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评说广东模式、重庆模式（一）
作者：茅于轼等 来源：作者授权发布
来源日期：2011-8-12 本站发布时间：2011-8-12 10:11:07来源：中国选举与治理网
理性评说广东模式、重庆模式（一）
地方治理与国家转型研讨会——以广东模式、重庆模式为例记录稿
天则法律与公共治理研究中心主办，2011年7月30日，北京香山饭店
茅于轼：
各位来宾，非常感谢大家来参加这个会。今天上午委托我来主持，我主持人的任务就是按照会议议程进行，我控制每位同志的发言时间。议程大家都有，今天崔之元老师不能来，因此他那一个小时，刚才我跟秋风商量，把他放在最后作为自由发言来利用。我就不一一介绍，哪位同志发言的时候自己介绍一下。
我作为上午的主持人，还有一个15分钟的致词。首先，我希望这个会开成一个学习的会，大家彼此学习，彼此尊重，我不希望把它开成一个说服别人的会，说服别人，你说服不了，时间就浪费了，你想想别人的观点里面有什么好的，有什么我不知道的，每个人都能从这个会上有所长进、知识有所增加，我觉得这是我最希望的，所有的天则所的会都能做到对每个人带来知识的增量。这是这个会议总的希望。
下面，我说说我这十几分钟的发言，我的题目讲的是“从世界大潮看国家转型”。
大家知道100年以前孙中山就说过，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100年前，他有这个眼光，我觉得是很了不起的，现在多了100年，我们看有没有这样一个潮流呢?我觉得是有这个潮流的。孙中山那个时候讲的潮流，我想他讲的是三民主义，讲总理遗著，什么是总理遗著?在国民党的时候，每个礼拜一要开纪念周，就是念总理遗著，他说余致力于国民革命凡40年，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所以，他想的世界潮流大概是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三民主义，第二方面就是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就是中国人不要受欺负了，因为孙中山是在晚清的时候，中国一直受欺负，所以孙中山有这个希望。现在这个潮流，我感觉是存在一个普适价值，这就是世界潮流，什么是普适价值?我的理解就是民主、法制、平等、自由，为什么这是普适价值呢?我认为它还不是最基础的，最基础的是人类共同的道德，不管是什么宗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孔夫子，都有一个共同的道德，这个道德大家都知道，不要说假话，要彼此尊重，要有宽容精神，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是人类共同道德，这个我想不会有人反对。为什么有共同道德?我觉得这是人类脱离动物的根本原因，动物没有道德，马克思讲劳动使猿变成人，我觉得不对，是道德使猿变成人，道德是经过人类社会几千年、几万内的博弈得出来的一个结论，就是遵守道德是人类社会的最优解，最优解是什么?就是道德。讲道德对所有人都有好处。这是我对道德的理解，如果有道德就有普适价值，平等、自由、宽容、博爱、法制，这一系列是这么来的。
当前世界的矛盾有各式各样的矛盾，我觉得不管在中国，在利比亚，在突尼斯或者在哪里，它的冲突就是普适价值和当地的传统文化相冲突。拿中国来讲，就是普适价值和中国的皇权文化，我们几千年皇权文化的冲突，在利比亚有他们的冲突，在埃及有他们的冲突，他们的冲突和我们不太一样，非洲也有非洲的情况。但是，它都是一种本地文化和普适价值的冲突。最后，我觉得本地文化要调整自己，适应普适价值，但是并不会放弃自己的文化和传统，只是放弃自己文化传统中间跟普适价值不相容的那部分。
今天我们的这个题目是“广东模式和重庆模式的比较”，看这两个模式，在我看来，还要拿普适价值来衡量，哪一个模式更接近于民主、法制、人权、平等、自由，更接近于这些东西。当然，我们也可能有不同看法，我觉得这是我比较粗浅的看法。我本来要写一篇东西，但是没有写完，我觉得我们回顾一下对普适价值的认识，在满清的时候，对于西方世界了解的非常少，我看文献讲林则徐是比较有眼光的人，他相信英国人的腿是弯不下来的，这是林则徐的看法。所以，他们不可能到朝廷上下跪，原因是它的腿有有一根筋弯不下来，这是林则徐的看法，现在看起来是非常可笑，但是确实他那个时候是这样想的。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讲对普适价值认识是不太容易的，我们从满清的封闭的状况走到今天，有没有普适价值?现在还是有争论的。在孙中山死了以后，就是他死的前后，大家知道有一段时间把共产主义看成是一个目标，因此那个时候共产主义是普适价值，全世界都要走到共产主义去。经过七八十年的实验共产主义失败了，公有制、计划经济不行了，绝大部分国家放弃了。现在我觉得不大会有人再要求，虽然我们还叫共产党。相信的还是现代社会的制度，我们宪法里面写的虽然是公有制为主，但是还是承认各种所有制，承认人权、法制，这都写在宪法里面，宪法里面原来是没有的，现在都有了。
所以，我们对普适价值是不是有一个回归，收敛到同样一个认识里面。这个收敛的结果，我认为就是人类最基本的道德，所有违反基本道德的制度也好，做法、政策也好，通通要被唾弃，我们文化革命就是违反最基本道德的。解放后好多事都是违背了最基本的道德，没有宽容、没有同情心、残害人，这都是缺乏基本道德。所以走向了无产阶级那种形式的专政。
别的我没有把握，有一点我是非常有把握的，因为我是经济学家，什么东西有把握?人类一定会有一个市场制度，这一点我有非常高的把握。原因是什么?因为只有市场制度能够最优配制资源，这是经济学所严格证明了的。市场制度是对付资源稀缺的唯一办法，资源总是稀缺的，我们的欲望是无穷的，这个矛盾的解决只有靠市场制度，它能够最优。所以，我们不要幻想会有一个没有货币交换的没有商品的社会，不可能，如果是这样的社会，一定很穷了，资源是非常浪费的。所以，我们如果面临资源越来越稀缺的环境的话，必然要走向市场制度。所以，我说价格万岁，价格不可能没有。别的我没有把握，因为在别的我不是专家，但是对经济学，我想了几十年，我认为这一点我是有充分把握。而且由于最近50多年，市场经济的建立，解决了资源配置的问题，有了全球经济一体化，任何一个社会、一个国家，可以通过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市场得到任何一种资源，不需要通过打仗。最典型就是日本，日本占领我们的东三省，后来打东南亚，就是为了资源。东三省的煤、铁、粮食，东南亚的橡胶、石油，他需要发展，发展需要资源，日本没有资源，所以只有打仗。现在的情况，日本还是一个资源穷国，但是他是经济上的强国，他用不着打仗，他可以得到世界上任何一种资源，中国现在也走上这条路，我们用的全世界所有资源都在市场上购买。所以，在我看来争夺资源的战争一去不复返，除非一些国家的领导人糊涂得要命，用政治干涉市场、破坏市场，这个就非常危险。虽然争夺资源的战争没有了，剩下的战争就是和普适价值的冲突。所以，我们中国将来走什么道路，需要看清楚。在我看就是要避免和普适价值发生冲突。
这就是我的开场白。我遵守时间，15分钟。下面，我们进行第二个项目，请肖滨老师做广州模式的报告。
肖滨：
我在中山大学的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任教，感谢天则所茅老师和秋风兄的邀请，有幸和大家交流关于广东模式的话题，希望通过这个交流向各位学习，对于我来说这是一个不断思考和学习的过程。
各位老师，各位同行，我跟大家报告的题目是“中国模式的广东样本”。我今天讲几个问题，一个是学界的争论，点一下广东模式历史由来，主要是广东模式基本内容，最后谈一下广东模式往哪里去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就是关于中国模式这个问题，学界有些争论，争论集中在四个方面，第一是究竟有没有中国模式?我注意到MIT的黄亚生一口否认说没有中国模式，说这完全是学界杜撰出来的，说什么是中国模式?中国这几年发展和东亚和全世界发展没有独特之处，没有中国模式，这是坚决否定中国模式的观点。第二种观点认为要慎用“中国模式”，因为模式是可以复制的，中国模式可以复制吗?持怀疑态度。第三种认为是有中国模式，比如北京大学的潘维教授、新加坡国立大学郑永年教授，他们认为有中国模式。由此引出一个问题，究竟怎么界定中国模式这个概念?对于这个概念的界定主要有两种方式，一种是狭义地界定为经济增长模式，从这个角度谈中国模式。还有一个就是广义的界定，界定为政治经济学概念，包括政治、经济、社会三个层面。第三个争论就是中国模式究竟是怎么形成的、具体内容是什么?关于这个问题我讲一下，按照丁学良的观点，中国模式是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形成的，还有人追溯的更更早一些，至于中国模式的具体内容各方说的不一样，潘维有一个比较系统的说法，不少人包括我自己对他这个说法不认同。不管怎么说，关于中国模式具体内容是有不同说法。第四个争论，假设有一个中国模式，中国模式框架下有没有不同的具体形态?中国模式是不是铁板一块?学界的争论大概就围绕在这样几个方面。
我不想再纠缠于这些争论，我就姑且接受有中国模式的说法，为什么这样说呢?其实我心目中不太拘泥于模式的说法，因为你们都说模式，我就说模式，我用这个模式表示的就是一种套路，不是道路，中国这30年的发展确实有它自己的套路，这种套路是别的国家没有的，我就觉得这是一个中国套路，因为学界都说中国模式，我就姑且接受中国模式的说法。在这个情况下我赞成把中国模式界定为政治经济学模式，就是政治、经济、社会三个层面为一体的概念，而不是简单定位为纯粹的经济发展模式的概念。所以，我接受丁学良提出的中国模式三分架构的说法：一是列宁主义的权力架构，二是中国特色社会控制系统，这个控制系统由五个“方面军”组成，第三就是受政府控制的市场经济。我基本同意他的三分架构的论述，但是我的判断是他的论述太简单，而且没有看到中国模式框架下一些地方形态是很复杂的，还有比如说权力架构，如果仅仅说列宁主义的权力架构，这样，这30多年好像没有变化，我不赞成这样，我们看到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权力架构是有变化的，如果没有变化就没有办法解释中国经济30年长足的发展。他的大框架我赞成，但是太粗糙、不细腻。因此，我认为中国模式框架下还有具体形态，我的判断是广东模式是这些具体形态中的一个典范，有它的特殊价值，所以我称之为中国模式的广东样本。
广东模式怎么来的呢?刚才说中国模式是1978年开始形成，有的追溯的更早。我的基本判断是这样的，中国模式也好、广东模式也好，它这里面的权力架构这块肯定不是1978年才形成的，权力架构这块追溯到历史渊源的话，江西时期是发源期，延安时期是定型期，1949年之后是扩展期。讲中国模式或者广东模式的三个板块，市场经济这块肯定是1978年之后引进来的，包括社会层面变化也是1978年之后有的，所以我认为应该把历史纬度拉大来看广东模式和中国模式。目前我集中在改革开放这30年来看这个东西。
从这个角度来讲，我认为广东模式的形成除了那么长的历史渊源，我觉得四点可以说明。
一是在改革开放历史中形成，第二是在三代主政者的历史接续中形成，第三是在三波思想解放浪潮中形成，四是在社会或民众的参与或推动下形成。改革开放我就不细讲了，其实广东的改革开放主要是三个历史阶段，比如1978到1989是一段，停顿了两年之后，1992 年小平南巡，到2003年是第二阶段，2003年之后是第三个阶段。在这个改革开放进程中广东有两个特点比较明显，一个是开放力度比较大，经济特区开始有四个，三个都在广东，整个沿海广东开放比较早，改革的力度广东一直比较大。所以我的第一个判断，广东模式在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形成，离开历史的过程没法理解广东模式。从这个角度来讲，简单地把广东模式和重庆模式对比，其实有一个时空上的错误，为什么?重庆模式很短，基本上是薄熙来去了之后才冒出来重庆模式，广东模式是1978年之后慢慢形成的。所以，我的判断要对广东模式做一个更深度的、更长远的历史把握，而不仅仅只看汪洋和薄熙来，我特别不赞成简单把汪洋作为广东模式的代表，如果这样的话，习仲勋、任仲夷呢?谢飞呢?这些人都对广东模式有重要贡献，在我看来任仲夷在广东模式形成中更不可估量的地位和作用。
因此，讲广东模式的形成必须说第二点，就是在三代主政者的历史接续中形成。这里不讲中央层面的主政者，比如，邓小平、叶剑英、谷牧等他们的贡献当然是存在的，这里主要说广东省的三代主要的领导人，80年代是习仲勋和任仲夷，最主要的就是任仲夷。他们干了什么，第一就是为广东争取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广东这个地方你给他多点自主权，他的地理优势，历史传统就可以发展。最后争来了八个字，特殊政策、灵活措施，这样为80年代广东起飞奠定了非常重要的前提，没有这个东西，中央不向广东放权，根本谈不上后来的发展。第二点就是任仲夷的“三放”，对外更加开放、对内更加放宽、对下更加放权。任仲夷当年是顶着各种压力的。此后，谢非可以看成是第二批主政者的代表，汪洋则是第三批主政者的代表。为什么是汪洋呢?汪洋之前有两个人物，一个是李长春，一个是张德江，最后是汪洋，我个人认为汪洋是这波的代表人物，从任仲夷、谢非到汪洋，这三代主政者的前后接力为广东模式的形成提供了政治上的推力。换句话说，除了中央层级的领导，广东模式的政治香火是他们接续起来的。因此，广东模式是历史过程的产物，而不是最近七八年或者五六年的产物。
第三点就是广东模式是在三波思想解放浪潮中形成。第一波思想解放冲破两个凡是，当时习仲勋和任仲夷都是批评 “两个凡是”的勇猛战将。第二波思想解放，就是走出“姓资姓社”，八九之后中国改革开放应该往哪里去?报纸上到处都是说反和平演变这些东西，迫使邓小平南巡，邓小平南巡讲不要纠缠“姓资姓社”，这个时候谢非陪同他一起南巡，谢非非常理解邓小平搞市场经济的思路，所以谢非主政广东的时候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法制和廉政监督三个机制，加强农业、交通能源信息和教育科技三个基础，实现产业结构、生态环境和人口素质三个优化，这就是“三个三工程”。第三波思想解放就是汪洋2007年来的时候推进科学发展，这是第三波思想解放。
此外，社会或大众的参与和推动也是重要的力量，很难想象，没有那些创业的企业家、个体户和无数的农民工、进入广东打工的外来工以及那些活跃在广东媒体中的记者等，能形成所谓的广东模式。总之，有四种合力形成广东模式，(对内)改革(对外)开放、思想解放、精英主导和大众参与。
下面我讲一下广东模式基本内容，就是从三元架构来讲。第一个就是政党和国家，这是权力架构，我的判断是调整中的权力架构，第二个是市场，体系比较完善，市场化程度比较高。第三是社会，分两个层面来谈：一是还在建设中的有保障的社会，二是成长和建设中的公民社会。为什么这样说?成长是自发性，建设是国家政府的建构，所以是成长和建设中的公民社会。
现在看第一点，丁学良在关于中国模式三角关系叙述框架中，处于三角关系中顶端位置是核心的列宁主义权力架构。总体而言这一判断当然适用于广东模式，就是广东是共产党领导的，这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如果仅仅这样判断广东模式的话，这样有点太片面了，这些年权力架构的内核部分是没有变的，但是权力架构的边层部分或者技术性部分发生很大调整和变化。看广东模式不能讲一般列宁主义原则的坚持，还要讲边层结构的变化，这是广东模式的一些增量，虽然不是内核结构变化。我们经常讲党国体系，其实党国体系是三层，一个是内核层面，相当于鸡蛋的内核，二是中层，相当于蛋白部分，最后是外围部分，类似于蛋壳。这30年外壳发生很大部分，中间部分也有一些调整和变化，并不是完全没有松动，但是真正核心部分是没有动的。我举一个简单例子，80年代的时候，曾经按照十三大报告准备搞党政分开，我查到一个资料，1988年10月中共广东省批准省委组织部一份文件，就是逐步撤销在政府中的党组。这是1988年10月，翻过来就是1989，就吹了。如果这样做的话，就触动内核部分了，因为撤党组是什么意思?就是党和国家是有一个依附联线，撤党组就是断了这个联线。所以，它的内核部分没有改动。但边层有很大的变化。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方面是权力关系的调整。具体说，一个是放权改革，第二是还权改革，第三是限权改革。还权改革是横面层面，限权改革是自身的层面。
放权改革是纵向层面，一方面是中央向广东的放权，这个80年代尤其明显，从允许广东搞几个经济特区，财政大包干，然后不断重申对广东优惠政策、灵活措施不变，基本上中央不断向广东放权。当然，分税制之后，中国是有集权的走向，但是并没有回到以前把所有权力都收回去了。尤其是后来中央向广东放了一部分政治性权力，就是地方立法权，比如深圳经济特区是有地方立法权，这是政治性的，并不是经济性权力。所以，中央向广东让利放权，这对广东自主权的形成非常有好处。否则你不可以解释广东这30年的发展。
另一方面，广东省向市县放权过程不断推动，包括今天并没有停止。所以，几乎中央向广东放权同步，广东省积极向市县放权，从1981年、1985年不断向下放权，一直到最近，广东推动减政强镇，最近一个改革是关于顺德区和汕头市濠江区改革，顺德区是广东佛山一个区，现在广东省赋予顺德区省管县的权限，今年汕头市向濠江区也有一个很大放权，而且放权之后由汕头市人大常委会进行立法。所以，广东省向下面放权步伐没有停止。从80年代、90年代，一直到现在，省到市县放权并没有结束。因此，我的第一个观点是什么?权力架构调整中，要注意放权，就是纵向层面权力下放。这个有什么有意义?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化解一体化体系中上级集权主义。什么是上级集权主义?中央集全国的权，省集市的权，市集县的权，层层集权。改革开放30 年，广东逐渐向省、市、县集权，改革上级集权主义使得纵向权力架构有松动。因此，放权改革松动了高度集权体制，从而为企业和劳动者发挥经济活动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留出了自主空间，提供了经济增长推动力。在此意义上，广东其实是在实验地方自治，包括乡镇自治，不仅仅是社区自治。
第二个就是还权改革，还权这个词就是任仲夷讲的，当时讲是向下放权，任仲夷讲不是什么是放权，是还权，什么是还权?这个权本身不是你的，而是人家的。我稍微说一下向企业还权，80年代的时候企业没有自主权，企业和政府是在一起的，所以80年代给企业更多自主权，当时的清远经验等等都是向企业还权。任仲夷在1979年的时候就在讲这个东西，在80年代初就有一个搞活企业的清远经验，这样政府和企业逐步分离。
第三个就是限权改革，就是政府自身限权，走向有限政府，其中一个重要内容就是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这个在广东是不断进行的，一轮又一轮对行政审批制度进行改革。这个很重要，因为行政审批越强势，说明政府权力越大。举一个简单例子，有一次我在广东讲的时候我就批评发改委系统，结果台下就有一个广东省发改委官员，下来就找我，说肖老师你这个说法对于我们广东没有那么重要，我们同样是发改委，我们广东省发改委跟贵州省发改委差远了，他比我们牛多了，我说为什么?他说内地发改委比我们牛，我们经过这么多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之后我们已经差多了，我说你们在我看来还是不行，即便是广东发改委，行政审批权还是掌握很多，资源还是掌握很多，但是相比来说，广东比内地的贵州、四川可能还要好一些，这跟他们长期对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是有关系的。当然，走向有限政府在广东也没有完成，所以，最近汪洋提出搞大部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有限政府。
