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蘇紹智：中共充分暴露了本质
中共前總書記赵紫陽于二00五年北京时間一月十七日早晨病逝。新華
社只發表五十六字的簡短消息。赵紫陽遗體告別仪式于一月二十九日上午
在北京八寶山公墓舉行。新華社簡要報道了赵紫陽的生平，只字未提赵紫
陽曾擔任中共的總書記和國務院總理，亦未提及他在改革開放中的巨大贡
獻，却特別指出赵在八九年“犯了严重錯誤”。大紀元記者辛菲先後几次
采訪前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列主義研究所所長、現任美國普林斯頓中國學社
主席的蘇紹智先生。現將所有訪谈內容綜合報道如下。
蘇紹智先生曾是中共政治體制改革研究領域中的領航學者，曾擔任中
國社會科學院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研究所所長等职務。87年中共反自由化
运動时被撤銷党內外一切职務。89年4月，江澤民下令封杀《世界經濟導報
》，严家祺、蘇紹智、包遵信等著名學者聯名發出致上海市委公開信，提
出强烈抗議。89年“六四”慘案後至今流亡海外，現居美國新澤西州。
記者问：赵紫陽先生逝世了，您可能已經知道，您有何感想？您對赵
紫陽先生如何评價？
蘇紹智先生：我已經從網上得知這一消息。我對赵紫陽先生被軟禁近
十六年以至于死，十分悲痛。這实際上是中共毫無法律根據地、未經任何
司法程序地對赵紫陽执行了無期徒刑。這说明鄧小平、江澤民、胡錦濤這
几代所谓改革開放以来的中共領導層，在破坏法制、踐踏人權、不擇手段
地迫害與之有不同政見的党內領袖方面，與毛澤東之必欲置劉少奇于死地
，没有两樣。特別是赵紫陽因不贊成屠杀手無寸鐵的廣大青年學子而獲罪
，則鄧江胡輩之殘酷凶狠，似較毛犹有過之了。因此，赵紫陽逝世，不僅
僅是一代伟人含冤而逝，而且还是中共領導層的良知之死，人性之死，和
民主改革思維之死，這实在不能不令人萬分悲哀了。
我認爲赵紫陽先生對中國和中國人民有四大贡獻。
第一是赵紫陽對經濟改革的贡獻。赵在四川省委書記任上打破了人民
公社的桎梏，推行符合生産力發展要求的聯産承包責任制，即包産到戶。
這使農民真正地獲得了解放---生産積極性得以充份發揮出来。由于生産力
的大解放，經濟改革首先在農业領域大見成效。這实際上是給整個經濟改
革奠定了基礎。對照昔年鄧子恢與曾希聖因試行包産到戶而被毛澤東整肅
得死去活来的曆史，赵紫陽之敢于堅定地推行包産到戶，打破人民公社體
制對農民和農业的束縛，該需要多么大的智慧和勇氣，以及多么深厚地把
農民的生死饑飽放在胸中的仁心，以致“要吃粮，找紫陽”成爲永远的史
詩！
此後，赵紫陽又指明城市經濟改革的方向，排除重重阻力实現並推廣
以市場經濟體制爲目的的全面的經濟改革。直到今天，中國的經濟改革实
際上仍然依照赵的方略而進行。今天中國的經濟能夠取得引人注目的發展
，不能不歸功于赵紫陽。
第二，與此同时，赵紫陽的突出的贡獻更在于在中共十三大上正式提
出中國政治改革的方案。他是在中共党代表大會上公開地、系统地展示中
國民主化政治改革蓝图的第一人。
赵紫陽在這方面的贡獻，由于後来中共領導層內及政治老人中的保守
势力發動旨在向十年改革反攻倒算的“六四”軍事政變得逞，以致十六年
来一直被中共官方有意地回避、淹没、甚至誣功爲罪，弄得所知者不多，
或者知之也不深了。所以現在我們應該特別予以表彰出之，並應廣爲宣揚
。
第三，赵紫陽站在人民的良知良识的立場上，堅決反對中共內部頑固
保守势力對八九民运的軍事鎮压陰谋，提出並堅持應在民主與法制的軌道
上解決问題。爲此，他置個人的權位、利益和安危于不顧。他的主张雖因
“六四”反動軍事政變得逞而未能实行，但他這一大仁、大智、大勇之舉
已永远地深入人心，彪炳史冊。实際上，赵紫陽是替被中共的鬥爭哲學搞
得殘酷、極端、只知對立、不知妥協的中國社會開拓了一條應如何理性地
、和平地、非暴力地解決社會矛盾的正确出路。“在民主與法制的軌道上
解決问題”在民主社會制度下是常识，但在中共極權统治下却是赵紫陽的
創造性贡獻。今後，中國的各地各级当局若能遵此而行，將造福百姓，解
放自己，受惠無窮。
第四，“六四”反動軍事政變之後，赵紫陽被誣陷，被罷黜。但在雷
霆萬鈞的專制獨裁高压之下，他不低头，不違心，在中共十三屆四中全會
上侃侃自辯，義正辭严。這在中共曆屆領導層殘酷鬥爭的曆史上是絕無僅
有的第一人。而且，终其十六年的軟禁余生，赵紫陽甯愿忍受实際上的無
期徒刑也不改初衷，絕不後悔，絕不檢討，絕不向保守势力討饶。爲了中
國的民主化，他在道德上、氣節上爲中國人民樹立了難能可貴的榜樣。這
在被中共搞得利益至上、鼓勵说謊、不顧人格、道德淪喪的当今中國，实
在是樹立起了一座做人的標准的豐碑。這座豐碑教導人們應如何出汙泥而
不染；應如何大雪压青松，青松挺且直；應如何留取丹心照汗青。這座豐
碑是可以在道德上挽狂澜于既倒的。中國人民應該衷心感谢並千萬珍惜赵
紫陽用生命作出的這一贡獻。
記者问：您認爲中共可能給赵紫陽先生恢复名譽並給“六四”慘案平
反嗎？胡錦濤政權没有“六四”血債，何必再背黑鍋呢？您對中共当局從
赵紫陽逝去到舉行葬仪期間的種種措施有什么感受？這裏面说明了什么问
題？
蘇紹智先生：我早就認爲中共現在的胡錦濤政權不會还赵紫陽以公道
，也不會爲“六四”慘案平反。胡錦濤雖然不直接背負“六四”屠杀的血
債，但是他已屬于因“六四”而獲益的利益集团。胡錦濤與三、四十年代
在民族危機中和國民党專制统治下自覺奮起參加革命的那一代共産党员不
同，他是在中共执政後的鋪天蓋地的党文化的浸淫中長大的。他没有前輩
共産党员的实際上是爲了民主自由而奮鬥的理想與抱負，他只有與一党專
政同生死共存亡的利益。他不可能爲顺應民意民心和現代世界潮流而開拓
中國民主化的新政，他必然會誓死捍卫中共的一党專政。在赵紫陽逝世這
樁大事中，我本来以爲，胡錦濤政權或許能不谈功過地舉行喪仪，做個令
家屬與官方都算还過得去的結局。誰知連這樣“和稀泥”的方式都做不到
，居然最终使出流氓式的欺騙手段来表現其旗帜鲜明地保卫一党專政利益
的態度。
從赵紫陽逝世到舉行遗體告別仪式的十三天中，中共当局和各地各级
專政機構的所作所爲，諸如不許媒體報道，不許人民吊唁，對異議人士軟
禁、扣押、以至綁架，對上訪冤民等弱势群體極盡驅逐、殴打、抓捕之能
事，欺压赵氏家屬，而强行操辦喪事，最终竟臨时推翻與家屬谈妥的“不
讲功過”的協議，在葬仪進行之際令新華社發布消息，稱赵于八九政治風
波中犯有严重錯誤。凡此種種，全世界均已耳熟能詳，不需赘述。
中共当局竟能如此殘酷毒辣地對待該党原先的總書記，竟至使出流氓
手段，甯可將中國尊重逝者的傳统文化踐踏殆盡，也要將對赵紫陽的誣陷
不实之辭重新宣揚，以示捍卫一党之私的決心毫不動搖。對此，我悲痛不
平，憤懑之極。
我認爲，上述中共的一系列舉措，充分地暴露了中共的本质，让人民
對中共的本质認识得更清楚、更深刻了。中共的本质是什么？那就是：共
産党只重視一党專政的權力和利益，具體地说，就是千方百計要維護住共
産党對中國這960平方公裏土地和十三億人民的统治。中共領導層心中只有
党的利益，根本没有人民的利益。曆史早已證明毛澤東的“爲人民服務”
是徹头徹尾的謊言。目前的現实也越来越證明胡錦濤聲稱的尊重憲法、以
民爲本、民主执政，都是謊言。什么“情爲民所系，利爲民所谋，權爲民
所用”，统统都被中共領導層自己的实際行動粉碎了！人民所親見親曆的
，只是共産党及其領導層爲了維護一党專政的统治，可以不顧法律，不顧
道德，采取一切殘暴手段，傷害人民的感情，欺騙人民的信任，剝奪人民
的權利，侵犯人民的自由，威胁人民的安全……人民所剩的，只有“是可
忍，孰不可忍”了！
記者问：通過赵紫陽逝世事件，您對中共政權今後的走向，怎么看待
？中國民主化的出路又何在？
蘇紹智先生：中共領導層实際上是明白“六四”鎮压和非法罷黜並軟
禁赵紫陽是違反正義、不得人心的。否則爲什么李鵬、江澤民輩都不出来
領“六四”平暴之功，反而都忙着或倒填日月伪造日記，或拜讬洋人爲之
立傳，以撇清責任呢？所以，十六年来，中共領導層對“六四”屠杀其实
一直是心虛的、恐慌的。如今適逢赵紫陽逝世，当然更加恐懼，如臨大敵
了。但是，一個只認得自己的统治之權和统治之利的政党，一個或者一堆
甯愿辜負天下蒼生也唯一党之私利是從的領導人，是絕對不會主動地放下
屠刀，立地成佛的。
中共這次在赵紫陽逝世和葬仪期間的倒行逆施，更欠了人民一筆帐，
使得共産党和人民的矛盾更加激化了。
中共對人民的统治，本来就靠謊言和恐怖這两條。現在謊言已經起不
了作用了，試想还有誰會去相信江澤民的“三個代表”和胡錦濤的“保先
运動”之類的说教呢？國內民衆對這類東西只付予一片嘻笑怒罵之聲了，
因此，共産党現在只有乞靈于恐怖高压手段来維持其统治了。
看来，胡錦濤政權确实已經將其令全世界愕然驚詫的宣言付諸实踐---
向金正日统治的朝鲜學习如何“管理意识形態”了。目前中共對意识形態
的管理确实是改革開放以来最严厲的。赵紫陽逝世，中國的媒體被悉數封
杀，無一字“擦邊球”，便是明證。據傳中共最近甚至还说要党管企业，
那豈非要推倒最根本的經濟改革了嗎？
這樣搞下去，不但说明中共的走向是要向毛澤東路線回歸，簡直有可
能走向法西斯之路了。
中共倘若走向法西斯，当然其最终的結局必然會如来自共産党營壘權
力中心的吉拉斯在《新階级》一書中所揭示的：那些共産党權貴在爭奪權
位的互相殘杀中成爲共産主義的掘墓人而使“共産主義自己推翻自己”。
但是，在此過程中，廣大人民必然首当其沖地大吃苦头。爲了不使人民遭
難，当然應該竭盡全力地不允許中共走向法西斯。
這裏，關鍵在人民。喚起人民奮力保卫人權、正義、公理，反抗專制
政權，推動中國的民主化，实乃当前最主要的任務。這必然是一個艱苦的
過程。但是這是中國唯一的出路。
Sunday, January 30, 2011
Friday, January 28, 2011
劉軍寧：強權不是答案
新世紀New Century Net: 劉軍寧：強權不是答案――（1911-2011）百年中國的政治迷途:
今年是辛亥革命一百週年。 在上個世紀的頭十年，中國正處於大動蕩的前夜。 不論是在朝，還是在野，對可能到來的風暴都心知肚明，只是各方的盤算截然不同。 體制內的主政者，儘管萬分的不情願，還是在內外的重壓下，做出了改革的姿態。 而體制外且已經全面醞釀並著手革命了——終於，辛亥革命在整整一百年前爆發了。
關於中國當時的未來，以及中國應該如何變革，當時大體有三種策劃：第一種策劃是以康有為梁啟超為代表的戊戌維新派，他們主張樹立光緒新權威並對舊體制進行休克療法。 結果是他們自己被“休克”了，而令他們休克的正是以光緒母親慈禧為代表的垂簾派。 第二種是以洋務派大臣張之洞以及早先的曾國藩李鴻章為代表的溫和改革路線。 陳寅恪的父親陳三立也是這個思路的積極支持者。 他們認為康樑的路線過於激進、過於極端，藥力過猛，現行體制承受不了，一旦啟動，反而攪了改革的好局。 因此他們主張對現行體制進行循序漸進的和平演變，一切徐徐圖之，邊走邊看，淡定以對。 他們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說服了慈禧。 所以才有了後來的預備立憲。 第三種是以孫文為代表的同盟會，他們斷然拒絕任何體制內改革的可能性，認為無論如何滿清執政黨再也沒有資格在中土繼續統治下去，必須走人。 在這一點上沒有任何討價還價的餘地，並準備以暴力手段實現之。
上述三個策劃的共同之處是他們都認為自己給中國找到了最好的出路。 問題是，這三條路後來沒有一條真正改變了中國。 體制內激進變革派命運最慘，想在體制內實現自宮式的革命，反而被體制內外所共同拋棄。 體制外的革命派想推倒重來，愛新覺羅家族當然堅決不答應。 頭可斷、血可流，祖宗的江山不可丟。 體制內漸進改革派既要保住大清的江山，又想以改革來化解改制。 他們有個響亮的理由，中國不能亂。 雖然滿清政府腐朽不堪，怨聲載道，但是他們還是聲稱看不到任何政治力量可以取代他們。 最終，溥儀終於要面對他和他家族最不願意看到的一幕：江山易手。 民國雖然驅逐了韃虜。 但是清王朝的夢魘仍然繼續糾纏著國民黨人。 他們既要面對內憂又要面對外患，在中國大陸苦苦支撐了三十多年之後，不得不一走台灣了之。 因此，面對百年前的問題，我們今天還得繼續思考，而且思路也沒有超出上面的三種。
平心而論，上面三種救國方案中，第二種思路聽起來最為穩當，最為可取，因為它造成的震盪可能最小，因而代價也最小。 如果長達兩千多年的中央集權大一統君主專制能夠做到軟著陸，實現平順轉型，還有什麼比這個更好的呢？ 然而，接著要問的問題是，為什麼這麼好的路卻同樣也走不通？
