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監復------打破「一個主義」的思想禁錮

胡績偉訪談錄

──從言論出版自由做起，打破「一個主義」的思想禁錮
（大陸）姚監復

　　胡績偉老人認為：「世界上根本不存在『一個主義』時代。」一些獨裁政體的統治者，從希特勒、斯大林到毛澤東，宣傳「一個主義」，是為了通過壟斷思想，達到建立一個領袖、一個黨的法西斯專制制度，壟斷政治的目的。因此，胡老認為必須打破「一個主義」的禁錮，當前可從落實憲法賦予公民的言論自由、出版自由的權利做起。

　　一、馬克思質問報刊檢查官：為什麼你們要求精神只能有一種存在形式？

　　毛澤東制定了「輿論一律」的專制主義的愚民政策，接班人照章行事，壟斷思想，只准唱主旋律，繼續堅持「一個主義」，否則就是「資產階級自由化」。對於這類壟斷思想的檢察官，馬克思早在一八四二年一月十五日寫出了尖銳的《評普魯士最近的書報檢查令》（中央編譯局譯，《馬恩全集》，一九五六年十二月，第一卷，第3-31頁）。馬克思質問書報檢查官：

　　「你們讚美大自然悅人心目的千變萬化和無窮無盡的豐富寶藏，你們並不要求玫瑰花和紫羅蘭散發出同樣的芳香，但你們為什麼卻要求世界上最豐富的東西──精神只能有一種存在形式呢？」

　　「每一滴露水在太陽的照耀下都閃耀著無窮無盡的色彩。但是精神的太陽，無論它照耀著多少個體，無論它照耀著什麼事物，卻只准產生一種色彩，就是官方的色彩！精神的最主要的表現形式是歡樂光明，但你們卻要使陰暗成為精神的唯一合法的表現形式；精神只准披著黑色衣服，可是自然界卻沒有一枝黑色的花朵。精神的實質就是真理本身，但你們卻想把什麼東西變成精神的實質呢？」（《馬恩全集》，第一卷，第7頁）
　　馬克思一八四二年對德國書報檢查官的批判，完全適用於二○一○年的堅持「一個主義」的中國書報檢查官和宣傳部門的官員：「你們抽象地理解真理，把精神變成了枯燥的記錄真理的檢察官。」而檢察官認定「凡是政府命令都是真理，而探討只不過是一種既多餘又麻煩的因素。」（《馬恩全集》，第一卷，第9頁）

　　馬克思指出德國檢察官：「你們竟不根據行為來判斷人，而根據你們杜撰出來的那一套對人的意見和行為的動機的看法來判斷人。」（《馬恩全集》第一卷，第19頁）堅持「一個主義」的毛澤東就是按照這種方式打右派、揪走資派，鄧小平用同樣手法批資產階級自由化、批胡耀邦、趙紫陽。北京法官到了二○一○年，仍然按照這種思想邏輯為劉曉波定罪。法西斯獨裁者從古到今，從德國到中國都是以杜撰的動機，而不是根據行為定罪、判刑。因此，必須廢除「一個主義」的法西斯原則。

　　那些口頭上空喊「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報刊要堅持馬克思主義的宣傳部門的官員們，你們為什麼不在行動上落實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第一篇文章的光輝思想呢？為什麼還要堅持「一個主義」，一定要求精神只能有一種存在形式──官方的色彩呢？

　　二、自古以來，世界上就不存在「一個主義」的時代

　　胡老認為：自古以來，世界上就不存在「一個主義」的時代。中國的春秋戰國是「百家爭鳴、百花齊放」諸子百家的時代；秦皇漢武都企圖搞「一個主義」的獨尊一家，實際上歷史上的大中國至少存在儒、道、佛三家，是多個主義。至於國外，從來就不是「一個主義」，至少分為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兩大家，是兩個主義。從宗教看，一個耶路撒冷就出了基督教、猶太教和伊斯蘭教三個教。為什麼中國共產黨一定要把自己改造成只有一個「毛神」的一神教教派?!

　　回顧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歷史，從來也不是「一個主義」：

　　馬克思主義認為，生產力決定生產關係，只有幾個最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同時發動社會主義革命才能成功。可是列寧認為，在歐洲最欠發達的俄國，可以發動社會主義革命，並取得成功。先改變生產關係，然後提高生產力。因此，列寧主義不同於馬克思主義，而是兩個主義。

　　列寧主義認為，不是通過議會鬥爭，而必須通過暴力革命，建立無產階級專政，才能獲得社會主義的勝利。而社會民主主義認為，可以通過議會鬥爭的道路，和平過渡到社會主義，果然取得了很大的勝利。因此，第二國際不同於第三國際，社會民主主義不同於列寧主義，而是兩個主義。

　　列寧主義認為，一國不能建成社會主義，必須支持和發動世界社會主義革命。斯大林主義認為，一國能夠建成社會主義。這樣斯大林主義不同於列寧主義，而是兩個主義。

　　毛澤東思想認為，中國革命實質上是農民革命，要走農村包圍城市的道路。斯大林、第三國際要求中國共產黨依靠無產階級，發動城市武裝起義，走十月革命道路。因此，毛澤東思想不同於斯大林主義，而是兩個主義。

　　鄧小平理論，「不要問姓社姓資」「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貓論，同毛澤東思想的階級鬥爭為綱、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鬥爭哲學，「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社會主義道路和資本主義道路的矛盾，毫無疑問，這是我國當前的主要矛盾。」的論點是針鋒相對的兩個理論、兩個主義。因此，鄧小平理論及其衍生的「三個代表」思想、科學發展觀等「鄧三科主義」，不同於毛澤東思想和馬列斯的主義，是完全不同的新的主義，根本不是「一個主義」。

　　從上可見，從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的發展過程看，從來不是「一個主義」，而是多個主義。世界上有幾百個尊崇馬克思的無產階級政黨，其黨綱是多樣的，提出和信奉的主義是多元的，更不是「一個主義」。

　　至於中國共產黨歷史上多次路線鬥爭，實質上也是不同思想路線、政治路線、軍事路線、經濟路線的鬥爭，也是不同主義（或者只是不同主意）的鬥爭。毛澤東批判彭德懷、劉少奇，鄧小平批判胡耀邦、趙紫陽，就證明黨內也存在兩種思想、理論、戰略和策略的鬥爭，也就是「兩個主義」。

　　蘇聯共產黨的斯大林和中國共產黨的毛澤東、鄧小平，拒不承認客觀存在的「兩個主義」、「多個主義」的現實，以壟斷思想的「一個主義」的法西斯理念作為政治大棒，把政治對手打成階級敵人或裡通外國的間諜、右派、右傾機會主義分子、走資派或資產階級自由化分子，其目的是為了鞏固個人獨裁的法西斯專制政治，其教訓是極為深刻的。因為，歷史最後證明，被斯大林、毛澤東、鄧小平批判的對立面的主義是正確的。胡老指出，一九七七年四月十日鄧小平給中共中央寫信，要求「我們必須世世代代地用準確的、完整的毛澤東思想來指導我們全黨全軍和全國人民，把黨和社會主義事業，把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事業，勝利地推向前進。」（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中國共產黨歷史大事記（一九一九年五月─一九九○年十二月》，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一年九月，第一版）鄧小平不僅要求用毛澤東思想指導全黨、全軍、全國人民，還要求用毛澤東思想這「一個主義」指導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這封鄧小平的信令人想起陳獨秀一九四○年十二月一日給鄭學稼的信，信中附有陳獨秀的《我的根本意見》，其中批判了希特勒法西斯的「一個主義」：「希特勒的納粹黨徒，則企圖以其統治德國的野蠻黑暗的辦法統治全世界，使全世界只許有他的一個主義、一個黨、一個領袖，不容許任何異己之存在，並不容他征服的國家中土著納粹及各種各色的土著法西斯之存在。希特勒黨徒之勝利，將使全人類窒息，將使全人類由有思想腦神經有自由意志的人，變為無思想腦神經無自由意志的牛馬器械。」（轉引自鄭學稼：《陳獨秀傳》，一九八九年三月，台北時報文化公司出版，第1141頁）陳獨秀的這段論述，同樣適用於對蔣介石、毛澤東、鄧小平堅持「一個黨、一個領袖、一個主義」法西斯獨裁制度的批判。因為他們都是堅持「一個黨、一個領袖、一個主義」的法西斯獨裁制度的逆時代潮流而動的專制統治者。