因此，三大权力改革松动了权力关系，促使一体化体系分化。一体化的体系是什么?是政企合一、政事没有分开、政社没有分开，这30年改革广东一体化体系开始分化，分化为国家领域、私人领域、市场领域三个领域分开，当然离一个良性结构还有很大距离，但是这个结构已经有很大进步，就是市场已经漂移出来，私人领域也已经有了，私人的空间非常大。而且，一体化结构的分化，不仅体现为政府向企业还权、政企分开，还有政事分开，事业单位改革，这个还没有完成，但是还是在推进，国企改革还容易，事业单位改革是跟这个体系粘连度非常高地不容易，但是广东还是在做，这是要肯定的。举例来说，广东行业协会改革力度很大。当然，改革还没有完成，政社分开的路还很长。
第二方面是政府角色转型。广东政府角色转型有两次转型，第一次转型是从以阶级斗争为中心，致力于计划经济的革命斗争型政权向以经济发展为中心、着眼于市场经济的经济建设型政权转型。第二次次是贯彻科学发展观，从经济建设政府向公共服务型政府转型。第一次转型很成功，这30年政府都是经济建设政府，那些书记、县长差不多都像老板，经营政府的老板，怎么把GDP弄上去，这个转型完成的很好。但是，这个转型也有问题，政府领导都成了企业老板，肯定有问题，所以现在需要第二次转型，向公共服务型政府转型。第二次转型还没有完成，这个比较艰难，要把这个思路扭转过来，要GDP为主变成公共服务型政府比较难。但是，广东已经在完善公共服务体系，健全公共财政制度，创新公共服务流程。比如服务均等化，他们现在正在推动，包括社保的问题，这方面广东做了很多工作。第二个是健全公共财务制度，这几年公共支出逐渐在提高。还有创新公共服务流程，比如电子政务，全国电子政务南海做的是非常不错，甚至包括网络问政，这都有很大进步。比如电子政务平台，在南海可以看到是相当成熟。
权力架构变化中的第三个方面就是治理取向的刷新，不是说列宁主义变了，它的权力架构原则没有变，核心没有变，但是增添了新的取向。我认为三大取向很明显，一个是法治、一个是民主，一个是自治。
首先谈一下法治，广东法治建设任务并没有完成，包括最近汪洋也讲要把人情社会变成法治社会，但是广东法治是在探索当中。我主要讲一点，就是立法。广东立法是走在前面的，立法为什么走在前面?立法量确实增长很快，因为搞特区，搞经济增长，经济立法一开始就占很大比例，立法速度很快。但是，往后面走，开始注意提高立法质量，所以比如说专家怎么介入立法，公众怎么介入立法，听证会怎么举行，这方面有很大作为。我讲一个简单的例子，比如说这个立法不仅是人大立法，包括政府立法。政府立法举一个最简单例子，广州市政府前些年搞了一个养犬条例，这个条例看似很简单，就是养狗，但是不好弄。因为养狗涉及两波人，一波是养狗的人，一波是反对养狗的人，我就反对养狗，但是人家其乐无穷。所以，政府搞一个养犬条例很麻烦，他们在这个过程中花了很多工夫，从专家论证，从报纸上登意见，开门听取意见，很多方式把民意吸纳进来。最终这个养犬条例，大家都可以接受。我想通过这个例子来看，广东省立法系统，不管是人大这块还是政府立法系统，他们都是花了很大工夫，这些方面我认为是立法的公开化、民主化、科学化方面是做出了探索。另外，从立法内容来看，立法的重心在逐步转移。一开始经济法规很多，慢慢转向民生，立法的重慢慢从经济立法为主向社会立法为主。我们看它的立法条例，可以非常清楚看到这样一个演变。
第二是民主。在广东，选举民主、预算民主、协商民主、党内民主和网络民主都在试验。选举民主在广东发展的比较早，80年代的时候，袁庚主政的时候就搞过，后来夭折了。在广东，选举民主实验平台不是单一而是多元的，他们有农村的村民委员会、城市社区居民委员会、企业工厂工会。选举参与者力图突破确认性选举或者安排性选举，使之转变为真正竞争性选举。就像2003年深圳区人大选举的时候，就有人站出来要竞选，这个引起全国人大注意，后来选举法修改了，跟这个事情出现是有关系的。这也体现出选举制度跟民主实践相互作用的一面。预算民主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个是预算监督法制化，二是预算公开化，三是监控技术化。预算监督法制化，无论深圳还是整个广东省都有特色，它们搞了暂行规定，通过了预算审批监督条例，这个为广东预算公开、预算监督提供了法律框架。二是公开化，公开化最近的例子就是去年广州的预算公开，当时广东预算公开之后有些地方不公开，说是国家机密，网民一阵炮轰，说广东可以公开，你为什么不可以公开。此外,协商民主和党内民主也有一些动作。还有网络民主，这点在广东是非常火爆，最近我去调研河源的网络问政，确实有其特色。
以上说的是权力架构的变化。当然,由于政治改革总体推进不大,这套体制的制度成本也高,这里就不细说了。
广东模式第二个大的方面就是它的市场体系比较完善，市场化程度比较高。这从数据上可以看得很清楚，前面那些年份广东都是排第一，这几年有些下滑，它的市场化程度在全国是比较高的。当然，它也不是典型或法治化的市场经济。在经济层面，它的另外一个特点是外向型、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它的市场化和适应全球经济变化所采取的经济增长方式给它带来了经济增长奇迹，但留下了巨大的后手，比如，环境污染、劳资矛盾、外来工的权益等。它的经济增长方式面临一个痛苦的转型。
稍微说一下广东模式的第三个方面：社会层面。我分两块讲，第一块是建设中的保障社会。市场经济下，如果完全没有社会保障，社会是有问题的。所以90年代之后，中国出现了寻求社会自我保护，广东这块是一直在发展，80年代中期、2000年都在搞社保，而且是逐步全面推开。重庆这两年肯定动作比较大，但是广东是持续在干，是在不断推动这个东西。参保人数不断向上发展，2001年比较低，2006年是一个拐点，2009年是比较大的高峰。广东社会保险在全国排名指标，11个指标排全国第一。不是只搞社会保险，社会优抚、社会救济、社会福利、城乡低保都有。广东搞社会保障靠四个力量，国家、企业、社会、个人。我讲一个广东医保湛江模式，学界有争议，这个东西行不行?湛江模式含义是什么?就是人民保险系统即中国人保参与进来，市场化作业和政府主导，不是纯粹靠政府大包大揽。我不看好靠政府大包大揽搞保障，为什么?因为我们不像北欧。社会保障制度有不同模式，比如英美的自由市场模式，北欧模式、日本模式，我相信我们不可能走北欧模式，北欧多少人口?丹麦、瑞典，那些小国家，产值又高，我们不能比。所以，国家、政府、市场、社会这几个元素怎么在社保中起作用。
第二点讲成长和建设中的公民社会。广东正在成长中的公民社会有四个支柱。第一个支柱是公民意识在逐步崛起，我讲一个例子，在番禺垃圾站焚烧事件中，公民的维权意识、组织意识非常明显。第二个支柱是成长中的公民组织，我讲的公民组织主要是民间自愿组织，民间自愿组织在广东成长非常快，这里面有一个说法，2010年广东省共有社会组织28000多个，他们很活跃，这里有一个表格，它们活跃社会管理、社会救助、环境保护、公民维权、公民教育、社区服务等方方面面。第三个支柱就是公民行动，广东的公民社会不是在说，他们行动了，这些就不讲了，我们看这个画面，这个小伙子本来是有头发，剃成了光头，为什么?是广东搞光亮工程，他反对。他们的公民行动是把行为艺术和言语表达相结合。第四根支柱就是公民平台。广东的平面媒体和网络媒体交织为一体，为公民行动提供了重要的平台。这些大家比较了解，我就不讲了。
总体来看，广东模式在一定意义上是从以前政党、党国、社会一体化的体系向国家、市场和社会三元良性结构演变、过度中的一个形态，它还没有定型，处于演变之中。它留下的经验与教训需要反思性的清理。
茅于轼：
你的时间已经到了，下面请杨帆介绍一下重庆的情况，因为崔之元没有来，为了使大家对情况了解有一个平衡，杨帆老师讲一下。
Friday, September 30, 2011
茅於軾 胡錦濤也不見得相信共產主義,
理性评说广东模式、重庆模式（一）
作者：茅于轼等 来源：作者授权发布
来源日期：2011-8-12 本站发布时间：2011-8-12 10:11:07来源：中国选举与治理网
理性评说广东模式、重庆模式（一）
地方治理与国家转型研讨会——以广东模式、重庆模式为例记录稿
天则法律与公共治理研究中心主办，2011年7月30日，北京香山饭店
茅于轼：
各位来宾，非常感谢大家来参加这个会。今天上午委托我来主持，我主持人的任务就是按照会议议程进行，我控制每位同志的发言时间。议程大家都有，今天崔之元老师不能来，因此他那一个小时，刚才我跟秋风商量，把他放在最后作为自由发言来利用。我就不一一介绍，哪位同志发言的时候自己介绍一下。
我作为上午的主持人，还有一个15分钟的致词。首先，我希望这个会开成一个学习的会，大家彼此学习，彼此尊重，我不希望把它开成一个说服别人的会，说服别人，你说服不了，时间就浪费了，你想想别人的观点里面有什么好的，有什么我不知道的，每个人都能从这个会上有所长进、知识有所增加，我觉得这是我最希望的，所有的天则所的会都能做到对每个人带来知识的增量。这是这个会议总的希望。
下面，我说说我这十几分钟的发言，我的题目讲的是“从世界大潮看国家转型”。
大家知道100年以前孙中山就说过，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100年前，他有这个眼光，我觉得是很了不起的，现在多了100年，我们看有没有这样一个潮流呢?我觉得是有这个潮流的。孙中山那个时候讲的潮流，我想他讲的是三民主义，讲总理遗著，什么是总理遗著?在国民党的时候，每个礼拜一要开纪念周，就是念总理遗著，他说余致力于国民革命凡40年，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所以，他想的世界潮流大概是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三民主义，第二方面就是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就是中国人不要受欺负了，因为孙中山是在晚清的时候，中国一直受欺负，所以孙中山有这个希望。现在这个潮流，我感觉是存在一个普适价值，这就是世界潮流，什么是普适价值?我的理解就是民主、法制、平等、自由，为什么这是普适价值呢?我认为它还不是最基础的，最基础的是人类共同的道德，不管是什么宗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孔夫子，都有一个共同的道德，这个道德大家都知道，不要说假话，要彼此尊重，要有宽容精神，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是人类共同道德，这个我想不会有人反对。为什么有共同道德?我觉得这是人类脱离动物的根本原因，动物没有道德，马克思讲劳动使猿变成人，我觉得不对，是道德使猿变成人，道德是经过人类社会几千年、几万内的博弈得出来的一个结论，就是遵守道德是人类社会的最优解，最优解是什么?就是道德。讲道德对所有人都有好处。这是我对道德的理解，如果有道德就有普适价值，平等、自由、宽容、博爱、法制，这一系列是这么来的。
当前世界的矛盾有各式各样的矛盾，我觉得不管在中国，在利比亚，在突尼斯或者在哪里，它的冲突就是普适价值和当地的传统文化相冲突。拿中国来讲，就是普适价值和中国的皇权文化，我们几千年皇权文化的冲突，在利比亚有他们的冲突，在埃及有他们的冲突，他们的冲突和我们不太一样，非洲也有非洲的情况。但是，它都是一种本地文化和普适价值的冲突。最后，我觉得本地文化要调整自己，适应普适价值，但是并不会放弃自己的文化和传统，只是放弃自己文化传统中间跟普适价值不相容的那部分。
今天我们的这个题目是“广东模式和重庆模式的比较”，看这两个模式，在我看来，还要拿普适价值来衡量，哪一个模式更接近于民主、法制、人权、平等、自由，更接近于这些东西。当然，我们也可能有不同看法，我觉得这是我比较粗浅的看法。我本来要写一篇东西，但是没有写完，我觉得我们回顾一下对普适价值的认识，在满清的时候，对于西方世界了解的非常少，我看文献讲林则徐是比较有眼光的人，他相信英国人的腿是弯不下来的，这是林则徐的看法。所以，他们不可能到朝廷上下跪，原因是它的腿有有一根筋弯不下来，这是林则徐的看法，现在看起来是非常可笑，但是确实他那个时候是这样想的。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讲对普适价值认识是不太容易的，我们从满清的封闭的状况走到今天，有没有普适价值?现在还是有争论的。在孙中山死了以后，就是他死的前后，大家知道有一段时间把共产主义看成是一个目标，因此那个时候共产主义是普适价值，全世界都要走到共产主义去。经过七八十年的实验共产主义失败了，公有制、计划经济不行了，绝大部分国家放弃了。现在我觉得不大会有人再要求，虽然我们还叫共产党。相信的还是现代社会的制度，我们宪法里面写的虽然是公有制为主，但是还是承认各种所有制，承认人权、法制，这都写在宪法里面，宪法里面原来是没有的，现在都有了。
所以，我们对普适价值是不是有一个回归，收敛到同样一个认识里面。这个收敛的结果，我认为就是人类最基本的道德，所有违反基本道德的制度也好，做法、政策也好，通通要被唾弃，我们文化革命就是违反最基本道德的。解放后好多事都是违背了最基本的道德，没有宽容、没有同情心、残害人，这都是缺乏基本道德。所以走向了无产阶级那种形式的专政。
别的我没有把握，有一点我是非常有把握的，因为我是经济学家，什么东西有把握?人类一定会有一个市场制度，这一点我有非常高的把握。原因是什么?因为只有市场制度能够最优配制资源，这是经济学所严格证明了的。市场制度是对付资源稀缺的唯一办法，资源总是稀缺的，我们的欲望是无穷的，这个矛盾的解决只有靠市场制度，它能够最优。所以，我们不要幻想会有一个没有货币交换的没有商品的社会，不可能，如果是这样的社会，一定很穷了，资源是非常浪费的。所以，我们如果面临资源越来越稀缺的环境的话，必然要走向市场制度。所以，我说价格万岁，价格不可能没有。别的我没有把握，因为在别的我不是专家，但是对经济学，我想了几十年，我认为这一点我是有充分把握。而且由于最近50多年，市场经济的建立，解决了资源配置的问题，有了全球经济一体化，任何一个社会、一个国家，可以通过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市场得到任何一种资源，不需要通过打仗。最典型就是日本，日本占领我们的东三省，后来打东南亚，就是为了资源。东三省的煤、铁、粮食，东南亚的橡胶、石油，他需要发展，发展需要资源，日本没有资源，所以只有打仗。现在的情况，日本还是一个资源穷国，但是他是经济上的强国，他用不着打仗，他可以得到世界上任何一种资源，中国现在也走上这条路，我们用的全世界所有资源都在市场上购买。所以，在我看来争夺资源的战争一去不复返，除非一些国家的领导人糊涂得要命，用政治干涉市场、破坏市场，这个就非常危险。虽然争夺资源的战争没有了，剩下的战争就是和普适价值的冲突。所以，我们中国将来走什么道路，需要看清楚。在我看就是要避免和普适价值发生冲突。
这就是我的开场白。我遵守时间，15分钟。下面，我们进行第二个项目，请肖滨老师做广州模式的报告。
肖滨：
我在中山大学的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任教，感谢天则所茅老师和秋风兄的邀请，有幸和大家交流关于广东模式的话题，希望通过这个交流向各位学习，对于我来说这是一个不断思考和学习的过程。
各位老师，各位同行，我跟大家报告的题目是“中国模式的广东样本”。我今天讲几个问题，一个是学界的争论，点一下广东模式历史由来，主要是广东模式基本内容，最后谈一下广东模式往哪里去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就是关于中国模式这个问题，学界有些争论，争论集中在四个方面，第一是究竟有没有中国模式?我注意到MIT的黄亚生一口否认说没有中国模式，说这完全是学界杜撰出来的，说什么是中国模式?中国这几年发展和东亚和全世界发展没有独特之处，没有中国模式，这是坚决否定中国模式的观点。第二种观点认为要慎用“中国模式”，因为模式是可以复制的，中国模式可以复制吗?持怀疑态度。第三种认为是有中国模式，比如北京大学的潘维教授、新加坡国立大学郑永年教授，他们认为有中国模式。由此引出一个问题，究竟怎么界定中国模式这个概念?对于这个概念的界定主要有两种方式，一种是狭义地界定为经济增长模式，从这个角度谈中国模式。还有一个就是广义的界定，界定为政治经济学概念，包括政治、经济、社会三个层面。第三个争论就是中国模式究竟是怎么形成的、具体内容是什么?关于这个问题我讲一下，按照丁学良的观点，中国模式是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形成的，还有人追溯的更更早一些，至于中国模式的具体内容各方说的不一样，潘维有一个比较系统的说法，不少人包括我自己对他这个说法不认同。不管怎么说，关于中国模式具体内容是有不同说法。第四个争论，假设有一个中国模式，中国模式框架下有没有不同的具体形态?中国模式是不是铁板一块?学界的争论大概就围绕在这样几个方面。
我不想再纠缠于这些争论，我就姑且接受有中国模式的说法，为什么这样说呢?其实我心目中不太拘泥于模式的说法，因为你们都说模式，我就说模式，我用这个模式表示的就是一种套路，不是道路，中国这30年的发展确实有它自己的套路，这种套路是别的国家没有的，我就觉得这是一个中国套路，因为学界都说中国模式，我就姑且接受中国模式的说法。在这个情况下我赞成把中国模式界定为政治经济学模式，就是政治、经济、社会三个层面为一体的概念，而不是简单定位为纯粹的经济发展模式的概念。所以，我接受丁学良提出的中国模式三分架构的说法：一是列宁主义的权力架构，二是中国特色社会控制系统，这个控制系统由五个“方面军”组成，第三就是受政府控制的市场经济。我基本同意他的三分架构的论述，但是我的判断是他的论述太简单，而且没有看到中国模式框架下一些地方形态是很复杂的，还有比如说权力架构，如果仅仅说列宁主义的权力架构，这样，这30多年好像没有变化，我不赞成这样，我们看到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权力架构是有变化的，如果没有变化就没有办法解释中国经济30年长足的发展。他的大框架我赞成，但是太粗糙、不细腻。因此，我认为中国模式框架下还有具体形态，我的判断是广东模式是这些具体形态中的一个典范，有它的特殊价值，所以我称之为中国模式的广东样本。
广东模式怎么来的呢?刚才说中国模式是1978年开始形成，有的追溯的更早。我的基本判断是这样的，中国模式也好、广东模式也好，它这里面的权力架构这块肯定不是1978年才形成的，权力架构这块追溯到历史渊源的话，江西时期是发源期，延安时期是定型期，1949年之后是扩展期。讲中国模式或者广东模式的三个板块，市场经济这块肯定是1978年之后引进来的，包括社会层面变化也是1978年之后有的，所以我认为应该把历史纬度拉大来看广东模式和中国模式。目前我集中在改革开放这30年来看这个东西。
从这个角度来讲，我认为广东模式的形成除了那么长的历史渊源，我觉得四点可以说明。
一是在改革开放历史中形成，第二是在三代主政者的历史接续中形成，第三是在三波思想解放浪潮中形成，四是在社会或民众的参与或推动下形成。改革开放我就不细讲了，其实广东的改革开放主要是三个历史阶段，比如1978到1989是一段，停顿了两年之后，1992 年小平南巡，到2003年是第二阶段，2003年之后是第三个阶段。在这个改革开放进程中广东有两个特点比较明显，一个是开放力度比较大，经济特区开始有四个，三个都在广东，整个沿海广东开放比较早，改革的力度广东一直比较大。所以我的第一个判断，广东模式在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形成，离开历史的过程没法理解广东模式。从这个角度来讲，简单地把广东模式和重庆模式对比，其实有一个时空上的错误，为什么?重庆模式很短，基本上是薄熙来去了之后才冒出来重庆模式，广东模式是1978年之后慢慢形成的。所以，我的判断要对广东模式做一个更深度的、更长远的历史把握，而不仅仅只看汪洋和薄熙来，我特别不赞成简单把汪洋作为广东模式的代表，如果这样的话，习仲勋、任仲夷呢?谢飞呢?这些人都对广东模式有重要贡献，在我看来任仲夷在广东模式形成中更不可估量的地位和作用。