因為要走通這條路，有前提條件需要滿足。 王朝統治者要真心讓權，官員不能繼續腐敗，民眾要耐心，革命派要接受招安。 如果王朝統治者讓革命黨人看出預備立憲只是緩兵之計，那麼革命黨人肯定不會罷休。 如果革命黨人認定清王朝即將垮塌，他們肯定不願意加入體制收招安，谁愿意搭乘末班車駛向廢車解體廠？ 如果滿清政府不能製止包括他們自己在內的官員金盆洗手，而是放縱他們爭搶最後一道菜，那麼，民眾就不可能有耐心。 因此，好心的體制改革派就得不到漸進改革所最需要的時間。 沒有足夠的時間，演化式改革的生米就煲不成熟飯。 這種改革需要一個反改革的政治前提，即民眾的一舉一動，必須像廣播體操一樣配合統治者的意圖。 在他們看來，只有這樣，國家才好治理；只要這樣，國家一定能治理好。 然而，民眾早就沒有耐心了，不願意再做廣播體操了。 為了獲得推進改革所必須的共識政府必須得到民眾的信任。 然而，他們早就失信於民了。 這樣的改革最需要合法性。 然而，合法性早就流失一空了。 進一步的悖論是，沒有壓力，當局不會被觸動；一旦有壓力，當局又承受不了。
自百年前以來，很多非常理性的人士都認為，要解決中國的問題，離不開強權統治者。 他們相信，沒有由來已久的那種強權體制就撐不起中國這個大攤子。 然而，每個王朝的結局都告訴人們，不是中國人不要這樣的強權，而是終究有一日，曾經不可一世的強權自身實在支撐不去了。 它們實在是太累了，太弱了，已經撐到極限了。 這一事實是所謂認可第二種方案的人所必需面對的。 強權不能持久，這該怎麼辦？ 人們可以嚮往強權，但是不能阻止強權辜負人們的期望。
一百多年前滿清政府答應預備立憲，一百多年後中國人期盼預備政改。 一百多年前，中國要通過市場化、民主化這兩項大考；一百多年後的今天，中國還蹣跚在通向這兩項大考的路上。 愛新覺羅家族亡了，國民黨人走了，但是一百多年來下面這些困擾中國人的問題一直拒絕離開：是安定，還是動亂？ 是體制內、還是體制外？ 是激進，還是漸進？ 是改革，還是改制？ 是問題，還是主義？ 是普世，還是國情？ 是專政，還是憲政？ 這些是未來中國越來越需要思考的問題！
在問及中國問題之解的時候，許多朋友都回答我：強權就是答案，中國不可一日無強權。 然而，我要說：強權不是答案！
今年是辛亥革命一百週年。 在上個世紀的頭十年，中國正處於大動蕩的前夜。 不論是在朝，還是在野，對可能到來的風暴都心知肚明，只是各方的盤算截然不同。 體制內的主政者，儘管萬分的不情願，還是在內外的重壓下，做出了改革的姿態。 而體制外且已經全面醞釀並著手革命了——終於，辛亥革命在整整一百年前爆發了。
關於中國當時的未來，以及中國應該如何變革，當時大體有三種策劃：第一種策劃是以康有為梁啟超為代表的戊戌維新派，他們主張樹立光緒新權威並對舊體制進行休克療法。 結果是他們自己被“休克”了，而令他們休克的正是以光緒母親慈禧為代表的垂簾派。 第二種是以洋務派大臣張之洞以及早先的曾國藩李鴻章為代表的溫和改革路線。 陳寅恪的父親陳三立也是這個思路的積極支持者。 他們認為康樑的路線過於激進、過於極端，藥力過猛，現行體制承受不了，一旦啟動，反而攪了改革的好局。 因此他們主張對現行體制進行循序漸進的和平演變，一切徐徐圖之，邊走邊看，淡定以對。 他們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說服了慈禧。 所以才有了後來的預備立憲。 第三種是以孫文為代表的同盟會，他們斷然拒絕任何體制內改革的可能性，認為無論如何滿清執政黨再也沒有資格在中土繼續統治下去，必須走人。 在這一點上沒有任何討價還價的餘地，並準備以暴力手段實現之。
上述三個策劃的共同之處是他們都認為自己給中國找到了最好的出路。 問題是，這三條路後來沒有一條真正改變了中國。 體制內激進變革派命運最慘，想在體制內實現自宮式的革命，反而被體制內外所共同拋棄。 體制外的革命派想推倒重來，愛新覺羅家族當然堅決不答應。 頭可斷、血可流，祖宗的江山不可丟。 體制內漸進改革派既要保住大清的江山，又想以改革來化解改制。 他們有個響亮的理由，中國不能亂。 雖然滿清政府腐朽不堪，怨聲載道，但是他們還是聲稱看不到任何政治力量可以取代他們。 最終，溥儀終於要面對他和他家族最不願意看到的一幕：江山易手。 民國雖然驅逐了韃虜。 但是清王朝的夢魘仍然繼續糾纏著國民黨人。 他們既要面對內憂又要面對外患，在中國大陸苦苦支撐了三十多年之後，不得不一走台灣了之。 因此，面對百年前的問題，我們今天還得繼續思考，而且思路也沒有超出上面的三種。
平心而論，上面三種救國方案中，第二種思路聽起來最為穩當，最為可取，因為它造成的震盪可能最小，因而代價也最小。 如果長達兩千多年的中央集權大一統君主專制能夠做到軟著陸，實現平順轉型，還有什麼比這個更好的呢？ 然而，接著要問的問題是，為什麼這麼好的路卻同樣也走不通？
因為要走通這條路，有前提條件需要滿足。 王朝統治者要真心讓權，官員不能繼續腐敗，民眾要耐心，革命派要接受招安。 如果王朝統治者讓革命黨人看出預備立憲只是緩兵之計，那麼革命黨人肯定不會罷休。 如果革命黨人認定清王朝即將垮塌，他們肯定不願意加入體制收招安，谁愿意搭乘末班車駛向廢車解體廠？ 如果滿清政府不能製止包括他們自己在內的官員金盆洗手，而是放縱他們爭搶最後一道菜，那麼，民眾就不可能有耐心。 因此，好心的體制改革派就得不到漸進改革所最需要的時間。 沒有足夠的時間，演化式改革的生米就煲不成熟飯。 這種改革需要一個反改革的政治前提，即民眾的一舉一動，必須像廣播體操一樣配合統治者的意圖。 在他們看來，只有這樣，國家才好治理；只要這樣，國家一定能治理好。 然而，民眾早就沒有耐心了，不願意再做廣播體操了。 為了獲得推進改革所必須的共識政府必須得到民眾的信任。 然而，他們早就失信於民了。 這樣的改革最需要合法性。 然而，合法性早就流失一空了。 進一步的悖論是，沒有壓力，當局不會被觸動；一旦有壓力，當局又承受不了。
自百年前以來，很多非常理性的人士都認為，要解決中國的問題，離不開強權統治者。 他們相信，沒有由來已久的那種強權體制就撐不起中國這個大攤子。 然而，每個王朝的結局都告訴人們，不是中國人不要這樣的強權，而是終究有一日，曾經不可一世的強權自身實在支撐不去了。 它們實在是太累了，太弱了，已經撐到極限了。 這一事實是所謂認可第二種方案的人所必需面對的。 強權不能持久，這該怎麼辦？ 人們可以嚮往強權，但是不能阻止強權辜負人們的期望。
一百多年前滿清政府答應預備立憲，一百多年後中國人期盼預備政改。 一百多年前，中國要通過市場化、民主化這兩項大考；一百多年後的今天，中國還蹣跚在通向這兩項大考的路上。 愛新覺羅家族亡了，國民黨人走了，但是一百多年來下面這些困擾中國人的問題一直拒絕離開：是安定，還是動亂？ 是體制內、還是體制外？ 是激進，還是漸進？ 是改革，還是改制？ 是問題，還是主義？ 是普世，還是國情？ 是專政，還是憲政？ 這些是未來中國越來越需要思考的問題！
在問及中國問題之解的時候，許多朋友都回答我：強權就是答案，中國不可一日無強權。 然而，我要說：強權不是答案！
今年是辛亥革命一百週年。 在上個世紀的頭十年，中國正處於大動蕩的前夜。 不論是在朝，還是在野，對可能到來的風暴都心知肚明，只是各方的盤算截然不同。 體制內的主政者，儘管萬分的不情願，還是在內外的重壓下，做出了改革的姿態。 而體制外且已經全面醞釀並著手革命了——終於，辛亥革命在整整一百年前爆發了。
關於中國當時的未來，以及中國應該如何變革，當時大體有三種策劃：第一種策劃是以康有為梁啟超為代表的戊戌維新派，他們主張樹立光緒新權威並對舊體制進行休克療法。 結果是他們自己被“休克”了，而令他們休克的正是以光緒母親慈禧為代表的垂簾派。 第二種是以洋務派大臣張之洞以及早先的曾國藩李鴻章為代表的溫和改革路線。 陳寅恪的父親陳三立也是這個思路的積極支持者。 他們認為康樑的路線過於激進、過於極端，藥力過猛，現行體制承受不了，一旦啟動，反而攪了改革的好局。 因此他們主張對現行體制進行循序漸進的和平演變，一切徐徐圖之，邊走邊看，淡定以對。 他們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說服了慈禧。 所以才有了後來的預備立憲。 第三種是以孫文為代表的同盟會，他們斷然拒絕任何體制內改革的可能性，認為無論如何滿清執政黨再也沒有資格在中土繼續統治下去，必須走人。 在這一點上沒有任何討價還價的餘地，並準備以暴力手段實現之。
上述三個策劃的共同之處是他們都認為自己給中國找到了最好的出路。 問題是，這三條路後來沒有一條真正改變了中國。 體制內激進變革派命運最慘，想在體制內實現自宮式的革命，反而被體制內外所共同拋棄。 體制外的革命派想推倒重來，愛新覺羅家族當然堅決不答應。 頭可斷、血可流，祖宗的江山不可丟。 體制內漸進改革派既要保住大清的江山，又想以改革來化解改制。 他們有個響亮的理由，中國不能亂。 雖然滿清政府腐朽不堪，怨聲載道，但是他們還是聲稱看不到任何政治力量可以取代他們。 最終，溥儀終於要面對他和他家族最不願意看到的一幕：江山易手。 民國雖然驅逐了韃虜。 但是清王朝的夢魘仍然繼續糾纏著國民黨人。 他們既要面對內憂又要面對外患，在中國大陸苦苦支撐了三十多年之後，不得不一走台灣了之。 因此，面對百年前的問題，我們今天還得繼續思考，而且思路也沒有超出上面的三種。
平心而論，上面三種救國方案中，第二種思路聽起來最為穩當，最為可取，因為它造成的震盪可能最小，因而代價也最小。 如果長達兩千多年的中央集權大一統君主專制能夠做到軟著陸，實現平順轉型，還有什麼比這個更好的呢？ 然而，接著要問的問題是，為什麼這麼好的路卻同樣也走不通？
因為要走通這條路，有前提條件需要滿足。 王朝統治者要真心讓權，官員不能繼續腐敗，民眾要耐心，革命派要接受招安。 如果王朝統治者讓革命黨人看出預備立憲只是緩兵之計，那麼革命黨人肯定不會罷休。 如果革命黨人認定清王朝即將垮塌，他們肯定不願意加入體制收招安，谁愿意搭乘末班車駛向廢車解體廠？ 如果滿清政府不能製止包括他們自己在內的官員金盆洗手，而是放縱他們爭搶最後一道菜，那麼，民眾就不可能有耐心。 因此，好心的體制改革派就得不到漸進改革所最需要的時間。 沒有足夠的時間，演化式改革的生米就煲不成熟飯。 這種改革需要一個反改革的政治前提，即民眾的一舉一動，必須像廣播體操一樣配合統治者的意圖。 在他們看來，只有這樣，國家才好治理；只要這樣，國家一定能治理好。 然而，民眾早就沒有耐心了，不願意再做廣播體操了。 為了獲得推進改革所必須的共識政府必須得到民眾的信任。 然而，他們早就失信於民了。 這樣的改革最需要合法性。 然而，合法性早就流失一空了。 進一步的悖論是，沒有壓力，當局不會被觸動；一旦有壓力，當局又承受不了。
自百年前以來，很多非常理性的人士都認為，要解決中國的問題，離不開強權統治者。 他們相信，沒有由來已久的那種強權體制就撐不起中國這個大攤子。 然而，每個王朝的結局都告訴人們，不是中國人不要這樣的強權，而是終究有一日，曾經不可一世的強權自身實在支撐不去了。 它們實在是太累了，太弱了，已經撐到極限了。 這一事實是所謂認可第二種方案的人所必需面對的。 強權不能持久，這該怎麼辦？ 人們可以嚮往強權，但是不能阻止強權辜負人們的期望。
一百多年前滿清政府答應預備立憲，一百多年後中國人期盼預備政改。 一百多年前，中國要通過市場化、民主化這兩項大考；一百多年後的今天，中國還蹣跚在通向這兩項大考的路上。 愛新覺羅家族亡了，國民黨人走了，但是一百多年來下面這些困擾中國人的問題一直拒絕離開：是安定，還是動亂？ 是體制內、還是體制外？ 是激進，還是漸進？ 是改革，還是改制？ 是問題，還是主義？ 是普世，還是國情？ 是專政，還是憲政？ 這些是未來中國越來越需要思考的問題！
在問及中國問題之解的時候，許多朋友都回答我：強權就是答案，中國不可一日無強權。 然而，我要說：強權不是答案！
上述三個策劃的共同之處是他們都認為自己給中國找到了最好的出路。 問題是，這三條路後來沒有一條真正改變了中國。 體制內激進變革派命運最慘，想在體制內實現自宮式的革命，反而被體制內外所共同拋棄。 體制外的革命派想推倒重來，愛新覺羅家族當然堅決不答應。 頭可斷、血可流，祖宗的江山不可丟。 體制內漸進改革派既要保住大清的江山，又想以改革來化解改制。 他們有個響亮的理由，中國不能亂。 雖然滿清政府腐朽不堪，怨聲載道，但是他們還是聲稱看不到任何政治力量可以取代他們。 最終，溥儀終於要面對他和他家族最不願意看到的一幕：江山易手。 民國雖然驅逐了韃虜。 但是清王朝的夢魘仍然繼續糾纏著國民黨人。 他們既要面對內憂又要面對外患，在中國大陸苦苦支撐了三十多年之後，不得不一走台灣了之。 因此，面對百年前的問題，我們今天還得繼續思考，而且思路也沒有超出上面的三種。
平心而論，上面三種救國方案中，第二種思路聽起來最為穩當，最為可取，因為它造成的震盪可能最小，因而代價也最小。 如果長達兩千多年的中央集權大一統君主專制能夠做到軟著陸，實現平順轉型，還有什麼比這個更好的呢？ 然而，接著要問的問題是，為什麼這麼好的路卻同樣也走不通？