　　三、一言堂必造成「黨無寧日、國無寧日」的災難

　　胡老認為，毛澤東在建國前反對蔣介石的「一個黨、一個領袖、一個主義」的法西斯獨裁政治，因而贏得民心，奪取了全國政權。而建國後，把「一個領袖」毛澤東捧上神壇，毛澤東思想也被神化為最高最活的馬克思主義的頂峰，「誰反對毛澤東思想，就打倒誰」的超級法律，使全黨全國全民的思想被束縛、禁錮於「一個主義」的囚籠中，即毛澤東的一言堂內。造成的惡果是：「最最最最革命的理論同最最最最專制的傳統相結合，形成最最最黑暗的毛澤東思想之三十年的統治。中國傳統的專制主義變成了極權主義。」（二○○三年一月二十三日李慎之致許良英的信：《八十三封信──許良英、李慎之一九九八─二○○三年通訊錄》，同心同理書屋，二○○八年四月二十二日，第170頁），出現了古今中外罕見的反右派鬥爭、人民公社化、大躍進、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歷史悲劇。

　　關於「一個主義」對中共和對國家造成的重大損失與深刻教訓，已在《胡績偉自選文集》、《關於胡趙十年新政的談話》中做了大量闡述，此文不再重複。需要特別引以為訓的是，「一個主義」只能由「一個領袖」進行定義、解釋、闡述，形成金口玉言的黨國一言堂，這是黨史、國史必須認真研究的歷史教訓。鄧小平曾經在八十年代初期講過一些好話，包括必須反對封建殘餘，進行黨和國家制度的政治體制改革，斯大林肅反擴大化的悲劇在英、美、法等國家就不可能出現等。極為遺憾的是他又繼承了毛澤東的「一個主義」思想，建立了新的一言堂，並且還要接班人繼承這種壟斷思想的封建傳統。他對江澤民講過：「毛主席在，毛主席說了算。我在，我說了算。什麼時候你說了算，我就放心了。」毛說要發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他說了就算數，文化大革命的浩劫就發生了。鄧小平說，一九八九年要戒嚴，他說了就算數，北京「六四」慘劇就發生了。如果新一代的接班人仍然繼承這種一言堂的封建專制傳統，成為「一個主義」的唯一詮釋者，以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口號，掩蓋堅持一言堂的反民主本質，那末，又必將造成「黨無寧日」、「國無寧日」的局面和新的大災大難。

　　四、廢棄「一個主義」的法西斯獨裁政治，首先必須落實憲法賦予公民的言論自由、出版自由的權利
　　胡老認為，在發展民主的問題上，執政的領導人當然捨不得放鬆手中的政治權力，那麼，是否可以先從自由方面前進一步，思想控制放鬆一點，以寬厚、寬容、寬鬆的方針，落實思想自由、言論自由、出版自由等憲法賦予公民的神聖權利。

　　當政者認為提出「發展是硬道理」和「穩定壓倒一切」的口號，就能構建和諧社會。但是，每年十幾、二十多萬起群體事件和日益嚴重的惡性案件證明「和諧社會」的設想已經破產。沒有民主、自由，何來和諧？因此，黨內外具有民主思想的人士都一致主張，加快政治體制改革，保障公民的民主、自由的政治權利。當年擔任中共中央宣傳部長的朱厚澤提出「三寬」方針，之所以發生很大的影響，就是這個道理。

　　胡趙新政十二年之所以出現生動活潑的政治局面，正是由於首先落實言論自由、出版自由的權利。因為，這是普世價值。現在的領導人也講尊重人的尊嚴。正義、公平，首先就要尊重人的思想自由。本文開頭引用了馬克思的論述：「精神有多種形式，具有無窮無盡的色彩。為什麼只准精神產生一種色彩、只能是官方的色彩呢？」言論自由，正是思想的客觀規律。為什麼多年來，我們的中宣部口頭上講要堅持馬克思主義，而在行動上偏要同馬克思的教導對著幹呢？我曾幾次建議，宣傳部門的領導人要認真學習和切實貫徹馬克思一八四二年就提出的新聞自由的原則。一個自稱為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權威部門和宣傳領導單位的負責人，為什麼連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的第一篇文章都不學習，真是可悲！

　　胡績偉老人說：「我作為九十四歲的老革命者，對於我們這個病入膏肓的國家和黨，仍然抱有一些善良的美好希望。我認為，有幾項具體措施，是利於病的苦口良藥，可能帶來希望的刺耳的話，現在提出來，供執政者思考。如能實行，對我們的死症可能還有一點希望。」

　　胡老建議採取以下一些具體做法：

　　──在憲法範圍內重新確定中央宣傳部的職責範圍，取消中宣部凌駕於黨和國家、政府行政部門的「思想沙皇」地位。宣傳部門、公檢法單位不得干預、破壞、損害憲法賦予公民的思想自由、言論自由的權利。如果沒有自由，民主只是形式。

　　──根據憲法重新審議、修改以言定罪的「煽動顛覆國家」的罪名。明確保護思想自由、言論自由等公民權利，維護憲法尊嚴。

　　──允許黨報、黨刊、黨網發表黨內不同派別、不同思想傾向的黨員的文章，並准許他們獨立自主地編輯出版報刊，體現黨內民主先行一步的方針。清朝末年，軍閥和國民黨時代允許民間報紙的存在，二十一世紀的中國更應允許和鼓勵民間辦報刊。

　　──當前社會多元化，不同階層利益迥異，各報刊要如實反映不同社會群體的各種需求、困難與呼聲，敢於揭露社會中各種現實矛盾與潛在危機，鼓勵提出不同的對策性建議、方案，進行公開討論、爭論，以取得社會共識，有利於社會和諧。

　　──鼓勵、支持報刊恢復與加強「人民來信」、「讀者來信」專欄，允許群眾公開批評、揭露黨政官員的腐敗、瀆職、壓制民主等不法行為，批評與揭露社會、經濟、文化、思想等方面的嚴重問題。

　　──在報刊上允許發表關於黨史、國史的各種文章、資料，不設思想政治禁區，允許自由爭論。提倡學術自由，宣傳部門不是宗教裁判所。

　　──黨政信息公開。村務、財政已公開，中央、省、市、縣級財政等信息盡快公開，包括各黨派、群眾團體（含中共）財政預算、決算公開。

　　──境外、國外信息對等交流。對不干擾、不查禁我國向外廣播、電視、電影報刊、書信、電報、網絡信息傳輸的國家和地區，採取對等的不干擾、不查禁對方信息傳播的政策。

　　──在思想、文化交流中鍛煉群眾。對網絡、電影、電視等審查，只能依法按涉及暴力與性的內容劃分等級，限制在不同範圍內的傳播權利。不准以抽象的思想標準審查處理。

　　──中蘇論戰時，中共敢於全文公佈蘇方文件、講話，還算具有自信心。現在，自稱「三個代表」的黨，更應有自信心，要敢於公佈各種信息，包括不同於「一個主義」的境內外的各種平面和網絡媒體的信息，不必封鎖國外輿論。現在是開放時代，已不同於閉關鎖國的毛澤東時代。宜用開放視野，尊重與保護表達自由。相信群眾在與不同思想的接觸、爭論、思考中，能夠辨明真理，得到鍛煉。