因此，讲广东模式的形成必须说第二点，就是在三代主政者的历史接续中形成。这里不讲中央层面的主政者，比如，邓小平、叶剑英、谷牧等他们的贡献当然是存在的，这里主要说广东省的三代主要的领导人，80年代是习仲勋和任仲夷，最主要的就是任仲夷。他们干了什么，第一就是为广东争取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广东这个地方你给他多点自主权，他的地理优势，历史传统就可以发展。最后争来了八个字，特殊政策、灵活措施，这样为80年代广东起飞奠定了非常重要的前提，没有这个东西，中央不向广东放权，根本谈不上后来的发展。第二点就是任仲夷的“三放”，对外更加开放、对内更加放宽、对下更加放权。任仲夷当年是顶着各种压力的。此后，谢非可以看成是第二批主政者的代表，汪洋则是第三批主政者的代表。为什么是汪洋呢?汪洋之前有两个人物，一个是李长春，一个是张德江，最后是汪洋，我个人认为汪洋是这波的代表人物，从任仲夷、谢非到汪洋，这三代主政者的前后接力为广东模式的形成提供了政治上的推力。换句话说，除了中央层级的领导，广东模式的政治香火是他们接续起来的。因此，广东模式是历史过程的产物，而不是最近七八年或者五六年的产物。
第三点就是广东模式是在三波思想解放浪潮中形成。第一波思想解放冲破两个凡是，当时习仲勋和任仲夷都是批评 “两个凡是”的勇猛战将。第二波思想解放，就是走出“姓资姓社”，八九之后中国改革开放应该往哪里去?报纸上到处都是说反和平演变这些东西，迫使邓小平南巡，邓小平南巡讲不要纠缠“姓资姓社”，这个时候谢非陪同他一起南巡，谢非非常理解邓小平搞市场经济的思路，所以谢非主政广东的时候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法制和廉政监督三个机制，加强农业、交通能源信息和教育科技三个基础，实现产业结构、生态环境和人口素质三个优化，这就是“三个三工程”。第三波思想解放就是汪洋2007年来的时候推进科学发展，这是第三波思想解放。
此外，社会或大众的参与和推动也是重要的力量，很难想象，没有那些创业的企业家、个体户和无数的农民工、进入广东打工的外来工以及那些活跃在广东媒体中的记者等，能形成所谓的广东模式。总之，有四种合力形成广东模式，(对内)改革(对外)开放、思想解放、精英主导和大众参与。
下面我讲一下广东模式基本内容，就是从三元架构来讲。第一个就是政党和国家，这是权力架构，我的判断是调整中的权力架构，第二个是市场，体系比较完善，市场化程度比较高。第三是社会，分两个层面来谈：一是还在建设中的有保障的社会，二是成长和建设中的公民社会。为什么这样说?成长是自发性，建设是国家政府的建构，所以是成长和建设中的公民社会。
现在看第一点，丁学良在关于中国模式三角关系叙述框架中，处于三角关系中顶端位置是核心的列宁主义权力架构。总体而言这一判断当然适用于广东模式，就是广东是共产党领导的，这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如果仅仅这样判断广东模式的话，这样有点太片面了，这些年权力架构的内核部分是没有变的，但是权力架构的边层部分或者技术性部分发生很大调整和变化。看广东模式不能讲一般列宁主义原则的坚持，还要讲边层结构的变化，这是广东模式的一些增量，虽然不是内核结构变化。我们经常讲党国体系，其实党国体系是三层，一个是内核层面，相当于鸡蛋的内核，二是中层，相当于蛋白部分，最后是外围部分，类似于蛋壳。这30年外壳发生很大部分，中间部分也有一些调整和变化，并不是完全没有松动，但是真正核心部分是没有动的。我举一个简单例子，80年代的时候，曾经按照十三大报告准备搞党政分开，我查到一个资料，1988年10月中共广东省批准省委组织部一份文件，就是逐步撤销在政府中的党组。这是1988年10月，翻过来就是1989，就吹了。如果这样做的话，就触动内核部分了，因为撤党组是什么意思?就是党和国家是有一个依附联线，撤党组就是断了这个联线。所以，它的内核部分没有改动。但边层有很大的变化。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方面是权力关系的调整。具体说，一个是放权改革，第二是还权改革，第三是限权改革。还权改革是横面层面，限权改革是自身的层面。
放权改革是纵向层面，一方面是中央向广东的放权，这个80年代尤其明显，从允许广东搞几个经济特区，财政大包干，然后不断重申对广东优惠政策、灵活措施不变，基本上中央不断向广东放权。当然，分税制之后，中国是有集权的走向，但是并没有回到以前把所有权力都收回去了。尤其是后来中央向广东放了一部分政治性权力，就是地方立法权，比如深圳经济特区是有地方立法权，这是政治性的，并不是经济性权力。所以，中央向广东让利放权，这对广东自主权的形成非常有好处。否则你不可以解释广东这30年的发展。
另一方面，广东省向市县放权过程不断推动，包括今天并没有停止。所以，几乎中央向广东放权同步，广东省积极向市县放权，从1981年、1985年不断向下放权，一直到最近，广东推动减政强镇，最近一个改革是关于顺德区和汕头市濠江区改革，顺德区是广东佛山一个区，现在广东省赋予顺德区省管县的权限，今年汕头市向濠江区也有一个很大放权，而且放权之后由汕头市人大常委会进行立法。所以，广东省向下面放权步伐没有停止。从80年代、90年代，一直到现在，省到市县放权并没有结束。因此，我的第一个观点是什么?权力架构调整中，要注意放权，就是纵向层面权力下放。这个有什么有意义?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化解一体化体系中上级集权主义。什么是上级集权主义?中央集全国的权，省集市的权，市集县的权，层层集权。改革开放30 年，广东逐渐向省、市、县集权，改革上级集权主义使得纵向权力架构有松动。因此，放权改革松动了高度集权体制，从而为企业和劳动者发挥经济活动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留出了自主空间，提供了经济增长推动力。在此意义上，广东其实是在实验地方自治，包括乡镇自治，不仅仅是社区自治。
第二个就是还权改革，还权这个词就是任仲夷讲的，当时讲是向下放权，任仲夷讲不是什么是放权，是还权，什么是还权?这个权本身不是你的，而是人家的。我稍微说一下向企业还权，80年代的时候企业没有自主权，企业和政府是在一起的，所以80年代给企业更多自主权，当时的清远经验等等都是向企业还权。任仲夷在1979年的时候就在讲这个东西，在80年代初就有一个搞活企业的清远经验，这样政府和企业逐步分离。
第三个就是限权改革，就是政府自身限权，走向有限政府，其中一个重要内容就是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这个在广东是不断进行的，一轮又一轮对行政审批制度进行改革。这个很重要，因为行政审批越强势，说明政府权力越大。举一个简单例子，有一次我在广东讲的时候我就批评发改委系统，结果台下就有一个广东省发改委官员，下来就找我，说肖老师你这个说法对于我们广东没有那么重要，我们同样是发改委，我们广东省发改委跟贵州省发改委差远了，他比我们牛多了，我说为什么?他说内地发改委比我们牛，我们经过这么多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之后我们已经差多了，我说你们在我看来还是不行，即便是广东发改委，行政审批权还是掌握很多，资源还是掌握很多，但是相比来说，广东比内地的贵州、四川可能还要好一些，这跟他们长期对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是有关系的。当然，走向有限政府在广东也没有完成，所以，最近汪洋提出搞大部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有限政府。
因此，三大权力改革松动了权力关系，促使一体化体系分化。一体化的体系是什么?是政企合一、政事没有分开、政社没有分开，这30年改革广东一体化体系开始分化，分化为国家领域、私人领域、市场领域三个领域分开，当然离一个良性结构还有很大距离，但是这个结构已经有很大进步，就是市场已经漂移出来，私人领域也已经有了，私人的空间非常大。而且，一体化结构的分化，不仅体现为政府向企业还权、政企分开，还有政事分开，事业单位改革，这个还没有完成，但是还是在推进，国企改革还容易，事业单位改革是跟这个体系粘连度非常高地不容易，但是广东还是在做，这是要肯定的。举例来说，广东行业协会改革力度很大。当然，改革还没有完成，政社分开的路还很长。
第二方面是政府角色转型。广东政府角色转型有两次转型，第一次转型是从以阶级斗争为中心，致力于计划经济的革命斗争型政权向以经济发展为中心、着眼于市场经济的经济建设型政权转型。第二次次是贯彻科学发展观，从经济建设政府向公共服务型政府转型。第一次转型很成功，这30年政府都是经济建设政府，那些书记、县长差不多都像老板，经营政府的老板，怎么把GDP弄上去，这个转型完成的很好。但是，这个转型也有问题，政府领导都成了企业老板，肯定有问题，所以现在需要第二次转型，向公共服务型政府转型。第二次转型还没有完成，这个比较艰难，要把这个思路扭转过来，要GDP为主变成公共服务型政府比较难。但是，广东已经在完善公共服务体系，健全公共财政制度，创新公共服务流程。比如服务均等化，他们现在正在推动，包括社保的问题，这方面广东做了很多工作。第二个是健全公共财务制度，这几年公共支出逐渐在提高。还有创新公共服务流程，比如电子政务，全国电子政务南海做的是非常不错，甚至包括网络问政，这都有很大进步。比如电子政务平台，在南海可以看到是相当成熟。
权力架构变化中的第三个方面就是治理取向的刷新，不是说列宁主义变了，它的权力架构原则没有变，核心没有变，但是增添了新的取向。我认为三大取向很明显，一个是法治、一个是民主，一个是自治。
首先谈一下法治，广东法治建设任务并没有完成，包括最近汪洋也讲要把人情社会变成法治社会，但是广东法治是在探索当中。我主要讲一点，就是立法。广东立法是走在前面的，立法为什么走在前面?立法量确实增长很快，因为搞特区，搞经济增长，经济立法一开始就占很大比例，立法速度很快。但是，往后面走，开始注意提高立法质量，所以比如说专家怎么介入立法，公众怎么介入立法，听证会怎么举行，这方面有很大作为。我讲一个简单的例子，比如说这个立法不仅是人大立法，包括政府立法。政府立法举一个最简单例子，广州市政府前些年搞了一个养犬条例，这个条例看似很简单，就是养狗，但是不好弄。因为养狗涉及两波人，一波是养狗的人，一波是反对养狗的人，我就反对养狗，但是人家其乐无穷。所以，政府搞一个养犬条例很麻烦，他们在这个过程中花了很多工夫，从专家论证，从报纸上登意见，开门听取意见，很多方式把民意吸纳进来。最终这个养犬条例，大家都可以接受。我想通过这个例子来看，广东省立法系统，不管是人大这块还是政府立法系统，他们都是花了很大工夫，这些方面我认为是立法的公开化、民主化、科学化方面是做出了探索。另外，从立法内容来看，立法的重心在逐步转移。一开始经济法规很多，慢慢转向民生，立法的重慢慢从经济立法为主向社会立法为主。我们看它的立法条例，可以非常清楚看到这样一个演变。
第二是民主。在广东，选举民主、预算民主、协商民主、党内民主和网络民主都在试验。选举民主在广东发展的比较早，80年代的时候，袁庚主政的时候就搞过，后来夭折了。在广东，选举民主实验平台不是单一而是多元的，他们有农村的村民委员会、城市社区居民委员会、企业工厂工会。选举参与者力图突破确认性选举或者安排性选举，使之转变为真正竞争性选举。就像2003年深圳区人大选举的时候，就有人站出来要竞选，这个引起全国人大注意，后来选举法修改了，跟这个事情出现是有关系的。这也体现出选举制度跟民主实践相互作用的一面。预算民主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个是预算监督法制化，二是预算公开化，三是监控技术化。预算监督法制化，无论深圳还是整个广东省都有特色，它们搞了暂行规定，通过了预算审批监督条例，这个为广东预算公开、预算监督提供了法律框架。二是公开化，公开化最近的例子就是去年广州的预算公开，当时广东预算公开之后有些地方不公开，说是国家机密，网民一阵炮轰，说广东可以公开，你为什么不可以公开。此外,协商民主和党内民主也有一些动作。还有网络民主，这点在广东是非常火爆，最近我去调研河源的网络问政，确实有其特色。
以上说的是权力架构的变化。当然,由于政治改革总体推进不大,这套体制的制度成本也高,这里就不细说了。
广东模式第二个大的方面就是它的市场体系比较完善，市场化程度比较高。这从数据上可以看得很清楚，前面那些年份广东都是排第一，这几年有些下滑，它的市场化程度在全国是比较高的。当然，它也不是典型或法治化的市场经济。在经济层面，它的另外一个特点是外向型、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它的市场化和适应全球经济变化所采取的经济增长方式给它带来了经济增长奇迹，但留下了巨大的后手，比如，环境污染、劳资矛盾、外来工的权益等。它的经济增长方式面临一个痛苦的转型。
稍微说一下广东模式的第三个方面：社会层面。我分两块讲，第一块是建设中的保障社会。市场经济下，如果完全没有社会保障，社会是有问题的。所以90年代之后，中国出现了寻求社会自我保护，广东这块是一直在发展，80年代中期、2000年都在搞社保，而且是逐步全面推开。重庆这两年肯定动作比较大，但是广东是持续在干，是在不断推动这个东西。参保人数不断向上发展，2001年比较低，2006年是一个拐点，2009年是比较大的高峰。广东社会保险在全国排名指标，11个指标排全国第一。不是只搞社会保险，社会优抚、社会救济、社会福利、城乡低保都有。广东搞社会保障靠四个力量，国家、企业、社会、个人。我讲一个广东医保湛江模式，学界有争议，这个东西行不行?湛江模式含义是什么?就是人民保险系统即中国人保参与进来，市场化作业和政府主导，不是纯粹靠政府大包大揽。我不看好靠政府大包大揽搞保障，为什么?因为我们不像北欧。社会保障制度有不同模式，比如英美的自由市场模式，北欧模式、日本模式，我相信我们不可能走北欧模式，北欧多少人口?丹麦、瑞典，那些小国家，产值又高，我们不能比。所以，国家、政府、市场、社会这几个元素怎么在社保中起作用。
第二点讲成长和建设中的公民社会。广东正在成长中的公民社会有四个支柱。第一个支柱是公民意识在逐步崛起，我讲一个例子，在番禺垃圾站焚烧事件中，公民的维权意识、组织意识非常明显。第二个支柱是成长中的公民组织，我讲的公民组织主要是民间自愿组织，民间自愿组织在广东成长非常快，这里面有一个说法，2010年广东省共有社会组织28000多个，他们很活跃，这里有一个表格，它们活跃社会管理、社会救助、环境保护、公民维权、公民教育、社区服务等方方面面。第三个支柱就是公民行动，广东的公民社会不是在说，他们行动了，这些就不讲了，我们看这个画面，这个小伙子本来是有头发，剃成了光头，为什么?是广东搞光亮工程，他反对。他们的公民行动是把行为艺术和言语表达相结合。第四根支柱就是公民平台。广东的平面媒体和网络媒体交织为一体，为公民行动提供了重要的平台。这些大家比较了解，我就不讲了。
总体来看，广东模式在一定意义上是从以前政党、党国、社会一体化的体系向国家、市场和社会三元良性结构演变、过度中的一个形态，它还没有定型，处于演变之中。它留下的经验与教训需要反思性的清理。
茅于轼：
你的时间已经到了，下面请杨帆介绍一下重庆的情况，因为崔之元没有来，为了使大家对情况了解有一个平衡，杨帆老师讲一下。
作者：茅于轼等 来源：作者授权发布
来源日期：2011-8-12 本站发布时间：2011-8-12 10:11:07来源：中国选举与治理网
理性评说广东模式、重庆模式（一）
地方治理与国家转型研讨会——以广东模式、重庆模式为例记录稿
天则法律与公共治理研究中心主办，2011年7月30日，北京香山饭店
茅于轼：
各位来宾，非常感谢大家来参加这个会。今天上午委托我来主持，我主持人的任务就是按照会议议程进行，我控制每位同志的发言时间。议程大家都有，今天崔之元老师不能来，因此他那一个小时，刚才我跟秋风商量，把他放在最后作为自由发言来利用。我就不一一介绍，哪位同志发言的时候自己介绍一下。
我作为上午的主持人，还有一个15分钟的致词。首先，我希望这个会开成一个学习的会，大家彼此学习，彼此尊重，我不希望把它开成一个说服别人的会，说服别人，你说服不了，时间就浪费了，你想想别人的观点里面有什么好的，有什么我不知道的，每个人都能从这个会上有所长进、知识有所增加，我觉得这是我最希望的，所有的天则所的会都能做到对每个人带来知识的增量。这是这个会议总的希望。
下面，我说说我这十几分钟的发言，我的题目讲的是“从世界大潮看国家转型”。
大家知道100年以前孙中山就说过，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100年前，他有这个眼光，我觉得是很了不起的，现在多了100年，我们看有没有这样一个潮流呢?我觉得是有这个潮流的。孙中山那个时候讲的潮流，我想他讲的是三民主义，讲总理遗著，什么是总理遗著?在国民党的时候，每个礼拜一要开纪念周，就是念总理遗著，他说余致力于国民革命凡40年，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所以，他想的世界潮流大概是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三民主义，第二方面就是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就是中国人不要受欺负了，因为孙中山是在晚清的时候，中国一直受欺负，所以孙中山有这个希望。现在这个潮流，我感觉是存在一个普适价值，这就是世界潮流，什么是普适价值?我的理解就是民主、法制、平等、自由，为什么这是普适价值呢?我认为它还不是最基础的，最基础的是人类共同的道德，不管是什么宗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孔夫子，都有一个共同的道德，这个道德大家都知道，不要说假话，要彼此尊重，要有宽容精神，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是人类共同道德，这个我想不会有人反对。为什么有共同道德?我觉得这是人类脱离动物的根本原因，动物没有道德，马克思讲劳动使猿变成人，我觉得不对，是道德使猿变成人，道德是经过人类社会几千年、几万内的博弈得出来的一个结论，就是遵守道德是人类社会的最优解，最优解是什么?就是道德。讲道德对所有人都有好处。这是我对道德的理解，如果有道德就有普适价值，平等、自由、宽容、博爱、法制，这一系列是这么来的。
当前世界的矛盾有各式各样的矛盾，我觉得不管在中国，在利比亚，在突尼斯或者在哪里，它的冲突就是普适价值和当地的传统文化相冲突。拿中国来讲，就是普适价值和中国的皇权文化，我们几千年皇权文化的冲突，在利比亚有他们的冲突，在埃及有他们的冲突，他们的冲突和我们不太一样，非洲也有非洲的情况。但是，它都是一种本地文化和普适价值的冲突。最后，我觉得本地文化要调整自己，适应普适价值，但是并不会放弃自己的文化和传统，只是放弃自己文化传统中间跟普适价值不相容的那部分。
今天我们的这个题目是“广东模式和重庆模式的比较”，看这两个模式，在我看来，还要拿普适价值来衡量，哪一个模式更接近于民主、法制、人权、平等、自由，更接近于这些东西。当然，我们也可能有不同看法，我觉得这是我比较粗浅的看法。我本来要写一篇东西，但是没有写完，我觉得我们回顾一下对普适价值的认识，在满清的时候，对于西方世界了解的非常少，我看文献讲林则徐是比较有眼光的人，他相信英国人的腿是弯不下来的，这是林则徐的看法。所以，他们不可能到朝廷上下跪，原因是它的腿有有一根筋弯不下来，这是林则徐的看法，现在看起来是非常可笑，但是确实他那个时候是这样想的。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讲对普适价值认识是不太容易的，我们从满清的封闭的状况走到今天，有没有普适价值?现在还是有争论的。在孙中山死了以后，就是他死的前后，大家知道有一段时间把共产主义看成是一个目标，因此那个时候共产主义是普适价值，全世界都要走到共产主义去。经过七八十年的实验共产主义失败了，公有制、计划经济不行了，绝大部分国家放弃了。现在我觉得不大会有人再要求，虽然我们还叫共产党。相信的还是现代社会的制度，我们宪法里面写的虽然是公有制为主，但是还是承认各种所有制，承认人权、法制，这都写在宪法里面，宪法里面原来是没有的，现在都有了。
