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辛亥革命一百週年。 在上個世紀的頭十年，中國正處於大動蕩的前夜。 不論是在朝，還是在野，對可能到來的風暴都心知肚明，只是各方的盤算截然不同。 體制內的主政者，儘管萬分的不情願，還是在內外的重壓下，做出了改革的姿態。 而體制外且已經全面醞釀並著手革命了——終於，辛亥革命在整整一百年前爆發了。
關於中國當時的未來，以及中國應該如何變革，當時大體有三種策劃：第一種策劃是以康有為梁啟超為代表的戊戌維新派，他們主張樹立光緒新權威並對舊體制進行休克療法。 結果是他們自己被“休克”了，而令他們休克的正是以光緒母親慈禧為代表的垂簾派。 第二種是以洋務派大臣張之洞以及早先的曾國藩李鴻章為代表的溫和改革路線。 陳寅恪的父親陳三立也是這個思路的積極支持者。 他們認為康樑的路線過於激進、過於極端，藥力過猛，現行體制承受不了，一旦啟動，反而攪了改革的好局。 因此他們主張對現行體制進行循序漸進的和平演變，一切徐徐圖之，邊走邊看，淡定以對。 他們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說服了慈禧。 所以才有了後來的預備立憲。 第三種是以孫文為代表的同盟會，他們斷然拒絕任何體制內改革的可能性，認為無論如何滿清執政黨再也沒有資格在中土繼續統治下去，必須走人。 在這一點上沒有任何討價還價的餘地，並準備以暴力手段實現之。
上述三個策劃的共同之處是他們都認為自己給中國找到了最好的出路。 問題是，這三條路後來沒有一條真正改變了中國。 體制內激進變革派命運最慘，想在體制內實現自宮式的革命，反而被體制內外所共同拋棄。 體制外的革命派想推倒重來，愛新覺羅家族當然堅決不答應。 頭可斷、血可流，祖宗的江山不可丟。 體制內漸進改革派既要保住大清的江山，又想以改革來化解改制。 他們有個響亮的理由，中國不能亂。 雖然滿清政府腐朽不堪，怨聲載道，但是他們還是聲稱看不到任何政治力量可以取代他們。 最終，溥儀終於要面對他和他家族最不願意看到的一幕：江山易手。 民國雖然驅逐了韃虜。 但是清王朝的夢魘仍然繼續糾纏著國民黨人。 他們既要面對內憂又要面對外患，在中國大陸苦苦支撐了三十多年之後，不得不一走台灣了之。 因此，面對百年前的問題，我們今天還得繼續思考，而且思路也沒有超出上面的三種。
平心而論，上面三種救國方案中，第二種思路聽起來最為穩當，最為可取，因為它造成的震盪可能最小，因而代價也最小。 如果長達兩千多年的中央集權大一統君主專制能夠做到軟著陸，實現平順轉型，還有什麼比這個更好的呢？ 然而，接著要問的問題是，為什麼這麼好的路卻同樣也走不通？
因為要走通這條路，有前提條件需要滿足。 王朝統治者要真心讓權，官員不能繼續腐敗，民眾要耐心，革命派要接受招安。 如果王朝統治者讓革命黨人看出預備立憲只是緩兵之計，那麼革命黨人肯定不會罷休。 如果革命黨人認定清王朝即將垮塌，他們肯定不願意加入體制收招安，谁愿意搭乘末班車駛向廢車解體廠？ 如果滿清政府不能製止包括他們自己在內的官員金盆洗手，而是放縱他們爭搶最後一道菜，那麼，民眾就不可能有耐心。 因此，好心的體制改革派就得不到漸進改革所最需要的時間。 沒有足夠的時間，演化式改革的生米就煲不成熟飯。 這種改革需要一個反改革的政治前提，即民眾的一舉一動，必須像廣播體操一樣配合統治者的意圖。 在他們看來，只有這樣，國家才好治理；只要這樣，國家一定能治理好。 然而，民眾早就沒有耐心了，不願意再做廣播體操了。 為了獲得推進改革所必須的共識政府必須得到民眾的信任。 然而，他們早就失信於民了。 這樣的改革最需要合法性。 然而，合法性早就流失一空了。 進一步的悖論是，沒有壓力，當局不會被觸動；一旦有壓力，當局又承受不了。
自百年前以來，很多非常理性的人士都認為，要解決中國的問題，離不開強權統治者。 他們相信，沒有由來已久的那種強權體制就撐不起中國這個大攤子。 然而，每個王朝的結局都告訴人們，不是中國人不要這樣的強權，而是終究有一日，曾經不可一世的強權自身實在支撐不去了。 它們實在是太累了，太弱了，已經撐到極限了。 這一事實是所謂認可第二種方案的人所必需面對的。 強權不能持久，這該怎麼辦？ 人們可以嚮往強權，但是不能阻止強權辜負人們的期望。