　　五、繼承、發揚胡趙新政的民主、自由精神，廢除「一個黨、一個領袖、一個主義」的法西斯獨裁制度
　　胡老最後再一次強調，必須廢除「一個黨、一個領袖、一個主義」的法西斯獨裁政治制度，一定要繼承和發揚胡耀邦、趙紫陽十二年新政的改革開放、自由、民主精神，繼續貫徹他們提出的行之有效的宣傳方針、政策，特別是允許公開揭露和批評毛澤東的錯誤和罪惡，破除毛澤東時代嚴重的神化領袖、個人迷信的惡習；破除思想禁區、政治禁區，允許在黨報上開展尖銳的批評和自我批評，鼓勵敞開思想提出新問題、探討新問題；拋棄「兩報一刊」式的壟斷思想的官方定論，學習胡耀邦的民主作風，支持發表「特約評論員」闡明新思想、新政見的言論；支持提倡平反冤假錯案、實踐標準、生產目的、人民是主人翁等促進思想解放的大討論；報刊支持包產到戶，破除人民公社體制的桎梏，極大地解放生產力，調動了廣大人民群眾的生產積極性，促進了國民經濟的全面發展，形成了全國朝氣蓬勃、生動活潑的政治局面。

　　在胡趙新政時期，中央和各級新聞單位、理論研究單位，發揮了強有力的思想推動作用，同時在事實上改變了中宣部凌駕於一切單位之上的霸權地位。胡耀邦信任的中宣部長朱厚澤提出的「三寬」方針，深得人心，改變了中宣部多年來的「鬥鬥批」的形象，不是「今年鬥這個人，明年批那個人」的思想沙皇。當年胡耀邦糾正了把《人民日報》變成中宣部的機關報的重大錯誤，恢復了中央黨報是名副其實的中共中央機關報的地位。很可惜，在胡趙被罷黜以後，這些寶貴的成功的經驗，統統被拋棄了。結果，「一個黨、一個領袖、一個主義」的專制傳統，特別是中宣部負責壟斷思想的惡劣體制與作風又復活了。

　　原中共中央總書記陳獨秀早在一九四○年九月在致西流的信中深刻地分析了斯大林與獨裁制的關係：「斯大林的一切罪惡，乃是無產階級獨裁制之邏輯的發達，試問斯大林一切罪惡，那一樣不是憑藉著蘇聯自十月以來秘密的政治警察大權，黨外無黨，黨內無派，不容許思想、出版、罷工、選舉之自由，這一大串反民主的獨裁制而發生呢？若不恢復這些民主制，繼斯大林而起，誰也不免是一個『專制魔王』，所以把蘇聯的一切壞事，都歸罪於斯大林，而不推源於蘇聯獨裁制之不良，仿佛只要去掉斯大林，蘇聯樣樣都是好的，這種迷信個人輕視制度的偏見，公平的政治家是不應該有的。……我們若不從制度上尋出缺點，得到教訓，只是閉起眼睛反對斯大林，將永遠沒有覺悟，一個斯大林倒了，會有無數斯大林在俄國及別國產生出來。在十月後的蘇俄，明明是獨裁制產生了斯大林，而不是有了斯大林才產生獨裁制，如果認為資產階級民主制已至其社會動力已經耗竭之時，不必為民主鬥爭，即等於說無產階級政權不需要民主，這一觀點將誤盡天下後世！」（鄭學稼：《陳獨秀傳》，一九八九年三月，台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第1133頁）七十年前，陳獨秀對蘇聯獨裁制的教訓所做的分析極為深刻，對二十一世紀的中國共產黨有針對性。胡老認為，當前的中國，必須深入批判毛澤東和鄧小平，同時要分析批判產生毛鄧的制度，採取措施堅決廢除「一個黨、一個領袖、一個主義」的法西斯獨裁政治制度。

　　胡老深情地回顧六十年來中國民主進程後，深刻地指出：「民主、自由是時代潮流，浩浩盪盪，勢不可擋，順之者昌，逆之者亡。如果中國共產黨不廢除『一個黨、一個領袖、一個主義』的法西斯獨裁政治制度，是沒有前途的。」

二○一○年六月一日

周 晉----中東巨變對中共的啟示

中東巨變對中共的啟示
（美國）周　晉

　　自焚青年扇動起「蝴蝶效應」

　　二○一○年十二月十七日，一名二十六歲的突尼斯失業大學生因抗議城管暴力憤而自焚，二○一一年一月四日傷重不治。誰也沒有料到，這「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成千上萬早已對嚴重的腐敗、貧富懸殊、高失業率和高物價深懷不滿的突尼斯民眾憤然衝上街頭，引發了突尼斯幾十年來最大規模的騷亂。在付出七十多人死亡、數百人受傷的慘痛代價後，終於迫使執政長達二十三年的總統本‧阿里於一月十四日深夜匆匆流亡沙特阿拉伯。

　　更沒人能料到的是：這名突尼斯大學生用自焚「扇起的翅膀」，迅速在北非、中東較貧窮、非產油的伊斯蘭國家產生了「蝴蝶效應」。一月十五日起，阿拉伯世界最貧窮的國家也門各地接連爆發示威遊行。一月二十七日，一萬五千名示威者在也門首都薩那舉行集會，要求總統薩利赫下台。一月二十八日，約旦多個城市再次爆發大規模的反政府示威遊行。埃及於一月二十五日和一月二十八日相繼爆發三十年來最大規模的反政府示威遊行，要求執政長達三十年的「現代法老」──總統穆巴拉克下台。二月十一日，穆巴拉克終於宣佈辭職，成為在一個月內因人民起義而倉惶辭廟的第二個北非、中東國家領導人。穆巴拉克倒台僅一天後，突尼斯「茉莉花革命」的「禍水」就潑到了向「以石油美元收買人心」的各中東產油國。二月十二日，盛產石油的阿爾及利亞約二千名反對派又在首都阿爾及爾舉行示威遊行，要求總統布特弗利卡辭職，成功迫使政府於二月十四日宣佈解除十九年前頒佈的緊急狀態法。二月十四日，素有「中東的香港」的美譽、國民收入的四分之三來自石油的巴林也爆發示威遊行，導致一人死亡、二十五人受傷，而巴林是美國第五艦隊的駐在國。二月十四日，伊朗首都德黑蘭爆發了有數萬人參加的自二○○九年以來最大規模的示威，導致一人死亡，數十人受傷，數百人被捕。二月十五日晚，利比亞第二大城市班加西爆發遊行示威，更大規模的示威於二月十七日爆發。二月十五日，伊拉克各地也爆發示威。科威特的反對派則計劃於三月八日集會。

　　中東變天對中國的影響和啟示

　　北非的「和平綠洲」突尼斯何以突然發生如此劇烈的社會震盪？中國社科院非洲研究室主任賀文萍分析認為：「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突尼斯這些年來政治體制僵化，名義上允許反對黨存在，二○○二年也頒佈了所謂的憲法修正案，但實際上仍是本‧阿里長期執政，對個人自由的限制和新聞封鎖也比較嚴重。國際經濟危機對突尼斯比較單一的幾項經濟支柱產業的衝擊非常大，如旅遊業的大幅萎縮使大批以旅遊業為生的突尼斯人失業。突尼斯的失業率高達百分之十四，其中青年人失業率更高達百分之五十二，這埋下了社會動盪的隱患。

　　如果單從經濟增長的角度來看，北非、中東各發生動亂國家的表現都不算太差。根據美國中央情報局提供的數字，二○一○年，埃及的GDP增長百分之五點三零，世界排名第四十九。這幾個國家中經濟增長最慢的約旦，也達到百分之三點四零，高於美國、英國、法國、日本等老牌西方發達國家。中國則遙遙領先，高達百分之十點三零，高居世界第五。