因為要走通這條路，有前提條件需要滿足。 王朝統治者要真心讓權，官員不能繼續腐敗，民眾要耐心，革命派要接受招安。 如果王朝統治者讓革命黨人看出預備立憲只是緩兵之計，那麼革命黨人肯定不會罷休。 如果革命黨人認定清王朝即將垮塌，他們肯定不願意加入體制收招安，谁愿意搭乘末班車駛向廢車解體廠？ 如果滿清政府不能製止包括他們自己在內的官員金盆洗手，而是放縱他們爭搶最後一道菜，那麼，民眾就不可能有耐心。 因此，好心的體制改革派就得不到漸進改革所最需要的時間。 沒有足夠的時間，演化式改革的生米就煲不成熟飯。 這種改革需要一個反改革的政治前提，即民眾的一舉一動，必須像廣播體操一樣配合統治者的意圖。 在他們看來，只有這樣，國家才好治理；只要這樣，國家一定能治理好。 然而，民眾早就沒有耐心了，不願意再做廣播體操了。 為了獲得推進改革所必須的共識政府必須得到民眾的信任。 然而，他們早就失信於民了。 這樣的改革最需要合法性。 然而，合法性早就流失一空了。 進一步的悖論是，沒有壓力，當局不會被觸動；一旦有壓力，當局又承受不了。
自百年前以來，很多非常理性的人士都認為，要解決中國的問題，離不開強權統治者。 他們相信，沒有由來已久的那種強權體制就撐不起中國這個大攤子。 然而，每個王朝的結局都告訴人們，不是中國人不要這樣的強權，而是終究有一日，曾經不可一世的強權自身實在支撐不去了。 它們實在是太累了，太弱了，已經撐到極限了。 這一事實是所謂認可第二種方案的人所必需面對的。 強權不能持久，這該怎麼辦？ 人們可以嚮往強權，但是不能阻止強權辜負人們的期望。
一百多年前滿清政府答應預備立憲，一百多年後中國人期盼預備政改。 一百多年前，中國要通過市場化、民主化這兩項大考；一百多年後的今天，中國還蹣跚在通向這兩項大考的路上。 愛新覺羅家族亡了，國民黨人走了，但是一百多年來下面這些困擾中國人的問題一直拒絕離開：是安定，還是動亂？ 是體制內、還是體制外？ 是激進，還是漸進？ 是改革，還是改制？ 是問題，還是主義？ 是普世，還是國情？ 是專政，還是憲政？ 這些是未來中國越來越需要思考的問題！
在問及中國問題之解的時候，許多朋友都回答我：強權就是答案，中國不可一日無強權。 然而，我要說：強權不是答案！
Saturday, January 22, 2011
趙紫陽先生---含冤仙逝
趙紫陽先生含冤仙逝歸天-----中國歷史的悲劇
作者﹕伍凡、草庵居士
趙紫陽先生是現代中國歷史上值得尊敬的領導人。改革開放初期，他對中國經濟改革作出了巨大的努力，明顯的推進了中國經濟發展，有目共睹。在89年「六四」屠殺前夕，他堅持反對軍管，主張在法制範圍內，用協商談判方法解決學生運動問題。鄧小平、李鵬等人反對，導致趙紫陽先生被撤消所有職務，並被軟禁長達16年之久，含冤逝世，這是歷史的悲劇。
趙紫陽先生高齡體弱，走到人生盡頭是自然的。現在胡錦濤和江澤民面臨的問題是如何評價趙紫陽先生。1989年「六四」之後，趙紫陽先生被撤消全部黨政軍職務，不經過任何司法程序，把他軟禁長達近16年之久。江澤民和胡錦濤帶頭違反憲法，這個做法在中國百姓和共產黨內部中是非常不得人心。
中共十四屆和十五屆中央委員會先後兩次做過祕密決議：不准平反「六四」，不准改變對趙紫陽處理的決定，胡錦濤和江澤民都舉手通過上述兩次祕密決議。
現在胡錦濤和江澤民對待趙紫陽先生的評價有3種處理方式：其一是維持中共的原有決議不變；其二是恢復「六四」屠殺歷史原貌，作出正確結論，對趙紫陽先生作出正確評價；其三是在評價中不提「六四」，大事化小，隱瞞歷史，儘可能降低社會動盪。估計胡江採用第三種方式可能性較大。
但是，在中國大陸目前社會矛盾那麼嚴重的情況下，老百姓的怨氣仇恨那麼深，甚麼事情都可能發生。雖然中共黨組織基本癱瘓，但是還有幾百萬軍隊、武裝警察和特務機構，一定會被中共中央嚴加控制，並要求這些軍警特保護中共政權，壓制老百姓。
近30年來，有兩位中共領導人的逝世而引發天安門廣場群眾運動。這兩場群眾運動都改變了中國的政治和經濟發展方向。第一次是1976年，周恩來過世後的3個月，在4月4日和5日清明節有200萬人聚集天安門廣場紀念周恩來，在歷史上被稱為有名的1976年「四五運動」，集會群眾提出了政治口號和訴求，其中最有名的是一首詩是王立山寫的《揚眉劍出鞘》。詩中寫道：「慾悲聞鬼叫， 我哭豺狼笑。 灑淚祭雄傑， 揚眉劍出鞘。」這是全詩中的四句詩。詩中強烈的表達了對社會現實的不滿，要求改變現狀。這一場著名的天安門「四五運動」被武力鎮壓下去了。但這場運動深刻的影響了鄧小平第3次復出後的政治決策走向，促使文化大革命結束，不久中國走上了改革開放的道路。可見某些中共領導人的逝世會深刻的影響而改變中國的走向。
第二場群眾運動是在89年5月從紀念胡耀邦逝世開始，到6月4日卻以坦克機關鎗血腥鎮壓學生、工人、市民而告終。這場運動的影響是中共引導中國走上了中共官僚和壟斷資本集團相結合，殘酷剝削老百姓、大肆掠奪國家財產的道路，這和「六四」運動期間學生提出「打倒官倒」的要求完全相反的道路，這是中國老百姓意想不到的結果。現在胡錦濤和江澤民又面臨趙紫陽逝世後的嚴重局面，會不會引發出第3次紀念中共領導人逝世而改變中國發展方向呢？
從時間上來算，1976年「四五運動」到1989年「六四」屠殺，相隔13年；而「六四」到今年2005年己經第16個年頭，按社會矛盾積累的程度來估計，也到了該清理社會矛盾的階段了。趙紫陽先生今天仙逝歸天，很有可能引發社會矛盾的爆發，這有點類似於1989年的情況，胡江正面臨巨大的壓力。
現在的情況大大不同於1976年和1989年。那時鄧小平還在世，他還有能力和威望可以控制和影響大局，中國百姓對共產黨還存有一線期望。而現在的中國百姓對共產黨完全絕望了，期望中共早日下台，結束共產黨專政，但胡錦濤和江澤民都沒有鄧小平的能力和威望來控制和影響大局。一旦爆發群眾運動，必將是巨大而激烈的，人們的仇恨心理和情緒爆發將一發不可收拾。近年來的維權運動、上訪活動、以及近億人口的股民們的復仇心理可以估計出可能的後果，有可能再一次巨大的改變中國的政治和經濟的走向，其前景難以預料。
其前景不外於兩種：第一個前景是中共主動趁趙紫陽先生逝世之機推動政改革，讓出政治權力，實行憲政。其好處是和平的處理共產黨和人民的矛盾，結束中共獨裁專政。趙紫陽先生在1987年策劃推行政治改革，但「六四」屠殺中斷了政治改革進程。18年過去了，江澤民和胡錦濤都拒絕政治改革，他們根本不願主動的交出政治權力。第二個前景是共產黨和人民矛盾急劇加深，人民巳經看到了曾經為共產黨努力工作一生的趙紫陽先生的悲劇結局，看到了共產黨是一個沒有人性的邪惡組織，它根本沒有理由來繼續統治中國，人民將會用各種不同方式拋棄中共，加速中共的死亡。上述兩種前景都是要結束中共在中國的統治，只不過兩個過程有差別罷了。
我們有個想法，在海內外的中國人中間有大批智者仁士，他們都非常關心中國的現狀和未來的發展，我們應該從現在開始考慮，一旦沒有中國共產黨的中國應該走甚麼路，應該開始設計中國重建方案，考慮中國應該採用甚麼樣的政治架構和制度，應該採用哪種憲法，該如何管理和發展經濟和社會的各種事業。一旦共產黨挎台，要有可行的方案拿出來執行，完全取代共產黨的暴政。這是對趙紫陽先生最好的紀念。
人最終要回歸塵土，上升天國，但中國和中華民族仍然要在這個地球生存，還要面對許多困難而得以發展，我們希望每一位智者仁士在離開塵世之前，為中華民族和人類做一點有意義活動，或者留下智慧的結晶，這是我們聽到趙紫陽先生逝世後的一點感想。
最後，向趙紫陽先生表達我們崇高的敬意，向趙紫陽先生家屬表示慰問。
作者﹕伍凡、草庵居士
趙紫陽先生是現代中國歷史上值得尊敬的領導人。改革開放初期，他對中國經濟改革作出了巨大的努力，明顯的推進了中國經濟發展，有目共睹。在89年「六四」屠殺前夕，他堅持反對軍管，主張在法制範圍內，用協商談判方法解決學生運動問題。鄧小平、李鵬等人反對，導致趙紫陽先生被撤消所有職務，並被軟禁長達16年之久，含冤逝世，這是歷史的悲劇。
趙紫陽先生高齡體弱，走到人生盡頭是自然的。現在胡錦濤和江澤民面臨的問題是如何評價趙紫陽先生。1989年「六四」之後，趙紫陽先生被撤消全部黨政軍職務，不經過任何司法程序，把他軟禁長達近16年之久。江澤民和胡錦濤帶頭違反憲法，這個做法在中國百姓和共產黨內部中是非常不得人心。
中共十四屆和十五屆中央委員會先後兩次做過祕密決議：不准平反「六四」，不准改變對趙紫陽處理的決定，胡錦濤和江澤民都舉手通過上述兩次祕密決議。
現在胡錦濤和江澤民對待趙紫陽先生的評價有3種處理方式：其一是維持中共的原有決議不變；其二是恢復「六四」屠殺歷史原貌，作出正確結論，對趙紫陽先生作出正確評價；其三是在評價中不提「六四」，大事化小，隱瞞歷史，儘可能降低社會動盪。估計胡江採用第三種方式可能性較大。
但是，在中國大陸目前社會矛盾那麼嚴重的情況下，老百姓的怨氣仇恨那麼深，甚麼事情都可能發生。雖然中共黨組織基本癱瘓，但是還有幾百萬軍隊、武裝警察和特務機構，一定會被中共中央嚴加控制，並要求這些軍警特保護中共政權，壓制老百姓。
近30年來，有兩位中共領導人的逝世而引發天安門廣場群眾運動。這兩場群眾運動都改變了中國的政治和經濟發展方向。第一次是1976年，周恩來過世後的3個月，在4月4日和5日清明節有200萬人聚集天安門廣場紀念周恩來，在歷史上被稱為有名的1976年「四五運動」，集會群眾提出了政治口號和訴求，其中最有名的是一首詩是王立山寫的《揚眉劍出鞘》。詩中寫道：「慾悲聞鬼叫， 我哭豺狼笑。 灑淚祭雄傑， 揚眉劍出鞘。」這是全詩中的四句詩。詩中強烈的表達了對社會現實的不滿，要求改變現狀。這一場著名的天安門「四五運動」被武力鎮壓下去了。但這場運動深刻的影響了鄧小平第3次復出後的政治決策走向，促使文化大革命結束，不久中國走上了改革開放的道路。可見某些中共領導人的逝世會深刻的影響而改變中國的走向。
第二場群眾運動是在89年5月從紀念胡耀邦逝世開始，到6月4日卻以坦克機關鎗血腥鎮壓學生、工人、市民而告終。這場運動的影響是中共引導中國走上了中共官僚和壟斷資本集團相結合，殘酷剝削老百姓、大肆掠奪國家財產的道路，這和「六四」運動期間學生提出「打倒官倒」的要求完全相反的道路，這是中國老百姓意想不到的結果。現在胡錦濤和江澤民又面臨趙紫陽逝世後的嚴重局面，會不會引發出第3次紀念中共領導人逝世而改變中國發展方向呢？
從時間上來算，1976年「四五運動」到1989年「六四」屠殺，相隔13年；而「六四」到今年2005年己經第16個年頭，按社會矛盾積累的程度來估計，也到了該清理社會矛盾的階段了。趙紫陽先生今天仙逝歸天，很有可能引發社會矛盾的爆發，這有點類似於1989年的情況，胡江正面臨巨大的壓力。
現在的情況大大不同於1976年和1989年。那時鄧小平還在世，他還有能力和威望可以控制和影響大局，中國百姓對共產黨還存有一線期望。而現在的中國百姓對共產黨完全絕望了，期望中共早日下台，結束共產黨專政，但胡錦濤和江澤民都沒有鄧小平的能力和威望來控制和影響大局。一旦爆發群眾運動，必將是巨大而激烈的，人們的仇恨心理和情緒爆發將一發不可收拾。近年來的維權運動、上訪活動、以及近億人口的股民們的復仇心理可以估計出可能的後果，有可能再一次巨大的改變中國的政治和經濟的走向，其前景難以預料。
其前景不外於兩種：第一個前景是中共主動趁趙紫陽先生逝世之機推動政改革，讓出政治權力，實行憲政。其好處是和平的處理共產黨和人民的矛盾，結束中共獨裁專政。趙紫陽先生在1987年策劃推行政治改革，但「六四」屠殺中斷了政治改革進程。18年過去了，江澤民和胡錦濤都拒絕政治改革，他們根本不願主動的交出政治權力。第二個前景是共產黨和人民矛盾急劇加深，人民巳經看到了曾經為共產黨努力工作一生的趙紫陽先生的悲劇結局，看到了共產黨是一個沒有人性的邪惡組織，它根本沒有理由來繼續統治中國，人民將會用各種不同方式拋棄中共，加速中共的死亡。上述兩種前景都是要結束中共在中國的統治，只不過兩個過程有差別罷了。
我們有個想法，在海內外的中國人中間有大批智者仁士，他們都非常關心中國的現狀和未來的發展，我們應該從現在開始考慮，一旦沒有中國共產黨的中國應該走甚麼路，應該開始設計中國重建方案，考慮中國應該採用甚麼樣的政治架構和制度，應該採用哪種憲法，該如何管理和發展經濟和社會的各種事業。一旦共產黨挎台，要有可行的方案拿出來執行，完全取代共產黨的暴政。這是對趙紫陽先生最好的紀念。
人最終要回歸塵土，上升天國，但中國和中華民族仍然要在這個地球生存，還要面對許多困難而得以發展，我們希望每一位智者仁士在離開塵世之前，為中華民族和人類做一點有意義活動，或者留下智慧的結晶，這是我們聽到趙紫陽先生逝世後的一點感想。
最後，向趙紫陽先生表達我們崇高的敬意，向趙紫陽先生家屬表示慰問。
Monday, January 17, 2011
China must reform or die
China must reform or die"
China must reform or die
JOHN GARNAUT
August 12, 2010A Chinese two-star general has warned his conservative Communist Party masters and firebrand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colleagues that China must either embrace US-style democracy or accept Soviet-style collapse.