所以，我们对普适价值是不是有一个回归，收敛到同样一个认识里面。这个收敛的结果，我认为就是人类最基本的道德，所有违反基本道德的制度也好，做法、政策也好，通通要被唾弃，我们文化革命就是违反最基本道德的。解放后好多事都是违背了最基本的道德，没有宽容、没有同情心、残害人，这都是缺乏基本道德。所以走向了无产阶级那种形式的专政。
别的我没有把握，有一点我是非常有把握的，因为我是经济学家，什么东西有把握?人类一定会有一个市场制度，这一点我有非常高的把握。原因是什么?因为只有市场制度能够最优配制资源，这是经济学所严格证明了的。市场制度是对付资源稀缺的唯一办法，资源总是稀缺的，我们的欲望是无穷的，这个矛盾的解决只有靠市场制度，它能够最优。所以，我们不要幻想会有一个没有货币交换的没有商品的社会，不可能，如果是这样的社会，一定很穷了，资源是非常浪费的。所以，我们如果面临资源越来越稀缺的环境的话，必然要走向市场制度。所以，我说价格万岁，价格不可能没有。别的我没有把握，因为在别的我不是专家，但是对经济学，我想了几十年，我认为这一点我是有充分把握。而且由于最近50多年，市场经济的建立，解决了资源配置的问题，有了全球经济一体化，任何一个社会、一个国家，可以通过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市场得到任何一种资源，不需要通过打仗。最典型就是日本，日本占领我们的东三省，后来打东南亚，就是为了资源。东三省的煤、铁、粮食，东南亚的橡胶、石油，他需要发展，发展需要资源，日本没有资源，所以只有打仗。现在的情况，日本还是一个资源穷国，但是他是经济上的强国，他用不着打仗，他可以得到世界上任何一种资源，中国现在也走上这条路，我们用的全世界所有资源都在市场上购买。所以，在我看来争夺资源的战争一去不复返，除非一些国家的领导人糊涂得要命，用政治干涉市场、破坏市场，这个就非常危险。虽然争夺资源的战争没有了，剩下的战争就是和普适价值的冲突。所以，我们中国将来走什么道路，需要看清楚。在我看就是要避免和普适价值发生冲突。
这就是我的开场白。我遵守时间，15分钟。下面，我们进行第二个项目，请肖滨老师做广州模式的报告。
肖滨：
我在中山大学的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任教，感谢天则所茅老师和秋风兄的邀请，有幸和大家交流关于广东模式的话题，希望通过这个交流向各位学习，对于我来说这是一个不断思考和学习的过程。
各位老师，各位同行，我跟大家报告的题目是“中国模式的广东样本”。我今天讲几个问题，一个是学界的争论，点一下广东模式历史由来，主要是广东模式基本内容，最后谈一下广东模式往哪里去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就是关于中国模式这个问题，学界有些争论，争论集中在四个方面，第一是究竟有没有中国模式?我注意到MIT的黄亚生一口否认说没有中国模式，说这完全是学界杜撰出来的，说什么是中国模式?中国这几年发展和东亚和全世界发展没有独特之处，没有中国模式，这是坚决否定中国模式的观点。第二种观点认为要慎用“中国模式”，因为模式是可以复制的，中国模式可以复制吗?持怀疑态度。第三种认为是有中国模式，比如北京大学的潘维教授、新加坡国立大学郑永年教授，他们认为有中国模式。由此引出一个问题，究竟怎么界定中国模式这个概念?对于这个概念的界定主要有两种方式，一种是狭义地界定为经济增长模式，从这个角度谈中国模式。还有一个就是广义的界定，界定为政治经济学概念，包括政治、经济、社会三个层面。第三个争论就是中国模式究竟是怎么形成的、具体内容是什么?关于这个问题我讲一下，按照丁学良的观点，中国模式是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形成的，还有人追溯的更更早一些，至于中国模式的具体内容各方说的不一样，潘维有一个比较系统的说法，不少人包括我自己对他这个说法不认同。不管怎么说，关于中国模式具体内容是有不同说法。第四个争论，假设有一个中国模式，中国模式框架下有没有不同的具体形态?中国模式是不是铁板一块?学界的争论大概就围绕在这样几个方面。
我不想再纠缠于这些争论，我就姑且接受有中国模式的说法，为什么这样说呢?其实我心目中不太拘泥于模式的说法，因为你们都说模式，我就说模式，我用这个模式表示的就是一种套路，不是道路，中国这30年的发展确实有它自己的套路，这种套路是别的国家没有的，我就觉得这是一个中国套路，因为学界都说中国模式，我就姑且接受中国模式的说法。在这个情况下我赞成把中国模式界定为政治经济学模式，就是政治、经济、社会三个层面为一体的概念，而不是简单定位为纯粹的经济发展模式的概念。所以，我接受丁学良提出的中国模式三分架构的说法：一是列宁主义的权力架构，二是中国特色社会控制系统，这个控制系统由五个“方面军”组成，第三就是受政府控制的市场经济。我基本同意他的三分架构的论述，但是我的判断是他的论述太简单，而且没有看到中国模式框架下一些地方形态是很复杂的，还有比如说权力架构，如果仅仅说列宁主义的权力架构，这样，这30多年好像没有变化，我不赞成这样，我们看到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权力架构是有变化的，如果没有变化就没有办法解释中国经济30年长足的发展。他的大框架我赞成，但是太粗糙、不细腻。因此，我认为中国模式框架下还有具体形态，我的判断是广东模式是这些具体形态中的一个典范，有它的特殊价值，所以我称之为中国模式的广东样本。
广东模式怎么来的呢?刚才说中国模式是1978年开始形成，有的追溯的更早。我的基本判断是这样的，中国模式也好、广东模式也好，它这里面的权力架构这块肯定不是1978年才形成的，权力架构这块追溯到历史渊源的话，江西时期是发源期，延安时期是定型期，1949年之后是扩展期。讲中国模式或者广东模式的三个板块，市场经济这块肯定是1978年之后引进来的，包括社会层面变化也是1978年之后有的，所以我认为应该把历史纬度拉大来看广东模式和中国模式。目前我集中在改革开放这30年来看这个东西。
从这个角度来讲，我认为广东模式的形成除了那么长的历史渊源，我觉得四点可以说明。
一是在改革开放历史中形成，第二是在三代主政者的历史接续中形成，第三是在三波思想解放浪潮中形成，四是在社会或民众的参与或推动下形成。改革开放我就不细讲了，其实广东的改革开放主要是三个历史阶段，比如1978到1989是一段，停顿了两年之后，1992 年小平南巡，到2003年是第二阶段，2003年之后是第三个阶段。在这个改革开放进程中广东有两个特点比较明显，一个是开放力度比较大，经济特区开始有四个，三个都在广东，整个沿海广东开放比较早，改革的力度广东一直比较大。所以我的第一个判断，广东模式在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形成，离开历史的过程没法理解广东模式。从这个角度来讲，简单地把广东模式和重庆模式对比，其实有一个时空上的错误，为什么?重庆模式很短，基本上是薄熙来去了之后才冒出来重庆模式，广东模式是1978年之后慢慢形成的。所以，我的判断要对广东模式做一个更深度的、更长远的历史把握，而不仅仅只看汪洋和薄熙来，我特别不赞成简单把汪洋作为广东模式的代表，如果这样的话，习仲勋、任仲夷呢?谢飞呢?这些人都对广东模式有重要贡献，在我看来任仲夷在广东模式形成中更不可估量的地位和作用。
因此，讲广东模式的形成必须说第二点，就是在三代主政者的历史接续中形成。这里不讲中央层面的主政者，比如，邓小平、叶剑英、谷牧等他们的贡献当然是存在的，这里主要说广东省的三代主要的领导人，80年代是习仲勋和任仲夷，最主要的就是任仲夷。他们干了什么，第一就是为广东争取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广东这个地方你给他多点自主权，他的地理优势，历史传统就可以发展。最后争来了八个字，特殊政策、灵活措施，这样为80年代广东起飞奠定了非常重要的前提，没有这个东西，中央不向广东放权，根本谈不上后来的发展。第二点就是任仲夷的“三放”，对外更加开放、对内更加放宽、对下更加放权。任仲夷当年是顶着各种压力的。此后，谢非可以看成是第二批主政者的代表，汪洋则是第三批主政者的代表。为什么是汪洋呢?汪洋之前有两个人物，一个是李长春，一个是张德江，最后是汪洋，我个人认为汪洋是这波的代表人物，从任仲夷、谢非到汪洋，这三代主政者的前后接力为广东模式的形成提供了政治上的推力。换句话说，除了中央层级的领导，广东模式的政治香火是他们接续起来的。因此，广东模式是历史过程的产物，而不是最近七八年或者五六年的产物。
第三点就是广东模式是在三波思想解放浪潮中形成。第一波思想解放冲破两个凡是，当时习仲勋和任仲夷都是批评 “两个凡是”的勇猛战将。第二波思想解放，就是走出“姓资姓社”，八九之后中国改革开放应该往哪里去?报纸上到处都是说反和平演变这些东西，迫使邓小平南巡，邓小平南巡讲不要纠缠“姓资姓社”，这个时候谢非陪同他一起南巡，谢非非常理解邓小平搞市场经济的思路，所以谢非主政广东的时候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法制和廉政监督三个机制，加强农业、交通能源信息和教育科技三个基础，实现产业结构、生态环境和人口素质三个优化，这就是“三个三工程”。第三波思想解放就是汪洋2007年来的时候推进科学发展，这是第三波思想解放。
此外，社会或大众的参与和推动也是重要的力量，很难想象，没有那些创业的企业家、个体户和无数的农民工、进入广东打工的外来工以及那些活跃在广东媒体中的记者等，能形成所谓的广东模式。总之，有四种合力形成广东模式，(对内)改革(对外)开放、思想解放、精英主导和大众参与。
下面我讲一下广东模式基本内容，就是从三元架构来讲。第一个就是政党和国家，这是权力架构，我的判断是调整中的权力架构，第二个是市场，体系比较完善，市场化程度比较高。第三是社会，分两个层面来谈：一是还在建设中的有保障的社会，二是成长和建设中的公民社会。为什么这样说?成长是自发性，建设是国家政府的建构，所以是成长和建设中的公民社会。
现在看第一点，丁学良在关于中国模式三角关系叙述框架中，处于三角关系中顶端位置是核心的列宁主义权力架构。总体而言这一判断当然适用于广东模式，就是广东是共产党领导的，这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如果仅仅这样判断广东模式的话，这样有点太片面了，这些年权力架构的内核部分是没有变的，但是权力架构的边层部分或者技术性部分发生很大调整和变化。看广东模式不能讲一般列宁主义原则的坚持，还要讲边层结构的变化，这是广东模式的一些增量，虽然不是内核结构变化。我们经常讲党国体系，其实党国体系是三层，一个是内核层面，相当于鸡蛋的内核，二是中层，相当于蛋白部分，最后是外围部分，类似于蛋壳。这30年外壳发生很大部分，中间部分也有一些调整和变化，并不是完全没有松动，但是真正核心部分是没有动的。我举一个简单例子，80年代的时候，曾经按照十三大报告准备搞党政分开，我查到一个资料，1988年10月中共广东省批准省委组织部一份文件，就是逐步撤销在政府中的党组。这是1988年10月，翻过来就是1989，就吹了。如果这样做的话，就触动内核部分了，因为撤党组是什么意思?就是党和国家是有一个依附联线，撤党组就是断了这个联线。所以，它的内核部分没有改动。但边层有很大的变化。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方面是权力关系的调整。具体说，一个是放权改革，第二是还权改革，第三是限权改革。还权改革是横面层面，限权改革是自身的层面。
放权改革是纵向层面，一方面是中央向广东的放权，这个80年代尤其明显，从允许广东搞几个经济特区，财政大包干，然后不断重申对广东优惠政策、灵活措施不变，基本上中央不断向广东放权。当然，分税制之后，中国是有集权的走向，但是并没有回到以前把所有权力都收回去了。尤其是后来中央向广东放了一部分政治性权力，就是地方立法权，比如深圳经济特区是有地方立法权，这是政治性的，并不是经济性权力。所以，中央向广东让利放权，这对广东自主权的形成非常有好处。否则你不可以解释广东这30年的发展。
另一方面，广东省向市县放权过程不断推动，包括今天并没有停止。所以，几乎中央向广东放权同步，广东省积极向市县放权，从1981年、1985年不断向下放权，一直到最近，广东推动减政强镇，最近一个改革是关于顺德区和汕头市濠江区改革，顺德区是广东佛山一个区，现在广东省赋予顺德区省管县的权限，今年汕头市向濠江区也有一个很大放权，而且放权之后由汕头市人大常委会进行立法。所以，广东省向下面放权步伐没有停止。从80年代、90年代，一直到现在，省到市县放权并没有结束。因此，我的第一个观点是什么?权力架构调整中，要注意放权，就是纵向层面权力下放。这个有什么有意义?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化解一体化体系中上级集权主义。什么是上级集权主义?中央集全国的权，省集市的权，市集县的权，层层集权。改革开放30 年，广东逐渐向省、市、县集权，改革上级集权主义使得纵向权力架构有松动。因此，放权改革松动了高度集权体制，从而为企业和劳动者发挥经济活动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留出了自主空间，提供了经济增长推动力。在此意义上，广东其实是在实验地方自治，包括乡镇自治，不仅仅是社区自治。
第二个就是还权改革，还权这个词就是任仲夷讲的，当时讲是向下放权，任仲夷讲不是什么是放权，是还权，什么是还权?这个权本身不是你的，而是人家的。我稍微说一下向企业还权，80年代的时候企业没有自主权，企业和政府是在一起的，所以80年代给企业更多自主权，当时的清远经验等等都是向企业还权。任仲夷在1979年的时候就在讲这个东西，在80年代初就有一个搞活企业的清远经验，这样政府和企业逐步分离。
第三个就是限权改革，就是政府自身限权，走向有限政府，其中一个重要内容就是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这个在广东是不断进行的，一轮又一轮对行政审批制度进行改革。这个很重要，因为行政审批越强势，说明政府权力越大。举一个简单例子，有一次我在广东讲的时候我就批评发改委系统，结果台下就有一个广东省发改委官员，下来就找我，说肖老师你这个说法对于我们广东没有那么重要，我们同样是发改委，我们广东省发改委跟贵州省发改委差远了，他比我们牛多了，我说为什么?他说内地发改委比我们牛，我们经过这么多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之后我们已经差多了，我说你们在我看来还是不行，即便是广东发改委，行政审批权还是掌握很多，资源还是掌握很多，但是相比来说，广东比内地的贵州、四川可能还要好一些，这跟他们长期对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是有关系的。当然，走向有限政府在广东也没有完成，所以，最近汪洋提出搞大部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有限政府。
因此，三大权力改革松动了权力关系，促使一体化体系分化。一体化的体系是什么?是政企合一、政事没有分开、政社没有分开，这30年改革广东一体化体系开始分化，分化为国家领域、私人领域、市场领域三个领域分开，当然离一个良性结构还有很大距离，但是这个结构已经有很大进步，就是市场已经漂移出来，私人领域也已经有了，私人的空间非常大。而且，一体化结构的分化，不仅体现为政府向企业还权、政企分开，还有政事分开，事业单位改革，这个还没有完成，但是还是在推进，国企改革还容易，事业单位改革是跟这个体系粘连度非常高地不容易，但是广东还是在做，这是要肯定的。举例来说，广东行业协会改革力度很大。当然，改革还没有完成，政社分开的路还很长。
第二方面是政府角色转型。广东政府角色转型有两次转型，第一次转型是从以阶级斗争为中心，致力于计划经济的革命斗争型政权向以经济发展为中心、着眼于市场经济的经济建设型政权转型。第二次次是贯彻科学发展观，从经济建设政府向公共服务型政府转型。第一次转型很成功，这30年政府都是经济建设政府，那些书记、县长差不多都像老板，经营政府的老板，怎么把GDP弄上去，这个转型完成的很好。但是，这个转型也有问题，政府领导都成了企业老板，肯定有问题，所以现在需要第二次转型，向公共服务型政府转型。第二次转型还没有完成，这个比较艰难，要把这个思路扭转过来，要GDP为主变成公共服务型政府比较难。但是，广东已经在完善公共服务体系，健全公共财政制度，创新公共服务流程。比如服务均等化，他们现在正在推动，包括社保的问题，这方面广东做了很多工作。第二个是健全公共财务制度，这几年公共支出逐渐在提高。还有创新公共服务流程，比如电子政务，全国电子政务南海做的是非常不错，甚至包括网络问政，这都有很大进步。比如电子政务平台，在南海可以看到是相当成熟。
权力架构变化中的第三个方面就是治理取向的刷新，不是说列宁主义变了，它的权力架构原则没有变，核心没有变，但是增添了新的取向。我认为三大取向很明显，一个是法治、一个是民主，一个是自治。
首先谈一下法治，广东法治建设任务并没有完成，包括最近汪洋也讲要把人情社会变成法治社会，但是广东法治是在探索当中。我主要讲一点，就是立法。广东立法是走在前面的，立法为什么走在前面?立法量确实增长很快，因为搞特区，搞经济增长，经济立法一开始就占很大比例，立法速度很快。但是，往后面走，开始注意提高立法质量，所以比如说专家怎么介入立法，公众怎么介入立法，听证会怎么举行，这方面有很大作为。我讲一个简单的例子，比如说这个立法不仅是人大立法，包括政府立法。政府立法举一个最简单例子，广州市政府前些年搞了一个养犬条例，这个条例看似很简单，就是养狗，但是不好弄。因为养狗涉及两波人，一波是养狗的人，一波是反对养狗的人，我就反对养狗，但是人家其乐无穷。所以，政府搞一个养犬条例很麻烦，他们在这个过程中花了很多工夫，从专家论证，从报纸上登意见，开门听取意见，很多方式把民意吸纳进来。最终这个养犬条例，大家都可以接受。我想通过这个例子来看，广东省立法系统，不管是人大这块还是政府立法系统，他们都是花了很大工夫，这些方面我认为是立法的公开化、民主化、科学化方面是做出了探索。另外，从立法内容来看，立法的重心在逐步转移。一开始经济法规很多，慢慢转向民生，立法的重慢慢从经济立法为主向社会立法为主。我们看它的立法条例，可以非常清楚看到这样一个演变。
第二是民主。在广东，选举民主、预算民主、协商民主、党内民主和网络民主都在试验。选举民主在广东发展的比较早，80年代的时候，袁庚主政的时候就搞过，后来夭折了。在广东，选举民主实验平台不是单一而是多元的，他们有农村的村民委员会、城市社区居民委员会、企业工厂工会。选举参与者力图突破确认性选举或者安排性选举，使之转变为真正竞争性选举。就像2003年深圳区人大选举的时候，就有人站出来要竞选，这个引起全国人大注意，后来选举法修改了，跟这个事情出现是有关系的。这也体现出选举制度跟民主实践相互作用的一面。预算民主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个是预算监督法制化，二是预算公开化，三是监控技术化。预算监督法制化，无论深圳还是整个广东省都有特色，它们搞了暂行规定，通过了预算审批监督条例，这个为广东预算公开、预算监督提供了法律框架。二是公开化，公开化最近的例子就是去年广州的预算公开，当时广东预算公开之后有些地方不公开，说是国家机密，网民一阵炮轰，说广东可以公开，你为什么不可以公开。此外,协商民主和党内民主也有一些动作。还有网络民主，这点在广东是非常火爆，最近我去调研河源的网络问政，确实有其特色。
以上说的是权力架构的变化。当然,由于政治改革总体推进不大,这套体制的制度成本也高,这里就不细说了。
