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子陵：脫蘇入美──兩位已故領袖的遺言
------玩弄憲法的兩面派
中國原來的政治體制
鄧小平在與波蘭領導人談話時說：“我們兩國原來的政治體制都是從蘇聯模式來的，看來這個模式在蘇聯也不是很成功的。”[1]
黨國體制不屬中國特色，是從蘇聯搬來的。列寧的《無產階級革命和叛徒考茨基》是黨國體制的理論基礎。列寧創建的蘇維埃就是黨國體制的母本。用列寧的話說：黨國體制“是直接憑藉暴力而不受任何法律限制的政權。”[2] 這個體制不僅摧毀了公民社會，也摧毀了執政黨。在蘇聯是十七次代表大會後百分之七十的中央委員被槍斃，在中國是文化大革命中百分之七十的中央委員被批鬥、被關押，其中許多人被迫害致死。黨國體制使政權組織和執政黨都成了獨裁者的馴服工具。
毛澤東對黨國體制確有“創造”和“發展”，他的公式是“馬克思加秦始皇”。借馬克思之皮，行秦始皇之法，打著無產階級專政的旗號做皇帝。他把黨國體制理論化和系統化了，成為中國人禍不斷的根源。
什麼是黨國體制？
黨國體制有四個特點：
一是執政黨位尊憲法之上；
二是軍權不在政府；
三是政權二元化；
四是民權虛化。
黨國體制是個人野心家篡軍、篡黨、篡國的杠桿。
1954年毛澤東起草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部憲法。就是制憲行憲那一年，毛澤東在黨中央一次會議上，作過一次憲法交底的講話，為黨國體制奠定了理論基礎。他說：
我們有不少同志，就是迷信憲法，以為憲法就是治國安邦的靈丹妙藥，企圖把黨置於憲法約束之下。我從來不相信法律，更不相信憲法，我就是要破除這種憲法迷信。國民黨有憲法，也挺當回事，還不是被我們趕到了台灣？我們黨沒有憲法，無法無天，結果不是勝利了嗎？……我們偉大光榮正確的黨也是歷來不主張制定憲法的，可是，建國後，考慮到洋人國家大都制定了憲法，以及中國知識份子還沒有完全成為黨的馴服工具的情況，為了改造和教育人民群眾，鞏固黨的領導，還是要制定憲法的嘛。制定憲法，本質上就是否定黨的領導，在政治上是極其有害的。
當然啦，憲法制定是制定了，執行不執行，執行到什麼程度，還要以黨的指示為準。只有傻瓜和反黨分子才會脫離黨的領導，執行憲法。[3]
這篇談話，充滿了山大王“替天行道”的霸氣。主要是打擊以周恩來為代表的黨內憲政派的。毛澤東先統一高級幹部的思想：制憲行憲為不得已，那是欺騙民眾的花樣，一切還得黨說了算，誰代表黨，我毛某人。
但有一句話毛澤東說對了：“制定憲法，本質上就是否定黨的領導”。毛澤東唸唸有詞的黨的領導，是毛澤東的個人領導，中共形成的傳統是只有他代表黨。按憲法辦事，毛澤東將失掉絕對權力。在法理上，黨不能高於憲法，“偉光正” 的黨也不能高於憲法。執政黨須在憲法範圍內從事國務活動，違憲要受到彈劾。要麼不要憲法，實行軍事管制，軍政府執政，別人說你獨裁，你就硬著頭皮頂住；你要從革命黨向執政黨轉變，承認“權為民所賦”，從民意中找到政權的合法性，制定憲法，就要自覺跳進憲法的籠子，像小布希那樣，站在籠子裏對民眾講話。儘管這部憲法是你這個黨領導起草的，或者是你毛澤東主筆起草的，但你的黨，你毛澤東本人，也得服從這部憲法。
毛澤東的公開姿態是要實行憲法的。1954年6月14日他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三十次會議上說：“一個團體要有一個章程，一個國家也要有一個章程，憲法就是一個總章程，是根本大 法。”他還指出：“通過以後，全國人民每一個人都要實行，特別是國家機關工作人員要帶頭實行，首先在座的各位要實行。不實行就是違反憲法。”“在座的各位”當然應該包括毛澤東本人。
毛澤東就是這樣一個兩面派，一個最大的兩面派。他說過“玩憲法”的話。他把全黨都玩了，把民主黨派和追求民主憲政的知識分子都玩了。
前後兩段話，中共高級幹部信哪一段呢？周恩來、劉少奇、鄧小平等信哪一段呢？信前一段。這一番話在中央領導層影響深遠，根深蒂固，成為中國共產黨的憲法觀， 至今起著作用。請注意這話：“憲法制定是制定了，執行不執行，執行到什麼程度，還要以黨的指示為準。只有傻瓜和反黨分子才會脫離黨的領導，執行憲法。”有毛澤東這句話作為“最高指示”，整個憲法全是廢紙，政治體制改革沒商量。你向中共領導人建議實行民主憲政，他心裏有這段話墊底，繼續跟你“玩憲法”，絕對聽不進去。不把這段話中隱藏的法家權術說破，不把這個個人獨裁的護身符揭穿，不把這個將共產黨的執政地位引入絕境的指導思想推倒，中國憲政無望，民主無 望。中國政治改革的難點是意識形態的變化，先有意識形態的改革，大家（特別是高層）認識統一了，才能有民主憲政。
毛澤東創造的黨國政體， 是個披著民主外衣的專制政體，是六十年來中國禍亂不斷的根源。它的憲法兩次（共同綱領和五四憲法）被顛覆，根據憲法組建的代議機構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被停止活動十年。它缺乏穩定性和程式性，發生了六次非程式更疊——毛時代是打倒劉少奇、林彪和粉碎四人幫，鄧時代是罷黜華國鋒、胡耀邦和趙紫陽。在黨國體制下，發生了三大改造、反右派、大躍進、公社化、餓死三千多萬人、四清運動、文化大革命以及八九風波、嚴重兩極分化以及黨走向整體性腐敗等重大錯誤。