　　既然經濟增長不是維持政權不倒的萬能「偉哥」，那麼北非、中東各國持續的政治動亂就給中國敲響了警鐘，因為導致那裡反政府示威遊行的諸多社會因素在中國統統都有，有些在中國更有過之而無不及，例如由地方政府強力主導的強拆、居高不下的房地產、無處不在的腐敗等。中國的物價不斷攀升，漲幅雖不如中東某些國家，但已令低收入人群叫苦不迭；中國的貧富差距不斷擴大，基尼系數早已超過警戒線，達到零點五以上；中國不同行業的收入差距高達十五倍，為世界之最。雖然中國政府在「維穩」上投入的人力財力和控制「動亂」的能力遠非北非、中東的中小國家可比，但如果中國不及早將經濟政策從「增長壓倒一切」轉至「共享發展成果」，那麼民眾的憤怒遲早將爆發。當年突然爆發的四五事件和「六四」事件就是最好的前車之鑒。

　　如果中共不盡快憲政改革……

　　北京政治學者周舵認為：中東國家發生騷亂，國家憲政改革滯後是主要原因。他說，沒有憲政對於政府權力的約束，肯定會出現腐敗盛行、官員濫用權力的現象。從這個角度說，北非、中東的政治動亂對中國「太有啟發意義了」。他說，如果中共不盡快把憲政改革、法制改革推上軌道，五到十年之內，類似於伊斯蘭原教旨主義極端勢力的「新毛派」、「極左派」將在中國上台執政，這絕非中國和世界之福。

　　北京歷史學家章立凡也認為：現在的中國社會已經（發展）到一個（關鍵的）節點上，不（實行政治體制的）改革，（經濟發展）將失去可持續性。他說：原有的三十多年的中國模式的發展已經走到盡頭了。如果沒有新的格局出來的話，按現有的這種格局苟延殘喘下去，這社會就要被撕裂了。現在，恐怕最大的問題還是一個利益的格局。就是說，現在的社會沒有一個公正的分配機制，沒有一套從憲政角度能夠對政府進行監督的機制，這是非常危險的。

　　章立凡認為：正是由於一九八七年中共十三大提出要進行政治體制改革的構想因「六四」事件而停擺，才造成（如今）權貴資本劫持了改革旗幟的局面，改革已經發生了異化。現在改革在老百姓的心目中已經變成了另一種名詞，變成了「掠奪」的代名詞，社會公正又如何實現？中國現在面臨的問題都是體制性、結構性的。要解決這些矛盾，不能只靠（執政者）嘴上說幾句動聽的話。章立凡善意地提醒執政黨，不要從反面接受中東抗議浪潮的教訓，只知道鎮壓。他呼籲中共要懂得變通、知道妥協，弄清何為民主、何為共和。

　　章立凡最後表示：在辭舊迎新之際，中國百姓們對執政黨唯一的期望就是該改的改起來，別再拖了。

　　筆者衷心地希望，北非、中東發生的動亂能推動中國走上政治體制改革的康莊大道，中國百姓們的卑微願望能夠早日實現。

林綠野---鐵老大與黨天下

鐵老大與黨天下
（大陸）林綠野

　　鐵老大是中國民間創造的專用名詞，特指中國大陸鐵道部及其屬下的各鐵路公司。它一家壟斷了中國大陸的所有鐵路資源和市場，是人類經濟史上空前絕後的國家壟斷企業，而且是政企合一的。黨天下，特指中共用黨組織及其黨員統治包辦一切及無孔不入的統治方式。這兩者，一個是經濟上的，另一個是政治上的，它們之間有著共同的特點，就是壟斷：一個是對行業的經濟壟斷；另一個是對國家的權力壟斷。

　　絕對壟斷絕對腐敗

　　二月十二日，大陸官方媒體報道，中國鐵道部部長、黨組書記劉志軍被免去鐵道部黨組書記職務。劉志軍成為今年內地首名落馬的部級高官。據傳劉志軍生活腐化，有情婦多達十八個，從鐵路醫院的女護士到鐵路上的女乘務員都有。另有海外媒體消息稱：劉志軍在位期間，鐵道部系統官員在海外大吃工程回扣款和大肆貪污，並把這些錢存在瑞士銀行。其中，僅僅與劉志軍家族有關的錢就有一百二十億。另外，由鐵道系統自己倒買倒賣的火車票總金額高達六百億人民幣。從劉志軍的腐敗案例中，再一次地證明了「絕對的壟斷絕對的腐敗」這個顛撲不破的真理。

　　在中共統治下的中國大陸，鐵路部門是一個很特別的機構，是一個半獨立王國。全國的鐵路及其運輸都由這個半獨立王國一家絕對壟斷，任何其它單位均不得染指，也無法染指。在鐵路部門的工程項目中，無論是設計、施工，還是材料供應，任何其它單位，包括中共的其它國家單位，都只能望洋興歎。在中國大陸，不管是個人或者單位，假如你與鐵路部門發生糾紛，只能向它們的鐵路公司或者鐵道部「投訴」，打官司，受理是它們的鐵路法院。這時候，你的命運可想而知！完全可以想像，身為這樣一個半獨立王國的最高領導的劉志軍，不腐敗也難啊！

　　難有改善源自黨天下

　　在中國大陸的鐵路客運中，六十多年一直基本上沒有什麼改善；直到中國已經進入高鐵時代的今天，老百姓還是一票難求。

　　在政治上，黨天下就相當於經濟上的壟斷企業。從這一點出發，對中共政權的許多做法或者叫行為，就很好理解了。對於一個壟斷一切權力的政黨來說，它根本沒有必要做得更好，也根本沒有必要反省自己，甚至連嚴格管束下級也是多餘的。所以，大量可憐的訪民，在有冤無處訴的時候，只能到京城或省城上訪。這時候，他們的命運可就要比投訴或者狀告鐵路部門的人要悲慘得多！除了個別運氣特別好遇到皇上聖明開恩的以外，等待他們的只能是──要麼被送回原地交由其所告的官員「妥善處理」，要麼送到精神病院「治療」，要麼被上訪地的「維穩人員」打得半死不活。

　　在中國大陸，即使你是一位公司的高管，找政府部門辦事簡直比登天還難，別說普通老百姓。在中國大陸，你要見一位科長甚至比見美國總統還要難。這一切是為什麼呢？因為在專制的大陸，官員是上級任命的，人民是其「封地」上的奴才。

　　所以，只要有鐵老大這樣的壟斷企業存在，消費者就會永遠一票難求；只要是繼續實行一黨專政──即黨天下，人民的基本人權和利益就會永遠毫無保障。

蕪 陽------「黨內民主」不是「好東西」

「黨內民主」不是「好東西」
（大陸）蕪　陽

　　孔夫子銅像豎立在天安門廣場，遭遇了中國左右兩翼的同時批判。這說明儒家傳統補充共產主義意識形態失敗留下的失衡，至少在操作層面又一次失敗。

　　儒家把道家起源的政治指南易學竊為己有，但在政治實踐中又拒絕遵守二元原則，因此導致了其政治倫理體系的全面混亂。中共政治口號「黨內民主」是這種混亂的繼續，並且混亂程度更甚於歷史。

易學政治反對「黨內民主」

　　依據大歷史邏輯來探究，我們可以發現中國古代也有「黨內民主」，它叫「同於宗」，即是說在最高權力的宗法譜系內部搞意見交換，最後決定政策與制度的形成。但是，看似在當時比較先進的政治決策，還是受到了易學政治的批判。《易經》之《同人卦》警告說：「同於宗，吝。」進而要求：「人同於郊，無悔。」

　　幾千年之後的人類政治現實確乎如此，一黨專制範圍內所謂的「民主」是沒前途的，是「吝」的。只有去「郊外」，與同宗（黨）之外的人去聯合，搞民主，才不會產生後悔的結局。西方近現代的民主即二元政治說明了這一點，中共建政初期的政治協商制度也想體現這一點。但是，隨著毛主義繼承馬列主義的法統之確定，中國的政治協商制度就變成了純粹的花瓶政治。