As officers of similar rank rattle their sabres against US aircraft carriers in the Yellow and South China seas, General Liu Yazhou says China's rise depends on adopting America's system of government rather than challenging its dominance off China's eastern coast.
''If a system fails to let its citizens breathe freely and release their creativity to the maximum extent, and fails to place those who best represent the system and its people into leadership positions, it is certain to perish,'' writes General Liu Yazhou in Hong Kong's Phoenix magazine, which is widely available on news stands and on the internet throughout China.
Advertisement: Story continues below
The fact of General Liu's article suggests China's political and ideological struggles are more lively than commonly thought, ahead of a rotation of leaders in the Central Military Commission and then the Politburo in 2012.
''The secret of US success is neither Wall Street nor Silicon Valley, but its long-surviving rule of law and the system behind it,'' he says. ''The American system is said to be 'designed by genius and for the operation of the stupid'.
''A bad system makes a good person behave badly while a good system makes a bad person behave well. Democracy is the most urgent thing, without it there can be no sustainable rise.''
General Liu was promoted recently from deputy political commissar of the PLA Air Force to political commissar of the National Defence University. His father was a senior military officer and his father-in-law was Li Xiannian, one of Chinese communism's ''Eight Immortals'' - and a one-time president of China.
While many of China's ''princelings'' have exploited their revolutionary names to amass wealth and power, General Liu has exploited his pedigree to provide protection to push his contrarian and reformist views.
But General Liu's latest writings are extraordinary by any standards. His article urges China to shift its strategic focus from the country's developed coastal areas, including Hong Kong and Taiwan - ''the renminbi belt'' - towards resource-rich Central Asia.
But he argues that China will never have strategic reach by relying on wealth alone. ''A nation that is mindful only of the power of money is a backward and stupid nation,'' he writes. ''What we could believe in is the power of the truth.
''The truth is knowledge and knowledge is power.''
But such national power can only come with political transformation. ''In the coming 10 years, a transformation from power politics to democracy will inevitably take place,'' he says.
General Liu inverts the lesson that Chinese politicians have traditionally drawn from the collapse of the Soviet Union - that it was caused by too much political reform - by arguing that reform arrived too late.
Since 2008 the Communist Party has steadily tightened the political screws to stifle dissent.
Many Chinese are concerned that reforms have been blocked by powerful military, security, corporate and family groups that benefit from the status quo.
General Liu was famously outspoken until he stopped publishing his essays about five years ago.
It is unclear how his latest article appeared and whether he has backing within the system.
Last year Hong Kong's Open magazine published a leaked report of one of General Liu's internal speeches which raised the taboo topic of how some generals refused to lead troops into Tiananmen Square in 1989.
General Liu returned to the subject of Tiananmen in his PhoenixSunday, January 16, 2011
張軼東----辛亥革命解釋權之爭
二○一一年：辛亥革命解釋權之爭
（美國）張軼東
最後一個「饅頭」
曾經有過這麼一個笑話：一個人先後吃了五個饅頭都沒有覺得飽，而再吃第六個饅頭時突然飽了。他說：「啊呀！早知如此，我何必吃那五個饅頭呢？我只要吃那第六個饅頭不就飽了嗎？」顯然他不懂得黑格爾辯證法中「量變到質變」的那一條規律，不知道前面吃的那五個饅頭是為第六個饅頭墊底的。
一百年前發生的武昌起義，其實就是量變到質變的一個例子。在此前孫中山先生領導的革命黨曾經在兩廣邊陲地帶發動了目的在推翻滿清的十次武裝起義（即吃了十個饅頭）都失敗了，其中以一九一一年三月二十九日的廣州黃花崗起義失敗得最為慘烈（僅有名姓的死難起義者即七十二人）。時人（包括立憲維新派的康梁等）都嘲笑「孫大炮」異想天開。殊不知黃花崗起義就是當時中國人民「吃飽」之前的最後一個饅頭。於是同年十月十日的武昌起義（當然還有川漢鐵路事件等配料）終於成為最後一個饅頭。這一「飽」可不得了：不僅滿清王朝被推翻了，而且中國幾千年的皇帝制度也結束了。
既然今年是辛亥革命一百周年大慶，當今中國人的各種政治和社會勢力都要評價和討論這一事件的意義。然而，當前中國政治形勢與中國辛亥革命前中國政治形勢的相似之處，是對於中國人民一方有利而對於中共政權一方不利的。這樣就造成在整個二○一一年中，對於辛亥革命的解釋會形成兩個不同的方向。這不是理論家和歷史學家們之間的爭論，而是地地道道的爭奪辛亥革命解釋權的戰爭了。估計這場戰爭將打到二○一一年底。戰爭的結果不是哪一方誰對誰錯的問題，而是十三億中國人民經過這一場戰爭覺醒到什麼程度，從而形成推翻中共一黨專政制度的力量將有多大。
封建家族王朝在20世紀的變種
現在我們來看看這場戰爭中雙方的情勢。首先說中共一方：中共將要對辛亥革命作的解釋不外乎以毛澤東的《論人民民主專政》一文作基準。他們將說的話不外乎：辛亥革命是失敗的，但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中國人民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於是到今天，「歷史選擇了中國共產黨」，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西方的什麼民主，人權，自由，三權分立和普世價值等是不符合中國國情的。中國一定要堅持走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即堅持中共的一黨專政制度）等等。
在民主一方看來：當前中國的政治形勢和辛亥革命前的政治形勢極其相似。當前中共政權和辛亥革命前滿清政權的處境也極其相似。這已是禿頭上的蟲子明擺著的，也是中共政權最忌諱的（不是有一家報紙說到這一點就被整肅了嗎？）。一黨專政是封建家族王朝在二十世紀的變種。現在是二十一世紀了，世界潮流和十三億中國人民的覺醒，也應當使這個「變種」離開歷史舞台了。不是說：類似的歷史事件第一次出現是悲劇，第二次則是喜劇嗎？那末雖然一九一一年的辛亥革命使封建家族王朝留下一個變種，於是乎二○一一年以後新的辛亥革命就應該徹底打掃掉這個「變種」了。
再說：中共自已也不敢說「走俄國人的路」了。「俄國人的路」是一條什麼路呢？斯大林說彼得一世從俄國農民身上剝去三層皮而建立了資本主義。而他自己則以幾百萬前蘇聯農民、黨員和知識分子的白骨作基礎而實現了工業化。斯大林時代（一九二四──一九五三年）的確使落後的俄羅斯變成了當時世界上第二強大的工業國，並且戰勝了法西斯德國。這個歷史功績比中共六十年以八千萬中國人的白骨作基地建立的歷史功績應該是大得多吧？但是歷史發展僅僅七十四年，當蘇維埃的一黨專政制度和世界文明發展的客觀趨勢衝突到一定程度時，蘇聯人民照樣拋棄了蘇共並解體了前蘇聯。
其實早在上世紀五十年代中葉蘇共二十大批判斯大林之後，毛澤東就不敢說中國要走「俄國人的路」了（走俄國人的路不等於斯大林的今天就是他毛澤東自己的明天嗎？）。而在一九九一年前蘇聯解體之後，中共更不敢說「走俄國人的路」了，而是說什麼走「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了。但是不管你願意與否，今天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好像一列火車還是遠行在與「俄國人的路」相並行的一條軌道上。毛澤東的三十年不用說了，鄧小平時代和赫魯曉夫時代不是有許多相似之點嗎？江澤民和胡錦濤時代不是和勃列日涅夫時代有許多相似之點嗎？列車是無法不在固定的軌道上運行的。前蘇聯的「最後一站」不會就是中共政權的「最後一站」嗎？
革命形勢從量變到質變