毛澤東是法家，韓非子的信徒。韓非子把學問分成兩類: 法和術。第一類學問是法。法是教化臣民，指導工作，治理天下的方法。第二類學問是術。術是帝王南面之術，駕馭臣民，坐穩皇帝的要訣，是自己使用的東西。所以，韓非子有規定：“法莫如顯，而術不欲見。”法或以露布形式傳播四面八方，或以典籍形式流傳衙署學宮；術則秘而不宣，只對最親近的人口傳身授。毛澤東那 段關於憲法的談話是術，是現代帝王的南面之術。口傳身授，在黨內一代一代像傳家寶一般地傳下來。
毛澤東的黨國體制是何時完成、怎樣運作的？
毛澤東的黨國體制是1954年制憲行憲時鬼斧神工般地悄悄完成的。
1954 年 9月在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毛澤東當選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朱德為副主席；選舉劉少奇為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委員長，宋慶齡、林伯渠、李 濟深、張瀾、羅榮桓、沈鈞儒、郭沫若、黃炎培、彭真、李維漢、陳叔通、達賴喇嘛·丹增嘉措、賽福鼎為副委員長，彭真兼秘書長；根據毛澤東的提名，決定周恩來為國務院總理；根據周恩來的提名，決定陳雲、林彪、彭德懷、鄧小平、鄧子恢、賀龍、烏蘭夫、李富春、李先念為副總理；國防委員會由毛澤東任主席，朱德、 彭德懷、林彪、劉伯承、賀龍、陳毅、鄧小平、羅榮桓、徐向前、聶榮臻、葉劍英、程潛、張治中、傅作義、龍雲為副主席；最高人民法院院長為董必武；中國人民 檢察院檢察長為張鼎丞。
在政權系統高級職務的安排吸引了全國人民的注意力，黨內外高層人士彈冠相慶的時候，1954 年8月28日，根據毛澤東的提議，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了一個重建黨的軍事委員會的決議。在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時，設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實現了軍隊國家化，毛澤東為主席，朱德、劉少奇、周恩來、彭德懷為副主席，沒有另外的黨的軍委。這次政權系統軍委改稱國防委員會，下有委員81人， 成為安置原國民黨高級起義將領的統戰機構，並沒有指揮軍隊的實權。重建的黨的軍事委員會，由毛澤東任主席，朱德、彭德懷、林彪、劉伯承、賀龍、陳毅、鄧小 平、羅榮桓、徐向前、聶榮臻、葉劍英為委員。劉少奇、周恩來不再擔任軍職，朱德、彭德懷由軍委副主席降格為委員，軍隊的統帥權和指揮權集中在毛澤東一個人手裏，彭德懷以國防部長的身份主持軍委日常工作。這件大事在《中共黨史大事年表》中未曾收錄，增加了它的隱秘性和陰謀氣氛。
熱熱鬧鬧制憲行憲是明修棧道，重建黨的軍事委員會，把軍權從政權體系中“偷”出來，是暗度陳倉。這是毛澤東建立軍事獨裁的第一步，他得逞了。從此以後，他的個人權力就不可遏止地膨脹起來了。
毛澤東做了一屆共和國主席，他要從憲法的籠子裏跳出來。好心的黨內外人士還對他一次次地挽留。1958年末毛澤東提出不做第二屆國家主席、專做黨的主席，有複雜的背景和很深的心機。
第一，大躍進搞砸了，敗象漸顯，後果嚴重，他要推脫責任，逃避憲法問責。
在二屆人大前夕， 1959年4月15日，毛澤東召開第十六次最高國務會議，在會上他對下屆國家領導人的人選做了說明。他說：
為什麼國家主席候選人是劉少奇同志，而不是朱德同志？朱德同志是很有威望的，劉少奇同志也是很有威望的。為什麼是這個，不是那個？因為我們共產黨主持工作， 我算一個，但是我是不管日常事務的。有時候管一點，有時候不管。經常管的是誰呢？是少奇同志。我一離開北京，都是他代理我的工作。這已經是多年了。在延安開始就是如此，現在到北京又十年了。在延安，比如我到重慶去，代理我的工作就是少奇同志。以他擔任主席比較合適。
毛澤東這個講話在自然親切的氣氛中把劉少奇推出來當國家主席，同時也把由於大躍進造成的國家巨大危機的責任叫劉少奇背上。因為毛本人“是不管日常事務的”。
兩 年前，毛澤東為急於當世界革命領袖的野心所驅使，決心發起大躍進運動，使中國的落後的農業經濟在短期內出現奇跡，以便集中起他想像的那“一把米”來，支援世界革命。經過反右派運動，民主黨派和知識分子已被制服，沒人再敢多嘴多舌。他又通過狠批周恩來右傾，把全黨壓服。務實的周恩來總理有經邦濟世之才，是個傑出的經濟工作領導者、組織者和管理者，他主張尊重經濟規律，量力而行，綜和平衡，穩步前進。他的主張又得到副總理陳雲、李先念、薄一波等人的支援，不把這些人壓服大躍進休想搞得起來。
從 1957年9月八屆三中全會之後，毛澤東在1958年上半年又接連召開了杭州會議、南寧會議、成都會議、武漢會議直至5月召開的八大二次會議，以批判 1956年的反冒進為主題，反對右傾保守，猛整周恩來。經過這一系列會議，逼得周恩來連連檢討，把符合客觀經濟規律的綜和平衡、穩步發展的正確意見，徹底批倒搞臭，為毛澤東的以“左”傾冒進為特徵的空想社會主義路線在全國推行開闢了道路。