　　從蘇聯與東歐的體制崩潰到印尼蘇哈托政權垮台，再到突尼斯和埃及的民變政治，進一步印證了以上的歷史警告。人類政治有時會與時間維度相逆，蘇哈托的裙帶資本主義還算有所收斂，沒有公然實行傳子政治，儘管裙帶資本主義模式就是廣義的傳子政治。到了埃及穆巴拉克竟然無恥地推行傳子政治，然而民意不容，他成了蘇哈托第二。而不論是裙帶資本主義還是狹義的傳子政治，它們都是中國易學政治早就批判過的「同於宗」現象。

「黨內民主」即裙帶資本主義

　　在中國今日的政治現實中，「黨內民主」被界定為推動社會民主的原動力，也即俞可平「民主是個好東西」那樣命題的一部分。事實上，它不僅沒有推動社會民主，相反使社會不公程度進一步加劇，在政治資源的分配方面尤其不道德。官二代現象成為中國階層流動最有力的反證。

　　在改革開放初期，學者們還有勇氣批評人事任用方面的「近親繁殖」；在亞洲金融危機爆發後，鑒於印尼蘇哈托政權的失敗，學者們也反省過裙帶資本主義對中國政治與社會的危害。到目前，消失的不是術語批判，而是學者的良心。最低限度也是學者悲觀無奈地認可裙帶資本主義就是這個國家政治的本質，而整個社會反過來就以網絡語言進行反諷，比如「恨爹不成剛」，比如「不跑不送，累死沒用」，凡此等等。

　　所謂的「黨內民主」尤其在微觀上失去了說服力，這種趨勢也可以用「最終點票權現象」來描述：在一個權力單元內開展次級職務的競選，表面上實行無記名投票制，但是選舉結果的公開是遲滯的；單元權力內最有權的人將票箱帶到自己的辦公室，在無需任何人監督的情況下統計選票；而後，他對外公佈的單元次級職務選舉結果就披上了民主的外衣，整個程序對外也宣傳為一次「黨內民主」活動。不言而喻，如此操作的選舉，其結果是符合權力單元最有權的人預期的，其關係人或曰親信分享次級權力的局面也就產生了。

兩層暴力根源於「黨內民主」

　　所謂的「黨內民主」在經濟利益上，是以維護黨權利益集團的超額收入為宗旨的。為了維護這種超額收入流程的可持續性，既得利益分支集團就會採取兩個層次的暴力：其一，直接對弱勢群體實施暴力執法，乃至於人身傷害，如河南最近發生了比河北「我爸是李剛」更瘋狂的官權狂霸──率領兩名協勤毆打欠債少女的交警聲稱其父是公安局長，打死人也沒人能奈何他。其二，是對弱勢群體長期實施語言暴力，儘管這一項不如前一項那麼明顯。

　　長期的語言暴力是共產黨意識形態的傳統權力，也是培養各個既得利益集團暴力性格的精神源泉，像《人民日報》、新華社那樣的重要喉舌類媒體已經習慣於使用「重拳」、「斬斷」之類的暴力語言做重大新聞的主題詞。粗略從網上搜索就會發現：《人民日報》從二○○九年六月到二○一一年一月期間，六次使用過「重拳」或（和）「斬斷」做重要評論的主題詞；○九年六月，說要「重拳出擊『大棚房』」，即打擊一種小產權建房行為；一○年十二月，聲稱「『掃黃風暴』斬斷幕後黑手」。

　　想一想，城中低收入百姓在郊區建幾間借用農家蔬菜大棚的房子，都要被政府的執法鐵拳搗毀，是怎樣的一種傷害後果？想一想，一隻就算操作違法行為的人手被黨所執掌的權力利劍給砍斷，場面該有多麼血腥？不過，沒有這樣的傷害和血腥，就不能保證「黨內民主」的外部秩序。當然，作為自我命名的社會唯一合法管理者，黨暨政府在輿論匯合處也感到了自己慣用的語言暴力給自己帶來的負面影響，開始提倡語言素養，所謂文明用語云云。但是，語言暴力與暴力執法的關係仍未得到政治倫理層面的反省。

「黨內民主」導致司法不公

　　所謂「黨內民主」，絕不是推進司法公正的動力，而是一個負向調節器，因為黨權決定著重大貪腐案件以及有相當影響的社會事件的法律處置結果。在對重大貪腐案件的處置上，紀檢委先於司法機關介入，決定是否「移交司法機關」，這是許多案件輕判或有罪從無的根源。比如，前河北省委書記程維高打擊報復舉報人的行為應當負重大刑事責任，江澤民集團藉「黨內民主」程序保護程，只給程以黨紀處分。一個嚴重觸犯刑律的人成了「黨內民主」的最大受益人──不僅沒有承擔刑事與民事責任，而且保留了副部級待遇。

　　相反，在一些具有社會影響的法律判例背後，黨權操作法議法決程序，製造出許多離奇判決，儘管這些案例大都在公共輿論干預下而改變判決結果。不久前的河南「沙車無期」事件，以及以前的鄧玉嬌案、許霆案，還有現在尚未有判決的河北少年在北京醉砸銀行自動取款機案件──公訴一方提前為法院定調，要求判並未得到分文的少年無期徒刑。按著法律程序，公訴方只能在起訴書上表明「請求懲處」而不能預先設定判決結果。如此荒謬的表態，是政法機關與銀行方面兩個利益當局在「黨內民主」程序內操作的結果。

傅國涌------統治的尷尬：合法還是非法？

統治的尷尬：合法還是非法？
作者： 傅國涌

● 三十年前中共發文件嚴厲取締民刊民運，宣稱要制訂出版法、結社法。但三十年過去，不見立法。顯示統治的合法性危機深重，警察執法只有偷偷摸摸，非常尷尬。



● 1978年北京民主牆運動是文革後中國的第一線民主曙光，次年被鄧小平鎮壓。當局隨即發文件禁止非法組織非法刊物。（本刊資料）


一九八一年二月二十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下達了一份《關于處理非法刊物非法組織和有關問題的指示》（下稱「指示」），其中說：

「現在對於廣大青年來說，有一種現實的危險，就是近期以來，全國一些地方非法刊物積極活動，擴大發行範圍並且紛紛要求注冊登記，非法組織也重新抬頭，都企圖爭取合法地位。所謂非法刊物和非法組織，就是指違反憲法和法律，以反對四項基本原則為宗旨的刊物和組織。這些刊物在一些青年中散發、訂閱，有一定的市場，其頭頭許多也就是非法組織的頭頭。......他們正在引誘、欺騙、蠱惑、煽動少數政治上幼稚的、沒有經驗的青年，以達到其險惡的政治目的。他們無視國家民族利益，唯恐天下不亂。他們互相串連、秘密開會、建立地區性和全國性團體。他們採取的策略是儘量用合法的形式掩護非法的活動，打著民主、自由、人權、改革等旗號進行反對黨反對社會主義的活動。有的甚至捏造說，我國現階段的『主要矛盾』是『人民大眾和官僚特權階層的矛盾』，目前全國各地『布滿乾柴』。」

中共指示嚴厲取締民刊民主牆

當時魏京生等人都已被捕判刑，鄧小平在《人民日報》公開肯定過的西單「民主墻」被移到了月壇公園裡，即將偃旗息鼓，有些民辦刊物已被迫停刊，但「民主墻」餘波激盪，仍在各地繼續，掌權者下決心將中國人這一輪爭自由、爭民主的浪潮徹底平息下去。這個「指示」就是個動員令，不僅要「向全體共產黨員、共青團員和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傳達」，而且「要傳達到全體職工、全軍指戰員、高中以上各類學校教職員工和學生、高中以下各類學校教職員工、農村社隊幹部和知識青年、城鎮待業知識青年」。