广东模式第二个大的方面就是它的市场体系比较完善，市场化程度比较高。这从数据上可以看得很清楚，前面那些年份广东都是排第一，这几年有些下滑，它的市场化程度在全国是比较高的。当然，它也不是典型或法治化的市场经济。在经济层面，它的另外一个特点是外向型、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它的市场化和适应全球经济变化所采取的经济增长方式给它带来了经济增长奇迹，但留下了巨大的后手，比如，环境污染、劳资矛盾、外来工的权益等。它的经济增长方式面临一个痛苦的转型。
稍微说一下广东模式的第三个方面：社会层面。我分两块讲，第一块是建设中的保障社会。市场经济下，如果完全没有社会保障，社会是有问题的。所以90年代之后，中国出现了寻求社会自我保护，广东这块是一直在发展，80年代中期、2000年都在搞社保，而且是逐步全面推开。重庆这两年肯定动作比较大，但是广东是持续在干，是在不断推动这个东西。参保人数不断向上发展，2001年比较低，2006年是一个拐点，2009年是比较大的高峰。广东社会保险在全国排名指标，11个指标排全国第一。不是只搞社会保险，社会优抚、社会救济、社会福利、城乡低保都有。广东搞社会保障靠四个力量，国家、企业、社会、个人。我讲一个广东医保湛江模式，学界有争议，这个东西行不行?湛江模式含义是什么?就是人民保险系统即中国人保参与进来，市场化作业和政府主导，不是纯粹靠政府大包大揽。我不看好靠政府大包大揽搞保障，为什么?因为我们不像北欧。社会保障制度有不同模式，比如英美的自由市场模式，北欧模式、日本模式，我相信我们不可能走北欧模式，北欧多少人口?丹麦、瑞典，那些小国家，产值又高，我们不能比。所以，国家、政府、市场、社会这几个元素怎么在社保中起作用。
第二点讲成长和建设中的公民社会。广东正在成长中的公民社会有四个支柱。第一个支柱是公民意识在逐步崛起，我讲一个例子，在番禺垃圾站焚烧事件中，公民的维权意识、组织意识非常明显。第二个支柱是成长中的公民组织，我讲的公民组织主要是民间自愿组织，民间自愿组织在广东成长非常快，这里面有一个说法，2010年广东省共有社会组织28000多个，他们很活跃，这里有一个表格，它们活跃社会管理、社会救助、环境保护、公民维权、公民教育、社区服务等方方面面。第三个支柱就是公民行动，广东的公民社会不是在说，他们行动了，这些就不讲了，我们看这个画面，这个小伙子本来是有头发，剃成了光头，为什么?是广东搞光亮工程，他反对。他们的公民行动是把行为艺术和言语表达相结合。第四根支柱就是公民平台。广东的平面媒体和网络媒体交织为一体，为公民行动提供了重要的平台。这些大家比较了解，我就不讲了。
总体来看，广东模式在一定意义上是从以前政党、党国、社会一体化的体系向国家、市场和社会三元良性结构演变、过度中的一个形态，它还没有定型，处于演变之中。它留下的经验与教训需要反思性的清理。
茅于轼：
你的时间已经到了，下面请杨帆介绍一下重庆的情况，因为崔之元没有来，为了使大家对情况了解有一个平衡，杨帆老师讲一下。
Thursday, September 22, 2011
陈子明：改革已死，宪政当立
中国政治学者陈子明认为，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启的中国改革进程，曾经是抵制左派的利器，而现今却已演变成当权者攫取暴利的工具。“为了解决当今中国的问题，必须建立宪政民主制度，实行民主监督下的市场经济。”
2008年12月，香港夏菲尔出版有限公司出版了两本书。一本是王俊秀策划，陈子明、余世存等著《中国改革的末路》；另一本是王俊秀策划，余世存主 编的《改革之死》，陈子明写序《一百二十年和两个六十年》，陈永苗写总论《给改革一个死刑判决》。据沙非公在《民主中国》揭露，当时中国社会科学院亚洲太 平洋研究所开会传达中共中央宣传部文件说，最近有两件大事情：一个是有人在香港出版否定改革的书籍，二是《零八宪章》。这里所说的否定改革的书籍就是《改 革之死》。 此后，王俊秀与陈永苗等人创办后改革研究所和后改革网站。该网站汇集了大批支持"改革已死"的言论。可惜现在网站已经被封闭，大家已经看不到这些资料了。 微博兴起后，"改革已死"、"后改革"的言论蔚然成风。发表此类言论的不仅有公共知识分子和维权者，也有企业家、学者和体制内的干部等。个别的微博言论虽然常常被删除，但这样一种思潮的流行已经无法被完全封堵了。 我们说"改革已死"，首先是承认改革曾经活过。在1980年代，中国上上下下确实有一种改革的共识，改革的结果基本上是属于"帕累托改善"，即"在 没有任何人受损的情况下有人受益的一种社会变革"。"六四"以后，邓小平关闭了政治体制改革之门。进入1990年代后期，"权贵"阶层初步形成，他们逐步 垄断了经济成功的机会之门。2001年中国"入世"之后，再也没有任何具有重大意义的经济改革措施出台。"改革已死"，并不是我们的一种愿望，而是人们不 得不面对的一种现实。 权贵阶层从来不会自觉自愿地进行有利于大多数民众的改革。毛泽东时代的掌权者，也没有真心实意地想要削减自己的权力与特权。"非毛化"改革是体制内 外的政治反对派不屈不挠斗争的结果，尤其是有数百万人参加的四五运动的结果。今天，即使是"党内差额选举"、"取消政法委"、"取消部党组"之类中共十三 大已经通过的政治改革措施，当权派也不会接受。换一个角度来说，即便是当局回到中共十三大路线，体制外的反对派和广大民众也不会感到满意。为了解决当今中 国的问题，必须建立宪政民主制度，实行民主监督下的市场经济。 |
Sunday, September 11, 2011
下流人上升的國度◎ 余 杰
下流人上升的國度◎ 余 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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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流人上升的國度
◎ 余 杰
● 李鵬是六四血案的劊子手，其家族貪腐眾所周知，但其子李小鵬卻能官運亨通，調任山西省副省長。據說是其父安排他到地方歷練的重要步驟，以讓他日後進一步升遷掌握更大的權力。
● 剛任山西副省長的李鵬兒子李小鵬。
在「六四」慘案十九周年祭日前夕，中共悍然宣佈李鵬之子李小鵬由華能集團總經理調任山西副省長、省委常委。據說，這是李鵬安排李小鵬到地方歷練的重要步驟，也是胡溫與李鵬派系的一次權力交換。因此，李小鵬今後還有可能獲得升遷，到中樞主管能源行業。這種骯髒的內幕交易，乃是對「六四」死難者、家屬以及一切有良知的中國人的公然羞辱。這一時間精心挑選的任命再次表明，已經退休多年的李鵬在中國政壇上仍然具有相當的影響力，中共也絕對不可能為「六四」正名。由此可見，中共當局有多麼蔑視民意和民情，這艘已經漏洞百出的大船，根本不承認「水能載舟，亦能覆舟」的道理。
李鵬家族是著名貪腐家族
李鵬家族是一個眾所周知的貪腐家族和無恥家族。從李鵬、朱琳夫婦的「身體力行」到他們的子女李小鵬、李小琳的「有其父母必有其子女」，個個都腰纏萬貫、珠光寶氣。李氏家族霸佔了中國電力系統，恬不知恥地以龐大的國有資產為「家有」。中國電力系統的壟斷與腐敗臻於極致。前電力部黨組書記、副部長兼國家電力公司黨組書記高嚴是李鵬一手提拔起來的嫡系，在被調查期間之後，他卻能夠從容潛逃海外，至今仍然逍遙法外。如果不是得到了李鵬的幫助，高嚴豈能逃避法律的懲罰？事發之後，李鵬卻輕鬆地與之撇清了關係。
李鵬是中共建政以來民眾最厭惡的、也是最無能的總理，他的雙手沾滿了天安門慘案中無數學生和市民的鮮血；李鵬一意孤行啟動三峽工程，貽害萬代，卻鉗制人口，不允許對此問題作公開討論和批評。李鵬的子女個個都是無能狂傲之輩，卻憑藉父輩的餘蔭，繼續騎在人民頭上作威作福。他們還要得意到幾時呢？
● 深圳警方將妓女嫖客公開示眾，輿論嘩然。
這是一個下流人上升的國度
舉國震驚的「彭水詩案」（編按：二○○六年八月重慶彭水縣教委人事科員秦中飛因寫了首針砭時弊的打油詩，用手機傳送出去，被當局指誹謗縣委書記和縣長而被刑拘。後在輿論壓力下獲釋）的始作俑者、彭水原縣委書記藍慶華，在二○○六年十二月被免職之後，卻又在二○○七年二月十四日被任命為重慶市統計局副局長，完成了地方官員非常難以實現的由「正處」到「副廳」的提拔。而另一名責任人、縣長周偉，則在差不多同時「當選」為本地兼職的縣委副書記。
「彭水詩案」這一當代駭人聽聞的文字獄發生之後，在海內外輿論的壓力之下，重慶市有關部門被迫組成調查組進行調查。在公佈的調查報告中認定，這是一起政法部門不依法辦案，黨政領導非法干預司法的案件，最初司法機關介入，源於黨政領導指示，對嫌疑人的處理，迎合黨政領導意志。對於此案，重慶市人大代表孫健提交進行行政問責、並設置相應預防措施的提案。指出如此重大違憲和侵犯人權的事件，一定要進行行政問責，要對相關官員違法、違紀行為追究，而不是異地調動或者一賠了事。
這份提案的命運當然是被束之高閣。不僅如此，重慶當局竟然定：該案的兩名當事人，一名獲得了升遷，一名繼續在原地為官。這一定深切地表明，中共的幹部制度乃是專門選拔下流人的，因為惟有下流人才會只顧利益、不問是非地為上級服務，惟有下流人才能自覺地充當專制制度堅實的根基。
從中央到地方，從李小鵬到藍慶華，中國處處都是下流人迅速竄升的格局。在中共特有的制度文化中，下級從來只對上級負責，民意從來受到官府的蔑視。上下級之間的主奴關係，向來根深柢固，在毛澤東時代，從國家主席劉少奇、國務院總理周恩來到「十大元帥」，哪個不是毛澤東的家奴！哪個敢說自己有「思想之自由、人格之尊嚴」？在嚴酷的現代奴隸制度之下，奴才對主子忠心耿耿，主子才會對奴才體恤有加，哪裡會顧忌民間輿論滔天！
賈慶林醜聞纏身卻青雲直上
中共的幹部選拔制度，似乎特意要與民心、民意為敵：屈指可數的那幾名獲得民眾的美譽的「青天」，從焦裕祿到孔繁森，無不是在生前飽受排擠與打壓，在死後才不由自主地成為黨的宣傳工具和符號；而那些民憤極大的腐敗官僚和酷吏，卻往往能夠青雲直上、飛黃騰達。最典型的一個例子便是貴為當今第四號人物的政協主席、政治局常委賈慶林。一直以來，賈慶林以醜聞纏身、粗魯無文而著稱，不折不扣地是一名「下流人」。其擔任福建省委書記期間，與「天字第一號」的賴昌星走私案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其妻是主管福建外貿的高官，不可能對賴的生意一無所知。賴昌星逃亡加拿大之後，屢屢曝出第一手材料，證實賈慶林及其妻子、秘書之貪瀆是無可推諉的。誰知，賈慶林不僅沒有受到查處，反倒節節高升，最終擁有「議長」之尊，代表中國「民意機構」（下院）的負責人，在國際舞台上招搖亮相。
近日，賈慶林的前秘書、北京海淀區前區長以受賄一千六百多萬元的罪名出庭受審。周良洛在海淀區這個中國的「矽谷」任職期間，曾經提出「上風上水上海淀，融智融商融天下」的經營概念。周氏名言已經被坊間改成了一句反諷的打油詩｜｜「上風上水上海淀，人落馬落周良洛」。周良洛是落馬了，卻閉口不提老闆賈慶林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於是，躲在周良洛幕後的賈慶林紋絲不動。賈外表憨厚，卻是自我保護的高手。由此可見，中共的反腐敗僅僅是蜻蜓點水、點到為止而已，從來都「刑不上政治局常委」。
中共吏治之壞超過歷朝歷代
近年來，中共吏治之敗壞，遠遠超過了中國古今的歷朝歷代。今天的人們常常非議明代政治紊亂、弊病橫生，殊不知明代猶有大學士張居正設置的「考成法」，此制度讓地方官吏不至於過度胡作非為。張居正說過：「法之不行也，人不力也，不議人而議法何益？」他所創制的考成法其實簡單異常：他命令各衙門分置三本帳薄，一本記載一切發文、收文、章程、計畫，這是底冊。在這許多項目之中，把例行公事剔除在外，再同樣造成兩本帳薄，一本送中央各科備註，實行一件，註銷一件，如果有積久而尚未實行，即由該科具奏候旨；另一本送內閣查考。這樣，對於地方官員的政績和作為，中央大都能夠掌握。地方官員的懶惰、失誤和虐民，均納入其升遷考核成績之中。
如果沒有這套考成制度，官員的升遷罷黜便失去了依據，從而完全憑藉上級的好惡，以及下級對上級的逢迎和賄賂程度。學者朱東潤在《張居正大傳》中總結說：「居正的綜核名實，完成萬曆初年之治，最得力的還是這三本帳薄。」正是有了這套分別賢愚善惡的檔案制度，明代雖然屢屢出現昏君和奸宦，卻未能動搖國體，明朝得以維持了近三百年的統治，而沒有成為像秦、隋那樣的短命王朝。
今日中共吏治之敗壞，遠勝於明朝。組織、監察、紀檢、審計、反貪等機構，越來越龐大，卻越來越無能。中共對權力的壟斷，已經與蓬勃生長的民間社會形成了無比尖銳的對立。每一次類似於「彭水詩案」、「妓女公處」（二○○六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深圳警方召開公處大會，將一眾妓女嫖客公開示眾羞辱，引發輿論批評踐踏人權。）等事件的發生，中共當局的處理方式，必然與民間輿論背道而馳。一次次肆無忌憚地傷害與侵犯民間輿論，也就等於是中共讓自身威嚴掃地，不啻於自掘墳墓。賈慶林、李小鵬、藍慶華等人，固然因咎得福，固然會對提拔他們的恩主感激涕零，從此更加賣力地幫助當局殘民虐民，但中共的合法性基礎卻由此被嚴重削弱。
日前，政治局常委、全國人大委員長吳邦國宣稱，中國不搞三權分立的「西方資產階級民主」。中共既拒絕向西方學習三權分立的政治制度，又不願到中國的歷史中去尋求有益的「資治通鑒」，僅僅依賴一套專門提拔下流人的幹部制度，其統治究竟可以維持多久呢？
二○○八年六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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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流人上升的國度
◎ 余 杰
● 李鵬是六四血案的劊子手，其家族貪腐眾所周知，但其子李小鵬卻能官運亨通，調任山西省副省長。據說是其父安排他到地方歷練的重要步驟，以讓他日後進一步升遷掌握更大的權力。
● 剛任山西副省長的李鵬兒子李小鵬。
在「六四」慘案十九周年祭日前夕，中共悍然宣佈李鵬之子李小鵬由華能集團總經理調任山西副省長、省委常委。據說，這是李鵬安排李小鵬到地方歷練的重要步驟，也是胡溫與李鵬派系的一次權力交換。因此，李小鵬今後還有可能獲得升遷，到中樞主管能源行業。這種骯髒的內幕交易，乃是對「六四」死難者、家屬以及一切有良知的中國人的公然羞辱。這一時間精心挑選的任命再次表明，已經退休多年的李鵬在中國政壇上仍然具有相當的影響力，中共也絕對不可能為「六四」正名。由此可見，中共當局有多麼蔑視民意和民情，這艘已經漏洞百出的大船，根本不承認「水能載舟，亦能覆舟」的道理。
李鵬家族是著名貪腐家族
李鵬家族是一個眾所周知的貪腐家族和無恥家族。從李鵬、朱琳夫婦的「身體力行」到他們的子女李小鵬、李小琳的「有其父母必有其子女」，個個都腰纏萬貫、珠光寶氣。李氏家族霸佔了中國電力系統，恬不知恥地以龐大的國有資產為「家有」。中國電力系統的壟斷與腐敗臻於極致。前電力部黨組書記、副部長兼國家電力公司黨組書記高嚴是李鵬一手提拔起來的嫡系，在被調查期間之後，他卻能夠從容潛逃海外，至今仍然逍遙法外。如果不是得到了李鵬的幫助，高嚴豈能逃避法律的懲罰？事發之後，李鵬卻輕鬆地與之撇清了關係。
李鵬是中共建政以來民眾最厭惡的、也是最無能的總理，他的雙手沾滿了天安門慘案中無數學生和市民的鮮血；李鵬一意孤行啟動三峽工程，貽害萬代，卻鉗制人口，不允許對此問題作公開討論和批評。李鵬的子女個個都是無能狂傲之輩，卻憑藉父輩的餘蔭，繼續騎在人民頭上作威作福。他們還要得意到幾時呢？
● 深圳警方將妓女嫖客公開示眾，輿論嘩然。
這是一個下流人上升的國度
舉國震驚的「彭水詩案」（編按：二○○六年八月重慶彭水縣教委人事科員秦中飛因寫了首針砭時弊的打油詩，用手機傳送出去，被當局指誹謗縣委書記和縣長而被刑拘。後在輿論壓力下獲釋）的始作俑者、彭水原縣委書記藍慶華，在二○○六年十二月被免職之後，卻又在二○○七年二月十四日被任命為重慶市統計局副局長，完成了地方官員非常難以實現的由「正處」到「副廳」的提拔。而另一名責任人、縣長周偉，則在差不多同時「當選」為本地兼職的縣委副書記。
「彭水詩案」這一當代駭人聽聞的文字獄發生之後，在海內外輿論的壓力之下，重慶市有關部門被迫組成調查組進行調查。在公佈的調查報告中認定，這是一起政法部門不依法辦案，黨政領導非法干預司法的案件，最初司法機關介入，源於黨政領導指示，對嫌疑人的處理，迎合黨政領導意志。對於此案，重慶市人大代表孫健提交進行行政問責、並設置相應預防措施的提案。指出如此重大違憲和侵犯人權的事件，一定要進行行政問責，要對相關官員違法、違紀行為追究，而不是異地調動或者一賠了事。
這份提案的命運當然是被束之高閣。不僅如此，重慶當局竟然定：該案的兩名當事人，一名獲得了升遷，一名繼續在原地為官。這一定深切地表明，中共的幹部制度乃是專門選拔下流人的，因為惟有下流人才會只顧利益、不問是非地為上級服務，惟有下流人才能自覺地充當專制制度堅實的根基。
從中央到地方，從李小鵬到藍慶華，中國處處都是下流人迅速竄升的格局。在中共特有的制度文化中，下級從來只對上級負責，民意從來受到官府的蔑視。上下級之間的主奴關係，向來根深柢固，在毛澤東時代，從國家主席劉少奇、國務院總理周恩來到「十大元帥」，哪個不是毛澤東的家奴！哪個敢說自己有「思想之自由、人格之尊嚴」？在嚴酷的現代奴隸制度之下，奴才對主子忠心耿耿，主子才會對奴才體恤有加，哪裡會顧忌民間輿論滔天！
賈慶林醜聞纏身卻青雲直上
中共的幹部選拔制度，似乎特意要與民心、民意為敵：屈指可數的那幾名獲得民眾的美譽的「青天」，從焦裕祿到孔繁森，無不是在生前飽受排擠與打壓，在死後才不由自主地成為黨的宣傳工具和符號；而那些民憤極大的腐敗官僚和酷吏，卻往往能夠青雲直上、飛黃騰達。最典型的一個例子便是貴為當今第四號人物的政協主席、政治局常委賈慶林。一直以來，賈慶林以醜聞纏身、粗魯無文而著稱，不折不扣地是一名「下流人」。其擔任福建省委書記期間，與「天字第一號」的賴昌星走私案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其妻是主管福建外貿的高官，不可能對賴的生意一無所知。賴昌星逃亡加拿大之後，屢屢曝出第一手材料，證實賈慶林及其妻子、秘書之貪瀆是無可推諉的。誰知，賈慶林不僅沒有受到查處，反倒節節高升，最終擁有「議長」之尊，代表中國「民意機構」（下院）的負責人，在國際舞台上招搖亮相。
近日，賈慶林的前秘書、北京海淀區前區長以受賄一千六百多萬元的罪名出庭受審。周良洛在海淀區這個中國的「矽谷」任職期間，曾經提出「上風上水上海淀，融智融商融天下」的經營概念。周氏名言已經被坊間改成了一句反諷的打油詩｜｜「上風上水上海淀，人落馬落周良洛」。周良洛是落馬了，卻閉口不提老闆賈慶林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於是，躲在周良洛幕後的賈慶林紋絲不動。賈外表憨厚，卻是自我保護的高手。由此可見，中共的反腐敗僅僅是蜻蜓點水、點到為止而已，從來都「刑不上政治局常委」。
中共吏治之壞超過歷朝歷代
近年來，中共吏治之敗壞，遠遠超過了中國古今的歷朝歷代。今天的人們常常非議明代政治紊亂、弊病橫生，殊不知明代猶有大學士張居正設置的「考成法」，此制度讓地方官吏不至於過度胡作非為。張居正說過：「法之不行也，人不力也，不議人而議法何益？」他所創制的考成法其實簡單異常：他命令各衙門分置三本帳薄，一本記載一切發文、收文、章程、計畫，這是底冊。在這許多項目之中，把例行公事剔除在外，再同樣造成兩本帳薄，一本送中央各科備註，實行一件，註銷一件，如果有積久而尚未實行，即由該科具奏候旨；另一本送內閣查考。這樣，對於地方官員的政績和作為，中央大都能夠掌握。地方官員的懶惰、失誤和虐民，均納入其升遷考核成績之中。
如果沒有這套考成制度，官員的升遷罷黜便失去了依據，從而完全憑藉上級的好惡，以及下級對上級的逢迎和賄賂程度。學者朱東潤在《張居正大傳》中總結說：「居正的綜核名實，完成萬曆初年之治，最得力的還是這三本帳薄。」正是有了這套分別賢愚善惡的檔案制度，明代雖然屢屢出現昏君和奸宦，卻未能動搖國體，明朝得以維持了近三百年的統治，而沒有成為像秦、隋那樣的短命王朝。
今日中共吏治之敗壞，遠勝於明朝。組織、監察、紀檢、審計、反貪等機構，越來越龐大，卻越來越無能。中共對權力的壟斷，已經與蓬勃生長的民間社會形成了無比尖銳的對立。每一次類似於「彭水詩案」、「妓女公處」（二○○六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深圳警方召開公處大會，將一眾妓女嫖客公開示眾羞辱，引發輿論批評踐踏人權。）等事件的發生，中共當局的處理方式，必然與民間輿論背道而馳。一次次肆無忌憚地傷害與侵犯民間輿論，也就等於是中共讓自身威嚴掃地，不啻於自掘墳墓。賈慶林、李小鵬、藍慶華等人，固然因咎得福，固然會對提拔他們的恩主感激涕零，從此更加賣力地幫助當局殘民虐民，但中共的合法性基礎卻由此被嚴重削弱。