八大二次會議後，周恩來向中央提出辭呈，1958年6月9日，毛澤東主持常委會討論周恩來的去留問題。眾常委一致挽留。毛澤東見不能撤換周恩來，就搞了許多小動作把周恩來架空。1958年6月10日，他專門起草了一個中央文件通知各省市自治區，明確規定：
黨中央決定成立財經、政法、外事、科學、文教各小組，這些小組是黨中央的，直隸中央政治局和書記處，向他們直接做報告。大政方針在政治局，具體部署在書記處。只有一個“政治設計院”，沒有兩個“政治設計院”。大政方針和具體部署都是一元化，黨政不分。具體執行和細節決策屬政府機構及其黨組。對大政方針和具體部署，政府機構及其黨組有建議之權，但決定權在黨中央。政府機構及其黨組一同有檢查之權。[4]
“大政方針在政治局，具 體部署在書記處。”這等於是奪了國務院的權。毛澤東寫完這段話，又寫一批辦便箋：“即送劉、林彪、小平、彭真、周、陳、朱、彭閱，小平辦。”毛改變了政治局常委毛、劉、周、朱、陳、林、鄧的排名，把周恩來排在了彭真後面。彭真不是常委，協助鄧小平管書記處，是個沒有名分的副總書記。這個名單排列表明，周恩來降格了。
這樣一來，國務院成了有名無實的“影子內閣”，周恩來成了影子總理，只做一些迎來送往跑龍套的事情，被剝奪了對國家政務特別是經濟建設的領導權和決策權。
毛澤東披掛上陣，在劉少奇、鄧小平的協助下，帶領五個業務組親臨經濟建設第一線，代替了國務院的工作，他實際上是國家主席兼國務院總理。至於具體工作，他管到了農業社發展的百分比，管到了初級社升高級社，管到了一聲令下全國實現公社化，管到了種莊稼要深翻七尺[5] ；工業上他管到了小（小高爐）土（土法煉鋼）群（群眾運動），管到了鋼鐵元帥升帳，管到了親自下達指標鋼產量翻一番，後來把農業搞亂了，把工業搞亂了，把文教搞亂了，全國都亂了套，世界末日般的全國大饑荒正在蔓延，他說他沒管具體事務，把責任推得乾乾淨淨。
劉少奇在二屆人大一次會議上高票當選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1959 年國慶各報並列同等尺寸刊登了兩個主席的肖像。但劉少奇這個主席和毛澤東那個主席是不一樣的，他是個沒有軍權的國家元首。軍權被毛澤東帶走了。沒有軍權的 國家元首，實際上是個禮賓官。他要靠對毛澤東的依附，靠繼續搞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這個主席才能當下去。這是劉少奇貴為元首之後的先天軟弱性。
第二，毛澤東的真實目的是要以退為進，升格為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領袖。
在中國，黨權高於憲法，黨主席高於國家主席，是毛澤東長期經營造成的，是個人崇拜對國家體制的破壞。1958 年初，毛澤東提出不做下屆國家主席，專做黨的主席，一不是真心退隱，二不是出於謙遜，三不是身體不堪繁巨。他的真實動機是要“高升”一步，成為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的領袖。他要仿傚史達林不到車站、機場迎送任何外國客人，不論是總統、國王和皇帝。在國內，國家主席是他的大副。由國家主席到機場迎接外國元首，過兩天毛澤東出來接見一下，他的身份就在國家元首之上。黨主席至尊至上，黨和國家領導人就是這麼叫起來的。至於權力，他不僅不放鬆一點，而且更多更緊地集中在自己手裏。他是在《工作方法六十條》裏提出不做下屆國家主席候選人的，同時明確了他繼續執政的方式是“大權獨攬，小權分散，黨委決定，各方去辦”。他強化省以下各級第一書記的權力，弱化政府的權力，強調第一書記說了算。黨委的權威是這樣逐漸強化起來的。他不在政府任職了，權力中心就轉移到了黨的系統。 1958年8月21日，毛澤東在協作區主任會議上講話：
法律這東西沒有也不行，但我們有我們的一套，還是馬青天[6] 那一套好，調查研究，就地解決問題；不能靠法律治多數人；民法刑法那麼多條誰記得了，憲法是我參加制定的，我也記不得了；我們各種規章制度，百分之九十是司局搞的，我們基本上不靠那些，主要靠決議、開會，一年搞四次，不靠民法、刑法來維護秩序；人民代表大會、國務院開會有他們那一套，我們還是靠我們那一套。[7]
毛澤東領導國家，“基本上不靠”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國務院“那一套”。至於憲法，對不起，他“記不得了”，因此不算數了。國家政權和憲法，在他心目中是個民主裝飾，不是真要起作用的。黨國體制把毛澤東擺在了太上皇的位置上，留下了不在國家體制內的元老干政的惡劣先例。
黨國體制的組織上的表現是二元化的政權。二元化政權不是兩個平行的權力機構，而是一個強本弱枝的鏈結體系。我們現在的權力結構，一級權力在黨委，從上到下的 系統是中共中央、省級（省級市）黨委、市級黨委、縣級黨委、鄉級黨委、村黨支部；二級權力在政府，從上到下的系統是國務院、省（省級市）政府、市政府、縣政府、鄉政府、村委會。政府系統表面上是人民代表大會選舉產生的，實際上是黨委的派生機構，黨委是強本，政府是弱枝。決策機構是黨委系統，政府系統是執行機關。各級人民代表大會是民主裝飾，擺樣子的，黨的決議通過人大變成議會的決議，但人大事實上無權否決和修改黨的決議。黨政分開就是黨逐漸擺脫直接執政的局面，恢復和健全政府的職能。