一百多年前滿清政府答應預備立憲，一百多年後中國人期盼預備政改。 一百多年前，中國要通過市場化、民主化這兩項大考；一百多年後的今天，中國還蹣跚在通向這兩項大考的路上。 愛新覺羅家族亡了，國民黨人走了，但是一百多年來下面這些困擾中國人的問題一直拒絕離開：是安定，還是動亂？ 是體制內、還是體制外？ 是激進，還是漸進？ 是改革，還是改制？ 是問題，還是主義？ 是普世，還是國情？ 是專政，還是憲政？ 這些是未來中國越來越需要思考的問題！
在問及中國問題之解的時候，許多朋友都回答我：強權就是答案，中國不可一日無強權。 然而，我要說：強權不是答案！
今年是辛亥革命一百週年。 在上個世紀的頭十年，中國正處於大動蕩的前夜。 不論是在朝，還是在野，對可能到來的風暴都心知肚明，只是各方的盤算截然不同。 體制內的主政者，儘管萬分的不情願，還是在內外的重壓下，做出了改革的姿態。 而體制外且已經全面醞釀並著手革命了——終於，辛亥革命在整整一百年前爆發了。
關於中國當時的未來，以及中國應該如何變革，當時大體有三種策劃：第一種策劃是以康有為梁啟超為代表的戊戌維新派，他們主張樹立光緒新權威並對舊體制進行休克療法。 結果是他們自己被“休克”了，而令他們休克的正是以光緒母親慈禧為代表的垂簾派。 第二種是以洋務派大臣張之洞以及早先的曾國藩李鴻章為代表的溫和改革路線。 陳寅恪的父親陳三立也是這個思路的積極支持者。 他們認為康樑的路線過於激進、過於極端，藥力過猛，現行體制承受不了，一旦啟動，反而攪了改革的好局。 因此他們主張對現行體制進行循序漸進的和平演變，一切徐徐圖之，邊走邊看，淡定以對。 他們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說服了慈禧。 所以才有了後來的預備立憲。 第三種是以孫文為代表的同盟會，他們斷然拒絕任何體制內改革的可能性，認為無論如何滿清執政黨再也沒有資格在中土繼續統治下去，必須走人。 在這一點上沒有任何討價還價的餘地，並準備以暴力手段實現之。
上述三個策劃的共同之處是他們都認為自己給中國找到了最好的出路。 問題是，這三條路後來沒有一條真正改變了中國。 體制內激進變革派命運最慘，想在體制內實現自宮式的革命，反而被體制內外所共同拋棄。 體制外的革命派想推倒重來，愛新覺羅家族當然堅決不答應。 頭可斷、血可流，祖宗的江山不可丟。 體制內漸進改革派既要保住大清的江山，又想以改革來化解改制。 他們有個響亮的理由，中國不能亂。 雖然滿清政府腐朽不堪，怨聲載道，但是他們還是聲稱看不到任何政治力量可以取代他們。 最終，溥儀終於要面對他和他家族最不願意看到的一幕：江山易手。 民國雖然驅逐了韃虜。 但是清王朝的夢魘仍然繼續糾纏著國民黨人。 他們既要面對內憂又要面對外患，在中國大陸苦苦支撐了三十多年之後，不得不一走台灣了之。 因此，面對百年前的問題，我們今天還得繼續思考，而且思路也沒有超出上面的三種。
平心而論，上面三種救國方案中，第二種思路聽起來最為穩當，最為可取，因為它造成的震盪可能最小，因而代價也最小。 如果長達兩千多年的中央集權大一統君主專制能夠做到軟著陸，實現平順轉型，還有什麼比這個更好的呢？ 然而，接著要問的問題是，為什麼這麼好的路卻同樣也走不通？
因為要走通這條路，有前提條件需要滿足。 王朝統治者要真心讓權，官員不能繼續腐敗，民眾要耐心，革命派要接受招安。 如果王朝統治者讓革命黨人看出預備立憲只是緩兵之計，那麼革命黨人肯定不會罷休。 如果革命黨人認定清王朝即將垮塌，他們肯定不願意加入體制收招安，谁愿意搭乘末班車駛向廢車解體廠？ 如果滿清政府不能製止包括他們自己在內的官員金盆洗手，而是放縱他們爭搶最後一道菜，那麼，民眾就不可能有耐心。 因此，好心的體制改革派就得不到漸進改革所最需要的時間。 沒有足夠的時間，演化式改革的生米就煲不成熟飯。 這種改革需要一個反改革的政治前提，即民眾的一舉一動，必須像廣播體操一樣配合統治者的意圖。 在他們看來，只有這樣，國家才好治理；只要這樣，國家一定能治理好。 然而，民眾早就沒有耐心了，不願意再做廣播體操了。 為了獲得推進改革所必須的共識政府必須得到民眾的信任。 然而，他們早就失信於民了。 這樣的改革最需要合法性。 然而，合法性早就流失一空了。 進一步的悖論是，沒有壓力，當局不會被觸動；一旦有壓力，當局又承受不了。
自百年前以來，很多非常理性的人士都認為，要解決中國的問題，離不開強權統治者。 他們相信，沒有由來已久的那種強權體制就撐不起中國這個大攤子。 然而，每個王朝的結局都告訴人們，不是中國人不要這樣的強權，而是終究有一日，曾經不可一世的強權自身實在支撐不去了。 它們實在是太累了，太弱了，已經撐到極限了。 這一事實是所謂認可第二種方案的人所必需面對的。 強權不能持久，這該怎麼辦？ 人們可以嚮往強權，但是不能阻止強權辜負人們的期望。
