为房地产开发导致大量暴力拆迁事件，在这些事件中，若干无权无势的老百姓受到威胁、毒打乃至遭到杀害。其幕后操纵者便是这些在台湾人眼中“谈吐稳健、态度谦和”的房地产大亨们。而对于充当建筑工人的农民工，这些房地产商们更是像奴隶一样奴役之，因为农民工源源不断，所以他们单方面将劳动时间延到最长，将工资压到最低。各种事故更是层出不穷，死亡伤残的工人，根本得不到应有的医疗和赔偿。
这些富豪的财富就是如此获得的。他们那光鲜的毛孔背后，正如马克思所言，每一个毛孔都滴着肮脏的血。北美最大的中文报纸《世界日报》对这对彬彬有礼的高尚人士赴台发表评论，赞扬富豪团成员中有一人匿名捐献一千万元供台湾贫困儿童作营养午餐的经费，认为这是“一段佳话”。该评论还期望说：“要问大陆富豪如何把‘钱’用在台湾，不如问大陆富豪的‘心’如何看待台湾。只谈钱，那当然是在商言商，以钱赚钱；但若对台湾的自由民主社会也有一分‘心’，那就不只是钱的问题，而会对两岸共同的文明发展与价值追求存有相敬相惜的心情。”在我看来，这样的期待未免是与虎谋皮。以上九名房地产大亨，对大陆数千万不能完成九年义务教育的乡村孩子似乎并没有任何怜悯之心，他们偏偏要对台湾的孩子施加一点恩惠，分明就是作秀。他们固然可能感受到台湾的民主自由，但并不会认为民主自由有多好，因为他们在台湾的同行身上发现，在台湾做房地产根本不可能像他们在大陆那么“一本万利”。房地产商在台湾无法为所欲为，正是因为台湾有了民主自由。这九名大陆房地产大亨，看重的是如何在专制的制度和垄断的市场上赚取到最大的利润，所以对所谓的“两岸共同的文明发展和价值追求”不可能有什么兴趣和作为。
再看看这九个人在台湾所实施的一件“文化善行”便一清二楚了：为了让“炒楼之旅”沾染上几分文化色彩和高雅成分，这几名富豪在四天马不停蹄的活动的间歇里，专门安排了与台湾“文化大师”李敖会面。两年前，李敖赴大陆走了一趟风风光光的“文化之旅”，享受了中共的红地毯，接待规格几乎与国民党前主席连战并肩；如今，这几名大陆富豪与李大师会晤，或许正是让“炒楼之旅”与“文化之旅”完成对接的最佳方式，李大师名动公卿，这些读书不多的富豪当然以能够与之结交为一大幸事。
于李敖而言，他早已丧失了当年“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独立知识分子的品格，而直线堕落中共的在海外的一名可有可无的帮闲文人。近年来，李敖经常在凤凰卫视上大放厥词，为毛泽东的血腥统治叫好，为中共的“六。四”屠杀辩护，为中共在西藏的屠杀背书，罔顾人类的普世价值，蔑视同胞的生命与尊严，简直是语不惊人死不休。稍有良知的华人，均将其看作一名过气的跳梁小丑。相比于日前逝世、备受世人尊重的老作家、人权斗士柏杨来，李敖这个品牌早已是一个为人不齿的“负面价值”。李敖的胡说八道，伤害的只能是他自己，反正台湾已经是一个言论自由的社会，就算他自称是中共的秘密党员，台湾当局也不会拿他法办。
李敖既然敢于捧中共的臭脚，当然也就欣欣然地前去赴这些腰缠不义之财的大陆富豪们的宴请了。官僚需要帮闲，富豪也需要帮闲，李敖这样善于插科打诨的人，自然是官僚和富豪的座上宾。在与富豪们共进早餐的时候，这个无耻文人开玩笑说，台湾人会把您们当作“共匪”，投资台湾一定后患无穷，还不如“投资李敖，盖一个李敖纪念馆，比较划算”。这种赤裸裸地乞讨的举动，也只有这位不把无耻当无耻的“大师”才做得出来。几位富豪当场哈哈大笑。