中國的執政黨和民主國家的執政黨職能是不同的。譬如美國，民主黨現在是執政黨，因為奧巴馬是民主黨推舉當選的。但把奧巴馬推舉出來，民主黨在本屆政府的任務就完成了。黨的任務，就是把本黨最優秀的人物推舉出來執政，如果黨主席條件合適，也可以出來競選執政，但 不是帶著本黨接管整個國家。奧巴馬的施政綱領，對內政外交重大問題的決策處理，並不需要報告民主黨中央，也不需要請示民主黨主席。各個州的州長不是中央政府任命的，是選舉產生的，和總統不一定屬於同一個黨。州一級的民主黨組織除地方選舉時推舉本黨的州長候選人之外，對地方事務沒有其他發言權，就如同民主黨中央除了推舉總統候選人之外，對全國事務沒有其他發言權一樣。奧巴馬是以總統兼三軍總司令的身份領導國家，而不是以民主黨主席的身份領導國家。權力的一元結構是憲政民主，二元結構是黨國體制。
毛澤東不做國家主席了，憲法被他踩在腳下，共和國主席和國務院總理被他玩弄于股掌之上，黨國體制的威力和弊端都明顯地暴露出來。這突出地表現在大躍進失敗和失敗後的善後問題上。
連續四年餓死人是黨國體制禍國殃民的典型案例
2005年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決定對1959年至1962年全國大饑荒的歷史檔案有限制地解封，這是官方正式內部公佈的大躍進時期餓死人的權威數據：
1959年，全國17個省級地區，有522萬人因饑餓及非正常死亡，其中城市有95.8萬多人。
1960年，全國28個省級地區，有1155萬人因饑餓及非正常死亡，其中城市有272萬多人。
1961年，全國各地區有1327萬人因饑餓及非正常死亡，其中城市有217.7萬多人。
1962年，全國各地區有751.8萬多人因饑餓及非正常死亡，其中城市有107.8萬多人。
官方統計大躍進時期餓死人的總數是3755.8萬人，即三千七百五十五萬八千人。
大躍進中發生餓死人的事情，不是天災，是人禍。
連續四年餓死人不能採取斷然措施扭轉局面，則是黨國體制的延誤。
黨國體制的內部規則是所謂民主集中制。民主集中制是從列寧那裏搬來的。其最大的弊端是沒有糾錯的機制和消滅糾錯的力量。這是個消滅反對派走向獨裁的制度。民主的真諦是少數服從多數，多數保護少數。只強調前一句，取消多數保護少數，把少數當作反黨分子，當作階級敵人打擊，是假民主。許多情況下少數是正確的，保護少數就是保留糾錯的機制，打擊少數必然走向一錯到底。以廬山會議為例，彭德懷的意見是正確的，反映了全國的實情，也代表了大多數與會者的意見。但毛澤東 利用他的權威操縱了多數，製造了彭黃張周反黨集團冤案。如聽彭德懷的忠言，立即停止瘋狂的大躍進，全國救災，安排人民的生活，也就是餓死五百多萬人。但毛澤東不聽，一錯到底。廬山會議後期，為了證明三面紅旗正確，他在全黨發動以批判彭德懷開路的反右傾運動，在全國掀起“第二次躍進高潮”。這第二次躍進從 1959年8月廬山會議結束起，到1960年8月毛澤東接受周恩來的“調整、鞏固、充實、提高”八字方針止，作孽最大，餓死人最多，農村的生機幾近完全破壞和毀滅，連續三年，餓死3200萬人以上。
1959年6月底，全國的糧食儲備還有343億斤，折合1715萬噸，夠城鎮居民一年之需。 但是，在當年糧食減產3000萬噸（600億斤）的情況下，毛澤東親自掌控的“政治設計院”，決定出口419萬噸糧食換取黃金和美元，出口量相當於上述糧食儲備的24%。城市糧食供應馬上緊張起來，連北京、天津、上海也只有幾天的存糧了。為了保證大城市不出亂子，繼續向各省搜刮糧食，這樣一來又多餓死了很 多農民。
1960 年全國缺少 2400萬人的口糧，按每人/年320市斤作為維持生命的基線計算，共缺糧76.8億斤，折合384萬噸。如果不出口那419萬噸，當年就不會發生嚴重的饑饉，一個人都不會餓死。但毛澤東一心想造原子彈、氫彈，與蘇美爭霸，揚威世界，成為第三世界的領袖，決心要實施他所謂的“大仁政”（和梁漱溟辯論時說過 的話），而把救濟災民、不讓老百姓餓死看作是“小仁政”不屑一顧，照常出口糧食換外匯，以採購相關的設備和材料。後來，原子彈是上天了，人們至今津津樂道毛澤東的偉大，須知是3755.8萬條鮮活的生命把原子彈送上天的。不能把發展原子彈和出口糧食對立起來，推遲三四年再出口糧食換匯，就可以出現既舒緩了民困、避免餓死人，又造出原子彈的兩全其美的結果。
就在毛澤東堅持錯誤，不肯對老百姓施一點“小仁政”的時候，一個不要命的湖南女工的上訪驚動了在北戴河開會的中央領導人。使毛澤東再也“頂”不住了，成為黨和政府由繼續躍進轉向救濟災民的轉捩點。
1960年7月26日上午，中南海北門外鐵灰色的宮墻下，站著一名身著藍色工裝的青年女子，雙手各舉著一塊硬紙牌，一塊上寫著“消滅人民公社！人民公社餓死我叔叔一家六口！”另一塊上寫著“打倒毛澤東！彭德懷萬歲！”
中南海北墻外的那條街道名曰文津街，有多路公共汽車、無軌電車經過，但不設站。那天只有少數過路人看到這名青年女子雙手高舉著的標語牌。青年女子很快被宮墻外的便衣警衛發現，拎小雞一般拎進北門去，在接待室給她戴上手拷，做了簡單的詢問，口供筆錄如下：
