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曉波----改革三十年的民間動力

改革三十年的民間動力◎ 劉曉波: "　　今年是中國改革三十年，官方也在準備高調紀念，進行隆重的自我讚美，將改革的所有功績佔為己有。在官方的自我加封儀式舉行之前，已經有越來越多的紀念性言論和反思性文章陸續面世。遺憾的是，迄今為止的絕大多數文章所談論的主角都是官權，要麼是對官權發動改革的獻媚性記憶和經驗總結，要麼是對官權主導的跛足改革的批判、甚至否定。即便是那些以底層代言自稱的各類知識人，也很少談論中國改革的民間動力。官方紀念還未開始，為官權評功擺好的話語就已經鋪天蓋地，而關注民間動力的言說，即便不是一片空白，起碼也是鳳毛麟角。

描述改革的兩種邏輯

描述中國改革有兩種邏輯，一種是自上而下的官權邏輯，以一九七八年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為標誌，無論是中國知識界還是西方漢學界，大都習慣於把中共政權看作改革的主導力量，所以他們往往最關注的是中南海的動向。在我看來，這樣理解中國改革，既遠離事實，也不公正。事實上，中國改革始終循著兩條相互較力的邏輯發展著：一條是執政黨的顯在邏輯，即為了保住政權和權貴們的既得利益，發動並堅持「做大蛋糕式」（效益優先）的跛足改革，用滿足被統治者的溫飽來換取民眾對現行制度的認可。

官方的改革邏輯潛含著難以克服的內在矛盾：一、市場經濟與壟斷管制的矛盾。旨在維持經濟高增長的經濟改革，已經使市場化和私有化變成民間自發追求的目標，這種民間目標天然地抗拒政府的壟斷式管制，即要求自由市場和公平競爭的民間經濟，必然要求壟斷式管制和行政權撤出市場。，二、私有化及效率優先與社會公正的矛盾。在公共權力分配極為不平等的前提下，也就是在官權畸形強大而民權畸形弱小的前提下，做大蛋糕、讓一部分先富起來的再分配政策，實質上變成了權貴私有化對全民財富的掠奪，而旨在克服社會公正危機的財富再分配，天然地拒絕「強盜式資本主義」。三、權力市場化和權貴私有化必然造成愈演愈烈的官權腐敗，而反腐敗反剝奪反兩極分化已經成為民間的最大訴求。這種官民對立使政權主導的跛足改革越來越喪失合法性。

另一條改革邏輯是民間的潛在邏輯，由市場制度和民間自利意識的自發動力構成，民間自發的創造財富和保障利益，也就必須自發地要求擴張個體的自由。所以，經濟改革的啟動和個人自由的擴展，政治改革的呼籲和局部制度的變革，不是自上而下的恩賜，而是自下而上的民間推動。與此同時，民間動力表現為對官權施加的越來越大的壓力，民間不滿足於官方固守的跛足改革，而主張政治和經濟、私有化與社會公正相平衡的整體改革。

在根本上，當下中國的貧富兩級分化的根源，絕非資源匱乏和人口太多的限制所致，也並非轉型過程中的必然現象，而是源於官權的富足和民權的貧困的制度性不公，沒有政治權利的公平再分配，也就不可能有經濟利益的公平再分配。所以，民間的自發動力所支持的經濟改革是指向自由而公平的市場化私有化的改革，所反對的是壟斷制度下的權力市場化和權貴私有化，進而指向政治權利再分配的政治改革｜｜民權的不斷擴張和官權的不斷收縮。換言之，民間邏輯（私有化及其個人權利意識）乃根植於人性的內在邏輯，一旦覺醒就難以逆轉，自發地拓展自己的資源範圍和社會基礎，並以爭取民權的訴求對官方邏輯構成挑戰和壓力。