日前，政治局常委、全國人大委員長吳邦國宣稱，中國不搞三權分立的「西方資產階級民主」。中共既拒絕向西方學習三權分立的政治制度，又不願到中國的歷史中去尋求有益的「資治通鑒」，僅僅依賴一套專門提拔下流人的幹部制度，其統治究竟可以維持多久呢？
二○○八年六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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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已無改革派
◎ 余 杰
◎ 余 杰
本文分析胡趙時期之及的中共三屆權力集團的自私平庸與保守，指出紅朝已處於滿清末年的腦死亡狀態，除了自殺別無他途。
● 副總理王岐山（左），做官後變得冷酷。和香港特首曾蔭權。
從二○○七年秋的中共十七大到二零零八年春的兩會，中共新一代的人事佈局基本完成，團派與太子黨這 兩大派系之間，既合作又競爭、共同分享中樞權力的格局也初步形成。然而，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依然是死水一潭，連絲毫的微瀾都沒有；報禁和黨禁並無任何解凍 的跡象，即便是黨內民主化的嘗試也裹足不前；在行政管理體制改革方面，一年多以來，喧囂一時的國務院「大部制」改革，居然以僅僅減少一個部委而草草告終， 淪為中外輿論的笑柄。
共產黨類似清未民間的腦死亡
正如民間評論家溫克堅所指出的那樣，中共已經呈現出一種奇特的「腦死亡」態勢。這種「腦死 亡」，與統治末期的滿清政權極為相似：一八九五年，甲午戰爭爆發，中國慘敗。洋務運動原來是一隻中看不中用的紙老虎，舊有的統治秩序頓時解紐，兩千年穩固 的儒家意識形態亦走到了崩潰的邊緣。但是，滿清統治者不願意出讓既得利益，拼命抵制民間的變革訴求戊戌變法。一九○○年，庚子事變之後，頑固派不得不停止 科舉、實施新政，但其「家天下」的統治模式凝固不變，皇室將最後一根救命稻草──君主立憲──變成了一場「皇帝的新衣」般的鬧劇。最後，這個政權終於招致 天怒人怨，武昌首義牽一髮而動全身，徹底顛覆了滿清長達兩個半世紀的統治。
今天，中共選擇「腦死亡」，選擇以自欺而不能欺人的鴕鳥政策來應對政治改革的呼聲，根本原因在 於：他們不是不知道政治改革是一劑良藥、是惟一的生路，他們不是不知道若不改革未來的下場會有多麼悲慘；但是，中共仍然堅持以「腦死亡」的狀態，漠視甚至 敵視來自海內外和體制內外所有的建議，乃是因為它已淪為一個赤裸裸的既得利益集團，將捍衛既得利益當作至高無上的目標，不願出讓一部分既得利益以換取黨自 身的脫胎換骨。在此意義上，終結當年滿清統治的正是滿清皇室，終結今日共產黨統治的也正將是共產黨──除了自殺之外，沒有任何一種方式能夠讓他們死亡得如 此之快。
二○○八年初，國內許多媒體紛紛發表文章以紀念所謂的「改革開放三十年」。其實，這是一個徹頭 徹尾的「偽命題」。早在一九八九年「六．四」的槍聲響起之際，中共的「自改革」便已宣告結束，中共黨內的改革派便已徹底出局。此後的二十年，中國只有經濟 上的資本主義化過程，而完全沒有政治上的民主化過程。如果說一九八九年之前的十年，黨內確實存在著一個力量強大到足以同左派抗衡的「改革派」勢力，先後擔 任黨的總書記的胡耀邦和趙紫陽兩人便是「改革派」的領軍人物，他們也確實提出了政治改革的設想和計畫──如提倡黨政分開、黨企分開、起草新聞法等等；那 麼，在一九八九年之後，黨內的「當權派」，基本上是一群商賈式的實用主義者，江澤民怎麼看都是一個愛出風頭的上海小開，胡錦濤怎麼看都是一個謹慎有餘的徽 商。這群實用主義者，真正實踐了「不管白貓黑貓，只要捉到耗子就是好貓」的「鄧小平理論」，他們對意識形態的爭論不感興趣，只對維持權力和瓜分國家財富有 興趣。與之相比，鐵杆的老左派們如日暮西山、後繼無人；而八十年代的改革派，從中央到地方各級都遭到了全面清洗，不再掌握實權，也無從發揮其影響力。中共 之所以仍然顯得強大，黨員人數也迅速增長，是因為它乃是一個龐大的分贓集團──既然不能改變它，不妨也加入它，以便也能夠分得一杯羹，這就是如今相當多的 中國人的想法。
習李接班是胡溫登基前的翻版
可以說，從江澤民到胡錦濤，從朱鎔基到溫家寶，都不是改革派。他們既無改革之心，也乏改革之 力。由江澤民和胡錦濤共同挑選的接班人習近平和李克強，同樣也不是改革派。國內外許多人士，在「胡溫新政」的企盼破滅之後，重新燃起對習、李二人的空頭幻 想。他們將習、李二人看作改革派，主要根據在於：習近平的父親習仲勳，是黨內的開明派元老，八十年代是胡耀邦的重要支持者並反對「六．四」屠殺。於是，出 於「有其父必有其子」的善意考量，人們給習近平也戴上了一頂改革派的高帽子。而李克強畢業於有著悠久的自由民主傳統的北京大學，七十年代末還曾經與胡平、 王軍濤等人一起參與學生競選，此段經歷似乎會在其心靈深處打下烙印。於是，人們幻想李克強也許更能支持「民主是個好東西」的觀點。
然而，空中的想像畢竟不是地上的事實。習、李二人的為官之道，低調而平庸，在擔任地方大員期 間，他們從未實施過類似於「政治特區」的實驗，比之清末的地方大員李鴻章、張之洞等人還不如。習近平在福建、浙江和上海擔任封疆大吏期間，這些地方的人權 狀況並未有些許的改善，這些地區因言獲罪案件的數量在全國名列前茅；而李克強在河南、遼寧等地任地方大吏期間，各種重大事故接二連三，愛滋病氾濫，失業工 人無以糊口......在這些事關民生大計的領域，李也並無多大作為。在成為正副王儲之後，習李二人更是如履薄冰，活脫脫的是登基前的胡溫的翻版。
中共已無改革派，不僅中央是如此，地方也是如此。比如，新一任的「南天王」汪洋，剛剛高調宣揚 「解放思想」，便又成了縮頭烏龜，宣稱絕對不搞「政治特區」。這幾年來，省市一級的政壇上確實出現過一些富於爭議的人物，比如呂日周、比如仇和。呂日周在 擔任山西長治市委書記期間，頗有一些出格的言論和作為，他曾經下令當地的黨報必須在頭條發表批評政府部門的文章。後來，呂因為觸動官場的潛規則，被明升暗 降為山西省政協副主席。仇和要幸運一些，他在江蘇宿遷任市委書記期間，以反對吃喝浪費出名。升任雲南昆明市委書記之後，他又在大會上就地免除打瞌睡的官員 的官職，並下令《昆明日報》公佈各部門負責人的電話，讓老百姓可以給高高在上的官員們打電話。呂、仇的這些舉措，類似於明代的海瑞，他們是能吏，甚至是酷 吏，但卻並非改革派。他們無力改變整個政治架構，便以驚世駭俗的方式來博取名聲。呂日周以地方第一把的權威來宣導新聞自由，其實這種新聞自由乃是權力所恩 賜的偽自由。首先，報紙可以批評其他官員，卻不能批評呂本人；其次，呂一調走，報紙又恢復了「歌德」的原貌。而仇和在宿遷地區嚴令查禁大吃大喝之風，居然 成立道德糾察隊，干涉百姓私家的紅白喜喪筵席。雖然此舉「政治正確」，但在本質上卻是公權力對民權的粗暴干涉。從後果上而言，被道德激情所支配的能吏、酷 吏，對民間的傷害有可能大於貪官。
王歧山對老師輩包遵信很泠酷
比呂、仇更高明的「實幹家」，乃是新任政治局委員、主管金融的副總理王歧山。王歧山在新一屆的 政治局委員當中，似乎名望最高。那麼，他是不是一名改革派呢？近期，以「憲政學者」自居的陳永苗在《環球財經》發表了一篇題為〈王岐山的學者生涯〉的文 章，大肆渲染王作為「學者」和「知識份子」的一面，認為王是知青一代，且經歷了八十年代思想解放運動的洗禮，必然是一名堅定的改革派。這篇文章甚至將王描 述成深味民間疾苦的、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未來好總理。
王歧山在青年時代短期進入過近代歷史研究領域，但很快便轉而投身政壇。憑著作為左派元老姚依林 的女婿的身份，他迅速飛黃騰達。陳永苗讚美說：「對王岐山自己，知識份子這個角色應該沒有失蹤。」他的根據之一便是，在八十年代，王歧山是《走向未來叢 書》的編委之一，「在八十年代就開始活躍的那批社會精英中，在中國大陸至今還非常活躍在最前線的，政界是王岐山，學界中就是秦曉鷹。」他還引用《讀書》前 主編沈昌文在《一九八零年代是一個幸運時代》中提到的一個細節：《走向未來叢書》的第一筆錢來自王岐山，他支持了五千元。
以上提及的確實是王歧山的一段真實的歷史。但是，此一時，彼一時也，當年作為《走向未來叢書》 編委的王歧山，與今日作為副總理的王歧山之間，早已判若兩人。以昔日之王，衡量今日之王，只能得出刻舟求劍式的結果，或者乾脆就是諂媚者個人的一廂情願。 王歧山自從二○○三年在薩斯危機中臨危受命，擔任京兆尹之後，歷時將近五年之久。就在王歧山所統治的北京城裡，有一位當年他的老師輩的人物，一直處於「三 無人員」的狀態，他就是包遵信先生。包先生是《走向未來叢書》的主編，是知識界的風雲人物。那個時候，王歧山只是包先生手下的一個小廝而已。「六．四」槍 響，包先生成為階下囚，經歷了五年的牢獄之災，從此成為沒有工作、沒有收入、沒有醫療保險的「三無人員」。
王歧山不可能對包遵信先生的處境一無所知，而以北京市市長之尊，對包先生作適當的照顧可以說易 如反掌，比如解決包先生的醫藥費用等等。包先生生前動手術的費用，是朋友們湊的；包先生晚年享受了最後幾個月的新居，是女兒為之購置的。二○○七年冬，包 先生病逝之後，若干前去參加其追悼會的人士被北京國安綁架，小型的追思會也遭到粗暴的破壞。王歧山作為北京市的第二號人物，完全有能力制止此種褻瀆死者的 可恥行徑。然而，他不僅沒有為昔日的師長送一個花圈，甚至還讓這一切都施施然地發生了。從王歧山對包先生的冷酷無情上，可以看出他是一個唯利是圖之輩：八 十年代之所以參與《走向未來叢書》、為改革開放搖旗吶喊，因為當時這是時代的主潮，從胡耀邦到趙紫陽兩屆總書記都以改革為號召，上行下效，只有以改革的弄 潮兒自居，才能在仕途上節節高升。而九十年代之後，改革尤其是政治體制改革成為禁區，王歧山自然不再扮演改革者的角色。由此可見，陳永苗對王歧山的讚美， 純粹是非理性的捧臭腳。陳永苗將鐵腕官僚王歧山看作是「知識份子」，他的這一立場本身就不是知識份子式的。從中亦可以看出，中國真正的「知識份子」何其之 少，某些以「知識份子」和「民間學者」自居的人物，其實永遠都對中共充滿了幻想，永遠都抱著成為王室一方之主或幕僚的期待，永遠都在作「環中南海」的向心 運動。
在我看來，呂日周與仇和不是改革派，王歧山不是改革派，習近平與李克強也不是改革派。病入膏肓的中共內部，早已沒有了改革派的身影。已經沒有人能夠阻止這個碩大的恐龍的自殺了。
二○○八年四月六日
Tuesday, September 6, 2011
中國是個謎
中國是個謎:
中國是個謎
汪偉
1991年冬天，安徽西北部，大別山餘脈一個屋舍簡陋的鄉村中學裡，每天早上6點半，有線廣播的大喇叭裡會準時傳出歌聲：
太陽最紅
毛主席最親
您的光輝思想
永遠照我心
……
歌聲悠揚而千迴百轉，彷彿歌唱者的心中懷著一種戀戀不捨的情緒。這首曾經廣為流傳的政治頌歌，給人明亮、悠揚而單純的感覺。 1991年距離這首歌的誕生，已經過去了很長時間，但這種明亮、悠揚和單純的感覺並沒有消失。學生們陸陸續續從兩層的木床上下來。這些十二三歲的小男孩瑟縮著，在頌歌聲中一路跑去早自習。
以歷史的眼光看來，在1949年之後的許多年中，那些傳唱一時的歌曲大多是政治頌歌，它們都有同一個主題，那就是歌唱解放，歡呼新的國家製度及其成就，讚頌政治領袖的功德。這些歌曲的命運和權力緊緊地糾纏在一起。它們曾經大大地流行。這一方面歸功於音樂的魅力，它們表達了共同的社會情緒，另一方面，它們的流行要歸功於國家需要這樣的社會情緒，因此進行了群眾運動式的推廣和鼓勵。
1978年以後，這些歌曲似乎漸漸被遺忘了。無數新的聲音取代了它們，最為人所知的是鄧麗君的歌聲，儘管惹得許多人生氣，指責它們是來自敵對階級的靡靡之音，指責它們格調低下，指責它們是“黃色歌曲”… …然而，不管如何指責，甜美的歌聲仍然征服了許多人的心。人的心本來是看不見、摸不著的，是天性和教養的產物；每個人的心都有自己的個性，不甘於雷同，因為這個原因，決定了不同的生活方式，它本來應該像個人隱私和財產一樣，需要製度的保護；心有想像力和創造的能量，但是要發揮出來就需要製度的激勵。人同此心的時候是有的。但是，表了太多的忠心，表了太久的決心，人的心已經在席捲一切的政治運動中、在普遍的貧窮中、在難耐的單調中變得過分粗糲了。鄧麗君的歌聲在“文革”結束之後的流行，不是沒有道理的。
1992年在皖西北的寒風中打著哆嗦的孩子，都是“文革”後出生的。這些老歌在1992年唱響在中國這個偏僻的角落裡，對他們來說，都很陌生。在他們坐落在山谷裡的學校中，他們不久就可以用口哨吹出那些簡單的旋律。而在那間小小的學校之外，在更廣闊的地方，他們的縣城、省城，在全中國，歌頌政治領袖和社會主義制度的頌歌重新流行是那一年異常顯眼的一件事，這件事連同那些搖晃在長途卡車駕駛室裡的毛主席像挂件，後來寫進了許多中國當代問題觀察家的著作之中。
對毛澤東的懷念包含著對當時現實的一種不滿，這是觀察家們一致的判斷：自從1978年中國邁開改革開放的步子，抵達了1992年，15年中，不滿於現實的社會情緒並不是第一次出現，但不像毛澤東誕生100週年的時候那樣，不滿情緒不再鼓譟和呼籲新的改革，不再以哪怕激烈的方式要求改革更加深入地進行下去，1992年的不滿情緒既沒有動力，也沒有方向，只是懷著前所未有的失落情緒，開始追憶和懷念已經過去的毛澤東的時代。
在觀察家們筆下，《紅太陽》意味深長的歌聲意味著一段值得書寫的歷史。然而，在一個偏僻的鄉村學校裡，天真的學生們對他們正在經歷的所謂歷史，幾乎根本就一無所知。
丟失的時光
回顧30年來的中國，很多人的思緒首先不是落在1978年，而是立刻想到了1992年。 “1992年，又是一個春天，有一位老人在中國的南海邊寫下詩篇……”，30年裡面，再沒有什麼比這個“春天”、這個“老人”“寫下詩篇”動作更深入人心、更能夠詮釋“改革開放”這四個字的形象了。
就在鄧小平南方講話前不久，蘇聯解體了。 1991年12月25日，蘇聯總統戈爾巴喬夫卸任，國旗從克里姆林宮前徐徐降下，被冉冉升起的俄羅斯三色旗取而代之。 26日，蘇聯的最高權力機關最高蘇維埃開會，自己解散了自己，“蘇聯”這個詞徹底成為了過去。無數中國人以各種各樣的方式，關注著、打聽和傳播著遠在莫斯科的政局變動。這一天恰逢毛澤東誕辰，歷史的巧合給人以談資。這種帶有神秘色彩的政治談資，成年的中國人必定是熟悉的。但這一次，這種談資不再激動人心，而是激起了一種惆悵的情緒。蘇聯解體恰逢毛澤東誕辰、與《紅太陽》的流行，加上鄧小平南方視察，給人一個奇特的印象：80年代已經結束，但90年代並沒有在1990年開始。 1990年和1991年的僵持造成了一段空白，就像那些動聽、陳舊卻缺乏指向的頌歌一樣，那兩年是一段沉悶而徬徨無著的歷史，現在回想起來，彷彿中國丟失了兩年時光。
2007年出版了一本名為“八十年代訪談錄”的書，作者與10位作家、學者和藝術家進行了關於80年代的談話。作者查建英與她的多數訪談對像是同齡人，其中許多名字在1980年代曾經非常響亮，即使是20多年後的今天，他們也沒有徹底退出人們的記憶。
“一位美國朋友曾問我為什麼要花時間編這麼一本書，我當時信口說：因為80年代是中國的浪漫時代啊！我們的80年代有點像你們的60年代嘛”，作者在她的前言中說，她的美國朋友聽了這話，“一副恍然大悟的表情”，因為“20世紀60年代在美國無疑是一個有特殊標記的浪漫年代，它意味著理想主義、激進的自我批判，以及向東方思想取經。而中國80年代的文化主調也是理想主義、激進的自我批判，以及向西方思想取經”。
作者隨之提醒讀者，這樣的類比能夠讓人迅速進入語境，卻畢竟失之簡單。她和她的訪談對像都無意將20年前的歷史浪漫化——但這本意在回顧與反思的書，儘管深沉的採訪者和採訪對象盡量克制，並且——作者就差沒有直接告訴大家— —無意在昔日與今天之間作一個簡單的選擇，但言語之間，他們仍然不時流露出不經意的悵惘之情。
人往往懵懵懂懂地經歷歷史。所謂的歷史意義，絕大多數在於事後的揭示和追認。但也有一些歷史時期，許多人清楚地知道自己置身非常之世，並且為此感到興奮。改革開放的頭一個10年裡，許多人都感到過這樣的興奮。這種興奮讓今天的平靜和富足顯得平庸。這或許是《八十年代》裡的悵惘之情的來由。 80年代對很多人來說，他們的記憶永遠是在歷史的漩渦當中，從1978年開始，之後的十多年時間裡，多少本來被說成是不可動搖的東西，都動搖了，很多觀念、原則和做法還被徹底顛覆……人人感到置身歷史巨變的暈眩。對暈眩的回憶使得1990年代初期的沉悶和壓抑變得更加難以忍受；這或許也是在1990年和1991年這兩年“丟失的時光”裡，很多人感到的迷惘之情的來由。
起點：解放政治賤民
1980年代的時代精神和迷惘格格不入。那時候是遲來的春天，什麼都很匱乏，但信心卻前所未有地充足。作為隨後而來的30年的起點，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的歷史意義，在會議進行的時候就已經昭然若揭。 1978年12月18日-22日召開的這次會議後來被黨史專家胡繩與“遵義會議”並列，意指它們通過改變共產黨的命運，進而改變了中國的命運。會議只進行了短短的5天，卻在隨後的30年中無數次被提及。
經歷了1976年9月毛澤東的去世，又經歷了10月“四人幫”垮台，加上隨後兩年多的政治運作，中央權力核心的格局已經完成了歷史性的調整。實際的調整是在此前從11月10日到12月15日、長達36天的中共中央工作會議上完成的。 212名中共高級幹部參加了這次為三中全會做準備的會議，陳雲、譚震林等老資格的高級幹部在會上提出要解決1949年以來黨的若干重大歷史問題，作為一種回應，鄧小平在閉幕時做了著名的《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的報告。清理和評價歷史是為現實開闢新的道路。此後，歷史和權力的天平完全倒向了鄧小平。
十一屆三中全會確認了這一格局，被認為具有轉折意義。此後的很長時間後來被人稱作“鄧小平時代”。從一個人影響歷史所能達到的深度和廣度而言，這個說法有使其成立的理由；當然，基於同樣的原因，它有自己天然的歷史參照物，這個參照物就是1949年到1976年的中國——被稱作“毛澤東時代”的中國。
1978年後來成為中國幾代人的一個情結，成為中國改革開放的紀念碑，與30年來對這次會議的重要性的反复宣講有關。通過這些宣講，1978年逐漸從無數個平淡無奇的年頭中脫穎而出，這個年頭不再與之前的歷史和光同塵，它宣稱自己的不同，因為它是對舊時代的“撥亂反正”，因此理所當然要成為新時代的起點。
“撥亂反正”，這個詞經過30年的時間，對很多年輕人來說已經顯得陌生了，但在30年前，則讓很多人熱血沸騰。它意味著國家的政治、經濟和社會生活被扳回到一個正常的軌道上來。歷史學者往往將這個詞與另一個詞“懸崖勒馬”並用——這是指對“文革”的否定。人心需要撫慰，“撥亂反正”有其政治和經濟內容，但究其根本，這是一個修復人與人的關係，修復職工與單位的關係，修復國民與國家的關係乃至修復群眾與執政黨的關係的過程。
從1976年10月“四人幫”收監到1978年12月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4600多名在“文革”中被打倒的官員率先官復原職，此後，涉及數百萬人的“平反冤假錯案”、恢復名譽的浪潮，和取消原來戒備森嚴的階級劃分，將人為製造出來的、人數更多的所謂敵對階級人員解放出來，恢復政治賤民的權利的浪潮，勢不可擋，一直持續到1982年。
1978年是這個解放政治賤民的浪潮的開端，也是頂峰。被權力踩在腳底下的人翻了身，是修復，也是和解。這個浪潮為政治賤民鬆了綁，也為執政的國家權力鬆了綁。 30年來中國的發展，都是基於這個解放的浪潮；從中釋放出來的力量如此之大，以至於中國的發展被看作一個謎一般的奇蹟。
中國之謎
從1978年到2006年，中國的經濟總量從3645億元增長到210871億元，增長了近58倍，GDP年均增長9.8%。
對30年來財富增長和分配的方式與代價，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但討論者都分享了一個討論的前提，前所未有的經濟增長使社會財富大大增加，是中國30年來——也許是更長歷史裡——最大、最顯眼的歷史事實。經濟增長如此深入地改變了中國的面貌，改變了中國人的生活方式和價值觀，使這30年的歷史，用“天翻地覆”來形容也不為過。
