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是個謎

中國是個謎:
中國是個謎
汪偉

1991年冬天，安徽西北部，大別山餘脈一個屋舍簡陋的鄉村中學裡，每天早上6點半，有線廣播的大喇叭裡會準時傳出歌聲：

　　太陽最紅

　　毛主席最親

　　您的光輝思想

　　永遠照我心

　　……

歌聲悠揚而千迴百轉，彷彿歌唱者的心中懷著一種戀戀不捨的情緒。這首曾經廣為流傳的政治頌歌，給人明亮、悠揚而單純的感覺。 1991年距離這首歌的誕生，已經過去了很長時間，但這種明亮、悠揚和單純的感覺並沒有消失。學生們陸陸續續從兩層的木床上下來。這些十二三歲的小男孩瑟縮著，在頌歌聲中一路跑去早自習。

以歷史的眼光看來，在1949年之後的許多年中，那些傳唱一時的歌曲大多是政治頌歌，它們都有同一個主題，那就是歌唱解放，歡呼新的國家製度及其成就，讚頌政治領袖的功德。這些歌曲的命運和權力緊緊地糾纏在一起。它們曾經大大地流行。這一方面歸功於音樂的魅力，它們表達了共同的社會情緒，另一方面，它們的流行要歸功於國家需要這樣的社會情緒，因此進行了群眾運動式的推廣和鼓勵。

1978年以後，這些歌曲似乎漸漸被遺忘了。無數新的聲音取代了它們，最為人所知的是鄧麗君的歌聲，儘管惹得許多人生氣，指責它們是來自敵對階級的靡靡之音，指責它們格調低下，指責它們是“黃色歌曲”… …然而，不管如何指責，甜美的歌聲仍然征服了許多人的心。人的心本來是看不見、摸不著的，是天性和教養的產物；每個人的心都有自己的個性，不甘於雷同，因為這個原因，決定了不同的生活方式，它本來應該像個人隱私和財產一樣，需要製度的保護；心有想像力和創造的能量，但是要發揮出來就需要製度的激勵。人同此心的時候是有的。但是，表了太多的忠心，表了太久的決心，人的心已經在席捲一切的政治運動中、在普遍的貧窮中、在難耐的單調中變得過分粗糲了。鄧麗君的歌聲在“文革”結束之後的流行，不是沒有道理的。

1992年在皖西北的寒風中打著哆嗦的孩子，都是“文革”後出生的。這些老歌在1992年唱響在中國這個偏僻的角落裡，對他們來說，都很陌生。在他們坐落在山谷裡的學校中，他們不久就可以用口哨吹出那些簡單的旋律。而在那間小小的學校之外，在更廣闊的地方，他們的縣城、省城，在全中國，歌頌政治領袖和社會主義制度的頌歌重新流行是那一年異常顯眼的一件事，這件事連同那些搖晃在長途卡車駕駛室裡的毛主席像挂件，後來寫進了許多中國當代問題觀察家的著作之中。

對毛澤東的懷念包含著對當時現實的一種不滿，這是觀察家們一致的判斷：自從1978年中國邁開改革開放的步子，抵達了1992年，15年中，不滿於現實的社會情緒並不是第一次出現，但不像毛澤東誕生100週年的時候那樣，不滿情緒不再鼓譟和呼籲新的改革，不再以哪怕激烈的方式要求改革更加深入地進行下去，1992年的不滿情緒既沒有動力，也沒有方向，只是懷著前所未有的失落情緒，開始追憶和懷念已經過去的毛澤東的時代。

在觀察家們筆下，《紅太陽》意味深長的歌聲意味著一段值得書寫的歷史。然而，在一個偏僻的鄉村學校裡，天真的學生們對他們正在經歷的所謂歷史，幾乎根本就一無所知。

丟失的時光

回顧30年來的中國，很多人的思緒首先不是落在1978年，而是立刻想到了1992年。 “1992年，又是一個春天，有一位老人在中國的南海邊寫下詩篇……”，30年裡面，再沒有什麼比這個“春天”、這個“老人”“寫下詩篇”動作更深入人心、更能夠詮釋“改革開放”這四個字的形象了。