有人會說：辛亥革命前革命黨人發動了十次起義，即那時的中國人民吃了「十個饅頭」墊底，才有第十一個「饅頭」（武昌起義）完成了辛亥革命。現在十三億中國人民在中共強大的暴力壓迫下，哪有過一次武裝起義呢？即是說：現在的中國人民一個饅頭也沒有吃，怎麼會有「最後吃飽」的那一個「饅頭」呢？要知道：饅頭是各種各樣的：楊佳，甕安，鄧玉嬌，唐福珍，上海大火等都不是饅頭嗎？不都在為中國人民的「肚子」（早已怒火欲燃了）墊底嗎？既然「量變到質變」是事物發展的客觀規律，誰知道哪一天中國人民就「吃飽了」呢？
一九一一年從黃花崗起義到武昌起義「量變到質變」的一個特點，就是革命形勢發展成熟了。那就是上層已經不能用舊的方式統治下去了，而下層人民不能用舊的方式生活下去了。這時全國人民的覺醒程度就會在短時期內迅速地、大幅度而大面積地提高。於是武昌起義一聲炮響，全國響應，清朝崩潰。今天中國的政治形勢不也是在朝著這個方向上走著的嗎？誰知道哪一天哪裡一聲炮響，全國響應，來一個百市千縣萬鄉的全民同時暴力反抗。你二百三十萬正規軍，百萬武警和千萬公安（何況誰能保證他們中沒有誰會掉轉槍口起義呢？）又能奈何？
於是綜合以上所分析的形勢，在二○一一年發生的民主與專政之間爭奪辛亥革命解釋權之爭，民主一方擁有絕對優勢，而專政一方只有絕對劣勢的。但這並不是說民主一方可以不費力地打勝這一場戰爭。民主一方關於這一場戰爭的戰略目標應該是：最大限度地利用辛亥革命一百周年來教育人民，爭取他們最迅速、最大幅度和最大面積的覺醒，從而加速埋葬中共一黨專政制度的到來。因此不能只打遭遇戰和其它零星的戰鬥，應講究戰略和戰術，有條件時可以組織打幾場殲滅戰，把那些御用文人（包括什麼馬朝旭和姜瑜之類的中國「薩達姆」）駁得體無完膚，啞口無言，原形畢露，連招架功夫都沒有。那才大快人心呢！
站在民主一方的理論家和歷史學家們：在二○一一年的爭奪辛亥革命解釋權的戰爭中，我們不只是在解釋歷史，而且是在創造歷史。讓我們準備為新的辛亥革命的勝利而歡呼吧！
二○一一年一月一日
（美國）張軼東
最後一個「饅頭」
曾經有過這麼一個笑話：一個人先後吃了五個饅頭都沒有覺得飽，而再吃第六個饅頭時突然飽了。他說：「啊呀！早知如此，我何必吃那五個饅頭呢？我只要吃那第六個饅頭不就飽了嗎？」顯然他不懂得黑格爾辯證法中「量變到質變」的那一條規律，不知道前面吃的那五個饅頭是為第六個饅頭墊底的。
一百年前發生的武昌起義，其實就是量變到質變的一個例子。在此前孫中山先生領導的革命黨曾經在兩廣邊陲地帶發動了目的在推翻滿清的十次武裝起義（即吃了十個饅頭）都失敗了，其中以一九一一年三月二十九日的廣州黃花崗起義失敗得最為慘烈（僅有名姓的死難起義者即七十二人）。時人（包括立憲維新派的康梁等）都嘲笑「孫大炮」異想天開。殊不知黃花崗起義就是當時中國人民「吃飽」之前的最後一個饅頭。於是同年十月十日的武昌起義（當然還有川漢鐵路事件等配料）終於成為最後一個饅頭。這一「飽」可不得了：不僅滿清王朝被推翻了，而且中國幾千年的皇帝制度也結束了。
既然今年是辛亥革命一百周年大慶，當今中國人的各種政治和社會勢力都要評價和討論這一事件的意義。然而，當前中國政治形勢與中國辛亥革命前中國政治形勢的相似之處，是對於中國人民一方有利而對於中共政權一方不利的。這樣就造成在整個二○一一年中，對於辛亥革命的解釋會形成兩個不同的方向。這不是理論家和歷史學家們之間的爭論，而是地地道道的爭奪辛亥革命解釋權的戰爭了。估計這場戰爭將打到二○一一年底。戰爭的結果不是哪一方誰對誰錯的問題，而是十三億中國人民經過這一場戰爭覺醒到什麼程度，從而形成推翻中共一黨專政制度的力量將有多大。
封建家族王朝在20世紀的變種
現在我們來看看這場戰爭中雙方的情勢。首先說中共一方：中共將要對辛亥革命作的解釋不外乎以毛澤東的《論人民民主專政》一文作基準。他們將說的話不外乎：辛亥革命是失敗的，但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中國人民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於是到今天，「歷史選擇了中國共產黨」，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西方的什麼民主，人權，自由，三權分立和普世價值等是不符合中國國情的。中國一定要堅持走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即堅持中共的一黨專政制度）等等。
在民主一方看來：當前中國的政治形勢和辛亥革命前的政治形勢極其相似。當前中共政權和辛亥革命前滿清政權的處境也極其相似。這已是禿頭上的蟲子明擺著的，也是中共政權最忌諱的（不是有一家報紙說到這一點就被整肅了嗎？）。一黨專政是封建家族王朝在二十世紀的變種。現在是二十一世紀了，世界潮流和十三億中國人民的覺醒，也應當使這個「變種」離開歷史舞台了。不是說：類似的歷史事件第一次出現是悲劇，第二次則是喜劇嗎？那末雖然一九一一年的辛亥革命使封建家族王朝留下一個變種，於是乎二○一一年以後新的辛亥革命就應該徹底打掃掉這個「變種」了。
再說：中共自已也不敢說「走俄國人的路」了。「俄國人的路」是一條什麼路呢？斯大林說彼得一世從俄國農民身上剝去三層皮而建立了資本主義。而他自己則以幾百萬前蘇聯農民、黨員和知識分子的白骨作基礎而實現了工業化。斯大林時代（一九二四──一九五三年）的確使落後的俄羅斯變成了當時世界上第二強大的工業國，並且戰勝了法西斯德國。這個歷史功績比中共六十年以八千萬中國人的白骨作基地建立的歷史功績應該是大得多吧？但是歷史發展僅僅七十四年，當蘇維埃的一黨專政制度和世界文明發展的客觀趨勢衝突到一定程度時，蘇聯人民照樣拋棄了蘇共並解體了前蘇聯。
其實早在上世紀五十年代中葉蘇共二十大批判斯大林之後，毛澤東就不敢說中國要走「俄國人的路」了（走俄國人的路不等於斯大林的今天就是他毛澤東自己的明天嗎？）。而在一九九一年前蘇聯解體之後，中共更不敢說「走俄國人的路」了，而是說什麼走「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了。但是不管你願意與否，今天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好像一列火車還是遠行在與「俄國人的路」相並行的一條軌道上。毛澤東的三十年不用說了，鄧小平時代和赫魯曉夫時代不是有許多相似之點嗎？江澤民和胡錦濤時代不是和勃列日涅夫時代有許多相似之點嗎？列車是無法不在固定的軌道上運行的。前蘇聯的「最後一站」不會就是中共政權的「最後一站」嗎？
革命形勢從量變到質變
有人會說：辛亥革命前革命黨人發動了十次起義，即那時的中國人民吃了「十個饅頭」墊底，才有第十一個「饅頭」（武昌起義）完成了辛亥革命。現在十三億中國人民在中共強大的暴力壓迫下，哪有過一次武裝起義呢？即是說：現在的中國人民一個饅頭也沒有吃，怎麼會有「最後吃飽」的那一個「饅頭」呢？要知道：饅頭是各種各樣的：楊佳，甕安，鄧玉嬌，唐福珍，上海大火等都不是饅頭嗎？不都在為中國人民的「肚子」（早已怒火欲燃了）墊底嗎？既然「量變到質變」是事物發展的客觀規律，誰知道哪一天中國人民就「吃飽了」呢？
一九一一年從黃花崗起義到武昌起義「量變到質變」的一個特點，就是革命形勢發展成熟了。那就是上層已經不能用舊的方式統治下去了，而下層人民不能用舊的方式生活下去了。這時全國人民的覺醒程度就會在短時期內迅速地、大幅度而大面積地提高。於是武昌起義一聲炮響，全國響應，清朝崩潰。今天中國的政治形勢不也是在朝著這個方向上走著的嗎？誰知道哪一天哪裡一聲炮響，全國響應，來一個百市千縣萬鄉的全民同時暴力反抗。你二百三十萬正規軍，百萬武警和千萬公安（何況誰能保證他們中沒有誰會掉轉槍口起義呢？）又能奈何？
於是綜合以上所分析的形勢，在二○一一年發生的民主與專政之間爭奪辛亥革命解釋權之爭，民主一方擁有絕對優勢，而專政一方只有絕對劣勢的。但這並不是說民主一方可以不費力地打勝這一場戰爭。民主一方關於這一場戰爭的戰略目標應該是：最大限度地利用辛亥革命一百周年來教育人民，爭取他們最迅速、最大幅度和最大面積的覺醒，從而加速埋葬中共一黨專政制度的到來。因此不能只打遭遇戰和其它零星的戰鬥，應講究戰略和戰術，有條件時可以組織打幾場殲滅戰，把那些御用文人（包括什麼馬朝旭和姜瑜之類的中國「薩達姆」）駁得體無完膚，啞口無言，原形畢露，連招架功夫都沒有。那才大快人心呢！
站在民主一方的理論家和歷史學家們：在二○一一年的爭奪辛亥革命解釋權的戰爭中，我們不只是在解釋歷史，而且是在創造歷史。讓我們準備為新的辛亥革命的勝利而歡呼吧！
二○一一年一月一日
封從德-----辛亥革命對今天中國的啟示
辛亥革命對今天中國的啟示
──百年民運，一脈相承
（美國）封從德
中國的民主運動，不僅僅只有二三十年的歷史，而是已經一百多年了。在辛亥革命之前十五年，中國的民主革命已經開始，一八九五年，孫中山、陸皓東等人在廣州發動了第一次起義。這是中國民主革命的一個起點，距今已經一百一十五年了。中國的民主運動，也不僅僅是少數人的運動，它有廣泛的社會基礎。目前反對一黨專制的力量，主要存在三大派別。
超逾百年的民運今有三大派別
首先是傳統派人士，在國內和海外都人口眾多，目前最為突出的是法輪功人士。他們認同傳統文化與信仰，因此反對一黨專制，因為一黨專制嚴密地限制了信仰傳播的自由，並進行殘酷的鎮壓。我自己就是在八九「六四」之後，被傳統派人士救助，而得以逃脫專制魔掌的。雖然專制機器開足馬力在全國搜捕，整整十個月，也沒能讓我落網。這些傳統派人士，採用沒有組織的組織形式，在短期內就聚集了百餘人，他們卓越的集群力量和感人的犧牲奉獻精神，令我震驚，以至於到了海外，我丟下一切，棄理從文，放棄美國大學的獎學金，跑到法國研究傳統文化，經過長達十餘年艱苦學習，直到二○○三年取得博士學位。我是通過對傳統文化的重新認識，才感悟到孫中山三民主義的價值的。一般而言，傳統派人士比較認同孫文的民族主義，也就是追求中國富強，對外爭取國際平等地位，對內爭取各族群平等，認同傳統文化中的優秀成份的愛國主義。一百年來，在中國人民的勤勞奮鬥之下，中國已經擺脫貧困，及貧困所帶來的危局，目前中國民族主義的主要任務，是驅逐馬列這一禍害中國數十年的邪教，爭取各民族擺脫一黨專制所製造的殖民主義災禍，達成民族和解族群平等，共同發展，共同繁榮，並將多元、包容及天下大同的優秀理念貢獻給文明世界。
其次，自由派也是一支極為重要的力量。自由派尊奉自由主義的價值理念，引入西方文明產生的優秀的價值理念，包括民主、自由、人權、法治等普世價值。這一支逐漸成為現在人們所說的「民運」的主流，其思想內涵也是大家比較熟悉的，這裡就不贅言。這一支力量的意義不在於人數與集結能力，而是在於引進西方文明的優秀成份。在孫中山的三民主義中，這支力量對應的是民權主義。由於「五四」反傳統思潮、特別是中共教育的影響，許多民運人士對孫中山的民族主義有所抵觸，並連帶對其民權主義的認知也有局限，以至於沒有好好挖掘其中的寶藏。目前中國民權主義的主要任務，是結束一黨專制，再造民主共和。
最後，中國民主運動還有一支強大的力量，我稱之為新左派。中國大陸也有所謂的「新左派」之稱，其實其中有一些只能算是「老左派」，因為他們還死死抱著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不放，有的甚至還在歌頌給中華民族帶來浩劫的文革。我說的新左派，是追求社會公正與平等的那些人，他們對自由民主並不抵觸，相反，他們也相信自由民主才是社會公正的保障，實際上類似於歐洲社會民主主義的理念，並在中國傳統中也能找到價值淵源。這一支力量目前的主要表現是維權運動，他們與下層民眾結合，要求社會公正，反對貪腐，反對官商勾結，可以說是上述三支力量中人數最多的一支。在孫中山的三民主義中，這一支對應的是民生主義。目前中國民生主義的主要任務，是追求均富與平等。
各派大聯盟共同結束一黨專制
總之，中國的民主運動，不僅只有自由派即狹義「民運」這一支，而是還包括傳統派與新左派，共有三支強大的力量，加到一起，中國民主運動的同情力量，超過人口的一半以上。三大反對派大聯盟，民主運動才大有希望。如何將這三支力量融為一體，團結一致，共同結束一黨專制，是目前中國民主運動的首要任務。
那麼，如何將這三支力量融為一體呢？這就需要研究孫中山的三民主義。由上分析可以看出，這三支力量，其價值理念，對應的其實就是孫中山所說的三大主義。而孫中山的三大主義，不是各自孤立與隔絕的，而是相互關聯，相互依存的。民族、民生主義是推動民權主義的強大動力，民權的達成則是民族和民生目標的保障，而民生均富則是民眾爭取民族、民權主義最切身的目的。三大主義構成一個連環，環環相扣，相互支撐。因此，如果我們正確地理解了孫中山的三民主義，並根據當前的現實情況加以補充和發展，我們就能在這個豐厚的基礎之上，找到將中國民主運動這三支力量融為一體的好辦法。這就是為什麼我們今天要紀念辛亥革命、努力重建按照孫中山三民主義構建的中華民國的現實原因。