三十年前，我還在讀初三沒有機會聽到過這個「指示」，壓根不知道甚麼「非法刊物非法組織」。直到一九九七年，我在《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有關重要文獻摘編》一書看到這個文件，這是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七年的公開出版物，印數巨大，我看到的那個版本是山西印的，第一次就印了三十萬冊。不過這些年來似乎未見人提及這個當代政治史、言論史上的重要文獻。「指示」就處理「非法刊物非法組織」的相關問題作出了八條決定，第二條是「處理非法組織和非法刊物的總方針」：

禁止非法刊物非法組織的條文

　　決不允許其以任何方式活動，以任何方式印刷出版發行，達到合法化、公開化；決不允許這些非法組織、非法刊物的成員在單位之間、部門之間、地區之間串連，在組織上、行動上實現任何形式的聯合。在處理過程中，要首先取得法律根據，依法取締。......對非法刊物、非法組織的處理，不要登報、廣播。

　　對於有明顯反黨反社會主義言論和行動者，以及組織和煽動鬧事、擾亂社會主義秩序、破壞安定團結者，凡是證據確實的，應由公安、司法部門依法懲處。......參加非法組織和非法刊物的一般成員，應該區別對待，進行切實的思想教育和分化瓦解工作，逐步爭取其中多數成員轉變立場。在他們確實轉變立場、有悔過表現的情況下，可不再追究既往。

　　第四條，「共產黨員、共青團員、國家機關工作人員，特別是各級領導幹部，一律不許以任何形式（例如向他們透露黨和國家的機密，提供印刷、發行條件及活動經費等）支持非法刊物和非法組織，或與他們保持曖昧聯繫甚至直接參與其活動。違者必須給予黨紀、團紀、政紀、校紀處分。情節嚴重，經過教育堅持不改的，要開除其黨籍、團籍、公職，直至追究刑事責任。」

　　第七條，「《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一條、第二條實際上已經對堅持四項基本原則作了明確的規定。責成中央宣傳部門和國家出版局，中央政法委員會和民政部，依據這些規定，分別研究制定出版登記法和結社法、集會法，從法律上進一步保證人民民主權利，嚴厲禁止一切危害國家、危害社會主義、危害人民群眾利益的言論和行動。出版登記法、結社法、集會法經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或國務院審查批准後予以公佈。公佈以前各地在處理有關非法刊物、非法組織等類問題時，一律嚴格按照本指示的原則辦理。」

三十年無立法卻大談非法合法

　　三十年前的這個「指示」，口口聲聲講「非法」、「合法」，就是要以「合法」的名義取締「非法」││但「指示」本身的合法性恰恰是值得質疑的。在一個《出版登記法》、《結社法》、《集會法》都沒有的國度，大談「非法刊物」、「非法組織」，大談所謂的合法性，起草「指示」的人內心恐怕也是底氣不足的。所以才會在第七條提出要搞《出版登記法》、《結社法》、《集會法》，沒有《出版登記法》，由甚麼來界定「非法刊物」？沒有《結社法》，由甚麼來界定「非法組織」？

　　三十年過去了，《出版登記法》、《結社法》還沒有影子，也就是說這個「指示」確定的原則仍然有效。《集會遊行示威法》出來了，雖然是一個「不准集會遊行示威法」，卻也給公安帶來了很大的尷尬，每次公民依法來申請，就是一個大麻煩，公安有權不批准，但又不敢輕用不批准的權力，所以更多的時候只好採用很不體面的方式，見有公民來遞交遊行書面申請書，連接都不敢接下，因為接了就要在規定的期限內答復，不批准也得作出不批准的答復。因為有這個法在管著，具體負責的公安部門就不得不面對這樣的現實，如果連這個法都沒有，躲避申請的權力尷尬也就沒有了。有《集會游行示威法》的先例擺在這裡，《出版登記法》、《結社法》恐怕不大可能出來了。他們寧願守住無法可依的狀態，模糊過日子，挨一天算一天，也不會像三十年前那樣追究合法與非法的問題。

中共合法性危機越來越大

　　三十年前，打天下那一代元老可以將自己天然地看作是合法的掌權者，要與「非法刊物」、「非法組織」爭奪青年，他們祭出的旗幟上大書「合法」二字，他們一而再地提出，不能讓「非法刊物」、「非法組織」取得合法地位、擁有合法的形式，嚴禁「共產黨員、共青團員、國家機關工作人員，特別是各級領導幹部」給這些刊物、組織提供任何形式的支持 。

　　那個時代所有的資源幾乎都在體制內，幾乎所有的人也都在單位體制內工作，一紙指示就可以管用。相隔三十年，回頭重讀這個文件，三十年來，一方面掌權集團的思維、心態、行為和語言方式基本上沒有甚麼變化，至少沒有實質性的變化 。一方面在合法與非法的問題上，今天已失去了三十年前的那份自信，那時對打天下、坐天下的合法性大概還沒有甚麼懷疑，搞《出版登記法》、《結社法》、《集會法》的想法，就是想把自己的權力進一步納入合法化的軌道。

　　合法還是非法？正是這個時代最大的尷尬，沒有一個時代曾遭遇這樣深刻的合法性危機，通過暴力革命造成的統治合法性隨著歲月遞減，最後必將歸於無有，依靠經濟增長來打造新的統治合法性，也不可能成為最終的保障。在互聯網全面深入我們日常生活的時代，統治合法性遇到的挑戰只會越來越強大。

　　到底誰是合法？誰是非法？不可能像三十年前那樣一切都按掌權者的意志隨意拿捏，公民可以借助網絡表達意見，強大的防火墻、龐大的網監和五毛都擋不住越來越多、日復一日的質疑。今天的掌權者已不可能像過去那樣振振有詞地公開發甚麼指示，來談論甚麼合法與非法，只能通過警察偷偷摸摸地、沒有合法手續的找人談話實為威脅，卻美其名曰「喝茶」 。警察也知道沒有辦法拿合法性說事，不願對外張揚。因為他們的行為都在合法之外。

　　換言之今天非法的恰恰是掌權集團，合法的是普通公民。在互聯網時代，掌權者如果在骨子裡堅持三十年前的統治思路，他們注定將被時代所拋棄。跟上時代的腳步，就要重新面對合法性的問題，學習何為合法？何為非法？

鄭恩寵-------上海幹部說十年變天

上海幹部說十年變天
作者： 鄭恩寵

● 當局安排長期被監管的作者和上海中層幹部新春聚會。眾人不避政改話題，埃及局勢，說這樣下去，不出十年，體制不變天要變。現代政治文明，民意即天意。


●2月27日中國網民連續第二個週日在京滬等大城市發起茉莉花革命散步。在北京王府井前往採訪的外國和港台記者遭到驅逐，拘押，器材被扣，錄像帶被沒收的蠻橫對待。這是美聯社攝影記者被中共警察逐離王府井大街。

埃及不到一個月的局勢演變顯示，看似穩固的穆巴拉克政權，早就坐在火山口上，「民亦載舟，民亦覆舟」是不變的真理。各國的社會轉型難以避免，各種不滿很容易在某個骨節點上集中爆發，進而導致執政黨下台。

一月二十四日下午，溫家寶前往國家信訪局接見八位訪民，這是中共建政六十一年來總理首次與訪民面對面，中國大陸公民的抗議已從群體事件走到了抗議政治階段。二月九日經校友安排的聚會上，上海的一些政要與本人握手，隨後近三十位局處級官員與我們夫婦共晉午餐。沒想到他們對局勢變化更為樂觀，認為十年內「體制不變，天要變」......