就在鄧小平南方講話前不久，蘇聯解體了。 1991年12月25日，蘇聯總統戈爾巴喬夫卸任，國旗從克里姆林宮前徐徐降下，被冉冉升起的俄羅斯三色旗取而代之。 26日，蘇聯的最高權力機關最高蘇維埃開會，自己解散了自己，“蘇聯”這個詞徹底成為了過去。無數中國人以各種各樣的方式，關注著、打聽和傳播著遠在莫斯科的政局變動。這一天恰逢毛澤東誕辰，歷史的巧合給人以談資。這種帶有神秘色彩的政治談資，成年的中國人必定是熟悉的。但這一次，這種談資不再激動人心，而是激起了一種惆悵的情緒。蘇聯解體恰逢毛澤東誕辰、與《紅太陽》的流行，加上鄧小平南方視察，給人一個奇特的印象：80年代已經結束，但90年代並沒有在1990年開始。 1990年和1991年的僵持造成了一段空白，就像那些動聽、陳舊卻缺乏指向的頌歌一樣，那兩年是一段沉悶而徬徨無著的歷史，現在回想起來，彷彿中國丟失了兩年時光。

2007年出版了一本名為“八十年代訪談錄”的書，作者與10位作家、學者和藝術家進行了關於80年代的談話。作者查建英與她的多數訪談對像是同齡人，其中許多名字在1980年代曾經非常響亮，即使是20多年後的今天，他們也沒有徹底退出人們的記憶。

“一位美國朋友曾問我為什麼要花時間編這麼一本書，我當時信口說：因為80年代是中國的浪漫時代啊！我們的80年代有點像你們的60年代嘛”，作者在她的前言中說，她的美國朋友聽了這話，“一副恍然大悟的表情”，因為“20世紀60年代在美國無疑是一個有特殊標記的浪漫年代，它意味著理想主義、激進的自我批判，以及向東方思想取經。而中國80年代的文化主調也是理想主義、激進的自我批判，以及向西方思想取經”。

作者隨之提醒讀者，這樣的類比能夠讓人迅速進入語境，卻畢竟失之簡單。她和她的訪談對像都無意將20年前的歷史浪漫化——但這本意在回顧與反思的書，儘管深沉的採訪者和採訪對象盡量克制，並且——作者就差沒有直接告訴大家— —無意在昔日與今天之間作一個簡單的選擇，但言語之間，他們仍然不時流露出不經意的悵惘之情。

　　人往往懵懵懂懂地經歷歷史。所謂的歷史意義，絕大多數在於事後的揭示和追認。但也有一些歷史時期，許多人清楚地知道自己置身非常之世，並且為此感到興奮。改革開放的頭一個10年裡，許多人都感到過這樣的興奮。這種興奮讓今天的平靜和富足顯得平庸。這或許是《八十年代》裡的悵惘之情的來由。 80年代對很多人來說，他們的記憶永遠是在歷史的漩渦當中，從1978年開始，之後的十多年時間裡，多少本來被說成是不可動搖的東西，都動搖了，很多觀念、原則和做法還被徹底顛覆……人人感到置身歷史巨變的暈眩。對暈眩的回憶使得1990年代初期的沉悶和壓抑變得更加難以忍受；這或許也是在1990年和1991年這兩年“丟失的時光”裡，很多人感到的迷惘之情的來由。

起點：解放政治賤民

1980年代的時代精神和迷惘格格不入。那時候是遲來的春天，什麼都很匱乏，但信心卻前所未有地充足。作為隨後而來的30年的起點，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的歷史意義，在會議進行的時候就已經昭然若揭。 1978年12月18日-22日召開的這次會議後來被黨史專家胡繩與“遵義會議”並列，意指它們通過改變共產黨的命運，進而改變了中國的命運。會議只進行了短短的5天，卻在隨後的30年中無數次被提及。

經歷了1976年9月毛澤東的去世，又經歷了10月“四人幫”垮台，加上​​隨後兩年多的政治運作，中央權力核心的格局已經完成了歷史性的調整。實際的調整是在此前從11月10日到12月15日、長達36天的中共中央工作會議上完成的。 212名中共高級幹部參加了這次為三中全會做準備的會議，陳雲、譚震林等老資格的高級幹部在會上提出要解決1949年以來黨的若干重大歷史問題，作為一種回應，鄧小平在閉幕時做了著名的《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的報告。清理和評價歷史是為現實開闢新的道路。此後，歷史和權力的天平完全倒向了鄧小平。

十一屆三中全會確認了這一格局，被認為具有轉折意義。此後的很長時間後來被人稱作“鄧小平時代”。從一個人影響歷史所能達到的深度和廣度而言，這個說法有使其成立的理由；當然，基於同樣的原因，它有自己天然的歷史參照物，這個參照物就是1949年到1976年的中國——被稱作“毛澤東時代”的中國。

