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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nday, January 16, 2011

張軼東----辛亥革命解釋權之爭

二○一一年:辛亥革命解釋權之爭


(美國)張軼東

最後一個「饅頭」


曾經有過這麼一個笑話:一個人先後吃了五個饅頭都沒有覺得飽,而再吃第六個饅頭時突然飽了。他說:「啊呀!早知如此,我何必吃那五個饅頭呢?我只要吃那第六個饅頭不就飽了嗎?」顯然他不懂得黑格爾辯證法中「量變到質變」的那一條規律,不知道前面吃的那五個饅頭是為第六個饅頭墊底的。

一百年前發生的武昌起義,其實就是量變到質變的一個例子。在此前孫中山先生領導的革命黨曾經在兩廣邊陲地帶發動了目的在推翻滿清的十次武裝起義(即吃了十個饅頭)都失敗了,其中以一九一一年三月二十九日的廣州黃花崗起義失敗得最為慘烈(僅有名姓的死難起義者即七十二人)。時人(包括立憲維新派的康梁等)都嘲笑「孫大炮」異想天開。殊不知黃花崗起義就是當時中國人民「吃飽」之前的最後一個饅頭。於是同年十月十日的武昌起義(當然還有川漢鐵路事件等配料)終於成為最後一個饅頭。這一「飽」可不得了:不僅滿清王朝被推翻了,而且中國幾千年的皇帝制度也結束了。


既然今年是辛亥革命一百周年大慶,當今中國人的各種政治和社會勢力都要評價和討論這一事件的意義。然而,當前中國政治形勢與中國辛亥革命前中國政治形勢的相似之處,是對於中國人民一方有利而對於中共政權一方不利的。這樣就造成在整個二○一一年中,對於辛亥革命的解釋會形成兩個不同的方向。這不是理論家和歷史學家們之間的爭論,而是地地道道的爭奪辛亥革命解釋權的戰爭了。估計這場戰爭將打到二○一一年底。戰爭的結果不是哪一方誰對誰錯的問題,而是十三億中國人民經過這一場戰爭覺醒到什麼程度,從而形成推翻中共一黨專政制度的力量將有多大。


封建家族王朝在20世紀的變種


現在我們來看看這場戰爭中雙方的情勢。首先說中共一方:中共將要對辛亥革命作的解釋不外乎以毛澤東的《論人民民主專政》一文作基準。他們將說的話不外乎:辛亥革命是失敗的,但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中國人民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於是到今天,「歷史選擇了中國共產黨」,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西方的什麼民主,人權,自由,三權分立和普世價值等是不符合中國國情的。中國一定要堅持走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即堅持中共的一黨專政制度)等等。


在民主一方看來:當前中國的政治形勢和辛亥革命前的政治形勢極其相似。當前中共政權和辛亥革命前滿清政權的處境也極其相似。這已是禿頭上的蟲子明擺著的,也是中共政權最忌諱的(不是有一家報紙說到這一點就被整肅了嗎?)。一黨專政是封建家族王朝在二十世紀的變種。現在是二十一世紀了,世界潮流和十三億中國人民的覺醒,也應當使這個「變種」離開歷史舞台了。不是說:類似的歷史事件第一次出現是悲劇,第二次則是喜劇嗎?那末雖然一九一一年的辛亥革命使封建家族王朝留下一個變種,於是乎二○一一年以後新的辛亥革命就應該徹底打掃掉這個「變種」了。



再說:中共自已也不敢說「走俄國人的路」了。「俄國人的路」是一條什麼路呢?斯大林說彼得一世從俄國農民身上剝去三層皮而建立了資本主義。而他自己則以幾百萬前蘇聯農民、黨員和知識分子的白骨作基礎而實現了工業化。斯大林時代(一九二四──一九五三年)的確使落後的俄羅斯變成了當時世界上第二強大的工業國,並且戰勝了法西斯德國。這個歷史功績比中共六十年以八千萬中國人的白骨作基地建立的歷史功績應該是大得多吧?但是歷史發展僅僅七十四年,當蘇維埃的一黨專政制度和世界文明發展的客觀趨勢衝突到一定程度時,蘇聯人民照樣拋棄了蘇共並解體了前蘇聯。


其實早在上世紀五十年代中葉蘇共二十大批判斯大林之後,毛澤東就不敢說中國要走「俄國人的路」了(走俄國人的路不等於斯大林的今天就是他毛澤東自己的明天嗎?)。而在一九九一年前蘇聯解體之後,中共更不敢說「走俄國人的路」了,而是說什麼走「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了。但是不管你願意與否,今天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好像一列火車還是遠行在與「俄國人的路」相並行的一條軌道上。毛澤東的三十年不用說了,鄧小平時代和赫魯曉夫時代不是有許多相似之點嗎?江澤民和胡錦濤時代不是和勃列日涅夫時代有許多相似之點嗎?列車是無法不在固定的軌道上運行的。前蘇聯的「最後一站」不會就是中共政權的「最後一站」嗎?


革命形勢從量變到質變


有人會說:辛亥革命前革命黨人發動了十次起義,即那時的中國人民吃了「十個饅頭」墊底,才有第十一個「饅頭」(武昌起義)完成了辛亥革命。現在十三億中國人民在中共強大的暴力壓迫下,哪有過一次武裝起義呢?即是說:現在的中國人民一個饅頭也沒有吃,怎麼會有「最後吃飽」的那一個「饅頭」呢?要知道:饅頭是各種各樣的:楊佳,甕安,鄧玉嬌,唐福珍,上海大火等都不是饅頭嗎?不都在為中國人民的「肚子」(早已怒火欲燃了)墊底嗎?既然「量變到質變」是事物發展的客觀規律,誰知道哪一天中國人民就「吃飽了」呢?


一九一一年從黃花崗起義到武昌起義「量變到質變」的一個特點,就是革命形勢發展成熟了。那就是上層已經不能用舊的方式統治下去了,而下層人民不能用舊的方式生活下去了。這時全國人民的覺醒程度就會在短時期內迅速地、大幅度而大面積地提高。於是武昌起義一聲炮響,全國響應,清朝崩潰。今天中國的政治形勢不也是在朝著這個方向上走著的嗎?誰知道哪一天哪裡一聲炮響,全國響應,來一個百市千縣萬鄉的全民同時暴力反抗。你二百三十萬正規軍,百萬武警和千萬公安(何況誰能保證他們中沒有誰會掉轉槍口起義呢?)又能奈何?


於是綜合以上所分析的形勢,在二○一一年發生的民主與專政之間爭奪辛亥革命解釋權之爭,民主一方擁有絕對優勢,而專政一方只有絕對劣勢的。但這並不是說民主一方可以不費力地打勝這一場戰爭。民主一方關於這一場戰爭的戰略目標應該是:最大限度地利用辛亥革命一百周年來教育人民,爭取他們最迅速、最大幅度和最大面積的覺醒,從而加速埋葬中共一黨專政制度的到來。因此不能只打遭遇戰和其它零星的戰鬥,應講究戰略和戰術,有條件時可以組織打幾場殲滅戰,把那些御用文人(包括什麼馬朝旭和姜瑜之類的中國「薩達姆」)駁得體無完膚,啞口無言,原形畢露,連招架功夫都沒有。那才大快人心呢!


站在民主一方的理論家和歷史學家們:在二○一一年的爭奪辛亥革命解釋權的戰爭中,我們不只是在解釋歷史,而且是在創造歷史。讓我們準備為新的辛亥革命的勝利而歡呼吧!


二○一一年一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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