溫家寶首見訪民，下面不給面子

面對二千萬訪民大軍，每年近百萬人次進京上訪，溫家寶聽取了對強拆、徵地、拖欠工資、勞務派遣、土地承包和一百三十九萬「老工傷人員」等問題的舉報。這也許與毛澤東當年接見紅衛兵「五大領袖」類同，利用數千萬紅衛兵打倒「劉鄧」後一腳踢去上山下鄉......

一月二十八日國家信訪局宣傳處覃愛民處長表示：不給面見總理的訪民開綠燈，反映的情況需要核實，反映的「同一類型的社會問題」，都要研究解決，必要時還要對現有的法律法規討論和修訂，「這可能需要一些時間」......

在溫家寶見訪民前的二○一○年十二月一日，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景漢朝宣佈：最高法院制定出台了《人民法院涉訴信訪案件終結辦法》，除少量全國重點重複信訪案件由最高法院進行程式終結外，授權各省、市高級法院對地方信訪老戶進行終結，報最高法院備案。終結的案件，統一匯總報中央政法委，國家及各部門信訪局，終結案件不再重複辦理。表明中共今後對初訪者外，將一律關閉上訪之門。

二○一一年農曆新年到來，當局允許我在十天內與親友來往。二月三日農曆春節，我到教堂參加新年禱告會，見到了「黑頭髮多，戴眼鏡多，孩子多，農民工多」。去年全國政協主席賈慶林在媒體的公開報導中，接見海內外宗教領袖和團體達五十次以上，而二○○九年只是近三十次......


安排我和中級幹部見面談話

同一天奧巴馬總統邀請李蘇濱、江天勇、張凱三位律師及信徒參加早餐禱告會，但被當局阻止出境。二月三日是中國春節年初一，當天既不是美國節假日，也不是基督教的禮拜日，奧巴馬給中國三位基督徒律師的禮遇超過了胡錦濤。基督徒按《聖經》以弟兄姐妹相稱，這或許是對胡錦濤訪美期間，郎朗彈奏侮美鋼琴曲，以一個奧巴馬式的回敬。

同日我接到二月九日上午參加一位四十年前中學老師追悼會的通知。本人一些黑龍江兵團工作時期同事和文革之初參加「炮打張春橋」的校友中，有現任上海人大副主任、副市長、局級幹部，他們到場後一個個主動向我打招呼並握手相擁。其中一位是吳邦國任中共上海市委書記時的「一秘」──上海市委秘書長，一九六八年八月六日乘同一列車廂的火車到黑龍江省密山縣，解放軍黑龍江兵團第六師四十二團四連，曾睡在一個炕上並相處來往了近三十年。因出席追悼會的人很多，蔣美麗不是同校畢業，就站在大廳外的廣場上。當吳邦國的「一秘」與我握手之後，特意讓我叫蔣美麗進入大廳再次握手，表示善意......

會後有近三十位局處級幹部和媒體資深編輯特意安排我們前往徐家匯天鑰橋路旁的鴨王大酒家共晉午餐和合影。雖在席間各自儘量避開敏感話題，但這些校友還是告知了一些內幕。當年陳良宇委託中共上海市委副書記（現人大主任）劉雲耕，在全市局級幹部會上宣佈「鄭恩寵案是經市委常委集體研究簽字決定並向中央保證辦成鐵案的，誰也不要想翻案」。對法輪功，他們個人採取「三不一明白」的態度，「不參加、不支持、不反對、心裡明白，並非邪教」，讓老江一人承擔。

涉及腐敗、政改、埃及等問題，沒想到他們比我更樂觀，當談到自己這輩子是不可能平反時，他們幾乎認為「這樣下去，不出五年，最多十年，體制不變天要變」。在座九位局級幹部均參加過中央黨校的培訓，均在相關內部刊物上見到我在海外，特別是《開放雜誌》上發表的文章。這些校友的子女大部份在海外，一再表示要幫助我到上海的高幹醫院──華東醫院檢查身體......

中國群體性抗議已走到政治層面

二○一二年中共高層將在十八大上換屆，對於「人亡政息」並非沒有危機感，對公民群體性抗議已走到政治層面的研究，比任何人都認識到危機所在。例如同濟大學教授謝岳的《抗議政治學》、《當代中國鄉村群體性事件與政治穩定研究》、《和諧社會建構過程中的抗爭與政治穩定》和中國社會科學院于建嶸教授的《抗爭性政治：中國政治社會學基本問題》、《底層立場》和《岳村政治：轉型期中國鄉村政治結構的變遷》、《剝奪窮人生存權就會同歸於盡》、《當代中國農民的維權抗爭：湖南衡陽考察》、《中國工人階級狀況：安源實錄》、《底層政治：對話和演講》等在年初相繼出版。

大陸農民通過一系列極端方式抗議，現行的土地政策已觸及他們最底線的生存倫理。底層的集體抗議，是對中共不合理政策的一種反應，大量上訪、激進堵路、圍攻官員、掀翻汽車和自焚，其勢頭不亞於突尼斯和埃及民眾的街頭抗議。抗議本是促進社會民主轉型的力量，任何國家的民主轉型都是和抗議政治相關。國民集體抗議往往是政治轉型的動力，大量的歷史事件為公民的抗議提供了借鑒。

天價維穩拖垮地方財政

當前參與各種抗爭的公民大部份是理性的，採取的是理性的對抗方式，已被各級政府推向極端的少數抗爭者也有過理性的階段，如果和平的方式都沒解決問題，他們就只能以死抗議。

儘管目前公民抗議的規模較小，提出和平性、私人性的條件，尚未提出政治訴求，但隨著時間累積，會對中共維穩戰略構成風險。抗議往往會演變，最初的和平抗議和合法的管道若長期得不到解決，就有可能把抗議升級到類似埃及的街頭政治。

有人認為，一些相對富裕的國民並沒有出現在抗議者的隊伍中，現在比較富裕階層的利益暫沒受到侵害，但一個威權體制在發展中往往會有掠奪中產階層的階段，高房價、高稅收和腐敗讓這個群體由富變窮，越來越對政府不滿。中共的一些政策，將會「毀掉」中產階層，當他們的利益被剝奪的越來越多，生存越來越困難時，最終會從抗爭現場的同情者、旁觀者變為抗爭者。也許中產階層不是抗議的第一波人，但他們一旦加入抗爭隊伍，對中共政權是致命的，許多通過抗議階段的民主轉型國家都有相同規律。

媒體作為公民社會的重要元素，特別是網路已在中國大陸社會抗議中起到很關鍵的作用。一部分知識份子介入，通過採訪、寫文章、建言等，對中共政策產生一些壓力。近幾年一些公共知識份子、律師介入抗議隊伍的狀況發展很快，和當局的政治碰撞越來越多。他們介入一些案件，雖數量不多，但影響很大。一些知識份子、記者和律師與海外媒體、組織、政要互動。二月十一日下午，美國駐華大使洪博培一行三人看望了已被斷水、斷電五十多天的北京維權律師倪玉蘭，這是抗議政治的一種新變化，一旦出現跨地區、跨階層的動員，當局就難以控制局面。

中國大陸的進步主要靠國民的積極抗議，世界上任何政權都不會無視民眾訴求。抗議政治的作用：一是監督政府，二是改變政府決定，三是改變體制，當前所產生的作用主要是前兩方面。中共天價維穩將拖垮地方財政，中西部的許多地方政府財政虧空的主因是大量開支用於維穩，二○○八年甘肅省的財政開支大部分用於公、檢、法和維穩辦。

柏林牆倒塌二十二年，世界人口的百分之七和四十七個國家走入民主，現佔世界人口百分之一點二的埃及人也將加入自由世界，中國大陸走向民主只是時間問題。從埃及到中國，讓人民自己表達訴求和不滿，讓人民和政府對話，這是制約權力，造就一個現代政府和文明政治的前提。如何讓國民在免於恐懼的條件下，自由地表達訴求和不滿，自由地跟政府對話，是中共避免「人亡政息」的關鍵。政府要講道理，靠普世價值的理念來治理社會，而不是依賴國家公器的強制力。現代政治文明，民意即天意。漠視民意既為悖逆，是最大不道德和不合法。執政黨對民眾批評權的敬畏，政府對民眾訴求的尊重是中國大陸政治、社會進步的關鍵，這也是中共十八大前所繞不開的一個問題。