這一切是如何實現的呢？經濟學上的“中國之謎”已經費了許多經濟學家的腦筋。有人說，誰能夠破解這個謎，誰就將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誰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也許並不重要，“中國之謎”真正吸引人的地方在於，它背後蘊藏著中國人擺脫貧窮和動蕩的夙願，蘊藏著一個古老國家實現現代化並且與其他進步而文明的民族和國家比肩的夢想；“中國之謎”背後蘊藏的關係到世界五分之一人口的福祉的道路，才是真正重要的問題。
當然，今天的經濟學家並非對解開“中國之謎”毫無作為。許多嘗試解謎的人都提到一個線索，這個線索被認為是30年來中國成功的關鍵所在，那就是政府權力從經濟領域逐漸撤出。 30年來，那個大包大攬，為全國所有企業製訂計劃、供應原料、組織生產和銷售的行政權力，一步一步地終於承認，計劃經濟的方式既不經濟也不現實，由此把各個環節的控制權力逐步拱手讓出，讓那些追逐利潤的資本、智慧和勞動力去自行其事。
正是這個行政權力退出經濟領域的過程中，發生了兩件影響深遠的大事，構成了“中國之謎”的主要部分。其一，中國從一個消費品短缺的國家變成了一個消費品過剩的國家，其二，中國經濟釋放出巨大的活力，總量迅速膨脹。 2006年，中國經濟總量超過了英國，次於美國、日本和德國，居世界第四位。歷史學者朱學勤在2007年底的一次演講中說，這是一個被忽略了的歷史時刻。這句話點醒了很多人，他們果然想起了許多往事：1950年代，政府曾經將分配給農民的土地重新集中起來，興辦人民公社，組織大煉鋼鐵，而這一切都是一個豪邁的口號下進行的。這個口號，上了年紀的人簡直能夠脫口而出： “趕英超美”嘛！為了趕上和超越最老牌和最強大的資本主義發達國家，我們不惜集中所有的權力，再用這權力發動所有可能的資源，“大干快上”甚而涸澤而漁，但結果卻事與願違。而當權力的魔咒從這個民族身上移開的時候，以“放權”為特徵的30年竟然在不經意之間，部分地實現那個似乎遙不可及的目標。真正奇怪的是，當這個時間來臨的時候，只有少數人才想得起來我們曾經有過這樣一個口號，以及隨之而來的那段辛酸與沈痛交雜的往事。放眼中國從1840年開始的曲折而痛苦的現代化歷程，也許這個時刻真的如朱教授所提示的那樣，對“中國之謎”的象徵意義十分重大。
1980年代的改革尤其被人描述為“放權讓利”，但行政權力從經濟領域退出的過程不是一帆風順的，而是個反复角力的過程。現在回頭看看，1980年代的經濟政策，給人的印像是步履蹣跚。 “闖關”與“治理整頓”交替進行。彷彿一個新手駕車上路，腳下還掌握不了輕重。
不止一次，“中國之謎”都有可能中途夭折，成為令人扼腕的故事；那些阻礙權力退出的因素各種各樣，但最大的障礙是權力本身不願意放棄不屬於自己的利益。 1990年和1991年這兩年“丟失的時光”，本來可能成為謎題擱淺的地方，幸運的是，鄧小平以強者的姿態，呼應了沉悶之中的民意，打破了停滯不前的僵局。令人稱奇的是，1992年鄧小平南方講話之後，僵局被打破，1980年代爭論不休、阻力重重甚至引發嚴重社會後果的經濟政策，此後紛紛得到了有力的推行。雖然其間也經歷了90年代中期的宏觀調控，經歷國有企業改革引發大量失業的陣痛，以及國有資產流失的種種爭論，但經濟改革的深度和廣度，終究是1980年代不可比擬的。這讓我們不得不思考，1980年代的種種坎坷，到底是國民經濟的實體難以承受改革的力度，還是因為改革而利益受損的力量掣肘的後果。
權力重回經濟領域
回憶起30年來的種種事件，張樂天也有一點悵惘之情，但更多的是一種樂觀情緒。在過去的30年裡，他完成的最重要的學術工作是寫了一本《告別理想：人民公社制度研究》。對一個“老三屆”來說，這本探尋歷史的著作是張樂天對過往生活的紀念，但這本書不僅僅是一個紀念，也是他思考中國之謎的鑰匙。
“有人喜歡把改革開放說成是中國特有的東西，這是不對的”，張樂天說，今天每一個正常的國家，每一個有上進心的國家，都在持續不斷地改革和開放；如果說唯獨中國的改革開放成為一個謎題，那這個謎題的答案，就要到歷史裡面去尋找。在他看來，中國的改革之所以與其他國家不同，在於中國的改革從30年前的歷史承受了與其他國家完全不同的遺產。這遺產不止兩個，但有兩個對經濟發展的作用最為重要。第一是中國的土地制度，第二是高度集中而又深入到社會方方面面的行政權力。
1992年之後，如果選乘一列往返在滬寧之間的火車，這條繁忙的鐵路兩邊，曾經是中國歷史上最富盛名的魚米之鄉，但如今卻難得看到成片的稻田，到處都可以看到沒有完工的工地。原來的稻田許多已經蓋上了廠房，有許多是美國、歐洲、日本和中國台灣地區商人投資建造的製造業基地，而城市正沿著這些製造業基地的邊緣在擴張。在平坦而富饒的長江中下游平原上，原來是稻田的地方飛馳著各種車輛，單向四車道的滬寧高速公路正在擴張為單向六車道，而另一條連接北京和上海的專供客運的高速鐵路線，正在建造之中。這個位於滬寧之間的大工地是中國東部的一個縮影。
工業化、城市化和連接這一切的高速公路和鐵路，將原來以農耕為生的農民變成流水線邊的工人，並且吸收了中國中部和西部的大量勞動力。而土地是這一切的前提。土地國有製度和土地徵用政策為工業和城市擴張、為基礎設施的鋪設提供了製度性的保障，而當GDP成為地方政府官員的主要考核指標之後，官員招商引資的衝動推動中國在30年內鋪設了比別的工業化國家在長得多的時間裡才完成的基礎設施工程。
在以“抓大放小”為方向的國有企業改革挺過1990年代的陣痛後，在21世紀的頭幾年，大型國有企業完成了戰略佈局，通過壟斷資源性和基礎性的行業，大國企盈利能力日漸增加，並且穩居社會財富的上游，由此實現了話語權的回歸。 “壟斷”就是這個時候重新成為輿論的重大主題。
行政權力在頭20年一路退出了大部分經濟領域，但在第三個十年里通過招商引資和大型國企，又重返經濟領域，這個奇特的悖反現象，是“中國之謎”中最讓人難解的地方。要破解這個謎題，30年的歷史本身或許並不足為憑，而需要深入到更長的歷史中去發現中國的現代化模式，探尋權力與社會的關係。
“雙軌制”的成就與代價
“中國之謎”中最有吸引力的地方，有許多凝練為巧妙的格言。 “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不管白貓黑貓，抓到老鼠就是好貓”、“摸著石頭過河”、“不爭論”——為人津津樂道的鄧小平的政治智慧，因為這些形像生動而利於傳播的格言，成了30年來的改革語彙中最重要的組成部分。它們淺顯易懂，幽默明快，表現出一個政治強人面對複雜問題時快刀斬亂麻式的氣度。
今天看來，這些充滿現實主義精神的格言包含著30年來指導和推動改革的政治策略。 “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成為這種改革策略的具體體現，也即在保持社會穩定的前提下，避開意識形態爭論，堅持經濟發展優先。和紛繁和多主題的1980年代相比，1990年代的時代主題凝練而單一，那就是以GDP為導向的經濟增長。而推進改革已經形成了一套通常的模式：先試點，再推廣，繼而變身為全國性的政策。這是80年代最為熟悉的“特區”和“雙軌制”模式的延續。
作為1980年代改革經驗的結晶，“特區”和“雙軌制”改革模式在1990年代以來得到了最大程度的弘揚。 “特區”和“雙軌制”說法有異而實質相同，這種模式允許在同一個國家裡有兩種不同的經濟甚至政治制度並存，其初衷意在試驗，意在比較，是一種逐漸改進的姿態而非休克療法，意在減輕改革對既有體制的衝擊，也意在減少改革的阻力。
特區和雙軌制模式可以落實為一種具體的政策如價格雙軌制，也是一種改革的思路和策略。後者的影響更為深遠。
價格“雙軌制”產生的利差導致權力腐敗，曾經在1980年代末引發社會動盪。但是，“特區”和“雙軌制”的思路沒有被拋棄，反而在最近20年裡應用得更加廣泛和熟練。浦東成為新的特區，從而推動了上海乃至長三角的發展，是鄧小平南方講話最重要的成果之一，而包括農村稅費改革、義務教育和師範教育免費等重大政策實施之前，都進行過各種各樣的“試點”。試點也是雙軌制和特區模式的應用。
城鄉有別的戶籍管理制度是人口管理上的“雙軌制”；少數央企可以壟斷經營，這是企業管理中的“雙軌制”；價格雙軌制也沒有完全取消，水、石油、天然氣等重要資源的價格沒有像其他商品那樣，遵循市場定價；事業單位中對不同年資的職員實行不同的考評和待遇機制，這是人力資源上的“雙軌制”；甚至“一國兩制”的思想淵源，也可以從這個模式裡來尋根。
改革開放30年後，形形色色的“特區”和“雙軌制”已經滲透到中國社會的每一個層面與角落。
這最能夠說明“中國之謎”的製度特徵。
大國崛起之謎
試圖理解“中國之謎”的人遍布全球，中國人試圖了解謎底的心情最熱切。有很多人，期望有一個今天的托克維爾，能夠像他當年破解美國之謎一樣，破解今天的中國之謎。
1831年，年僅26歲的法國人托克維爾訪問美國9個多月，回國之後，他以旅行見聞為藍本，寫了一本《論美國的民主》。天才的洞察力令大西洋兩岸政學兩界為之傾倒，使他36歲就榮膺法蘭西學院院士稱號。
可以說，在托克維爾之前，世界知道美國的創舉，卻不知如何描述，更不知道到何處追尋新制度的根源所在；在托克維爾之後，一切都有了線索。 170多年後，人們依然在向托克維爾的工作致敬。
地理大發現之後，世界各文明之間的溝通日漸便利，歷史隨之加快了進程。這個進程今天被稱作“現代化”。托克維爾發現美國之謎的故事說明，現代化產生了很多謎，不獨今天的中國才有。
這個不斷產生謎題的現代化的歷史，有一個重要特徵，即技術、資源、勞動力和產品乃至制度與價值，越來越呈現出全球普適的態勢。大國的興衰各有其歷史關鍵，都包含了種種謎題，但總的說來，新的謎題越來越少，因為現實可以從歷史中尋找線索，此處的發展可以從別處的歷史中尋找借鑒。 30年改革開放造成的中國之謎，當然有新意，但也可以得到這樣的歷史借鑒。要解謎，固然要從中國的現實中去尋求，也要從世界的歷史中去尋求。
來源：新民周刊 來源日期：2008-1-9
中國是個謎
汪偉
1991年冬天，安徽西北部，大別山餘脈一個屋舍簡陋的鄉村中學裡，每天早上6點半，有線廣播的大喇叭裡會準時傳出歌聲：
太陽最紅
毛主席最親
您的光輝思想
永遠照我心
……
歌聲悠揚而千迴百轉，彷彿歌唱者的心中懷著一種戀戀不捨的情緒。這首曾經廣為流傳的政治頌歌，給人明亮、悠揚而單純的感覺。 1991年距離這首歌的誕生，已經過去了很長時間，但這種明亮、悠揚和單純的感覺並沒有消失。學生們陸陸續續從兩層的木床上下來。這些十二三歲的小男孩瑟縮著，在頌歌聲中一路跑去早自習。
以歷史的眼光看來，在1949年之後的許多年中，那些傳唱一時的歌曲大多是政治頌歌，它們都有同一個主題，那就是歌唱解放，歡呼新的國家製度及其成就，讚頌政治領袖的功德。這些歌曲的命運和權力緊緊地糾纏在一起。它們曾經大大地流行。這一方面歸功於音樂的魅力，它們表達了共同的社會情緒，另一方面，它們的流行要歸功於國家需要這樣的社會情緒，因此進行了群眾運動式的推廣和鼓勵。
1978年以後，這些歌曲似乎漸漸被遺忘了。無數新的聲音取代了它們，最為人所知的是鄧麗君的歌聲，儘管惹得許多人生氣，指責它們是來自敵對階級的靡靡之音，指責它們格調低下，指責它們是“黃色歌曲”… …然而，不管如何指責，甜美的歌聲仍然征服了許多人的心。人的心本來是看不見、摸不著的，是天性和教養的產物；每個人的心都有自己的個性，不甘於雷同，因為這個原因，決定了不同的生活方式，它本來應該像個人隱私和財產一樣，需要製度的保護；心有想像力和創造的能量，但是要發揮出來就需要製度的激勵。人同此心的時候是有的。但是，表了太多的忠心，表了太久的決心，人的心已經在席捲一切的政治運動中、在普遍的貧窮中、在難耐的單調中變得過分粗糲了。鄧麗君的歌聲在“文革”結束之後的流行，不是沒有道理的。
1992年在皖西北的寒風中打著哆嗦的孩子，都是“文革”後出生的。這些老歌在1992年唱響在中國這個偏僻的角落裡，對他們來說，都很陌生。在他們坐落在山谷裡的學校中，他們不久就可以用口哨吹出那些簡單的旋律。而在那間小小的學校之外，在更廣闊的地方，他們的縣城、省城，在全中國，歌頌政治領袖和社會主義制度的頌歌重新流行是那一年異常顯眼的一件事，這件事連同那些搖晃在長途卡車駕駛室裡的毛主席像挂件，後來寫進了許多中國當代問題觀察家的著作之中。
對毛澤東的懷念包含著對當時現實的一種不滿，這是觀察家們一致的判斷：自從1978年中國邁開改革開放的步子，抵達了1992年，15年中，不滿於現實的社會情緒並不是第一次出現，但不像毛澤東誕生100週年的時候那樣，不滿情緒不再鼓譟和呼籲新的改革，不再以哪怕激烈的方式要求改革更加深入地進行下去，1992年的不滿情緒既沒有動力，也沒有方向，只是懷著前所未有的失落情緒，開始追憶和懷念已經過去的毛澤東的時代。
在觀察家們筆下，《紅太陽》意味深長的歌聲意味著一段值得書寫的歷史。然而，在一個偏僻的鄉村學校裡，天真的學生們對他們正在經歷的所謂歷史，幾乎根本就一無所知。
丟失的時光
回顧30年來的中國，很多人的思緒首先不是落在1978年，而是立刻想到了1992年。 “1992年，又是一個春天，有一位老人在中國的南海邊寫下詩篇……”，30年裡面，再沒有什麼比這個“春天”、這個“老人”“寫下詩篇”動作更深入人心、更能夠詮釋“改革開放”這四個字的形象了。
就在鄧小平南方講話前不久，蘇聯解體了。 1991年12月25日，蘇聯總統戈爾巴喬夫卸任，國旗從克里姆林宮前徐徐降下，被冉冉升起的俄羅斯三色旗取而代之。 26日，蘇聯的最高權力機關最高蘇維埃開會，自己解散了自己，“蘇聯”這個詞徹底成為了過去。無數中國人以各種各樣的方式，關注著、打聽和傳播著遠在莫斯科的政局變動。這一天恰逢毛澤東誕辰，歷史的巧合給人以談資。這種帶有神秘色彩的政治談資，成年的中國人必定是熟悉的。但這一次，這種談資不再激動人心，而是激起了一種惆悵的情緒。蘇聯解體恰逢毛澤東誕辰、與《紅太陽》的流行，加上鄧小平南方視察，給人一個奇特的印象：80年代已經結束，但90年代並沒有在1990年開始。 1990年和1991年的僵持造成了一段空白，就像那些動聽、陳舊卻缺乏指向的頌歌一樣，那兩年是一段沉悶而徬徨無著的歷史，現在回想起來，彷彿中國丟失了兩年時光。
2007年出版了一本名為“八十年代訪談錄”的書，作者與10位作家、學者和藝術家進行了關於80年代的談話。作者查建英與她的多數訪談對像是同齡人，其中許多名字在1980年代曾經非常響亮，即使是20多年後的今天，他們也沒有徹底退出人們的記憶。
“一位美國朋友曾問我為什麼要花時間編這麼一本書，我當時信口說：因為80年代是中國的浪漫時代啊！我們的80年代有點像你們的60年代嘛”，作者在她的前言中說，她的美國朋友聽了這話，“一副恍然大悟的表情”，因為“20世紀60年代在美國無疑是一個有特殊標記的浪漫年代，它意味著理想主義、激進的自我批判，以及向東方思想取經。而中國80年代的文化主調也是理想主義、激進的自我批判，以及向西方思想取經”。
作者隨之提醒讀者，這樣的類比能夠讓人迅速進入語境，卻畢竟失之簡單。她和她的訪談對像都無意將20年前的歷史浪漫化——但這本意在回顧與反思的書，儘管深沉的採訪者和採訪對象盡量克制，並且——作者就差沒有直接告訴大家— —無意在昔日與今天之間作一個簡單的選擇，但言語之間，他們仍然不時流露出不經意的悵惘之情。
人往往懵懵懂懂地經歷歷史。所謂的歷史意義，絕大多數在於事後的揭示和追認。但也有一些歷史時期，許多人清楚地知道自己置身非常之世，並且為此感到興奮。改革開放的頭一個10年裡，許多人都感到過這樣的興奮。這種興奮讓今天的平靜和富足顯得平庸。這或許是《八十年代》裡的悵惘之情的來由。 80年代對很多人來說，他們的記憶永遠是在歷史的漩渦當中，從1978年開始，之後的十多年時間裡，多少本來被說成是不可動搖的東西，都動搖了，很多觀念、原則和做法還被徹底顛覆……人人感到置身歷史巨變的暈眩。對暈眩的回憶使得1990年代初期的沉悶和壓抑變得更加難以忍受；這或許也是在1990年和1991年這兩年“丟失的時光”裡，很多人感到的迷惘之情的來由。
起點：解放政治賤民
1980年代的時代精神和迷惘格格不入。那時候是遲來的春天，什麼都很匱乏，但信心卻前所未有地充足。作為隨後而來的30年的起點，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的歷史意義，在會議進行的時候就已經昭然若揭。 1978年12月18日-22日召開的這次會議後來被黨史專家胡繩與“遵義會議”並列，意指它們通過改變共產黨的命運，進而改變了中國的命運。會議只進行了短短的5天，卻在隨後的30年中無數次被提及。
經歷了1976年9月毛澤東的去世，又經歷了10月“四人幫”垮台，加上隨後兩年多的政治運作，中央權力核心的格局已經完成了歷史性的調整。實際的調整是在此前從11月10日到12月15日、長達36天的中共中央工作會議上完成的。 212名中共高級幹部參加了這次為三中全會做準備的會議，陳雲、譚震林等老資格的高級幹部在會上提出要解決1949年以來黨的若干重大歷史問題，作為一種回應，鄧小平在閉幕時做了著名的《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的報告。清理和評價歷史是為現實開闢新的道路。此後，歷史和權力的天平完全倒向了鄧小平。
十一屆三中全會確認了這一格局，被認為具有轉折意義。此後的很長時間後來被人稱作“鄧小平時代”。從一個人影響歷史所能達到的深度和廣度而言，這個說法有使其成立的理由；當然，基於同樣的原因，它有自己天然的歷史參照物，這個參照物就是1949年到1976年的中國——被稱作“毛澤東時代”的中國。
1978年後來成為中國幾代人的一個情結，成為中國改革開放的紀念碑，與30年來對這次會議的重要性的反复宣講有關。通過這些宣講，1978年逐漸從無數個平淡無奇的年頭中脫穎而出，這個年頭不再與之前的歷史和光同塵，它宣稱自己的不同，因為它是對舊時代的“撥亂反正”，因此理所當然要成為新時代的起點。
“撥亂反正”，這個詞經過30年的時間，對很多年輕人來說已經顯得陌生了，但在30年前，則讓很多人熱血沸騰。它意味著國家的政治、經濟和社會生活被扳回到一個正常的軌道上來。歷史學者往往將這個詞與另一個詞“懸崖勒馬”並用——這是指對“文革”的否定。人心需要撫慰，“撥亂反正”有其政治和經濟內容，但究其根本，這是一個修復人與人的關係，修復職工與單位的關係，修復國民與國家的關係乃至修復群眾與執政黨的關係的過程。
從1976年10月“四人幫”收監到1978年12月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4600多名在“文革”中被打倒的官員率先官復原職，此後，涉及數百萬人的“平反冤假錯案”、恢復名譽的浪潮，和取消原來戒備森嚴的階級劃分，將人為製造出來的、人數更多的所謂敵對階級人員解放出來，恢復政治賤民的權利的浪潮，勢不可擋，一直持續到1982年。
1978年是這個解放政治賤民的浪潮的開端，也是頂峰。被權力踩在腳底下的人翻了身，是修復，也是和解。這個浪潮為政治賤民鬆了綁，也為執政的國家權力鬆了綁。 30年來中國的發展，都是基於這個解放的浪潮；從中釋放出來的力量如此之大，以至於中國的發展被看作一個謎一般的奇蹟。
中國之謎
從1978年到2006年，中國的經濟總量從3645億元增長到210871億元，增長了近58倍，GDP年均增長9.8%。
對30年來財富增長和分配的方式與代價，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但討論者都分享了一個討論的前提，前所未有的經濟增長使社會財富大大增加，是中國30年來——也許是更長歷史裡——最大、最顯眼的歷史事實。經濟增長如此深入地改變了中國的面貌，改變了中國人的生活方式和價值觀，使這30年的歷史，用“天翻地覆”來形容也不為過。
這一切是如何實現的呢？經濟學上的“中國之謎”已經費了許多經濟學家的腦筋。有人說，誰能夠破解這個謎，誰就將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誰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也許並不重要，“中國之謎”真正吸引人的地方在於，它背後蘊藏著中國人擺脫貧窮和動蕩的夙願，蘊藏著一個古老國家實現現代化並且與其他進步而文明的民族和國家比肩的夢想；“中國之謎”背後蘊藏的關係到世界五分之一人口的福祉的道路，才是真正重要的問題。