問：你叫什麼名字？哪人？什麼成分？職業？要老實回答！
答：我叫劉桂陽，湖南衡陽縣人，祖宗三代貧雇農。我本人是共青團員，鯉魚江火力發電廠運煤車間工人。
問：你來北京，有沒有單位證明信？
答：沒有，但我有工作證，上面有照片，出生年月、家庭成分、政治面貌等。你們搜出來看，可以打電話到我們工廠去查對。
問：你的同夥呢？他們在哪？
答：沒有同夥，就我一個人，連我愛人都沒告訴，憑天地良心來告狀。
問：你這叫告狀？是不折不扣的現行反革命行為。
答：隨你們怎麼講，我反映的是真實情況。
問：你既然是貧雇農出身，本人又是工人、共青團員，為什麼要跑到黨中央、國務院的門口來幹這種不要命的反革命勾當？
答： 同志呀，天爺呀！你們住在北京，坐在中央，飽崽不知餓崽饑呀！不知道公社社員吃野菜、樹葉，吃觀音土……鄉下連貓、狗都餓死了，一些人家滅了門。我叔叔一 家六口都餓死……同志呀，天爺呀，我從小沒有父母，叔叔嬸嬸把我養大，送我讀初中，1956 年進電廠當學徒，三年沒回老家。心想大躍進、吃公共食堂，他們生活過得好，我就粗心了。去年下半年聽講鄉下沒吃的，我還不相信，大半年也沒有寫信。今年5 月請假探親，回老家看望叔叔、嬸嬸、兄弟姐妹，沒想到都得水腫病，吃觀音土吃死了呀……（嗚嗚嗚），新社會，餓死貧雇農，造的什麼孽呀！我老家那村子，餓 死三十幾口……我找到一個堂叔，兩個堂妹，他們還沒有死，只是偎在火塘邊，剩下一口氣。堂叔告訴我，我叔叔一家六口，都是他拖出去埋的，一人一把茅草，連 張裹屍的席子都沒有……堂叔破衣爛衫，和我講話，只是蹲在地上不起身，我的兩個堂妹也蹲在地下不起身，堂叔說，妹子你帶有吃的，就留下一點，一家三口動不 得，去山上挖觀音土都沒有力氣……我們也出不得門，沒有東西遮下體呀，（嗚嗚嗚）……同志哥，老天爺!你們要關我、殺我、槍斃打靶，也要聽我把話講完，把話講完……我帶回去四包高價餅乾，只好給了堂叔、堂妹。他們接了餅乾，就當了我的面沒命地吃啊，吃啊，四包餅乾，共是六斤，一口氣吃光……邊吃邊灌水。第 二天一早，要我去辭行。你們猜哪樣了？堂叔和兩個堂妹久餓猛吃猛灌水，都脹死了！（嗚嗚嗚）我造的哪樣孽呀！我哭天喊地，做了殺人兇手呀……我回到工廠， 廣播裏天天喊三面紅旗，大好形勢。我什麼話都不敢講，講了就是反革命。（嗚嗚嗚）我曉得兇手是哪個。搞大躍進，辦人民公社，吃公共食堂，我們一個村就餓死三十幾口。還有更多的老人、小孩在等死……（嗚嗚嗚）我一個貧雇農的後代想不通！一個共青團員想不通！一個電廠女工想不通！我就是到北京來喊口號，我要打倒人民公社！我要打倒毛主席！我要喊彭德懷萬歲！萬萬歲！
在中南海北門接待室，青年女工又哭又鬧，戴著手銬還在地下打滾。只好用抹布堵上她的嘴，給她加上腳鐐，交北京市公安局收押。
如此重大的反革命案情，新中國開國以來首宗平民女子大鬧中南海的惡性案件，中央辦公廳留守人員不敢耽擱，將口供謄寫清楚，作為急件送北戴河，報中央書記處。總書記鄧小平看過，寫下六個字：“請少奇同志閱。”主持中央工作會議的劉少奇看了“口供筆錄”，臉色鐵青地批下一行字：“悲慘，湖南災情還算輕的，別的省區呢？此件交會議簡報組印發。又：全黨幹部要大興調查研究之風，會議之後，每位領導幹部都應深入農村基層，去看看那裏發生的事情。”
載有這份“口供筆錄”的會議簡報，政治局常委會秘書田家英沒有呈送毛澤東主席。那不是打老人家的臉嗎。自有更“體己”的人拿給他看，並密奏劉少奇批發這份簡報 是別有用心。1960 年整個上半年毛澤東仍在號召“繼續躍進”，“全黨為1800萬噸鋼、6000億斤糧食而奮鬥”。直到這次中央工作會議前夕，他還不承認了全國出現大饑荒的事實。要不要改變“繼續躍進”的政策，毛澤東還在猶豫，這個湖南辣妹子使他徹底清醒了。一葉知秋。他知道自己的威信在全黨和全國人民中已跌至谷底，非有特殊手段是很難扳回這一局了。之後，毛澤東的健康情況轉差，他很少下海游泳，常常一個人獨坐不語。經過深思之後，他向中央請假治療，並說自己已經進入遲暮之年，馬克思向他招手了。他並多次委託田家英向政治局轉達他的意見：在他生病休息期間，由劉少奇同志代理黨主席職務。他決定暫時離開第一線，休養思考一個時期。
經劉少奇、鄧小平、彭真等人說服毛澤東，為一百多萬在反右傾運動被劃成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的幹部甄別平反，其中包括恢復鄧子恢的國務院 副總理、中共中央農村工作部部長職務。在一次常委碰頭會上，朱德還提出為彭德懷平反。毛澤東再不肯退讓，他說：“把彭德懷請回來，廬山的事一風吹，三面紅旗不要了？那好，我和林彪常住南方養病，把北京交給你們。”劉少奇只好在朱老總和毛主席之間打圓場：“彭老總的事，放後一步吧，先過了眼前的大難再講。”
此次中央工作會議（1960 年7月5日-8月10日北戴河工作會議）開了一個多月，確定了“整頓、鞏固、充實、提高”的國民經濟八字方針。在最後一天的閉幕會上，毛澤東一臉病容，可憐兮兮，心情沉重地作了檢討，承認自己不懂經濟，闖了大禍，發生這麼大的饑荒，餓死了人，他是始作俑者，難逃責任。在座的中央常委、政治局委員、中央委員、省市第一書記，也都難脫責任。責任人人一份。他宣佈，這次全會之後，他要真正退居二線，不再過問經濟、黨務，不再指揮工農業生產；只和林彪兩人管管軍事和國際共運。還有就是讀書、養病，研究些理論問題。他並再次提議正式通過黨內文件，在他養病期間，由少奇同志代行黨主席職務。