民間邏輯是改革的真正動力

兩種改革邏輯之間的關係，表面上看，顯然是官方邏輯主導改革，而實際上，民間邏輯才是推動改革的真正動力。正是極端的物質貧困和極端的階級鬥爭，讓民間意識到毛澤東體制的危機，這才有了「四五運動」和農村的包產到戶。鄧復出得力於「四五運動」的民意支持，最早開始的農村改革來自當是中國最貧困最低賤的階層││農民││的自發行動，思想解放的主要動力也來自「林彪事件」後的民間覺醒，八十年代的政治改革勢頭也是以知識界啟蒙為先導，之後才是黨內開明派的正面回應。即便是一九九二年鄧南巡發動第二次改革，也來自八九運動的悲壯結局，鄧小平為了彌補六四屠殺給政權合法性和他本人的聲譽帶來的巨大損失......

民間的自發力量推動著改革，官方對改革的推動或阻礙取決於是否順應民間壓力。改革進展，是官方為了自保而順應民間壓力的結果；改革受阻，是官方逆民意而動的結果。在這種民間主動而官權被動的博弈中，每一項局部制度的改革都能進一步釋放民間力量，民間力量一旦釋放出來便不可阻擋。也就是說，中共政權在改革上的每一步推進，大都是民間的自發壓力累積到某個局部臨界點的結果。隨著改革逐步深入，官權的角色也就變得越來越被動。好在，現在的中共政權變得更實用更機會主義，對不斷加大的民間壓力做出靈活的政策調整，這也是官權在六四後維持了十九年穩定的原因所在。

中國改革的每一次局部制度突破的過程大致可以簡化為：一、民間率先進行突破舊體制的自發嘗試，以新的制度代替舊的制度；二、比較開明的地方政府予以認可和支持；三、知識界和新聞界對民間嘗試的輿論支持，使其影響由局部向全國擴展，引發其他地區的模仿；四、最後得到中央政府的認可，先變成政策，後變成法律（如《物權法》）。有些民間長期推動的改革，最終被寫進了憲法（比如人權和保護私有財產的入憲）。

就拿經濟改革來說，推動經濟改革的主要動力，最初來自民間的求生衝動，農民們要掙脫吃不飽飯的絕對貧困處境，才有小崗村人冒著巨大風險簽訂血書，凸現了求生存衝動已經強烈到甘冒政治風險的決絕。正是這種決絕的自發選擇，開啟了中國經濟第一波浪潮。接著是民間追求財富的強烈欲望，鄧小平順應了這種要求，提出「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號召，由此，對財富的極度渴望便成為推動經濟發展的第一動力。

第二次經改來自鄧的恫嚇收買

六四後的第二次經濟改革，來自恫嚇與收買的鄧小平策略。如果說，撲倒在坦克履帶的年輕生命，是鄧小平對民間的道義訴求和政治激情的扼殺，鄧小平的南巡講話不過是政治恐嚇下的利益收買，正是這種雙手策略，一方面扼住民間的道義咽喉，另一方面為民間的財富饑渴鬆綁，釋放出越來越強大、越來越普遍的發財欲望。八十年代的理想主義激情變成九十年代的現實主義欲望，下海的人不再侷限於官倒和個體戶，而是遍及社會的各個階層和所有領域。人人做買賣，個個想發財。八十年代的知識界，見面談的是精神性訴求；九十年代以來，見面談的大都是「錢」。

伴隨著發財欲望復甦的是被長時間壓抑的個人自利意識的覺醒，而個人意識一旦覺醒，整體國家和一元社會的大分化便不可避免，無論是分化的經濟利益還是多元化的文化趣味，最終都要落實到覺醒的個人身上。在政權與個人之間、官與民之間，社會價值抉擇的取向明顯地趨向於個人和民間，而對官方的認同日趨表面化和違心化，以至於官方也不得不承認個人利益的合理性，不得不接受民間及其個人對現行政權的虛假認同。所以，改革三十年的進程，就是個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合理性合法性逐漸得到社會多數的認同的進程，其現實過程也就是不可阻擋的市場化和私有化。