1978年後來成為中國幾代人的一個情結，成為中國改革開放的紀念碑，與30年來對這次會議的重要性的反复宣講有關。通過這些宣講，1978年逐漸從無數個平淡無奇的年頭中脫穎而出，這個年頭不再與之前的歷史和光同塵，它宣稱自己的不同，因為它是對舊時代的“撥亂反正”，因此理所當然要成為新時代的起點。

“撥亂反正”，這個詞經過30年的時間，對很多年輕人來說已經顯得陌生了，但在30年前，則讓很多人熱血沸騰。它意味著國家的政治、經濟和社會生活被扳回到一個正常的軌道上來。歷史學者往往將這個詞與另一個詞“懸崖勒馬”並用——這是指對“文革”的否定。人心需要撫慰，“撥亂反正”有其政治和經濟內容，但究其根本，這是一個修復人與人的關係，修復職工與單位的關係，修復國民與國家的關係乃至修復群眾與執政黨的關係的過程。

從1976年10月“四人幫”收監到1978年12月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4600多名在“文革”中被打倒的官員率先官復原職，此後，涉及數百萬人的“平反冤假錯案”、恢復名譽的浪潮，和取消原來戒備森嚴的階級劃分，將人為製造出來的、人數更多的所謂敵對階級人員解放出來，恢復政治賤民的權利的浪潮，勢不可擋，一直持續到1982年。

1978年是這個解放政治賤民的浪潮的開端，也是頂峰。被權力踩在腳底下的人翻了身，是修復，也是和解。這個浪潮為政治賤民鬆了綁，也為執政的國家權力鬆了綁。 30年來中國的發展，都是基於這個解放的浪潮；從中釋放出來的力量如此之大，以至於中國的發展被看作一個謎一般的奇蹟。

中國之謎

從1978年到2006年，中國的經濟總量從3645億元增長到210871億元，增長了近58倍，GDP年均增長9.8%。

對30年來財富增長和分配的方式與代價，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但討論者都分享了一個討論的前提，前所未有的經濟增長使社會財富大大增加，是中國30年來——也許是更長歷史裡——最大、最顯眼的歷史事實。經濟增長如此深入地改變了中國的面貌，改變了中國人的生活方式和價值觀，使這30年的歷史，用“天翻地覆”來形容也不為過。

　　這一切是如何實現的呢？經濟學上的“中國之謎”已經費了許多經濟學家的腦筋。有人說，誰能夠破解這個謎，誰就將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誰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也許並不重要，“中國之謎”真正吸引人的地方在於，它背後蘊藏著中國人擺脫貧窮和動蕩的夙願，蘊藏著一個古老國家實現現代化並且與其他進步而文明的民族和國家比肩的夢想；“中國之謎”背後蘊藏的關係到世界五分之一人口的福祉的道路，才是真正重要的問題。

當然，今天的經濟學家並非對解開“中國之謎”毫無作為。許多嘗試解謎的人都提到一個線索，這個線索被認為是30年來中國成功的關鍵所在，那就是政府權力從經濟領域逐漸撤出。 30年來，那個大包大攬，為全國所有企業製訂計劃、供應原料、組織生產和銷售的行政權力，一步一步地終於承認，計劃經濟的方式既不經濟也不現實，由此把各個環節的控制權力逐步拱手讓出，讓那些追逐利潤的資本、智慧和勞動力去自行其事。

正是這個行政權力退出經濟領域的過程中，發生了兩件影響深遠的大事，構成了“中國之謎”的主要部分。其一，中國從一個消費品短缺的國家變成了一個消費品過剩​​的國家，其二，中國經濟釋放出巨大的活力，總量迅速膨脹。 2006年，中國經濟總量超過了英國，次於美國、日本和德國，居世界​​第四位。歷史學者朱學勤在2007年底的一次演講中說，這是一個被忽略了的歷史時刻。這句話點醒了很多人，他們果然想起了許多往事：1950年代，政府曾經將分配給農民的土地重新集中起來，興辦人民公社，組織大煉鋼鐵，而這一切都是一個豪邁的口號下進行的。這個口號，上了年紀的人簡直能夠脫口而出： “趕英超美”嘛！為了趕上和超越最老牌和最強大的資本主義發達國家，我們不惜集中所有的權力，再用這權力發動所有可能的資源，“大干快上”甚而涸澤而漁，但結果卻事與願違。而當權力的魔咒從這個民族身上移開的時候，以“放權”為特徵的30年竟然在不經意之間，部分地實現那個似乎遙不可及的目標。真正奇怪的是，當這個時間來臨的時候，只有少數人才想得起來我們曾經有過這樣一個口號，以及隨之而來的那段辛酸與沈痛交雜的往事。放眼中國從1840年開始的曲折而痛苦的現代化歷程，也許這個時刻真的如朱教授所提示的那樣，對“中國之謎”的象徵意義十分重大。