劉少奇在會議上說： “現在代不代理不要緊，要緊的是全國救災救人，承認血淋淋的現實，立即調整政策，發放救濟糧款，分給社員自留地，允許農民種糧種菜，搞小自由，開放農村集市，生產自救。人民公社那些條條框框先放一放吧，誰的面子也顧不上了。既然一名貧雇農的女兒、青年工人都敢到中南海門口來喊冤，老百姓面對饑荒死亡，還怕你關他班房殺他頭？你不讓人活，人會讓你活？邏輯就這麼簡單。全黨同志立即行動，同心同德，千方百計度過饑荒，等到出了黃巢、李自成再來補救，就晚了。”
毛 澤東雖然暫時交出了黨的主席，但不交軍委主席，朱德一提為彭德懷平反，他就擺出一副決裂的架勢。因為彭德懷若是平反，恢復副總理兼國防部長的職務，林彪就得交權。失去軍權，毛澤東就失去了反攻倒算的資本。毛澤東退居二線，並不是真心認錯，是迫於形勢不得已，所以留下一句話，三面紅旗還得堅持，這就給糾正空想社會主義的路線錯誤留下了不可超越的困難。
在毛澤東的空想社會主義道路走至險關絕地、山窮水盡的日子裏，在饑荒萬里、伏屍百萬的恐怖歲月，毛澤東浪跡于西子湖畔的湖光山色裏，讓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陳雲等放開手腳，挽救已經崩潰的國民經濟，制止餓死人事態繼續發展，救人民于水火，扶大廈之將傾。在這種情況下，只有一些和私有制沾邊的政策才能挽狂瀾于既倒，調動農民生產自救的積極性。劉少奇等所採取的政策，舉其犖犖大端就是所謂“三自一包”，即自留地、自負盈虧、自由市場和包產到戶。這些新政策一提出來，下面不敢貫徹，害怕“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又回 來犯復辟倒退的錯誤”。包產到戶在劉少奇手裏到底沒有在全國實現。1960年3月30日到4月 8日召開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二屆第二次會議上，會標還是“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三面紅旗萬歲！”兩千名來自全國各省的“人民代表”都奉命三不談：一 不談糧食徵購任務過重；二不談農村缺糧；三不談餓死人。只準“暢談”所在省區的“大好形勢”，舉手通過進一步大躍進的經濟計劃。到1961年，這是大饑荒的第三年，達到餓死人的最高峰，餓死1327萬人，各地幹部才“豁出去了”搞“包產到戶”，到第四年才遏止住餓死人上升的勢頭，減為751.8萬人。
“三自一包”的政策像一支巨大的強心針一樣，給奄奄一息的六億神州注入了活力。廣袤的農村復蘇了。農民又有了依靠自己的勞動活下去的希望。1964 年全國糧食產量達到3750億斤，比上年增加350億斤，農業開始走出低谷。對於實行“三自一包”政策，劉少奇等心裏並不踏實，是一種戰戰兢兢、忐忑不安 的心態。因為按照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教條，這些政策具有右的性質，屬於資本主義範疇。他們只是暫時利用一下這些帶有資本主義性質的政策，並沒有準備走 多遠，一旦國家度過危機，就趕緊回頭，最怕被毛澤東抓住小辮子，費力不討好。在意識形態領域裏他們沒有話語權，意識形態的話語權牢牢掌握在毛澤東手裏。儘管“三自一包”政策使百姓有了飯吃，使國家度過了危機，使毛澤東的金鑾殿沒有倒塌，但毛澤東並不領情，他要先利用這些“走資派”穩住農民，把糧食生產出來，使自己的江山不倒，然後再打倒這些“走資派”。他認為糾正自己錯誤的人必是將來的反對派。他不能忘記七千人大會上全黨置疑他的路線，追究他的責任的那 個可怕情景。他反手為雲，覆手為雨，說“三自一包”是極大的罪惡，是走了資本主義道路。要把實行“三自一包”政策的各級幹部打成“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這就是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的政治背景。直到毛澤東生命的最後一刻，他的這條“左”傾空想社會主義路線也沒糾正過來。
毛澤東禍亂全國，當然有他個人品質上的問題；但更重要的是他創立的這個黨國體制。黨國體制硬是眼睜睜地看著連續四年每年成百上千萬人餓死，政府遲遲無作為，媒體根本不報道，議會從來不討論。這在民主國家是不可想像的。
走出黨國體制，黨國才有前途
一個國家，一個時代，沒有強人不行，沒有對強人的監督和制約更不行。那就像一輛高速列車沒有制動裝置一樣，非出大事故不可。民主國家的議會就是這個制動裝 置。我國的人民代表大會本應履行議會的三大職能：防止獨裁，防止腐敗，防止錯誤。黨國體制將這種職能閹割了，它成了橡皮圖章，不起作用了。如果全國人大能 起民主國家議會的作用，則能從根本上避免那一場滔天人禍。
1958年2月11日第一屆全國人大第五次會議通過了周恩來提交的《關於1958年國民經濟計劃（草案）》，規定1958年的鋼產量是624.8萬噸。糧食產量3920億斤。[8]這個指標不僅具有法律效力，而且具有最高的權威性。不經全國人大復議，別人是無權修改的。