一百多年前滿清政府答應預備立憲，一百多年後中國人期盼預備政改。 一百多年前，中國要通過市場化、民主化這兩項大考；一百多年後的今天，中國還蹣跚在通向這兩項大考的路上。 愛新覺羅家族亡了，國民黨人走了，但是一百多年來下面這些困擾中國人的問題一直拒絕離開：是安定，還是動亂？ 是體制內、還是體制外？ 是激進，還是漸進？ 是改革，還是改制？ 是問題，還是主義？ 是普世，還是國情？ 是專政，還是憲政？ 這些是未來中國越來越需要思考的問題！
在問及中國問題之解的時候，許多朋友都回答我：強權就是答案，中國不可一日無強權。 然而，我要說：強權不是答案！
上述三個策劃的共同之處是他們都認為自己給中國找到了最好的出路。 問題是，這三條路後來沒有一條真正改變了中國。 體制內激進變革派命運最慘，想在體制內實現自宮式的革命，反而被體制內外所共同拋棄。 體制外的革命派想推倒重來，愛新覺羅家族當然堅決不答應。 頭可斷、血可流，祖宗的江山不可丟。 體制內漸進改革派既要保住大清的江山，又想以改革來化解改制。 他們有個響亮的理由，中國不能亂。 雖然滿清政府腐朽不堪，怨聲載道，但是他們還是聲稱看不到任何政治力量可以取代他們。 最終，溥儀終於要面對他和他家族最不願意看到的一幕：江山易手。 民國雖然驅逐了韃虜。 但是清王朝的夢魘仍然繼續糾纏著國民黨人。 他們既要面對內憂又要面對外患，在中國大陸苦苦支撐了三十多年之後，不得不一走台灣了之。 因此，面對百年前的問題，我們今天還得繼續思考，而且思路也沒有超出上面的三種。
平心而論，上面三種救國方案中，第二種思路聽起來最為穩當，最為可取，因為它造成的震盪可能最小，因而代價也最小。 如果長達兩千多年的中央集權大一統君主專制能夠做到軟著陸，實現平順轉型，還有什麼比這個更好的呢？ 然而，接著要問的問題是，為什麼這麼好的路卻同樣也走不通？
因為要走通這條路，有前提條件需要滿足。 王朝統治者要真心讓權，官員不能繼續腐敗，民眾要耐心，革命派要接受招安。 如果王朝統治者讓革命黨人看出預備立憲只是緩兵之計，那麼革命黨人肯定不會罷休。 如果革命黨人認定清王朝即將垮塌，他們肯定不願意加入體制收招安，谁愿意搭乘末班車駛向廢車解體廠？ 如果滿清政府不能製止包括他們自己在內的官員金盆洗手，而是放縱他們爭搶最後一道菜，那麼，民眾就不可能有耐心。 因此，好心的體制改革派就得不到漸進改革所最需要的時間。 沒有足夠的時間，演化式改革的生米就煲不成熟飯。 這種改革需要一個反改革的政治前提，即民眾的一舉一動，必須像廣播體操一樣配合統治者的意圖。 在他們看來，只有這樣，國家才好治理；只要這樣，國家一定能治理好。 然而，民眾早就沒有耐心了，不願意再做廣播體操了。 為了獲得推進改革所必須的共識政府必須得到民眾的信任。 然而，他們早就失信於民了。 這樣的改革最需要合法性。 然而，合法性早就流失一空了。 進一步的悖論是，沒有壓力，當局不會被觸動；一旦有壓力，當局又承受不了。
自百年前以來，很多非常理性的人士都認為，要解決中國的問題，離不開強權統治者。 他們相信，沒有由來已久的那種強權體制就撐不起中國這個大攤子。 然而，每個王朝的結局都告訴人們，不是中國人不要這樣的強權，而是終究有一日，曾經不可一世的強權自身實在支撐不去了。 它們實在是太累了，太弱了，已經撐到極限了。 這一事實是所謂認可第二種方案的人所必需面對的。 強權不能持久，這該怎麼辦？ 人們可以嚮往強權，但是不能阻止強權辜負人們的期望。
一百多年前滿清政府答應預備立憲，一百多年後中國人期盼預備政改。 一百多年前，中國要通過市場化、民主化這兩項大考；一百多年後的今天，中國還蹣跚在通向這兩項大考的路上。 愛新覺羅家族亡了，國民黨人走了，但是一百多年來下面這些困擾中國人的問題一直拒絕離開：是安定，還是動亂？ 是體制內、還是體制外？ 是激進，還是漸進？ 是改革，還是改制？ 是問題，還是主義？ 是普世，還是國情？ 是專政，還是憲政？ 這些是未來中國越來越需要思考的問題！
在問及中國問題之解的時候，許多朋友都回答我：強權就是答案，中國不可一日無強權。 然而，我要說：強權不是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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