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立民 --------中共的先見之明

中共的先見之明: "中 共 的 先 見 之 明



「起來，不願做奴隷的人們，把我們的血肉，築成我們新的長城！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

這首《義勇軍進行曲》是由聶耳作曲，田漢作詞，在抗戰時鼓舞了全國的民心土氣，可以和法國大革命時的《馬賽進行曲》東西輝映。中共於一九四九年建國後將它定為國歌，做得很對，而且似乎也有先見之明。

論者以為：聶耳的曲雄壯有力，做國歌是絕對適合；只是田漢的歌詞是專為抗戰而寫，用在國家承平時代便大有商榷的餘地，哪有一個國家的人民，成年累月的說自己是「不願做奴隷的人們」？一天到晚喊著「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

我所以說中共有先見之明，是因為：中共建國四十年以來，至少一半以上的時間，是讓國家處在「最危險的時候」；而在建國四十週年的今歲，不願做奴隷的人們紛紛起來，要求自由、民主、人權的呼聲，響徹了一千萬平方公里的神州大地。田漢的歌詞，好像是為今天中國人民寫的一樣！

中國自秦始皇開始兩千年以來，政治上黑暗多於清明，腐化多於廉能，社會上動亂多於安定，痛苦多於歡樂。這種黑暗和腐化，到了中共手上，發展到了空前絕後（假如還不絕後的話，中國前途太可悲了！）、登峰造極之境。

不必追溯太遠，就拿國共兩黨來對比：在國民黨統治大陸時期，誠然有大小官僚、資本家、地主、土豪、劣紳，橫行城鄉，魚肉人民，但他們之間存有矛盾，彼此勾心鬥角，有時力量相互抵銷，因此人民利用一些「三不管」的空隙，還可以呼吸到一點點新鮮的自由空氣。等到中共一來，舊官僚、資本家、地主等固然是一齊隨風而逝，但代之而起的是各級幹部。這些幹部老爺們集前述舊官僚、資本家、地主於一身，人民被籠罩在密不通風的天羅地網之內，不但一無所有，而且無處可逃。除了聽黨的話，跟著黨走之外，既沒有絲毫人的尊嚴，也沒有任何自由發展的權利，翻遍中國五千年的歷史，像這樣對人民徹底的控制，實在是前所未有！

就像中外歷史上的任何專制政權不能松柏長青一樣，中共的鐵腕統治，再加上宣傳工具的哄騙，畢竟也有時而窮。愛好自由和追求私利是人類的天性，任何違反人性的措施，也許能成功於一時，但決不能收效於久遠。

君不見：一九七六年四月，人民藉紀念周恩來而開反獨裁之端，一九八九年四月，又藉悼念胡耀邦而爆發更大的遊行示威，不但由大學生領頭，而且工人大眾也紛紛加入，連一向是官方喉舌的新聞工作者也公開打出旗幟，走進要自由、要民主、反特權、反貪污的隊伍，這樣一來，不由得中南海的領導人們不震驚！他們過去的看家法寶「思想教育」現在不管用了！

四十年前中共之奪取政權，除了槍桿子之外，學運也是一大助力。劉少奇與軍隊淵源不深，但能躍居毛澤東繼承人地位，完全是領導工運、學運有功所致，由此可見學運在中共奪權過程中的重要性。中共當然害怕「以其之道，還治其人之身」，所以對今天的學運畏若蛇蠍。靠學運起家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五常委之一的喬石，據說他也主張鎮壓學運，並揚言要找出學運幕後的「黑手」。我想喬常委比誰都清楚，四十年前他自己搞學運時，幕後的「黑手」是國民黨，因為國民黨的腐敗，才為學運提供了發展的條件。今天的「黑手」，也就在中共黨內，喬常委以為然乎？

值得注意的是：北京民運人士遊行時表示，他們無意反對中共的領導，只是要求中共作政治上的改革，關於這點，我完全贊成。

我之所以完全贊成對中共「妥協」，並不是因為我熱愛中共，而是因為我熱愛中國。

我的理由是：假如不實行民主，縱然在千萬人頭落地後推翻了中共，成立了新政權，根據過去兩千年痛苦的歷史經驗，不出廿年，新政權必然腐化，也許比共產黨更糟，結果仍然擺脫不了改朝換代、一興一亡的大循環，成千成萬人的鮮血，又白流了一次。假如實行民主，又何必等待新政權推翻中共後才來實行，何不幫助中共從現在起就開始籌備，而且不妨在人民有權監督下讓中共一黨獨大，就像日本的自由民主黨一樣，這樣豈不是可以避免一次犧牲慘重的內戰？

中共批評歷史人物時，最喜歡給人家戴上「妥協派」、「投降派」的帽子，好像只有和統治階級對著幹，伏屍百萬，流血千里，這才算是英雄好漢；現在中共自己是統治階級，才深知「安定團結」之重要。必須指出的是：靠鐵腕鎮壓下得來的是假安定、假團結，是「萬木無聲待雨來」的片刻寧靜；真正的安定團結，只有在真正自由民主的氣氛中得來。

老毛得天下後的種種倒行逆施，留給大家的幾乎都是反面教材；唯一可以做正面教材的是他對歷史研究的重視。所不同的是：老毛運用歷史上的經驗和權術來奪取政權、來維持個人獨裁；我們是要用歷史知識鑑往知來，防止歷史悲劇的重演。因此，筆者誠懇地向中共進言：根據中共批評歷史人物的標準，當前中國的民運人士都是道地的「妥協派」，並沒有「要把皇帝拉下馬」的豪情，也沒有「格老子也來做做莊」的壯志，他們只是要求政治上的民主改革而已。假如中共連這種「妥協派」的主張也不接受，硬把人民逼上梁山，那實在是不智之極！

近代的歷史告訴我們，假如康有為和梁啟超的「妥協派」（君主立憲）主張能採納，那麼中國現在的「國王」可能還是溥儀的嫡長子，何至於有「末代皇帝」那樣凄涼的下場？正因為清廷連「君主立憲」的「妥協派」主張都拒絕接受，所以以孫文、黃興為首的「革命派」終於成功，愛新覺羅皇帝不但做不成國王，而且累累然如喪家之犬。殷鑒不遠，可不慎乎？

假如中共迷信槍桿子萬能，有恃無恐，我又要請他們溫習一下歷史了。中共所歌頌的農民起義英雄，如黃巢、李自成、洪秀全以至中共自己，他們究竟是在怎樣的客觀情勢下起義的？那時候會出現李自成和毛澤東，誰能保證今天就不會？中共當年既能在美式武器圍剿下生存發展，為什麼今天別人就不能？

總結一句話：接受人民政治改革的要求，不要把人民逼上梁山！

(1989 年 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