6 月19日，毛澤東在游泳池問冶金部長王鶴壽：“（鋼產量）去年是五百三（535萬噸），今年可不可以翻一番？”王鶴壽說：“好吧，佈置一下看。”這一問一答，就決定了鋼產量翻一番，把指標修改為1070萬噸。糧食產量，毛澤東和譚震林商量的結果是6000-7000億斤。比1957年的3700億斤，也接近翻一番。兩個“翻一番”，對國務院和全國人大連個招呼都不打，就這樣定了。若是在民主國家，議會會彈劾毛澤東違背程式民主，他不經國務院亂提指標非法；不經全國人大修改人大的決議違憲。兩個“翻一番”不算數。
如果人大的權威超過毛澤東，則後來四年，河清海晏，天下昇平，決不會發生大饑荒餓死人的事情。
我們的領導人至今沒有擺脫毛澤東關於憲法謬論的束縛，當作不與外人言說的“枕中秘”信奉著。其實，毛這一套受害最烈、最大的是黨和軍隊的高級幹部，觀之於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陳雲、陶鑄、彭德懷、賀龍、鄧子恢、張聞天、王稼祥、楊尚昆、黃克誠、羅瑞卿諸人的遭遇而益信。只憑最高領袖個人好惡，說你右傾，你就是右傾；說你修正主義，你就是修正主義；說你是叛徒，你就是叛徒。無理可講，無處申訴，只能檢討，低頭認罪。劉少奇當了多年委員長，後來又當了國家主席，他沒有把人大的權威建立起來，沒有把國家元首的權威建立起來，不是他忽略，是毛澤東那段玩憲法的“緊箍咒”束縛著他，他不敢有所作為。導致文化大革命 中，紅衛兵舉著一本《毛主席語錄》就能揪鬥他。他舉著《憲法》抗議，但《憲法》輸給了小紅書。因為憲法後面沒有軍隊，小紅書後面有軍隊。沒有軍隊做後盾的憲法，同一個董事會的章程就沒有區別了。毛澤東是通過“偷”走軍權否定憲法，控制了整個國家政權，把其他黨和國家領導人玩弄于股掌之上的。劉少奇、彭德懷 失去憲法的保護，是被毛澤東的私刑折磨死的。
另一方面，這種體制又造就了一批陰謀家、野心家、見風使舵的勢利小人。毛最後定的接班人名單，不僅有他的侄子和老婆，甚至被稱為“通房大丫頭”的人，也可以躋身常委行列。
對於鄧小平我是非常敬重的。他寧可第三次被打倒也不當毛澤東的家臣，拒絕給江青當蕭何，使中國避免了歷史大倒退；他以非凡的膽識和魄力舉行五老火鍋宴 [9] 把資本家請回來，在政策上把中國領出了空想社會主義誤區。中國的GDP由1978年的3600億發展到2009年的33萬億，沒有鄧小平揮斤運斧地開拓是 不可能的。但對於鄧小平，我是深幸有一，不望有二。鄧小平的特殊強勢地位是黨國體制推舉他獨掌軍權造成的。這個推舉，在當時是尊敬他，後來卻害了他。在這個體制內，鄧小平也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在關鍵時刻，權貴集團把他推到人民的對立面，他不得不扮演“狄克推多”的角色，毀了自己的一世英名。同時，這個 體制也害了黨和軍隊，使黨和軍隊走上了腐敗不能自拔的道路。
黨國體制是產生獨裁者的肥田沃土。要避免出現新的獨裁者，慎重選人當然很重 要，更重要的是制度，是體制。走出黨國體制，關鍵是要把毛澤東“偷”走的軍權還給國家，實行軍隊國家化。要參照1949～1954 建國初期的軍事領導體制，國家主席、國務院總理、全國人大常務委員會委員長共掌軍權，國防部長為軍委秘書長主持常務。國家主席為法定軍委主席，總理、委員長為法定軍委副主席，設委員若干人。舉凡對外宣戰，對內用兵，重要軍事幹部（國防部長兼軍委秘書長、總參謀長、總政治部主任、總後勤部部長、總裝備部部長、大軍區司令員和8341部隊長等）的任命，軍委作出決定後，人大常委會票決，三分之二贊成方能生效，命令下達須主席副主席三人聯署，使軍隊真正掌握在國家手中。這個體制設計的著眼點有三：（一）不設黨的軍委，以避免在“黨指揮槍”的名義下產生毛澤東式的個人野心家。（二）三人共掌軍權，不使軍權落入一人手中，以避免21年前那個痛心事件重演。（三）人大常委會三分之二的票決制，將保證軍隊國家化，避免出現政權弱軍權強，造成民國初期軍閥割據的局面。不走出黨國體制，以上三種情況出現任何一種，國家都會出現混亂，統一的局面被破壞，30年改革開放的成就，將要玉石俱焚。維護黨國體制的當政者們也將自掘墳墓，步劉少奇、趙紫陽等人的後塵，被這個體制吞沒。
改革黨國體制，不僅是救國，而且是救黨。首先受益的是黨和國家領導人，他們的生命有了 保障，他們的進退有了法律程式的保護，他們的工作擺脫了“婆婆”的干擾，他們的政績和缺點錯誤，能夠得到公正的對待和評判，他們退休以後能夠體面地度過晚年。
“我黨的奮鬥目標，就是推翻獨裁的國民黨反動派，建立美國式的民主制度，使全國人民能享受民主帶來的幸福。”[10]毛澤東這條語錄久違了。“高舉”時代也不宣傳。最近筆者找到了這個題詞的墨寶。所以，這條語錄儘管沒有權威機關的認定，但比權威機關更權威。鄧小平說：“毛澤東同志的錯誤在於違反了他自己正確的東西。”[11] 我們只要把中間的一句換成“廢除蘇維埃式的黨國體制”，就完全適用於今天。