1980年代的改革尤其被人描述為“放權讓利”，但行政權力從經濟領域退出的過程不是一帆風順的，而是個反复角力的過程。現在回頭看看，1980年代的經濟政策，給人的印像是步履蹣跚。 “闖關”與“治理整頓”交替進行。彷彿一個新手駕車上路，腳下還掌握不了輕重。

不止一次，“中國之謎”都有可能中途夭折，成為令人扼腕的故事；那些阻礙權力退出的因素各種各樣，但最大的障礙是權力本身不願意放棄不屬於自己的利益。 1990年和1991年這兩年“丟失的時光”，本來可能成為謎題擱淺的地方，幸運的是，鄧小平以強者的姿態，呼應了沉悶之中的民意，打破了停滯不前的僵局。令人稱奇的是，1992年鄧小平南方講話之後，僵局被打破，1980年代爭論不休、阻力重重甚至引發嚴重社會後果的經濟政策，此後紛紛得到了有力的推行。雖然其間也經歷了90年代中期的宏觀調控，經歷國有企業改革引發大量失業的陣痛，以及國有資產流失的種種爭論，但經濟改革的深度和廣度，終究是1980年代不可比擬的。這讓我們不得不思考，1980年代的種種坎坷，到底是國民經濟的實體難以承受改革的力度，還是因為改革而利益受損的力量掣肘的後果。

權力重回經濟領域

回憶起30年來的種種事件，張樂天也有一點悵惘之情，但更多的是一種樂觀情緒。在過去的30年裡，他完成的最重要的學術工作是寫了一本《告別理想：人民公社制度研究》。對一個“老三屆”來說，這本探尋歷史的著作是張樂天對過往生活的紀念，但這本書不僅僅是一個紀念，也是他思考中國之謎的鑰匙。

“有人喜歡把改革開放說成是中國特有的東西，這是不對的”，張樂天說，今天每一個正常的國家，每一個有上進心的國家，都在持續不斷地改革和開放；如果說唯獨中國的改革開放成為一個謎題，那這個謎題的答案，就要到歷史裡面去尋找。在他看來，中國的改革之所以與其他國家不同，在於中國的改革從30年前的歷史承受了與其他國家完全不同的遺產。這遺產不止兩個，但有兩個對經濟發展的作用最為重要。第一是中國的土地制度，第二是高度集中而又深入到社會方方面面的行政權力。

1992年之後，如果選乘一列往返在滬寧之間的火車，這條繁忙的鐵路兩邊，曾經是中國歷史上最富盛名的魚米之鄉，但如今卻難得看到成片的稻田，到處都可以看到沒有完工的工地。原來的稻田許多已經蓋上了廠房，有許多是美國、歐洲、日本和中國台灣地區商人投資建造的製造業基地，而城市正沿著這些製造業基地的邊緣在擴張。在平坦而富饒的長江中下游平原上，原來是稻田的地方飛馳著各種車輛，單向四車道的滬寧高速公路正在擴張為單向六車道，而另一條連接北京和上海的專供客運的高速鐵路線，正在建造之中。這個位於滬寧之間的大工地是中國東部的一個縮影。

工業化、城市化和連接這一切的高速公路和鐵路，將原來以農耕為生的農民變成流水線邊的工人，並且吸收了中國中部和西部的大量勞動力。而土地是這一切的前提。土地國有製度和土地徵用政策為工業和城市擴張、為基礎設施的鋪設提供了製度性的保障，而當GDP成為地方政府官員的主要考核指標之後，官員招商引資的衝動推動中國在30年內鋪設了比別的工業化國家在長得多的時間裡才完成的基礎設施工程。

在以“抓大放小”為方向的國有企業改革挺過1990年代的陣痛後，在21世紀的頭幾年，大型國有企業完成了戰略佈局，通過壟斷資源性和基礎性的行業，大國企盈利能力日漸增加，並且穩居社會財富的上游，由此實現了話語權的回歸。 “壟斷”就是這個時候重新成為輿論的重大主題。

行政權力在頭20年一路退出了大部分經濟領域，但在第三個十年里通過招商引資和大型國企，又重返經濟領域，這個奇特的悖反現象，是“中國之謎”中最讓人難解的地方。要破解這個謎題，30年的歷史本身或許並不足為憑，而需要深入到更長的歷史中去發現中國的現代化模式，探尋權力與社會的關係。