只要承認市場經濟和私有化，政府就無法完全控制經濟活動和壟斷所有經濟資源，因而也就失去了全面監控民間社會和個人生活的經濟手段。所以，代替整體國家的是民間資源的自發成長（民營經濟和民間財富的迅速增長），民營經濟從無到有、從國有經濟的陪襯發展為取代國有經濟而成為支撐整個經濟和政府稅收的主體，民間財富的規模和品質也已經達到足以影響政府決策的程度，同時帶動了其他資源流出政權的掌控而成為民間資源。

三十年最突出特徵：跛足改革

中國的三十年改革，最突出的特徵是跛足，而跛足必然導致改革的走走停停，有時甚至出現明顯停滯的和倒退（如六四後的兩年，大有復辟毛澤東時代的勢頭）。如此坎坷艱難的改革進程，不是因為民眾的愚昧、懶惰和守舊，而是因為中共固守獨裁權力構成改革難以突破的瓶頸。這種以「保權」為第一要務的保守心態，最突出的特徵是對民間力量的恐懼。保守和恐懼，不但讓統治集團缺乏創新能力，在體制內形成劣幣逐良幣的逆淘汰，而且經常壓制和扼殺民間的首創精神，甚至不惜動用全副武裝的軍隊鎮壓徒手爭自由的平民。

進入新世紀以來，雖然發財致富仍然是推動中國經濟發展的主要動力，但鑒於跛足改革所積累的社會危機日趨嚴重，個人意識的覺醒已經由單項的金錢饑渴擴展到權利意識的覺醒，如果說，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國人要求的自由民主大都還停留在抽象的理念層面上，那麼，進入二十一世紀，國人所要求的自由民主及政治性、社會性的權利，已經與具體的實實在在的利益訴求密切相關，即便僅僅是為了對權益受損的補償或求得個人財產的安全及增值，也要爭取相應的公民權利；為了利益再分配的公正和機會的平等（哪怕只是相對的公正），為了保證個人的信仰、思想、言論和興趣不受強制侵犯，就迫切需要對極端不平等的政治權利進行再分配──以個人自由、權利平等和社會公正為目標的權利再分配──而政治的經濟的社會的諸種權利的再分配又只能通過政治改革來完成。

更重要的是，人們已經認識到：沒有政治權利的保障，分散的個人無以抗衡強大衙門及其官員和執法者的任意強制，個人無法獲得追求自身利益的平等機會，個人無法擁有公開表達自己的信仰、思想和趣味的言論自由，個人財產也無法得到法治化的安全保障，個人權益受到政府侵害時也很難討還公道──很難得到制度性的輿論救濟和法律救濟。所以，無論是為了保證私人財產的安全和增值，還是為了爭取自身發展的機會；無論是為了爭取人權，還是受害者為了討還公道；無論是為了再分配的社會公正，還是為了民眾的長遠利益......除了極少數權貴家族之外，其他的階層，無論是改革的受益者還是受損者，都將為了切身權益而要求應得的政治權利。

因為在中國當下的制度下，權力是發財致富的最佳工具，最富有的極少數人，不是每年上了中國福布斯財富榜的私人老闆，而是從中央到地方的大大小小的權貴家族。所以，改革的受損階層就更需要政治權利來爭取應得的利益，因為他們先天的弱勢，使之在利益再分配中受到了最不公正的對待，而爭取公正待遇的最佳辦法，與其通過乞求自上而下恩賜的幾片麵包，遠不如自下而上地爭取到國民權利。

中國的變革走到今天，官方宣傳的未來目標是「小康社會」，而民間追求的是人的解放和民的富足。現在，民間動力以網路技術和民間維權為依託，也已經成為推動現行政治制度漸進革新的有效路徑。無論現政權如何害怕和阻止，政治變革非但無法迴避，恰恰相反，所有的推動變革力量││國內體制內外的力量和國際主流社會的壓力││越來越聚焦於政治改革這一核心問題。

二○○八年二月二十一日於北京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