结果，富豪团离开台湾之前，刘长乐打电话通知李敖，大家商量之后决定送件礼物给他。刘长乐说，李敖是“中华文化的活宝”，他们决定赠送李敖三千万元，给他做一个文化书院，“展示大师的作品和思想”。而李敖得到这个从天上掉下来的馅饼之后表示，他将用这笔钱推动“美化中文，整形英文”工程，改善台湾人的中英文能力。
不义之财赠不义之人，倒也是“宝剑赠英雄，红粉赠佳人”，物有所值。李敖是否算得上“中国文化的活宝”，我想在人文学术方面有一定造诣的人士，在各自的内心都有公正的评价。与余英时、张灏、唐德刚、许倬云等学术大师相比，李敖的学术成就单薄、苍白而贫乏。他的文字充满了暴力、污秽、色情、极度的自恋等负面因素，如果说要“美化中文”的话，他的文字是就是首先要进行“美容”的对象。他应当先拿自己开刀，将他文章中的戾气和下流的成分清理干净，而以同情、悲悯和爱取而代之。
不义之财自然不会赠送给真正的义人。比如在中共的牢狱之中的作家师涛、杨天水、杨子立等人，他们才是中国的脊梁，他们才是为义受逼迫的人。然而，这些富豪们不会做“雪中送炭”的难事，只会做“锦上添花”的易事。他们的不义之财，来自于这个不义的社会制度，他们当然不会去支持和鼓励那些挑战这个不义的社会制度的同胞，他们当然不会期望中国社会变得更加公义和公正。
然而，我深信，这些富豪不可能终身侵占亿万不义之财。在中国民主化的进程当中，“转型正义”将是一个不可或缺的环节。人民的土地终将回到人民的手中，人民的房屋也终将回到人民的手中。每一笔不义之财都逃不过未来民主政府的清查和罚没，将成为慈善和教育方面的资金，重新回到千千万万被剥夺和被侮辱的民众那里。
——二零零八年五月十日
余杰
“台湾炒楼团”
赠李敖三千万巨款之“佳话”
九名来自大陆的房地产大亨赴台湾炒楼，成为台湾新闻界追捧的热点新闻。此九人的总资产高达一百六十四亿美元，惹得台湾各县市政府首长都以高规格款待之，搬出合适的投资项目向富豪团招手，如台北市的车站双子星计划、桃园航空城、台中永湳机场、大鹏湾与垦丁度假景点等。
所谓“风水轮流转”，二十年前，敌对三十多年的两岸刚刚解冻，珠光宝气的台湾人回到大陆，让仍然处于“一穷二白”的大陆同胞羡慕不已，原来台湾同胞并没有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在毛泽东时代，谁有海外关系尤其是台湾亲属，便自动地、悲惨地沦为政治贱民；而在“改革开放”的时代，谁有台湾关系，谁家的台湾亲戚衣锦还乡，那可就立即身价百倍了。谁也没有料到，短短二十年之后，台湾人却不得不洒扫庭院，迎接某些“先富起来”的大陆弟兄了。
台湾媒体以“富豪团”命名之，让带队的凤凰卫视行政总裁、中城乐天房地产董事长刘长乐的心中感到颇不舒服。他再三声明，他们不是“富豪”，而是“企业家”；他们不是来“炒楼”的，而是来“投资”的；他们不是“毒蛇猛兽”，而是“台湾人民的朋友”。然而，推敲一下此九人的简历，似乎并没有一个人可以称之为“企业家”，他们大都是房地产大鳄，其财富大都是从房地产行业之中攫取到的——除了刘长乐一个人同时经营电视媒体之外，其他人的身份都很单一，都是在大陆名声最坏的房地产商。