實際上，百年民運，一脈相承。從辛亥革命到現在，三大主義也一直是百年訴求，一脈相承。譬如八九民運中提出的愛國、強國（民族主義）；民主、自由、人權、法治（民權主義）；反貪腐、反官倒（民生主義）就是三民主義的反映，只是受中共教育的框限，而未能明確提出而已。我們也要從辛亥革命中得到啟示，一方面喚醒民眾，一方面鼓動風潮，通過大規模的社會風潮，促動體制內力量反正，從而和平結束一黨專制。
我們不要自我矮化，將中國的民主運動自我設限，僅僅局限於時間只有二三十年、人群只有少數精英的狹義「民運」之中。我們要將中國民主運動的概念打開，看到它其實已經一百多年，而且人數眾多，看到百年民運、一脈相承，這樣我們就能看見希望，這樣我們就有了信心──在中國大陸實現孫中山先生所倡導的民族平等、民權自由、民生均富的國家，將為時不遠了；我們作為追求自由、平等、均富的新一輩，將完成前人未竟的事業。
二○一一年一月三日於舊金山
──百年民運，一脈相承
（美國）封從德
中國的民主運動，不僅僅只有二三十年的歷史，而是已經一百多年了。在辛亥革命之前十五年，中國的民主革命已經開始，一八九五年，孫中山、陸皓東等人在廣州發動了第一次起義。這是中國民主革命的一個起點，距今已經一百一十五年了。中國的民主運動，也不僅僅是少數人的運動，它有廣泛的社會基礎。目前反對一黨專制的力量，主要存在三大派別。
超逾百年的民運今有三大派別
首先是傳統派人士，在國內和海外都人口眾多，目前最為突出的是法輪功人士。他們認同傳統文化與信仰，因此反對一黨專制，因為一黨專制嚴密地限制了信仰傳播的自由，並進行殘酷的鎮壓。我自己就是在八九「六四」之後，被傳統派人士救助，而得以逃脫專制魔掌的。雖然專制機器開足馬力在全國搜捕，整整十個月，也沒能讓我落網。這些傳統派人士，採用沒有組織的組織形式，在短期內就聚集了百餘人，他們卓越的集群力量和感人的犧牲奉獻精神，令我震驚，以至於到了海外，我丟下一切，棄理從文，放棄美國大學的獎學金，跑到法國研究傳統文化，經過長達十餘年艱苦學習，直到二○○三年取得博士學位。我是通過對傳統文化的重新認識，才感悟到孫中山三民主義的價值的。一般而言，傳統派人士比較認同孫文的民族主義，也就是追求中國富強，對外爭取國際平等地位，對內爭取各族群平等，認同傳統文化中的優秀成份的愛國主義。一百年來，在中國人民的勤勞奮鬥之下，中國已經擺脫貧困，及貧困所帶來的危局，目前中國民族主義的主要任務，是驅逐馬列這一禍害中國數十年的邪教，爭取各民族擺脫一黨專制所製造的殖民主義災禍，達成民族和解族群平等，共同發展，共同繁榮，並將多元、包容及天下大同的優秀理念貢獻給文明世界。
其次，自由派也是一支極為重要的力量。自由派尊奉自由主義的價值理念，引入西方文明產生的優秀的價值理念，包括民主、自由、人權、法治等普世價值。這一支逐漸成為現在人們所說的「民運」的主流，其思想內涵也是大家比較熟悉的，這裡就不贅言。這一支力量的意義不在於人數與集結能力，而是在於引進西方文明的優秀成份。在孫中山的三民主義中，這支力量對應的是民權主義。由於「五四」反傳統思潮、特別是中共教育的影響，許多民運人士對孫中山的民族主義有所抵觸，並連帶對其民權主義的認知也有局限，以至於沒有好好挖掘其中的寶藏。目前中國民權主義的主要任務，是結束一黨專制，再造民主共和。
最後，中國民主運動還有一支強大的力量，我稱之為新左派。中國大陸也有所謂的「新左派」之稱，其實其中有一些只能算是「老左派」，因為他們還死死抱著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不放，有的甚至還在歌頌給中華民族帶來浩劫的文革。我說的新左派，是追求社會公正與平等的那些人，他們對自由民主並不抵觸，相反，他們也相信自由民主才是社會公正的保障，實際上類似於歐洲社會民主主義的理念，並在中國傳統中也能找到價值淵源。這一支力量目前的主要表現是維權運動，他們與下層民眾結合，要求社會公正，反對貪腐，反對官商勾結，可以說是上述三支力量中人數最多的一支。在孫中山的三民主義中，這一支對應的是民生主義。目前中國民生主義的主要任務，是追求均富與平等。
各派大聯盟共同結束一黨專制
總之，中國的民主運動，不僅只有自由派即狹義「民運」這一支，而是還包括傳統派與新左派，共有三支強大的力量，加到一起，中國民主運動的同情力量，超過人口的一半以上。三大反對派大聯盟，民主運動才大有希望。如何將這三支力量融為一體，團結一致，共同結束一黨專制，是目前中國民主運動的首要任務。
那麼，如何將這三支力量融為一體呢？這就需要研究孫中山的三民主義。由上分析可以看出，這三支力量，其價值理念，對應的其實就是孫中山所說的三大主義。而孫中山的三大主義，不是各自孤立與隔絕的，而是相互關聯，相互依存的。民族、民生主義是推動民權主義的強大動力，民權的達成則是民族和民生目標的保障，而民生均富則是民眾爭取民族、民權主義最切身的目的。三大主義構成一個連環，環環相扣，相互支撐。因此，如果我們正確地理解了孫中山的三民主義，並根據當前的現實情況加以補充和發展，我們就能在這個豐厚的基礎之上，找到將中國民主運動這三支力量融為一體的好辦法。這就是為什麼我們今天要紀念辛亥革命、努力重建按照孫中山三民主義構建的中華民國的現實原因。
實際上，百年民運，一脈相承。從辛亥革命到現在，三大主義也一直是百年訴求，一脈相承。譬如八九民運中提出的愛國、強國（民族主義）；民主、自由、人權、法治（民權主義）；反貪腐、反官倒（民生主義）就是三民主義的反映，只是受中共教育的框限，而未能明確提出而已。我們也要從辛亥革命中得到啟示，一方面喚醒民眾，一方面鼓動風潮，通過大規模的社會風潮，促動體制內力量反正，從而和平結束一黨專制。
我們不要自我矮化，將中國的民主運動自我設限，僅僅局限於時間只有二三十年、人群只有少數精英的狹義「民運」之中。我們要將中國民主運動的概念打開，看到它其實已經一百多年，而且人數眾多，看到百年民運、一脈相承，這樣我們就能看見希望，這樣我們就有了信心──在中國大陸實現孫中山先生所倡導的民族平等、民權自由、民生均富的國家，將為時不遠了；我們作為追求自由、平等、均富的新一輩，將完成前人未竟的事業。
二○一一年一月三日於舊金山
藍無憂-----揚棄黨專制，再造真民國
揚棄黨專制，再造真民國
（大陸）藍無憂
按照中國人的計年法，今年是中華民國一百年。一百年前，武昌首義而全國響應，幾月之間專制帝國土崩瓦解，皇帝黯然退位，亞洲第一個民主共和國挺立在東方。
「一黨獨裁，遍地是災」
晚清末年，立憲民主成為人心所向。革命黨和立憲黨自不用說，甚至統治者也被迫意識到憲政潮流不可抵擋。戊戌變法固然被鎮壓了，但僅過了幾年，當初的變法主張幾乎被鎮壓者全盤付諸實施，甚至要仿行立憲。相比百年後今天胡溫假模假式的政治改革，清政府倒像要動真格的。今天看來，假如當時能夠建立英國那樣的君主立憲，社會平穩轉型，或許還要好些。
我相信，百年前曾有真正的「民國之光」閃現在中華上空。從秦始皇直至滿清，兩千年皇權專制被法理上否定，自由、民主、人權、憲政第一次成為立國之本，這是歷史上劃時代的大事，豈止是百年第一偉業，歷千秋萬載也不失色。
中國開始民國紀元，不等於專制就消失了。袁世凱、北洋政府或者中國國民黨，這些統治者主觀上都有某些現代化導向，同時都背負深重的專制包袱。孫中山提出「軍政」、「訓政」、「憲政」三步走的建國路線圖，固然有現實理由，但也為國民黨專制提供了理論依據。國民黨北伐統一中國，打敗日本侵略，這是歷史功勞，經濟文化建設上也有很大成績。但它獨裁，正如其國旗「青天白日滿地紅」象徵的，「黨」（青天白日）在「國」上。雖有民國之名，而無民國之實。「黨國」這個自稱，是對它的「民國」的最好闡釋。「一黨獨裁，遍地是災」，並非是反對者的抹黑，而是必然結果與真實寫照。
中共是更壞的「黨國」
蔣介石政權是專制政權，反對它具有正義性。然而共產黨和國民黨高度相似，都標榜自己是革命黨，都迷信武力，都宣稱只有自己才是人民救星，才能實現民主富強。某種意義上它們是兄弟。抗戰勝利後，兩黨不是共建民主新中國，而是為了各自的「黨國」殺得你死我活，使中國再次錯過了最好的歷史時機，令人扼腕！
中共武力推翻國民黨統治，建立了新「民國」──「人民共和國」，似乎給中國人帶來希望。但事實證明，國民黨「民國」固然是假的，是一黨專制，是「黨國」，而共產黨「人民共和國」也是假的，是一黨專制，而且是變本加厲、更壞的「黨國」。毛澤東政權用歷史學家唐德剛的話說，這是「帝制傳統的迴光反照」。儲安平指出，在國民黨統治下，自由是多少的問題，而在共產黨統治下則是有沒有的問題。此言何其慘痛！共產黨說五星旗是用鮮血染成的。誠然，它是用億萬百姓的血染成的！儘管從毛澤東到鄧小平以至今天，中共有一個從極權主義向後極權衰退的過程，但其專制本質並未改變。八九十年代中共「民國」再次錯過轉型機遇，再次令人扼腕！
與之成為鮮明對比的是，被趕到台灣一隅的原「民國」，經過幾十年強人統治，最終在內外各種力量作用下實現民主轉型。經總統直選、兩次政黨輪替，台灣民主已進入成熟穩固的階段。大陸人所熟悉的舊國民黨已被揚棄，今天台灣的國民黨實際是一個新國民黨。無論國民黨還是民進黨，不管誰執政，不管有多大的實力優勢，都不再有能力和膽量為所欲為搞專制獨裁，而只能戰戰兢兢如履薄冰地服務人民。這是因為它們知道權力來自人民，受制於憲法。台灣經驗證明，中華民族完全可以享有人類普世價值，炎黃子孫完全可以有自己的「民國」。
「民國」，和三民主義無關，不等於孫中山，不等於國民黨，也不等於台灣目前那個政權。民國，是普世價值，是真正民治民有民享的精神，是憲政民主。所謂真民國是人民的國，不是一個國號。國號叫「民國」或者「人民共和國」，不意味就是民國或者人民共和國。一百年來中國大地上的各個政權，包括北洋政府、國民黨南京政府、國民黨台北政權、中共政權在內，都標榜自己是「民國」，但都名不副實。它們是中國人在追求真民國上的經驗教訓。
依靠公民社會推動轉型
堅定反對共產專制的林昭有首血詩寫道：「中華民國，締造維艱！重光法統，後起著鞭！一身未惜，要續史篇！軒轅宗社，雄波海天！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得清名滿世間！」她所謂「中華民國，重光法統」應該和我一致，絕非回到國民黨法統，絕非因為對一種專制厭憎而希望回到另一種專制，而是要實現真正的「民國」。不是自己當皇帝，而是讓中國再也不要有皇帝，讓當初曾經閃現的「民國之光」再次閃耀。
實現真民國，不是以暴易暴，不是延續革命造反的舊思路，而只能依靠公民社會推動轉型。百年歷史證明：真正的「民國」，必須首先有公民，必須有自由公民組成的社會。國家從公民社會中成長起來，國家的正當性來自於公民社會。有公民的獨立自主，才有公民的國家，才有真正的民國。百年來特別是在國共兩個「黨國」治下，「民」的力量太弱小。百姓從帝制下的臣民到黨國下的順民、螺絲釘，始終處於無權、被動的狀態。而台灣能夠民主轉型就在於民間力量發展強大到可以決定國民黨專制必敗。目前中國大陸社會矛盾嚴重激化，今天的情形就像百年前那樣。中共執政者如果還不能以史為鑒，就失去了自新的機會，「秦人不暇自哀，而後人哀之，後人哀之而不鑒之，亦使後人而復哀後人也」。
努力走向公民社會，揚棄各種形式的專制，實現真正的民主共和，是民心所向。統治者順應潮流也罷，執迷不悟也罷，趨勢是不可阻擋的。真民國叫什麼名稱，要由主流民意決定，不限於「民國」。甚至不妨單稱「中國」，或者其他名稱，哪怕「人民共和國」，但它必須是真正意義上的民國，真正意義上的人民共和國。專制必定倒，真民國萬歲！謹此紀念中華民國一百年。
（大陸）藍無憂
按照中國人的計年法，今年是中華民國一百年。一百年前，武昌首義而全國響應，幾月之間專制帝國土崩瓦解，皇帝黯然退位，亞洲第一個民主共和國挺立在東方。
「一黨獨裁，遍地是災」
晚清末年，立憲民主成為人心所向。革命黨和立憲黨自不用說，甚至統治者也被迫意識到憲政潮流不可抵擋。戊戌變法固然被鎮壓了，但僅過了幾年，當初的變法主張幾乎被鎮壓者全盤付諸實施，甚至要仿行立憲。相比百年後今天胡溫假模假式的政治改革，清政府倒像要動真格的。今天看來，假如當時能夠建立英國那樣的君主立憲，社會平穩轉型，或許還要好些。
我相信，百年前曾有真正的「民國之光」閃現在中華上空。從秦始皇直至滿清，兩千年皇權專制被法理上否定，自由、民主、人權、憲政第一次成為立國之本，這是歷史上劃時代的大事，豈止是百年第一偉業，歷千秋萬載也不失色。
中國開始民國紀元，不等於專制就消失了。袁世凱、北洋政府或者中國國民黨，這些統治者主觀上都有某些現代化導向，同時都背負深重的專制包袱。孫中山提出「軍政」、「訓政」、「憲政」三步走的建國路線圖，固然有現實理由，但也為國民黨專制提供了理論依據。國民黨北伐統一中國，打敗日本侵略，這是歷史功勞，經濟文化建設上也有很大成績。但它獨裁，正如其國旗「青天白日滿地紅」象徵的，「黨」（青天白日）在「國」上。雖有民國之名，而無民國之實。「黨國」這個自稱，是對它的「民國」的最好闡釋。「一黨獨裁，遍地是災」，並非是反對者的抹黑，而是必然結果與真實寫照。
中共是更壞的「黨國」