當代政治家的任務就是繼往開來，總結經驗教訓，對前人的理論、 路線、方針、政策，擇其善者發揚之，其不善者改正之。對於中國的政治體制，鄧小平的遺言是“脫蘇”，毛澤東的遺言是“入美”。今年是中國共產黨建黨九十週年。總結90 年的經驗教訓，集中到一點，就是“脫蘇入美”四個大字。日本靠了“脫亞入歐”崛起。中國只有“脫蘇入美”才能在政治上崛起，中共才有下一個90年。 1944年毛澤東就說了“建立美國式的政治制度”。後來陰錯陽差，進入到蘇維埃那個房間裏去了。60年曆史證明，我們走錯了門。鄧小平承認蘇維埃模式不 行，並且說“看來這個模式在蘇聯也不是很成功的。”要我們走出來，要進行政治體制改革。某些政治家把錯進的這個房間說成是不能動的“中國特色”，是完全違 背事實，違背兩位已故領袖的遺言的。現在，中國陷入了民怨沸騰、民變蜂起的政治體制改革的僵局中。引領中國未來的政治家，必須拋棄冷戰思維，打消充當社會主義陣營遺產的“二當家”和監護人角色的念頭，使中國不僅在經濟上融入世界市場，而且在政治上融入世界民主潮流，回到毛澤東領導我們黨凱歌行進時代那個正確選擇上來。
2010.11.10
[1] 鄧小平：《關於政治體制改革問題》，《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78頁。
[2] 《列寧全集》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28卷第218頁。
[3] 網上流傳的這個講話，查不到原始出處，但我相信出自毛澤東，只有他那個頭腦才能產生這樣的思想，才能說出這樣的話來。在上個世紀60年代初，有過一次民主是目的還是手段的爭論。爭論的結果是民主是手段，憲法表面上看來是目的，實際上也是手段，是鞏固和加強黨的領導的手段。這個結論和毛澤東上述論憲法的話是一致的，或者就是那段話的邏輯推演。所以我相信那段話是毛澤東說的。歷代高級幹部都沒把憲法當回事，從來沒人敢用《憲法》保護自己，是這段話真實存在的客觀依據。黨國體制使國家領導人有天然的軟弱性。
[4] 見《毛澤東建國以來文稿》中央文獻出版社第七冊第268-269頁
[5] 見《毛澤東建國以來文稿》中央文獻出版社第七冊第506頁
[6] 評劇《劉巧兒》是老解放區的故事。馬專員保護劉巧兒婚姻自主的權利，被譽為馬青天。
[7] 全國人大常委會辦公廳研究室編著：《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四十年》，中國民主法治出版社1991年版第102頁。
[8] 薄一波：《一九五八年度國民經濟計劃草案的報告》，《人民日報》1958年2月13日
[9] 1979年1月17日，鄧小平在人民大會堂福建廳宴請了五位不尋常的客人。他們是：
胡厥文，（84歲）民族資產階級代表人物、原上海民營機械工業巨頭，時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民主建國會主委；
鬍子昂，（82歲）民族資產階級代表人物、原四川民營鋼鐵工業巨頭，時任全國政協副主席，全國工商聯負責人；
榮毅仁，（63歲）民族資產階級代表人物、原上海民營紡織工業巨頭，時任全國政協副主席，全國工商聯負責人；
周叔弢，（88歲）民族資產階級代表人物、原天津民營水泥工業巨頭，時任天津政協副主席，天津工商聯負責人；
古耕虞，（74歲）民族資產階級代表人物、被稱為世界“豬鬃大王”，時任全國政協常委，對外貿易部資深顧問。
75歲的鄧小平身板硬朗，神態輕鬆。他與五老一一握手，簡短的互致問候，就坐了下來。由於鄧小平和五老中的胡厥文、鬍子昂、周叔弢、古耕虞都有些耳背，所以沙發的擺放不是圍成一個半圓圈，而是三三相對，面對面便於交談。
鄧小平說：“現在搞建設，門路要多一點，可以利用外國的資金和技術，華僑、華裔也可以回來辦工廠。”“落實政策以後，工商界還有錢，有的人可以搞一兩個工廠，也可以投資到旅遊業賺取外匯，手裏的錢閒起來不好。”“總之，錢要用起來，人要用起來”。這是鄧小平第一次提出要吸引外資，第一次提出希望原工商業者 利用落實政策的資金辦私人企業。時間在十分融洽、熱烈的氣氛中一分一秒地過去了。看到鄧小平那麼真誠地聽取意見，五老也毫不拘束，暢所欲言，像拉家常一樣，一人話音未落，一人又接上了。不知不覺已到了中午時分。鄧小平說：“先到此為止好不好？請大家一起吃頓便飯——涮羊肉！”
大廳的屏風後面擺上了兩個長條桌，銅火鍋端了上來，火鍋周圍放著幾盤羊肉，還有幾個小菜。席間，古耕虞又遞上關於改進外貿工作的長篇建議，用家鄉話和鄧小平細細擺談起來。
這是一個標誌性事件。“五老火鍋宴” 代表了中國共產黨的覺醒，把資本家請回來了。從此，打開了個體、私營經濟的禁區，使中國從空想社會主義絕境中走出來。
[10] 毛澤東，1944年與到訪延安的美國代表團的講話。
[11] 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鄧小平思想年譜》，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版第161頁。
辛子陵：領袖遺言----脫蘇入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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