　　“雙軌制”的成就與代價

“中國之謎”中最有吸引力的地方，有許多凝練為巧妙的格言。 “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不管白貓黑貓，抓到老鼠就是好貓”、“摸著石頭過河”、“不爭論”——為人津津樂道的鄧小平的政治智慧，因為這些形像生動而利於傳播的格言，成了30年來的改革語彙中最重要的組成部分。它們淺顯易懂，幽默明快，表現出一個政治強人面對複雜問題時快刀斬亂麻式的氣度。

今天看來，這些充滿現實主義精神的格言包含著30年來指導和推動改革的政治策略。 “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成為這種改革策略的具體體現，也即在保持社會穩定的前提下，避開意識形態爭論，堅持經濟發展優先。和紛繁和多主題的1980年代相比，1990年代的時代主題凝練而單一，那就是以GDP為導向的經濟增長。而推進改革已經形成了一套通常的模式：先試點，再推廣，繼而變身為全國性的政策。這是80年代最為熟悉的“特區”和“雙軌制”模式的延續。

作為1980年代改革經驗的結晶，“特區”和“雙軌制”改革模式在1990年代以來得到了最大程度的弘揚。 “特區”和“雙軌制”說法有​​異而實質相同，這種模式允許在同一個國家裡有兩種不同的經濟甚至政治制度並存，其初衷意在試驗，意在比較，是一種逐漸改進的姿態而非休克療法，意在減輕改革對既有體制的衝擊，也意在減少改革的阻力。

特區和雙軌制模式可以落實為一種具體的政策如價格雙軌制，也是一種改革的思路和策略。後者的影響更為深遠。

價格“雙軌制”產生的利差導致權力腐敗，曾經在1980年代末引發社會動盪。但是，“特區”和“雙軌制”的思路沒有被拋棄，反而在最近20年裡應用得更加廣泛和熟練。浦東成為新的特區，從而推動了上海乃至長三角的發展，是鄧小平南方講話最重要的成果之一，而包括農村稅費改革、義務教育和師範教育免費等重大政策實施之前，都進行過各種各樣的“試點”。試點也是雙軌制和特區模式的應用。

城鄉有別的戶籍管理制度是人口管理上的“雙軌制”；少數央企可以壟斷經營，這是企業管理中的“雙軌制”；價格雙軌制也沒有完全取消，水、石油、天然氣等重要資源的價格沒有像其他商品那樣，遵循市場定價；事業單位中對不同年資的職員實行不同的考評和待遇機制，這是人力資源上的“雙軌制”；甚至“一國兩制”的思想淵源，也可以從這個模式裡來尋根。

改革開放30年後，形形色色的“特區”和“雙軌制”已經滲透到中國社會的每一個層面與角落。

這最能夠說明“中國之謎”的製度特徵。

　　大國崛起之謎

試圖理解“中國之謎”的人遍布全球，中國人試圖了解謎底的心情最熱切。有很多人，期望有一個今天的托克維爾，能夠像他當年破解美國之謎一樣，破解今天的中國之謎。

1831年，年僅26歲的法國人托克維爾訪問美國9個多月，回國之後，他以旅行見聞為藍本，寫了一本《論美國的民主》。天才的洞察力令大西洋兩岸政學兩界為之傾倒，使他36歲就榮膺法蘭西學院院士稱號。

可以說，在托克維爾之前，世界知道美國的創舉，卻不知如何描述，更不知道到何處追尋新制度的根源所在；在托克維爾之後，一切都有了線索。 170多年後，人們依然在向托克維爾的工作致敬。

地理大發現之後，世界各文明之間的溝通日漸便利，歷史隨之加快了進程。這個進程今天被稱作“現代化”。托克維爾發現美國之謎的故事說明，現代化產生了很多謎，不獨今天的中國才有。

這個不斷產生謎題的現代化的歷史，有一個重要特徵，即技術、資源、勞動力和產品乃至制度與價值，越來越呈現出全球普適的態勢。大國的興衰各有其歷史關鍵，都包含了種種謎題，但總的說來，新的謎題越來越少，因為現實可以從歷史中尋找線索，此處的發展可以從別處的歷史中尋找借鑒。 30年改革開放造成的中國之謎，當然有新意，但也可以得到這樣的歷史借鑒。要解謎，固然要從中國的現實中去尋求，也要從世界的歷史中去尋求。
來源：新民周刊 來源日期：2008-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