蔣介石政權是專制政權，反對它具有正義性。然而共產黨和國民黨高度相似，都標榜自己是革命黨，都迷信武力，都宣稱只有自己才是人民救星，才能實現民主富強。某種意義上它們是兄弟。抗戰勝利後，兩黨不是共建民主新中國，而是為了各自的「黨國」殺得你死我活，使中國再次錯過了最好的歷史時機，令人扼腕！
中共武力推翻國民黨統治，建立了新「民國」──「人民共和國」，似乎給中國人帶來希望。但事實證明，國民黨「民國」固然是假的，是一黨專制，是「黨國」，而共產黨「人民共和國」也是假的，是一黨專制，而且是變本加厲、更壞的「黨國」。毛澤東政權用歷史學家唐德剛的話說，這是「帝制傳統的迴光反照」。儲安平指出，在國民黨統治下，自由是多少的問題，而在共產黨統治下則是有沒有的問題。此言何其慘痛！共產黨說五星旗是用鮮血染成的。誠然，它是用億萬百姓的血染成的！儘管從毛澤東到鄧小平以至今天，中共有一個從極權主義向後極權衰退的過程，但其專制本質並未改變。八九十年代中共「民國」再次錯過轉型機遇，再次令人扼腕！
與之成為鮮明對比的是，被趕到台灣一隅的原「民國」，經過幾十年強人統治，最終在內外各種力量作用下實現民主轉型。經總統直選、兩次政黨輪替，台灣民主已進入成熟穩固的階段。大陸人所熟悉的舊國民黨已被揚棄，今天台灣的國民黨實際是一個新國民黨。無論國民黨還是民進黨，不管誰執政，不管有多大的實力優勢，都不再有能力和膽量為所欲為搞專制獨裁，而只能戰戰兢兢如履薄冰地服務人民。這是因為它們知道權力來自人民，受制於憲法。台灣經驗證明，中華民族完全可以享有人類普世價值，炎黃子孫完全可以有自己的「民國」。
「民國」，和三民主義無關，不等於孫中山，不等於國民黨，也不等於台灣目前那個政權。民國，是普世價值，是真正民治民有民享的精神，是憲政民主。所謂真民國是人民的國，不是一個國號。國號叫「民國」或者「人民共和國」，不意味就是民國或者人民共和國。一百年來中國大地上的各個政權，包括北洋政府、國民黨南京政府、國民黨台北政權、中共政權在內，都標榜自己是「民國」，但都名不副實。它們是中國人在追求真民國上的經驗教訓。
依靠公民社會推動轉型
堅定反對共產專制的林昭有首血詩寫道：「中華民國，締造維艱！重光法統，後起著鞭！一身未惜，要續史篇！軒轅宗社，雄波海天！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得清名滿世間！」她所謂「中華民國，重光法統」應該和我一致，絕非回到國民黨法統，絕非因為對一種專制厭憎而希望回到另一種專制，而是要實現真正的「民國」。不是自己當皇帝，而是讓中國再也不要有皇帝，讓當初曾經閃現的「民國之光」再次閃耀。
實現真民國，不是以暴易暴，不是延續革命造反的舊思路，而只能依靠公民社會推動轉型。百年歷史證明：真正的「民國」，必須首先有公民，必須有自由公民組成的社會。國家從公民社會中成長起來，國家的正當性來自於公民社會。有公民的獨立自主，才有公民的國家，才有真正的民國。百年來特別是在國共兩個「黨國」治下，「民」的力量太弱小。百姓從帝制下的臣民到黨國下的順民、螺絲釘，始終處於無權、被動的狀態。而台灣能夠民主轉型就在於民間力量發展強大到可以決定國民黨專制必敗。目前中國大陸社會矛盾嚴重激化，今天的情形就像百年前那樣。中共執政者如果還不能以史為鑒，就失去了自新的機會，「秦人不暇自哀，而後人哀之，後人哀之而不鑒之，亦使後人而復哀後人也」。
努力走向公民社會，揚棄各種形式的專制，實現真正的民主共和，是民心所向。統治者順應潮流也罷，執迷不悟也罷，趨勢是不可阻擋的。真民國叫什麼名稱，要由主流民意決定，不限於「民國」。甚至不妨單稱「中國」，或者其他名稱，哪怕「人民共和國」，但它必須是真正意義上的民國，真正意義上的人民共和國。專制必定倒，真民國萬歲！謹此紀念中華民國一百年。
謝效茅------大崩潰前的政治扭曲
二○一○年悄然過去，國內媒體熱衷於總結已過一年的幾大新聞、幾大網絡流行語之類。但是，有一個話題必將繼續成為二○一一年關注的熱點。它產生於二○一○年上半年，可稱得上是精英共識──少數人壟斷了社會優質資源，多數人失去了改變命運的機會，以極端方式重新洗牌即進行社會重構的思潮，必然在某個時點上演變為大規模社會行動。
社會行動改變現存秩序，按現代政治學術語講，叫參與爆炸。它直接導致古典型大崩潰，即如屢發的古代農民起義所造成的後果。有反對意見稱：中共握有強大的合法鎮制資源，「黨指揮槍」的原則為其核心能力。但是，也有專家指出：「軍隊也是社會的一部分，儘管它相對獨立、相對封閉。軍隊內部不僅存在嚴重的不公，也存在比社會其他部分更嚴重的腐敗。」
對此，一位知名歷史學家坦言：所謂黨指揮槍不過是個虛飾性原則，秦朝中央對軍隊的控制能力遠比現在強，而在重新洗牌發生之際，南越地區軍隊不僅拒不救援中央，反而借機割據。「趙佗問題」到西漢第四代才得以解決。
權貴資本主義的守夜人
體制內學者熱烈討論重新洗牌問題，是對習近平二○○八年十月發表紀念改革開放三十周年講話的詮釋。彼時，習警告體制內高官：「黨的執政地位不是與生俱來的，也不是一勞永逸的，過去擁有不等於現在擁有，現在擁有不等於永遠擁有。」
據北京一位資深媒體人士說：有些力主反腐的退休高幹讀了發表於中央黨校《學習時報》上的文章，老淚縱橫說「有這樣的思路，我們就不用擔心共產黨的命被別人革了。他們確實指望習近平大力刷新政治。」然而，習也是權力交易市場上的投機商，他不可能超脫於派系，也不可能不極力搞好平衡。
對於習使用團結手腕的近期做法，接近權力核心層的分析人士稱：習即便不明顯地重複江澤民「以腐敗換團結」的路子，至少也會以團結為名來降低反腐力度；他「不可能實行政治改革」，實質身份仍然是「權貴資本主義的守夜人」。無論新興的「西北幫」還是曾慶紅要他保護的太子黨，都在等待習上台後給他們分配優惠的政治資源。
吳南生言論遭高層圍剿
體制內開明人士為給政治改革造輿論，打出了「反對權貴資本主義」的旗號。先是鄧時代改革宿將、原深圳市委第一書記兼市長吳南生（前曾擔任廣東省委書記）在小範圍內談話，指出「要警惕那些鑽入市場的權力」，「只有民主政治是限制權力無限擴張的政治制度」。時隔半年，素有「吳市場」之名的大牌經濟學家吳敬璉與《新京報》記者對話，指出：「權貴資本主義就是官僚資本主義，這種情況越來越嚴重。」
二吳言論在理論界掀起兩波巨大風浪，中間又由新華社《半月談》推助，給出中國富豪的三大來源：一為草根崛起，如浙粵兩地商人；二為由官轉商，如青島雙星集團總裁汪海等人；三為紅色家族，「擁有深厚的政治資本，故起步較高，容易獲得資源」。由於第三項會涉及現任政治局委員及常委的家族人員，《半月談》沒敢舉例。即便是如此策略地表達，仍然招來高層的圍剿，先後有賈慶林、李長春、劉雲山、王樂泉等人批示該文有方向性問題。劉雲山本人則親自到新華社訓示該社高層，揚言要收回對新華社的委託。《半月談》本係中宣部創立的重要黨刊，其業務方面的工作委託新華社來處理。因此，新華社在選題、組稿、編輯方面有較大的自主權。
事件當中是否有習近平捲入的因素，外界尚無從得知。不過，有兩點值得注意：第一，吳南生素為習仲勳所賞識，習仲勳曾與葉劍英一起到深圳聽取吳南生的匯報，因此，吳南生談話「諷諫」習近平之意圖十分明顯；第二，北京高層有小道消息說「習近平受政治局委託，以書記帶班人的名義，給吳南生寫信，希望得到吳的『正常渠道建議』，頗含威脅之意」。後一項，傳說成份大一些，但也不難看出習「決不政改」的形象在官場與民間已經形成。
越醜越有份量的權力怪圈
中共本身已經是無數個利益集團的龐大組合體，就算習近平想實施政改，也會遭到中下層的強烈反抗。人們均知道濫用公權力是一種醜行，但是，在中共內部已經形成了越醜越有份量的潛規則。有所區別的是，高層對此表現還隱秘一些，而中下層則完全無所顧忌。比方說，發生在河北大學的「我爸是李剛」事件尚未有初步結果，浙江溫州又出了「我叔叔是金國友」事件。
在浙江溫州，一名金姓男子醉酒駕車與他人車輛刮蹭後，召集朋友毆打交警並對被蹭車輛進行打砸。施暴之時放言：「我叔叔是金國友，跟老子作對的話非弄死你們不可。」溫州警方起初對該人實施了行政拘留二十日的處罰，在網絡輿論壓力下才改為刑事拘留。至於其叔金國友，不過是溫州市下轄永嘉縣退居二線的公安局副局長而已。一個最高不過正科級的官員，其侄竟如此囂張，由此可見中共中下層深陷越醜越有份量權力怪圈之情狀了。
越醜越有份量的權力怪圈，導致了嚴肅的民間學者對國家性質即政治制度的疑問。有歷史學者在博客上回應讀者跟帖提出的話題時說：「有人說，中國目前的體制叫國家資本主義。這可以商榷。但決不是社會主義，也談不上初級階段。因此，中國急需政治改革，否則，就會出現社會自動重新洗牌的事情。」
自我麻醉能維持多久？
研究中國社會不公問題的學者當中有人稱：中國正處於上世紀九十年代蘇聯與東歐轉軌初期的狀況，即制度腐敗突出表現在「政府俘獲」方面。政府被俘獲後，就得老老實實地為資本服務。但是，中國的「政府俘獲」自有其特色，最明顯的就是：政府本身作為一龐大的利益分配系統，它首先樂意為自己服務。
中國社會出現大崩潰之前，政治道德已經全面崩潰。換言之，整個統治集團已經處於欺騙不了底層社會、但又不得不靠騙術來自我麻醉的狀態
Sunday, January 9, 2011
Thursday, January 6, 2011
劉曉波----改革三十年的民間動力
改革三十年的民間動力◎ 劉曉波: " 今年是中國改革三十年，官方也在準備高調紀念，進行隆重的自我讚美，將改革的所有功績佔為己有。在官方的自我加封儀式舉行之前，已經有越來越多的紀念性言論和反思性文章陸續面世。遺憾的是，迄今為止的絕大多數文章所談論的主角都是官權，要麼是對官權發動改革的獻媚性記憶和經驗總結，要麼是對官權主導的跛足改革的批判、甚至否定。即便是那些以底層代言自稱的各類知識人，也很少談論中國改革的民間動力。官方紀念還未開始，為官權評功擺好的話語就已經鋪天蓋地，而關注民間動力的言說，即便不是一片空白，起碼也是鳳毛麟角。
描述改革的兩種邏輯
描述中國改革有兩種邏輯，一種是自上而下的官權邏輯，以一九七八年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為標誌，無論是中國知識界還是西方漢學界，大都習慣於把中共政權看作改革的主導力量，所以他們往往最關注的是中南海的動向。在我看來，這樣理解中國改革，既遠離事實，也不公正。事實上，中國改革始終循著兩條相互較力的邏輯發展著：一條是執政黨的顯在邏輯，即為了保住政權和權貴們的既得利益，發動並堅持「做大蛋糕式」（效益優先）的跛足改革，用滿足被統治者的溫飽來換取民眾對現行制度的認可。
官方的改革邏輯潛含著難以克服的內在矛盾：一、市場經濟與壟斷管制的矛盾。旨在維持經濟高增長的經濟改革，已經使市場化和私有化變成民間自發追求的目標，這種民間目標天然地抗拒政府的壟斷式管制，即要求自由市場和公平競爭的民間經濟，必然要求壟斷式管制和行政權撤出市場。，二、私有化及效率優先與社會公正的矛盾。在公共權力分配極為不平等的前提下，也就是在官權畸形強大而民權畸形弱小的前提下，做大蛋糕、讓一部分先富起來的再分配政策，實質上變成了權貴私有化對全民財富的掠奪，而旨在克服社會公正危機的財富再分配，天然地拒絕「強盜式資本主義」。三、權力市場化和權貴私有化必然造成愈演愈烈的官權腐敗，而反腐敗反剝奪反兩極分化已經成為民間的最大訴求。這種官民對立使政權主導的跛足改革越來越喪失合法性。
另一條改革邏輯是民間的潛在邏輯，由市場制度和民間自利意識的自發動力構成，民間自發的創造財富和保障利益，也就必須自發地要求擴張個體的自由。所以，經濟改革的啟動和個人自由的擴展，政治改革的呼籲和局部制度的變革，不是自上而下的恩賜，而是自下而上的民間推動。與此同時，民間動力表現為對官權施加的越來越大的壓力，民間不滿足於官方固守的跛足改革，而主張政治和經濟、私有化與社會公正相平衡的整體改革。
在根本上，當下中國的貧富兩級分化的根源，絕非資源匱乏和人口太多的限制所致，也並非轉型過程中的必然現象，而是源於官權的富足和民權的貧困的制度性不公，沒有政治權利的公平再分配，也就不可能有經濟利益的公平再分配。所以，民間的自發動力所支持的經濟改革是指向自由而公平的市場化私有化的改革，所反對的是壟斷制度下的權力市場化和權貴私有化，進而指向政治權利再分配的政治改革｜｜民權的不斷擴張和官權的不斷收縮。換言之，民間邏輯（私有化及其個人權利意識）乃根植於人性的內在邏輯，一旦覺醒就難以逆轉，自發地拓展自己的資源範圍和社會基礎，並以爭取民權的訴求對官方邏輯構成挑戰和壓力。
民間邏輯是改革的真正動力
兩種改革邏輯之間的關係，表面上看，顯然是官方邏輯主導改革，而實際上，民間邏輯才是推動改革的真正動力。正是極端的物質貧困和極端的階級鬥爭，讓民間意識到毛澤東體制的危機，這才有了「四五運動」和農村的包產到戶。鄧復出得力於「四五運動」的民意支持，最早開始的農村改革來自當是中國最貧困最低賤的階層││農民││的自發行動，思想解放的主要動力也來自「林彪事件」後的民間覺醒，八十年代的政治改革勢頭也是以知識界啟蒙為先導，之後才是黨內開明派的正面回應。即便是一九九二年鄧南巡發動第二次改革，也來自八九運動的悲壯結局，鄧小平為了彌補六四屠殺給政權合法性和他本人的聲譽帶來的巨大損失......