在中国大陆，谁有资格涉足房地产行业呢？绝大多数的房地产商人，都是亦官亦商者，都与贪官污吏存在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在中国大陆，地皮名义上是“国有”的；此“国有”，亦即“党有”；更准确地说，就是中共官僚们“私有”。中共高官的贪污腐败，无不与房地产项目密切相关，从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市委书记陈良宇到山东省省委副书记、青岛市委书记杜世成，他们的垮台全都与胡乱批地、将高价土地低价“割让”给私人、并从中收取巨额贿赂有关。寸金寸土，成为房地产商人们拼命争夺的猎物；大好河山，成为中共官员们随意挥洒的礼品。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今天中国大陆的房地产商人，堪称商人中的商人，奸商中的奸商，其致富途径乃是通过残暴的“圈地运动”，其积累的财富乃是黑不见底的“不义之财”。在中国，不是“厚黑学”炼到了极致的人物，是当不了房地产商的。在欧美国家，房地产是一个薄利或微利的行业。首先，土地只能通过公开的拍卖获得；其次，政府部门对建筑设计和工程质量均有严格的规定，不能偷工减料；再次，政府要求对建筑工人必须有严格的劳动保障。而在中国，房地产是一个点石成金的暴利行业，可以说任何行业都不能企及。中国的土地奇货可居，大都通过幕后交易获得；建筑设计和工程质量得不到基本的保证，购房者的权益得亦不到起码的保障。
房地产商一般都心狠手辣且有铁腕。对于党政要员，他们或者抛出丰厚的诱饵，以“金弹攻势”诱其上钩；或者与之建立私人感情，互相称兄道弟，缔结牢固的利益同盟。许多房地产商本人便是高干子弟，挟官场的权势到商海捞金，自然稳操胜券、无往不利。对于底层百姓，他们盛气凌人，生杀予夺，说一不二——谁不愿拆迁，谁要当“钉子户”，便大刀阔斧、一概扫除。如同当年老毛将“宋彬彬”改名“宋要武”一样，这些富豪从不心慈手软，非常偏好“武斗”，对暴力拆迁“情有独钟”。几乎每一个房地产大亨的手下有一个受到警察严密保护的黑帮，可以随时为老板的利益为非作歹、杀人放火。甚至警察也成为房地产商驱使的工具，帮助其逼迫拆迁户。近年来，因为房地产开发导致大量暴力拆迁事件，在这些事件中，若干无权无势的老百姓受到威胁、毒打乃至遭到杀害。其幕后操纵者便是这些在台湾人眼中“谈吐稳健、态度谦和”的房地产大亨们。而对于充当建筑工人的农民工，这些房地产商们更是像奴隶一样奴役之，因为农民工源源不断，所以他们单方面将劳动时间延到最长，将工资压到最低。各种事故更是层出不穷，死亡伤残的工人，根本得不到应有的医疗和赔偿。
这些富豪的财富就是如此获得的。他们那光鲜的毛孔背后，正如马克思所言，每一个毛孔都滴着肮脏的血。北美最大的中文报纸《世界日报》对这对彬彬有礼的高尚人士赴台发表评论，赞扬富豪团成员中有一人匿名捐献一千万元供台湾贫困儿童作营养午餐的经费，认为这是“一段佳话”。该评论还期望说：“要问大陆富豪如何把‘钱’用在台湾，不如问大陆富豪的‘心’如何看待台湾。只谈钱，那当然是在商言商，以钱赚钱；但若对台湾的自由民主社会也有一分‘心’，那就不只是钱的问题，而会对两岸共同的文明发展与价值追求存有相敬相惜的心情。”在我看来，这样的期待未免是与虎谋皮。以上九名房地产大亨，对大陆数千万不能完成九年义务教育的乡村孩子似乎并没有任何怜悯之心，他们偏偏要对台湾的孩子施加一点恩惠，分明就是作秀。他们固然可能感受到台湾的民主自由，但并不会认为民主自由有多好，因为他们在台湾的同行身上发现，在台湾做房地产根本不可能像他们在大陆那么“一本万利”。房地产商在台湾无法为所欲为，正是因为台湾有了民主自由。这九名大陆房地产大亨，看重的是如何在专制的制度和垄断的市场上赚取到最大的利润，所以对所谓的“两岸共同的文明发展和价值追求”不可能有什么兴趣和作为。
