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不爭論]了嗎？ .................胡平

北京之春---不[不爭論]了嗎？ .................胡平: "

不“不爭論”了嗎？

胡平

不久前，《共識網》（21ccom.net）以“超越左右界限，重建朝野共識”為標題，刊登了張木生《改造我們的歷史文化觀》新書發布暨研討會發言紀要。 會議由萬聖書園總經理劉蘇里主持。總後的劉源上將，《炎黃春秋》的吳思，《新世紀周刊》的胡舒立，《經濟觀察報》的丁力，軍事作家喬良少將，北京金投翁永曦董事長，軍事科學學會的羅援少將、劉偉偉少將、國防大學的朱成虎少將、軍事科學院的胡光正，《領導者》的周志興，《中國青年報》的盧躍剛，國際廣電的梅學平，中國政法大學的楊帆，北京大學的於鐵軍，學者白南風，《中國改革》的李偉東等出席會議並發言。 這場研討會有幾個特點令人矚目： 一是與會者的身份比較多樣，既有軍方將領，又有文化名流；既有體制內高官，又有民間人士，還有80年代在政壇上嶄露頭角而後又淡出政界的人物。 二是發言者的政治觀點有很大差別，有左派有右派，有批判普世價值的有倡導普世價值的。 再者，張木生的新書本來講的是歷史是文化，然而與會者的發言卻主要是講現實講政治。

劉源是張木生新書序言的作者。劉源在發言中強調：我們該告別“不爭論”的時代了！現在我們需要不同的意見，就是大家把各種不同看法提出來，有一個爭論，有一個妥協，可能會取得某種程度的一致。 劉源特地提到“不爭論”，我們知道，“不爭論”是鄧小平在92年南巡時提出來的。所謂“不爭論”，其實就是不准爭論，因而也就是壓制言論自由。這當然不對。然而，鄧小平從來就是壓制言論自由的，因此，當他在92年南巡時宣稱“不搞爭論，是我的一個發明”，那顯然不是泛泛而言，那顯然是另有所指。 其實，關於這一點，鄧小平自己也講得很清楚。鄧小平說：“中國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右的東西有，動亂就是右的，'左'的東西也有，把改革開放說成是引進和發展資本主義，認為和平演變的主要危險來自經濟領域，這些就是'左'。”由此可見，所謂“不爭論”，其實主要是針對左派的。 因為在六四之後，右派即自由派（當然不包括所謂經濟自由主義）已經被打入另冊，其言論空間極度萎縮；左派們的地位則未受波及，左派的地位還因為六四而有所加強。鄧小平南巡講話的目的，就是在不問姓社姓資的掩護下，大力改掉社會主義，大力引進資本主義。不消說，這種做法是和左派們堅持社會主義、反對資本主義的立場針鋒相對的，是必然會引起左派們的強烈反對的。問題是，在共產黨那裡，左派們的立場享有無可置疑的正統性。鄧小平可以用“四個堅持”去打擊右派，可是遇上比他還“四個堅持”的左派就理屈詞窮，難以應付了。面對左派們的批判，鄧小平等既沒法鎮壓，也沒法駁斥，只有高掛免戰牌，一方面封鎖他們的聲音，一方面利用手中的權力我行我素，再憑藉組織系統把左派們不動聲色地排擠出權力中心。於是，左派的勢力便日漸邊緣化，鄧式改革便得以進行。

事到如今，情況已經發生了很大變化。現在的情況是，隨著強人的遠去以及改革引出的問題越加突顯，再有上層的權力爭奪，“不爭論”的緊箍咒越來越不靈驗。從政界到學界，從官方到民間，各種思潮、各種理念都在頑強地表現自己並相互交鋒激盪。 如前所說，“不爭論”主要是針對左派的，因此，告別“不爭論”，首先也是為左派打開方便之門。最近，一大批自由派人士被抓被失踪。可見，伴隨著“不爭論”咒語的失效，自由派並沒有得到自由。 薄熙來搞唱紅打黑，被左派學者譽為重慶模式。有人納悶：為什麼不見有哪個地方官搞出個右派的什麼模式呢？道理很簡單，因為左派模式和右派模式不是一回事。例如重慶模式，不論引起多少非議，人家總是在“四個堅持”，尤其是在加強黨的領導，中南海諸公，就算有人不喜歡甚至厭惡，也很難給它安上什麼罪名而取消。右派模式則不然，右派模式總是要削弱黨的權力的，中南海肯容忍嗎？ 早就有人提議，既然在搞經濟改革的時候可以設立經濟特區，為什麼不可以用設立政治特區的辦法去試驗政治改革呢？問題是，政治改革不搞則已，一搞就必定是全局性的。比方說，你劃出一塊地區作為政治改革特區。既然是政治改革，最起碼的總該有新聞開放言論開放吧。然而，只要這塊地區有了開放的言論和新聞，其他地方的人也可以讀到可以看到，甚至也可以把自己的觀點和文章交到那裡去發表。這就是說，只要一個地方的言論和新聞開放了，其他地方的人就立刻能分享甚至能參與。除非你建立一道防火牆，把特區與其他地區隔離開來——這就等於是再搞一個香港了。 《共識網》報導的標題看上去很好：“超越左右界限，重建朝野共識”。不過在與會者的發言中，我們卻看不到形成了什麼共識。實際上，這場研討會的引人囑目之處，首先在於它能使不同派別的人坐在一起共議國事。這就比他們是否達成某些一致的意見更重要。而這次會議的最大不足也就在於，它和真正的兼收並容仍相距甚遠——因為在這場研討會上，並沒有毛左人士，更沒有異議人士。 問題就在這裡，當我們說建立共識，最基本的共識應該是形式上的共識。說到底，那就是建立言論自由的共識，或者說，言論自由應該是最起碼的共識。離開了言論自由而談建立共識，並沒有什麼價值。另外，正像我前面講過的那樣，在今日中國，所謂告別“不爭論”，如果不是落實到言論自由，那麼它只會有利於左派——新左老左，乃至毛左，那隻會使中國進一步向左轉。這就不是什麼好事了。 《中國人權雙周刊》首發，轉載請註明出處: http://biweekly.hrichina.org/article/1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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