民間的自發力量推動著改革，官方對改革的推動或阻礙取決於是否順應民間壓力。改革進展，是官方為了自保而順應民間壓力的結果；改革受阻，是官方逆民意而動的結果。在這種民間主動而官權被動的博弈中，每一項局部制度的改革都能進一步釋放民間力量，民間力量一旦釋放出來便不可阻擋。也就是說，中共政權在改革上的每一步推進，大都是民間的自發壓力累積到某個局部臨界點的結果。隨著改革逐步深入，官權的角色也就變得越來越被動。好在，現在的中共政權變得更實用更機會主義，對不斷加大的民間壓力做出靈活的政策調整，這也是官權在六四後維持了十九年穩定的原因所在。
中國改革的每一次局部制度突破的過程大致可以簡化為：一、民間率先進行突破舊體制的自發嘗試，以新的制度代替舊的制度；二、比較開明的地方政府予以認可和支持；三、知識界和新聞界對民間嘗試的輿論支持，使其影響由局部向全國擴展，引發其他地區的模仿；四、最後得到中央政府的認可，先變成政策，後變成法律（如《物權法》）。有些民間長期推動的改革，最終被寫進了憲法（比如人權和保護私有財產的入憲）。
就拿經濟改革來說，推動經濟改革的主要動力，最初來自民間的求生衝動，農民們要掙脫吃不飽飯的絕對貧困處境，才有小崗村人冒著巨大風險簽訂血書，凸現了求生存衝動已經強烈到甘冒政治風險的決絕。正是這種決絕的自發選擇，開啟了中國經濟第一波浪潮。接著是民間追求財富的強烈欲望，鄧小平順應了這種要求，提出「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號召，由此，對財富的極度渴望便成為推動經濟發展的第一動力。
第二次經改來自鄧的恫嚇收買
六四後的第二次經濟改革，來自恫嚇與收買的鄧小平策略。如果說，撲倒在坦克履帶的年輕生命，是鄧小平對民間的道義訴求和政治激情的扼殺，鄧小平的南巡講話不過是政治恐嚇下的利益收買，正是這種雙手策略，一方面扼住民間的道義咽喉，另一方面為民間的財富饑渴鬆綁，釋放出越來越強大、越來越普遍的發財欲望。八十年代的理想主義激情變成九十年代的現實主義欲望，下海的人不再侷限於官倒和個體戶，而是遍及社會的各個階層和所有領域。人人做買賣，個個想發財。八十年代的知識界，見面談的是精神性訴求；九十年代以來，見面談的大都是「錢」。
伴隨著發財欲望復甦的是被長時間壓抑的個人自利意識的覺醒，而個人意識一旦覺醒，整體國家和一元社會的大分化便不可避免，無論是分化的經濟利益還是多元化的文化趣味，最終都要落實到覺醒的個人身上。在政權與個人之間、官與民之間，社會價值抉擇的取向明顯地趨向於個人和民間，而對官方的認同日趨表面化和違心化，以至於官方也不得不承認個人利益的合理性，不得不接受民間及其個人對現行政權的虛假認同。所以，改革三十年的進程，就是個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合理性合法性逐漸得到社會多數的認同的進程，其現實過程也就是不可阻擋的市場化和私有化。
只要承認市場經濟和私有化，政府就無法完全控制經濟活動和壟斷所有經濟資源，因而也就失去了全面監控民間社會和個人生活的經濟手段。所以，代替整體國家的是民間資源的自發成長（民營經濟和民間財富的迅速增長），民營經濟從無到有、從國有經濟的陪襯發展為取代國有經濟而成為支撐整個經濟和政府稅收的主體，民間財富的規模和品質也已經達到足以影響政府決策的程度，同時帶動了其他資源流出政權的掌控而成為民間資源。
三十年最突出特徵：跛足改革
中國的三十年改革，最突出的特徵是跛足，而跛足必然導致改革的走走停停，有時甚至出現明顯停滯的和倒退（如六四後的兩年，大有復辟毛澤東時代的勢頭）。如此坎坷艱難的改革進程，不是因為民眾的愚昧、懶惰和守舊，而是因為中共固守獨裁權力構成改革難以突破的瓶頸。這種以「保權」為第一要務的保守心態，最突出的特徵是對民間力量的恐懼。保守和恐懼，不但讓統治集團缺乏創新能力，在體制內形成劣幣逐良幣的逆淘汰，而且經常壓制和扼殺民間的首創精神，甚至不惜動用全副武裝的軍隊鎮壓徒手爭自由的平民。
進入新世紀以來，雖然發財致富仍然是推動中國經濟發展的主要動力，但鑒於跛足改革所積累的社會危機日趨嚴重，個人意識的覺醒已經由單項的金錢饑渴擴展到權利意識的覺醒，如果說，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國人要求的自由民主大都還停留在抽象的理念層面上，那麼，進入二十一世紀，國人所要求的自由民主及政治性、社會性的權利，已經與具體的實實在在的利益訴求密切相關，即便僅僅是為了對權益受損的補償或求得個人財產的安全及增值，也要爭取相應的公民權利；為了利益再分配的公正和機會的平等（哪怕只是相對的公正），為了保證個人的信仰、思想、言論和興趣不受強制侵犯，就迫切需要對極端不平等的政治權利進行再分配──以個人自由、權利平等和社會公正為目標的權利再分配──而政治的經濟的社會的諸種權利的再分配又只能通過政治改革來完成。
更重要的是，人們已經認識到：沒有政治權利的保障，分散的個人無以抗衡強大衙門及其官員和執法者的任意強制，個人無法獲得追求自身利益的平等機會，個人無法擁有公開表達自己的信仰、思想和趣味的言論自由，個人財產也無法得到法治化的安全保障，個人權益受到政府侵害時也很難討還公道──很難得到制度性的輿論救濟和法律救濟。所以，無論是為了保證私人財產的安全和增值，還是為了爭取自身發展的機會；無論是為了爭取人權，還是受害者為了討還公道；無論是為了再分配的社會公正，還是為了民眾的長遠利益......除了極少數權貴家族之外，其他的階層，無論是改革的受益者還是受損者，都將為了切身權益而要求應得的政治權利。
因為在中國當下的制度下，權力是發財致富的最佳工具，最富有的極少數人，不是每年上了中國福布斯財富榜的私人老闆，而是從中央到地方的大大小小的權貴家族。所以，改革的受損階層就更需要政治權利來爭取應得的利益，因為他們先天的弱勢，使之在利益再分配中受到了最不公正的對待，而爭取公正待遇的最佳辦法，與其通過乞求自上而下恩賜的幾片麵包，遠不如自下而上地爭取到國民權利。
中國的變革走到今天，官方宣傳的未來目標是「小康社會」，而民間追求的是人的解放和民的富足。現在，民間動力以網路技術和民間維權為依託，也已經成為推動現行政治制度漸進革新的有效路徑。無論現政權如何害怕和阻止，政治變革非但無法迴避，恰恰相反，所有的推動變革力量││國內體制內外的力量和國際主流社會的壓力││越來越聚焦於政治改革這一核心問題。
二○○八年二月二十一日於北京家中
描述改革的兩種邏輯
描述中國改革有兩種邏輯，一種是自上而下的官權邏輯，以一九七八年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為標誌，無論是中國知識界還是西方漢學界，大都習慣於把中共政權看作改革的主導力量，所以他們往往最關注的是中南海的動向。在我看來，這樣理解中國改革，既遠離事實，也不公正。事實上，中國改革始終循著兩條相互較力的邏輯發展著：一條是執政黨的顯在邏輯，即為了保住政權和權貴們的既得利益，發動並堅持「做大蛋糕式」（效益優先）的跛足改革，用滿足被統治者的溫飽來換取民眾對現行制度的認可。
官方的改革邏輯潛含著難以克服的內在矛盾：一、市場經濟與壟斷管制的矛盾。旨在維持經濟高增長的經濟改革，已經使市場化和私有化變成民間自發追求的目標，這種民間目標天然地抗拒政府的壟斷式管制，即要求自由市場和公平競爭的民間經濟，必然要求壟斷式管制和行政權撤出市場。，二、私有化及效率優先與社會公正的矛盾。在公共權力分配極為不平等的前提下，也就是在官權畸形強大而民權畸形弱小的前提下，做大蛋糕、讓一部分先富起來的再分配政策，實質上變成了權貴私有化對全民財富的掠奪，而旨在克服社會公正危機的財富再分配，天然地拒絕「強盜式資本主義」。三、權力市場化和權貴私有化必然造成愈演愈烈的官權腐敗，而反腐敗反剝奪反兩極分化已經成為民間的最大訴求。這種官民對立使政權主導的跛足改革越來越喪失合法性。
另一條改革邏輯是民間的潛在邏輯，由市場制度和民間自利意識的自發動力構成，民間自發的創造財富和保障利益，也就必須自發地要求擴張個體的自由。所以，經濟改革的啟動和個人自由的擴展，政治改革的呼籲和局部制度的變革，不是自上而下的恩賜，而是自下而上的民間推動。與此同時，民間動力表現為對官權施加的越來越大的壓力，民間不滿足於官方固守的跛足改革，而主張政治和經濟、私有化與社會公正相平衡的整體改革。
在根本上，當下中國的貧富兩級分化的根源，絕非資源匱乏和人口太多的限制所致，也並非轉型過程中的必然現象，而是源於官權的富足和民權的貧困的制度性不公，沒有政治權利的公平再分配，也就不可能有經濟利益的公平再分配。所以，民間的自發動力所支持的經濟改革是指向自由而公平的市場化私有化的改革，所反對的是壟斷制度下的權力市場化和權貴私有化，進而指向政治權利再分配的政治改革｜｜民權的不斷擴張和官權的不斷收縮。換言之，民間邏輯（私有化及其個人權利意識）乃根植於人性的內在邏輯，一旦覺醒就難以逆轉，自發地拓展自己的資源範圍和社會基礎，並以爭取民權的訴求對官方邏輯構成挑戰和壓力。
民間邏輯是改革的真正動力
兩種改革邏輯之間的關係，表面上看，顯然是官方邏輯主導改革，而實際上，民間邏輯才是推動改革的真正動力。正是極端的物質貧困和極端的階級鬥爭，讓民間意識到毛澤東體制的危機，這才有了「四五運動」和農村的包產到戶。鄧復出得力於「四五運動」的民意支持，最早開始的農村改革來自當是中國最貧困最低賤的階層││農民││的自發行動，思想解放的主要動力也來自「林彪事件」後的民間覺醒，八十年代的政治改革勢頭也是以知識界啟蒙為先導，之後才是黨內開明派的正面回應。即便是一九九二年鄧南巡發動第二次改革，也來自八九運動的悲壯結局，鄧小平為了彌補六四屠殺給政權合法性和他本人的聲譽帶來的巨大損失......
民間的自發力量推動著改革，官方對改革的推動或阻礙取決於是否順應民間壓力。改革進展，是官方為了自保而順應民間壓力的結果；改革受阻，是官方逆民意而動的結果。在這種民間主動而官權被動的博弈中，每一項局部制度的改革都能進一步釋放民間力量，民間力量一旦釋放出來便不可阻擋。也就是說，中共政權在改革上的每一步推進，大都是民間的自發壓力累積到某個局部臨界點的結果。隨著改革逐步深入，官權的角色也就變得越來越被動。好在，現在的中共政權變得更實用更機會主義，對不斷加大的民間壓力做出靈活的政策調整，這也是官權在六四後維持了十九年穩定的原因所在。
中國改革的每一次局部制度突破的過程大致可以簡化為：一、民間率先進行突破舊體制的自發嘗試，以新的制度代替舊的制度；二、比較開明的地方政府予以認可和支持；三、知識界和新聞界對民間嘗試的輿論支持，使其影響由局部向全國擴展，引發其他地區的模仿；四、最後得到中央政府的認可，先變成政策，後變成法律（如《物權法》）。有些民間長期推動的改革，最終被寫進了憲法（比如人權和保護私有財產的入憲）。
就拿經濟改革來說，推動經濟改革的主要動力，最初來自民間的求生衝動，農民們要掙脫吃不飽飯的絕對貧困處境，才有小崗村人冒著巨大風險簽訂血書，凸現了求生存衝動已經強烈到甘冒政治風險的決絕。正是這種決絕的自發選擇，開啟了中國經濟第一波浪潮。接著是民間追求財富的強烈欲望，鄧小平順應了這種要求，提出「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號召，由此，對財富的極度渴望便成為推動經濟發展的第一動力。
第二次經改來自鄧的恫嚇收買
六四後的第二次經濟改革，來自恫嚇與收買的鄧小平策略。如果說，撲倒在坦克履帶的年輕生命，是鄧小平對民間的道義訴求和政治激情的扼殺，鄧小平的南巡講話不過是政治恐嚇下的利益收買，正是這種雙手策略，一方面扼住民間的道義咽喉，另一方面為民間的財富饑渴鬆綁，釋放出越來越強大、越來越普遍的發財欲望。八十年代的理想主義激情變成九十年代的現實主義欲望，下海的人不再侷限於官倒和個體戶，而是遍及社會的各個階層和所有領域。人人做買賣，個個想發財。八十年代的知識界，見面談的是精神性訴求；九十年代以來，見面談的大都是「錢」。
伴隨著發財欲望復甦的是被長時間壓抑的個人自利意識的覺醒，而個人意識一旦覺醒，整體國家和一元社會的大分化便不可避免，無論是分化的經濟利益還是多元化的文化趣味，最終都要落實到覺醒的個人身上。在政權與個人之間、官與民之間，社會價值抉擇的取向明顯地趨向於個人和民間，而對官方的認同日趨表面化和違心化，以至於官方也不得不承認個人利益的合理性，不得不接受民間及其個人對現行政權的虛假認同。所以，改革三十年的進程，就是個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合理性合法性逐漸得到社會多數的認同的進程，其現實過程也就是不可阻擋的市場化和私有化。
只要承認市場經濟和私有化，政府就無法完全控制經濟活動和壟斷所有經濟資源，因而也就失去了全面監控民間社會和個人生活的經濟手段。所以，代替整體國家的是民間資源的自發成長（民營經濟和民間財富的迅速增長），民營經濟從無到有、從國有經濟的陪襯發展為取代國有經濟而成為支撐整個經濟和政府稅收的主體，民間財富的規模和品質也已經達到足以影響政府決策的程度，同時帶動了其他資源流出政權的掌控而成為民間資源。
三十年最突出特徵：跛足改革
中國的三十年改革，最突出的特徵是跛足，而跛足必然導致改革的走走停停，有時甚至出現明顯停滯的和倒退（如六四後的兩年，大有復辟毛澤東時代的勢頭）。如此坎坷艱難的改革進程，不是因為民眾的愚昧、懶惰和守舊，而是因為中共固守獨裁權力構成改革難以突破的瓶頸。這種以「保權」為第一要務的保守心態，最突出的特徵是對民間力量的恐懼。保守和恐懼，不但讓統治集團缺乏創新能力，在體制內形成劣幣逐良幣的逆淘汰，而且經常壓制和扼殺民間的首創精神，甚至不惜動用全副武裝的軍隊鎮壓徒手爭自由的平民。
進入新世紀以來，雖然發財致富仍然是推動中國經濟發展的主要動力，但鑒於跛足改革所積累的社會危機日趨嚴重，個人意識的覺醒已經由單項的金錢饑渴擴展到權利意識的覺醒，如果說，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國人要求的自由民主大都還停留在抽象的理念層面上，那麼，進入二十一世紀，國人所要求的自由民主及政治性、社會性的權利，已經與具體的實實在在的利益訴求密切相關，即便僅僅是為了對權益受損的補償或求得個人財產的安全及增值，也要爭取相應的公民權利；為了利益再分配的公正和機會的平等（哪怕只是相對的公正），為了保證個人的信仰、思想、言論和興趣不受強制侵犯，就迫切需要對極端不平等的政治權利進行再分配──以個人自由、權利平等和社會公正為目標的權利再分配──而政治的經濟的社會的諸種權利的再分配又只能通過政治改革來完成。
更重要的是，人們已經認識到：沒有政治權利的保障，分散的個人無以抗衡強大衙門及其官員和執法者的任意強制，個人無法獲得追求自身利益的平等機會，個人無法擁有公開表達自己的信仰、思想和趣味的言論自由，個人財產也無法得到法治化的安全保障，個人權益受到政府侵害時也很難討還公道──很難得到制度性的輿論救濟和法律救濟。所以，無論是為了保證私人財產的安全和增值，還是為了爭取自身發展的機會；無論是為了爭取人權，還是受害者為了討還公道；無論是為了再分配的社會公正，還是為了民眾的長遠利益......除了極少數權貴家族之外，其他的階層，無論是改革的受益者還是受損者，都將為了切身權益而要求應得的政治權利。
因為在中國當下的制度下，權力是發財致富的最佳工具，最富有的極少數人，不是每年上了中國福布斯財富榜的私人老闆，而是從中央到地方的大大小小的權貴家族。所以，改革的受損階層就更需要政治權利來爭取應得的利益，因為他們先天的弱勢，使之在利益再分配中受到了最不公正的對待，而爭取公正待遇的最佳辦法，與其通過乞求自上而下恩賜的幾片麵包，遠不如自下而上地爭取到國民權利。
中國的變革走到今天，官方宣傳的未來目標是「小康社會」，而民間追求的是人的解放和民的富足。現在，民間動力以網路技術和民間維權為依託，也已經成為推動現行政治制度漸進革新的有效路徑。無論現政權如何害怕和阻止，政治變革非但無法迴避，恰恰相反，所有的推動變革力量││國內體制內外的力量和國際主流社會的壓力││越來越聚焦於政治改革這一核心問題。
二○○八年二月二十一日於北京家中
Subscribe to:
Posts (At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