再看看这九个人在台湾所实施的一件“文化善行”便一清二楚了：为了让“炒楼之旅”沾染上几分文化色彩和高雅成分，这几名富豪在四天马不停蹄的活动的间歇里，专门安排了与台湾“文化大师”李敖会面。两年前，李敖赴大陆走了一趟风风光光的“文化之旅”，享受了中共的红地毯，接待规格几乎与国民党前主席连战并肩；如今，这几名大陆富豪与李大师会晤，或许正是让“炒楼之旅”与“文化之旅”完成对接的最佳方式，李大师名动公卿，这些读书不多的富豪当然以能够与之结交为一大幸事。
于李敖而言，他早已丧失了当年“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独立知识分子的品格，而直线堕落中共的在海外的一名可有可无的帮闲文人。近年来，李敖经常在凤凰卫视上大放厥词，为毛泽东的血腥统治叫好，为中共的“六。四”屠杀辩护，为中共在西藏的屠杀背书，罔顾人类的普世价值，蔑视同胞的生命与尊严，简直是语不惊人死不休。稍有良知的华人，均将其看作一名过气的跳梁小丑。相比于日前逝世、备受世人尊重的老作家、人权斗士柏杨来，李敖这个品牌早已是一个为人不齿的“负面价值”。李敖的胡说八道，伤害的只能是他自己，反正台湾已经是一个言论自由的社会，就算他自称是中共的秘密党员，台湾当局也不会拿他法办。
李敖既然敢于捧中共的臭脚，当然也就欣欣然地前去赴这些腰缠不义之财的大陆富豪们的宴请了。官僚需要帮闲，富豪也需要帮闲，李敖这样善于插科打诨的人，自然是官僚和富豪的座上宾。在与富豪们共进早餐的时候，这个无耻文人开玩笑说，台湾人会把您们当作“共匪”，投资台湾一定后患无穷，还不如“投资李敖，盖一个李敖纪念馆，比较划算”。这种赤裸裸地乞讨的举动，也只有这位不把无耻当无耻的“大师”才做得出来。几位富豪当场哈哈大笑。
结果，富豪团离开台湾之前，刘长乐打电话通知李敖，大家商量之后决定送件礼物给他。刘长乐说，李敖是“中华文化的活宝”，他们决定赠送李敖三千万元，给他做一个文化书院，“展示大师的作品和思想”。而李敖得到这个从天上掉下来的馅饼之后表示，他将用这笔钱推动“美化中文，整形英文”工程，改善台湾人的中英文能力。
不义之财赠不义之人，倒也是“宝剑赠英雄，红粉赠佳人”，物有所值。李敖是否算得上“中国文化的活宝”，我想在人文学术方面有一定造诣的人士，在各自的内心都有公正的评价。与余英时、张灏、唐德刚、许倬云等学术大师相比，李敖的学术成就单薄、苍白而贫乏。他的文字充满了暴力、污秽、色情、极度的自恋等负面因素，如果说要“美化中文”的话，他的文字是就是首先要进行“美容”的对象。他应当先拿自己开刀，将他文章中的戾气和下流的成分清理干净，而以同情、悲悯和爱取而代之。
不义之财自然不会赠送给真正的义人。比如在中共的牢狱之中的作家师涛、杨天水、杨子立等人，他们才是中国的脊梁，他们才是为义受逼迫的人。然而，这些富豪们不会做“雪中送炭”的难事，只会做“锦上添花”的易事。他们的不义之财，来自于这个不义的社会制度，他们当然不会去支持和鼓励那些挑战这个不义的社会制度的同胞，他们当然不会期望中国社会变得更加公义和公正。
然而，我深信，这些富豪不可能终身侵占亿万不义之财。在中国民主化的进程当中，“转型正义”将是一个不可或缺的环节。人民的土地终将回到人民的手中，人民的房屋也终将回到人民的手中。每一笔不义之财都逃不过未来民主政府的清查和罚没，将成为慈善和教育方面的资金，重新回到千千万万被剥夺和被侮辱的民众那里。
——二零零八年五月十日
余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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