當然，今天的經濟學家並非對解開“中國之謎”毫無作為。許多嘗試解謎的人都提到一個線索，這個線索被認為是30年來中國成功的關鍵所在，那就是政府權力從經濟領域逐漸撤出。 30年來，那個大包大攬，為全國所有企業製訂計劃、供應原料、組織生產和銷售的行政權力，一步一步地終於承認，計劃經濟的方式既不經濟也不現實，由此把各個環節的控制權力逐步拱手讓出，讓那些追逐利潤的資本、智慧和勞動力去自行其事。
正是這個行政權力退出經濟領域的過程中，發生了兩件影響深遠的大事，構成了“中國之謎”的主要部分。其一，中國從一個消費品短缺的國家變成了一個消費品過剩的國家，其二，中國經濟釋放出巨大的活力，總量迅速膨脹。 2006年，中國經濟總量超過了英國，次於美國、日本和德國，居世界第四位。歷史學者朱學勤在2007年底的一次演講中說，這是一個被忽略了的歷史時刻。這句話點醒了很多人，他們果然想起了許多往事：1950年代，政府曾經將分配給農民的土地重新集中起來，興辦人民公社，組織大煉鋼鐵，而這一切都是一個豪邁的口號下進行的。這個口號，上了年紀的人簡直能夠脫口而出： “趕英超美”嘛！為了趕上和超越最老牌和最強大的資本主義發達國家，我們不惜集中所有的權力，再用這權力發動所有可能的資源，“大干快上”甚而涸澤而漁，但結果卻事與願違。而當權力的魔咒從這個民族身上移開的時候，以“放權”為特徵的30年竟然在不經意之間，部分地實現那個似乎遙不可及的目標。真正奇怪的是，當這個時間來臨的時候，只有少數人才想得起來我們曾經有過這樣一個口號，以及隨之而來的那段辛酸與沈痛交雜的往事。放眼中國從1840年開始的曲折而痛苦的現代化歷程，也許這個時刻真的如朱教授所提示的那樣，對“中國之謎”的象徵意義十分重大。
1980年代的改革尤其被人描述為“放權讓利”，但行政權力從經濟領域退出的過程不是一帆風順的，而是個反复角力的過程。現在回頭看看，1980年代的經濟政策，給人的印像是步履蹣跚。 “闖關”與“治理整頓”交替進行。彷彿一個新手駕車上路，腳下還掌握不了輕重。
不止一次，“中國之謎”都有可能中途夭折，成為令人扼腕的故事；那些阻礙權力退出的因素各種各樣，但最大的障礙是權力本身不願意放棄不屬於自己的利益。 1990年和1991年這兩年“丟失的時光”，本來可能成為謎題擱淺的地方，幸運的是，鄧小平以強者的姿態，呼應了沉悶之中的民意，打破了停滯不前的僵局。令人稱奇的是，1992年鄧小平南方講話之後，僵局被打破，1980年代爭論不休、阻力重重甚至引發嚴重社會後果的經濟政策，此後紛紛得到了有力的推行。雖然其間也經歷了90年代中期的宏觀調控，經歷國有企業改革引發大量失業的陣痛，以及國有資產流失的種種爭論，但經濟改革的深度和廣度，終究是1980年代不可比擬的。這讓我們不得不思考，1980年代的種種坎坷，到底是國民經濟的實體難以承受改革的力度，還是因為改革而利益受損的力量掣肘的後果。
權力重回經濟領域
回憶起30年來的種種事件，張樂天也有一點悵惘之情，但更多的是一種樂觀情緒。在過去的30年裡，他完成的最重要的學術工作是寫了一本《告別理想：人民公社制度研究》。對一個“老三屆”來說，這本探尋歷史的著作是張樂天對過往生活的紀念，但這本書不僅僅是一個紀念，也是他思考中國之謎的鑰匙。
“有人喜歡把改革開放說成是中國特有的東西，這是不對的”，張樂天說，今天每一個正常的國家，每一個有上進心的國家，都在持續不斷地改革和開放；如果說唯獨中國的改革開放成為一個謎題，那這個謎題的答案，就要到歷史裡面去尋找。在他看來，中國的改革之所以與其他國家不同，在於中國的改革從30年前的歷史承受了與其他國家完全不同的遺產。這遺產不止兩個，但有兩個對經濟發展的作用最為重要。第一是中國的土地制度，第二是高度集中而又深入到社會方方面面的行政權力。
1992年之後，如果選乘一列往返在滬寧之間的火車，這條繁忙的鐵路兩邊，曾經是中國歷史上最富盛名的魚米之鄉，但如今卻難得看到成片的稻田，到處都可以看到沒有完工的工地。原來的稻田許多已經蓋上了廠房，有許多是美國、歐洲、日本和中國台灣地區商人投資建造的製造業基地，而城市正沿著這些製造業基地的邊緣在擴張。在平坦而富饒的長江中下游平原上，原來是稻田的地方飛馳著各種車輛，單向四車道的滬寧高速公路正在擴張為單向六車道，而另一條連接北京和上海的專供客運的高速鐵路線，正在建造之中。這個位於滬寧之間的大工地是中國東部的一個縮影。
工業化、城市化和連接這一切的高速公路和鐵路，將原來以農耕為生的農民變成流水線邊的工人，並且吸收了中國中部和西部的大量勞動力。而土地是這一切的前提。土地國有製度和土地徵用政策為工業和城市擴張、為基礎設施的鋪設提供了製度性的保障，而當GDP成為地方政府官員的主要考核指標之後，官員招商引資的衝動推動中國在30年內鋪設了比別的工業化國家在長得多的時間裡才完成的基礎設施工程。
在以“抓大放小”為方向的國有企業改革挺過1990年代的陣痛後，在21世紀的頭幾年，大型國有企業完成了戰略佈局，通過壟斷資源性和基礎性的行業，大國企盈利能力日漸增加，並且穩居社會財富的上游，由此實現了話語權的回歸。 “壟斷”就是這個時候重新成為輿論的重大主題。
行政權力在頭20年一路退出了大部分經濟領域，但在第三個十年里通過招商引資和大型國企，又重返經濟領域，這個奇特的悖反現象，是“中國之謎”中最讓人難解的地方。要破解這個謎題，30年的歷史本身或許並不足為憑，而需要深入到更長的歷史中去發現中國的現代化模式，探尋權力與社會的關係。
“雙軌制”的成就與代價
“中國之謎”中最有吸引力的地方，有許多凝練為巧妙的格言。 “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不管白貓黑貓，抓到老鼠就是好貓”、“摸著石頭過河”、“不爭論”——為人津津樂道的鄧小平的政治智慧，因為這些形像生動而利於傳播的格言，成了30年來的改革語彙中最重要的組成部分。它們淺顯易懂，幽默明快，表現出一個政治強人面對複雜問題時快刀斬亂麻式的氣度。
今天看來，這些充滿現實主義精神的格言包含著30年來指導和推動改革的政治策略。 “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成為這種改革策略的具體體現，也即在保持社會穩定的前提下，避開意識形態爭論，堅持經濟發展優先。和紛繁和多主題的1980年代相比，1990年代的時代主題凝練而單一，那就是以GDP為導向的經濟增長。而推進改革已經形成了一套通常的模式：先試點，再推廣，繼而變身為全國性的政策。這是80年代最為熟悉的“特區”和“雙軌制”模式的延續。
作為1980年代改革經驗的結晶，“特區”和“雙軌制”改革模式在1990年代以來得到了最大程度的弘揚。 “特區”和“雙軌制”說法有異而實質相同，這種模式允許在同一個國家裡有兩種不同的經濟甚至政治制度並存，其初衷意在試驗，意在比較，是一種逐漸改進的姿態而非休克療法，意在減輕改革對既有體制的衝擊，也意在減少改革的阻力。
特區和雙軌制模式可以落實為一種具體的政策如價格雙軌制，也是一種改革的思路和策略。後者的影響更為深遠。
價格“雙軌制”產生的利差導致權力腐敗，曾經在1980年代末引發社會動盪。但是，“特區”和“雙軌制”的思路沒有被拋棄，反而在最近20年裡應用得更加廣泛和熟練。浦東成為新的特區，從而推動了上海乃至長三角的發展，是鄧小平南方講話最重要的成果之一，而包括農村稅費改革、義務教育和師範教育免費等重大政策實施之前，都進行過各種各樣的“試點”。試點也是雙軌制和特區模式的應用。
城鄉有別的戶籍管理制度是人口管理上的“雙軌制”；少數央企可以壟斷經營，這是企業管理中的“雙軌制”；價格雙軌制也沒有完全取消，水、石油、天然氣等重要資源的價格沒有像其他商品那樣，遵循市場定價；事業單位中對不同年資的職員實行不同的考評和待遇機制，這是人力資源上的“雙軌制”；甚至“一國兩制”的思想淵源，也可以從這個模式裡來尋根。
改革開放30年後，形形色色的“特區”和“雙軌制”已經滲透到中國社會的每一個層面與角落。
這最能夠說明“中國之謎”的製度特徵。
大國崛起之謎
試圖理解“中國之謎”的人遍布全球，中國人試圖了解謎底的心情最熱切。有很多人，期望有一個今天的托克維爾，能夠像他當年破解美國之謎一樣，破解今天的中國之謎。
1831年，年僅26歲的法國人托克維爾訪問美國9個多月，回國之後，他以旅行見聞為藍本，寫了一本《論美國的民主》。天才的洞察力令大西洋兩岸政學兩界為之傾倒，使他36歲就榮膺法蘭西學院院士稱號。
可以說，在托克維爾之前，世界知道美國的創舉，卻不知如何描述，更不知道到何處追尋新制度的根源所在；在托克維爾之後，一切都有了線索。 170多年後，人們依然在向托克維爾的工作致敬。
地理大發現之後，世界各文明之間的溝通日漸便利，歷史隨之加快了進程。這個進程今天被稱作“現代化”。托克維爾發現美國之謎的故事說明，現代化產生了很多謎，不獨今天的中國才有。
這個不斷產生謎題的現代化的歷史，有一個重要特徵，即技術、資源、勞動力和產品乃至制度與價值，越來越呈現出全球普適的態勢。大國的興衰各有其歷史關鍵，都包含了種種謎題，但總的說來，新的謎題越來越少，因為現實可以從歷史中尋找線索，此處的發展可以從別處的歷史中尋找借鑒。 30年改革開放造成的中國之謎，當然有新意，但也可以得到這樣的歷史借鑒。要解謎，固然要從中國的現實中去尋求，也要從世界的歷史中去尋求。
來源：新民周刊 來源日期：2008-1-9
開放記者----北京思想界批判極左回潮
北京思想界批判極左回潮
作者： 開放記者
更新於︰2011-08-29
更新於︰2011-08-29
編者按：紀念《中國共產黨中央關於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發表 三十周年座談會，8月27日在北京萬達廣場索菲特酒店舉行。北京各界 政治、經濟、理論、法學、新聞界人士胡德平、高尚全、江平、郭道暉、張維迎等一百餘人參加會議，四十多位專家學者作了主題發言。座談會由胡耀邦史料資訊 網、中國經濟體制改革雜誌社和南方週末報社聯合主辦，胡德平主持。這個非官方會議，效法三十年前思想解放運動，大鳴大放。發言者對當前國家的政治思想形勢 深感憂慮，對極左回潮、政改倒退提出尖銳批評。本文摘要若干發言記錄，根據網上來自微博的彙集整理而成。
紀念中共若干歷史問題決議30周年座談會在北京舉行
胡德平發言：決 議總結歷史失誤，留有餘地，沒有過頭的話，只有說得不夠的話。有的話沒有說透。現在有人懷念文革的一些做法，這是一種倒退。革命黨要向執政黨轉變，這是一 個歷史抉擇、歷史機遇。三十年前的決議，自我批評還是不夠的。決議批判否定的文革的底線不能突破。近來有人想利用文革、再搞文革，違背錦濤講話精神。黨內 的極左，個人凌駕於中央之上。革命時期搞集中，還好理解。現在還這樣，就不好理解。為什麼民主集中制，民主總是弱勢，集中總是強勢？只有封閉的社會才感覺 自己什麼都好？開放社會才知道這兒那兒不如人。孤立於世界有什麼好？林彪曾說，什麼是政權，就是鎮壓之權，當時大家還叫好！黨性必須統一於人民性。黨內民 主更值得注意。
郭道暉發言：沒有憲政，就沒有社會主義。社會主義就是社會至上，他是和國家至上相對立的，而不是與資本主義相對立。三件重要事，一、開放三十年前大討論的檔案;二、開放對毛澤東的討論;三、開放對這些年改革開放的大討論。黨的執政地位到了最危險時刻，要再次解放思想，進行大討論。
張木生發言： 當時《決議》確實不可能把所有問題回顧總結，小平說有些要留給後人去總結。我們30年經濟建設取得巨大成就，也帶來了巨大的問題。好多問題出在黨內。需要 好好反思總結。兩 會代表，農民代表兩個，億萬富豪一百多，確實問題大。中國經濟到拐點，貧富差距接近拉美。馬克思的設想，至今沒在哪個國家實現。馬克思沒有消滅資本主義， 反為資本主義提供營養，使其完善。蘇聯曾經崛起，世界第二，後來不行。毛最大錯誤是找不到限制資本主義方法。改革開放最大錯誤，明明搞資本主義，卻不敢告 訴人民。廣場革命時，人的智商最低。
馬立誠發言（前 人民日報評論員）：國家要舉什麼旗？如果縱容毛左，國家將有大難。唱紅是違背科學發展觀。如果回到1945年的新民主主義，那就開放言論、真正選舉等。如 何舉鄧小平旗幟？一、民主和自由不可阻擋，不要阻擋;二、經濟發展不能解決執政合法性，不要自欺欺人。否定改革開放的勢力不容小看,黨內民主擴大是可行之 路,黨領導下的憲政之路。
于建嶸發言： 決議為何沒檢討建國三十年執政問題？現在思想解放還不如三十年前。黨的治國理念存在問題。國家是誰的國家？是人民的。國家基本制度該不該改革，問題從哪 來？黨連自己的法治都不遵守，人民怎麼辦？＜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存在的問題，是沒有對治國理念進行檢討。沒有對基本的理念和制度的檢 討。對國家方向沒有探討，沒有弄清治國的目的是為了保護公民的權利。
李楯發言（清 華大學）：文革為什麼還能沉渣泛起？因為很多該否定的沒否定。我六十多的人，很多歷史還不知道！我們缺少憂患意識，只有敵情意識。政權在你手裡，就說造反 有理；政權在我手裡，就說維護穩定。缺乏一種真正實現穩定的價值觀。改革早已停滯。黨把人民當小孩子，看中學教科書，國家沒有前途。
宋曉梧發言（中 國經濟體改研究會會長）:今天看<決議>,心情有幾分沉重。當年我們否定了階級鬥爭為綱,才有了萬眾一心搞經濟建設,才有今天的成就;我們否 定了計劃經濟,才有了這樣的經濟活力。現在又有人給我們寫文章提出要以階級鬥爭觀念分析社會問題，分析勞資矛盾，像通鋼事件，我不認同。但要完善工會及其 他制度。左派有市場，因為制度有問題……堅持，還是回潮？當然是往前走。現在是地方不聽中央，GDP勁頭特別大。不能再收權中央，要向社會放權，民主。不 能後退。
張維迎發言（北 京大學）：一、政治家不能從公務員中產生。公務員機械化，無思想。二、我們現在看到的歷史多是假歷史，不徹底否定文革，中國人靈魂不可能乾淨。要公開檔 案。三、要落實憲法。我認真看了《憲法》，只有一條是真正得到落實的。那就是黨的領導。其他的，我們的憲法條款都落空了（全場笑）。我們當前的任務，是落 實憲法。＜決議＞一代領導人是橫空出世，有理念。現在國家氣質變了，講利益不講理念，講關係不講是非。今天紀念＜決議＞三十周年，我心情不是很好。今 日中國社會處於亞健康狀態。只有利益，沒有理念。三十年前有一群有理念的人，現在風氣壞了。當年中央找浙江沈祖倫談話，擔任省委書記，他找中央匯報，說我 只適合當省長，不適合擔任省委書記。現在我們還有這樣的人嗎？我國現在的國際地位，不如1945年，我們是聯合國發起國。
丁學良發言（香 港科技大學）：卡扎菲最喜歡文革，學習文革，學得太認真。毛有紅寶書，卡有綠寶書。取消政府，成立革命委員會。不叫國家主席，叫革命領袖。要重走文革路， 就是卡扎菲的命運。四種模式對付腐敗，一是政變，二是民主和法治。三、開明專制，新加坡這樣。有個基本條件是規模小，大國從來學不好。十幾億中國還可能搞 這個。四、暴民運動。前提要有個權力極強的君主，今天沒這種人。中國只有一條路：民主和法治。這個繞不開。中國拖的時間太長，代價將更大。文革十年，有那 麼多老百姓參與那麼多過激的事，原因何在？是一種冤氣的總爆發。因為中國把自下而上對官僚體系泄放不滿的管道堵死 了。文革給了通道。軍政不行，法制的路不讓走，於是我們選擇了一條開明專制的路，像李光耀、香港的路。小規模的地區能這樣，十幾億的國家能行嗎？
何方發言：個人崇拜是體制問題，到現在都沒有好好反思。鄧小平說過，毛在毛說了算。我在我說了算，什麼時候到你說了算，我就放心了。
江平發言：兩個謬論，一是穩定高於一切論，誰來判斷是否穩定？有違法治。二是中國情況特殊論。穩定的標準是有權的人自己理解的。制度上的差別是理所當然的，過分強調了特殊性，把人類的共同的理念給忽略了。共同的憲政、法制、人權的理念是最重要的。
沈保祥發言（中 央黨校）：決議當時出台不易。突出解決毛澤東評價，將毛思想與毛錯誤分開，承認思想。實現當時的統一，是政治問題決議，有些話不合實際，如評價華國鋒。有 的評價不確切，但是仍然不失為一個重要的歷史文獻。起了好作用。今天的問題還是在黨。關鍵是推動黨改革，黨身上封建東西很多。黨建關鍵要民主化、科學化， 黨要現代化。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小平早就提了，關鍵要推進黨的改革。要建設一個現代理念的政黨。清除封建的影響，黨要民主化，才能夠有活力。黨的好 提法不落實。不 是理論沒有，而是不落實。十七大很多不落實，十八大如何交待？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講不清，又搞核心價值理念。有些理論上面很重視，下面很冷淡。錯誤理論要 敢放棄！
王占陽發言（中央社會主義學院）：毛澤東論聯合政府時期，提出的新民主主義論，後來改了。國共合作時新民主主義，是競選。後來不一樣。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理論，談民主憲政比延安時期差遠了。有三個毛澤東思想，看用哪個。
張勝發言（張愛萍將軍之子）：反腐敗，有一個公權力的遏制問題。一個市長，一支筆，幾個億就可以決定投向哪，投給誰，能不腐敗嗎？權力失去制衡，必然導致腐敗。改革，一要有穩定的國際形勢，可以讓我們專心改革；二是恢復黨的威信；健身，否則推上手術臺就下不來了。
胡德平小結： 今天的會很好。我受到很大的啟發。很多內容是一種探討，要相信大家的消化力。說問題、說遺憾，說希望，這是為了我們的黨更好更快地進步。實踐 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難道這個口號只能用於78年嗎？要長期堅持。要堅持思想解放，不用患得患失。作《決議》時我們黨的精氣神很好，要發揚光大。
金 鐘----八二七座談會
百人嗆聲、為民喉舌
作者： 金 鐘
更新於︰2011-09-01
更新於︰2011-09-01
八月二十八日，有記者採訪，隨後，收到前一天（8月27日）在北京舉行的一個座談會的資料，該會名為「紀念中共中央關 於建國以來若干歷史問題決議發表三十周年」。這是多年罕見的一份重要材料。一年前本刊轉載過郭道暉先生關於該歷史決議一九八一年討論時，中共高幹們的許多 驚人的批毛言論，那些高幹都是毛的災難性政策的目擊者、參與者和受害者，感受記憶猶新。發言之尖銳激烈，一針見血，情緒之憤慨，是局外人很難想像的。讓我 們瞭解到該歷史決議沒有完全反映出黨內的意見。
對照三十年後，今天的這個座談會發言，雖然與會者大都不是那段歷史的見證者，但他們是近三十年歷史的見證者，且都是體制內的菁英，知識界的代表人物（郭道暉、江平老一輩只佔少數），決議前後這兩次討論的見解，合起來正好是對中共執政六十年的完整評價。
這次八二七座談會是針對當前國內政情而來，突出批判黨內的極左傾向，「懷念文革，再搞文革」。指出今天的思想解放比不上三十年前，國家已出現歷史的倒 退。他們呼籲要徹底否定文革，開放歷史檔案，實現憲政民主。張維迎教授調侃說，要落實憲法。現在憲法一百多條，只落實了一條：堅持黨的領導。眾人大笑。有 人質疑，《決議》說要搞民主，為甚麼不搞？希望十八大作出交待。
為甚麼會有三十年的倒退？正如會上發言指出的，八一年的歷史決議雖然否定了文革，但沒有深入的反思，其畫外音（也可能發言材料隱去了一些尖銳言詞，正 如三十年前高幹的發言被封鎖至今一樣）可想而知，就是對毛澤東罪行沒有清算。那個決議是在鄧小平保毛的基調上制定的。鄧指示「宜粗不宜細」、將毛的錯誤與 毛思想分開、錯誤人人有份等一套巧言令色手法，透過胡喬木、鄧力群等保守派筆桿子的裝飾，將一個借階級專政之名屠殺千百萬無辜的暴君供上神檯。自然成為三 十年來毛派死灰復燃，政策倒退，寧左勿右的合法性來源。
三十年來，在鄧小平保毛保黨的戰略下，一手遮天，竟然下令「不爭論」，以他個人意志為最高真理，厚顏宣稱「毛在，毛說了算；我在，我說了算」，唯權 論、拜物教，大行其道，使全國上下「向錢看」，精神空虛，信仰盪然無存，思想理論領域陷入空前貧困。大批學者秀才，依附權貴，不說人話，編織謊言，迴避時 代和人民提出的敏感問題，如張木生所說「改革開放最大錯誤是，明明搞資本主義，卻不敢告訴人民。」愚弄百姓，使中國變成世界上最大的民主恐慌症群落，視民 主為洪水猛獸，開口閉口就是「搞民主會天下大亂」，「誰能代替共產黨？」已經成為很多大陸人的口頭禪。
北京827座談會令人耳目一新的就是，讓我們看到中共不惜背負「警察國家」的惡名，扼殺一切不同聲音，但還是有這樣一個百人聚會嗆聲，他們和劉曉波、艾未未殊途同歸。
（2011-8-30香港 開放雜誌2011年九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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