一丁---------壟斷集團對全民的剝削

壟斷集團對全民的剝削
（大陸）一　丁

　　現在的中國仍然是處於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化的過程中，它並不是完全的市場經濟，一些與民生有密切關係的行業仍然是由國家壟斷和控制著。現在正是這些由國家所壟斷的行業，成了社會所不能容許並深惡痛絕的特殊利益集團。特殊利益集團謀取特殊利益的行為，實質上是少數人攫取由全體社會成員共同創造的社會公共財富的行為，是對全體社會成員真正意義上的剝削，是在謀取非法私利。

隨心所欲私分國有資產
　　在中國，國有資產的所有權是歸全體民眾，因為共和國的中國是屬於十三億中國人民的。國家不是歸政府和政府官員所有。政府只能是代表全體國民行使對國家和國有資源、資產的管理職責，對國有資源及資產有管理權而沒有處分權。政府對國有資源及資產處分必須經過人民的決定和批准，其具體方式應以人民代表大會以立法的形式來體現。但是現在在企業自主權的旗號下，國有資產和資源成了某些官員的私產。他們像支配自己家裡的私人物品一樣，隨心所欲地處分國有資源和資產並從中漁利，例如勞動報酬的提取。壟斷企業職工的收入普遍要高出國家平均收入的數倍，壟斷企業領導人的薪水更是個個可以拿到天文數字。有的在連年虧損的情況下，其領導人照樣拿百萬數字的獎金。有的壟斷企業在改制時，職工可以分到股份。這樣直接將屬於全民的國有資產分到少數私人手中。另外，國有壟斷企業普遍存在暴利現象，他們操控著「霸王合同」的不公平條款，為所欲為地主宰市場。一方面利用屬於全民的生產資料創造價值，另一方面又利用被他們壟斷的市場逼迫生產資料的所有人高價購買他們的產品。他們並沒有付出比其它國民更多的勞動，他們是使用了政府給他們的便利條件榨取更多的社會財富。這些財富在他們的二次分配中，分到了比其它行業的勞動者多得多的份額，這完全是一種利用特權對其它社會成員的剝削行為。這是在攫取其它社會成員創造的剩餘價值和大家勞動所得到的必要價值的雙重剝削。

政府強力維護的結果
　　特殊利益集團的這種剝削行為之所以能夠產生並得逞，完全是政府的作用和輔助。是政府將用全民創造的剩餘價值所形成的國有生產資料交給他們無償使用，又是政府給了他們壟斷市場特權。而且政府在允許並維護他們壟斷地位的同時，對他們的財富分配和報酬定位又以市場經濟為藉口予以他們自主地攝取，裡裡外外的便宜全讓他們佔盡，造成了嚴重的分配不公平現象。政府之所以這樣做自然會有官員們不言而喻的目的。看看已被揭發出來的官員們的貪腐案件，哪一件不與對國有資產資源的運用和處分有關？很多時候在社會的巨大壓力下，政府對暴利行業企圖用調節稅收這一經濟杠杆來控制其利潤，這只不過是一種掩人耳目的作秀，豈不知無論加多大的稅收比例，這個經濟負擔最終都會被轉嫁到消費者頭上。政府在對他們使用國有資產資源方面是強力維護的，而在控制他們的暴利方面卻只是「指導」。這兩種不同的手段，構成了政府對特殊利益集團不正當地攫取社會財富的行為的有力保護。

　　現在社會雖然對特殊利益集團表示了強烈不滿和聲討，卻難以根治，因為政府壟斷著全國主要的生產資料並以此為「社會主義」制度的標誌。而恰恰就是這個因素，造成了在社會主義中國出現特殊利益集團對全體國民的雙重剝削和政府官員越來越多的貪腐現象。在提倡進一步解放思想的今天，首先就應對生產資料的壟斷體制予以徹底的改革，否則中國的改革不會使國家走上符合經濟發展客觀規律的正確道路。

鮑 彤-----黨是管理社會的主體嗎？

黨是管理社會的主體嗎？
（大陸）鮑　彤

　　春節剛過，胡錦濤總書記就提出了「社會管理」問題，要求在中國「形成科學有效的利益協調機制、訴求表達機制、矛盾調處機制、權益保障機制」。這是馬、恩、列、斯、毛、鄧、江誰都沒有討論過的一個新問題。我很感興趣。

　　我特別希望知道誰是社會管理的主體：管理社會的權力屬於誰？誰有責任來協調利益，調處矛盾，保障權益？這個權力是不是等額選舉產生的？我也很想知道，輿論一律在形成表達機制中發揮的是什麼樣的作用。
　　社會管理這個題目太新了，像我這樣一竅不通的，可能大有人在。我記得有個老題目，叫做社會生活。研究社會生活的人很多，提出來的成熟方案也比較多。其中有一位美國的林肯先生，提出了民有、民治、民享三原則。我認為概括得非常好。這不是我一個人的見解。在我有限的見聞中，似乎沒有人推翻過或者超越過這三個原則，無論保守的、溫和的，還是激進的、乃至極端的思想家，似乎都沒有否定過這三條原則。連擅長做翻案文章的毛澤東，他也親自向路透社的記者發表聲明，中國共產黨執政以後，將是一個民有、民治、民享的社會。

　　古代社會的主體是「官」，所有權、統治權和享受權都屬於官，是官有、官治、官享的社會。感謝林肯，他用民有、民治、民享三原則，在現代社會和古代社會之間劃了一條涇渭分明的界限。這是林肯對社會學的普世貢獻，儘管他沒有機會學習馬、恩、列、斯、毛、鄧、江，一輩子與理論工作無緣，是一位長期幫老百姓打官司的律師。

　　自從共產黨奪取政權以來，中國大地上的主旋律是「黨」不是「民」，從此再也聽不到毛澤東當年發出的「民有、民治、民享」的聲音了。也許毛澤東開出來的支票已經被黨作廢了，不可能或者不應該兌現了？

　　在主體不明確的前提下討論「社會管理」問題，很難得出明確的結論。我很希望中國共產黨能夠重新像毛澤東在上世紀四十年代那樣，斬釘截鐵地承認「民有、民治、民享」的普世價值。否則的話，我擔心，「社會管理」有可能走上「黨治、黨有、黨享」或者「官治、官有、官享」的道路。

**蘇曉康----追溯正 義

滿街都是潛在的劊子手
◎ 蘇曉康

● 中共禁錮民智，塵封文革，無異於另一次「閉關鎖國」。正義不張，痞氣積劇， 社會一旦崩解，文革式暴民亂世須臾再現。

● 孔子萬世師表匾，在文革中遭暴民造反焚毀。一個文明毀滅沒有重建的社會，歷史重演並不奇怪。

八十年代我涉足「文革」暴虐歷史，一上來就碰到兩大血案：安徽黃梅戲劇團女演員嚴鳳英自殺後被 剖腹、北京師大女附中校長卞仲耘被活活群毆致死。震驚之餘，我仿佛聽到歷史深處有一股咆哮──如此沉冤若不能被公義所紓解，天良豈能安寧？一個文明幾千年 都在乎「人命關天」，難道吞咽得下這「茹毛飲血」的幾十年？

接下來二十年表面繁榮，內裡依舊血腥。我不敢妄言上帝是否蒞臨中國，但我看到天良的掙扎，她拒 絕隱沒──那民族創傷，驅動歷史記憶如地火，在民間暗自流轉，塑造著「記憶社會化」，推動受害者言說，漸漸顯身為公開論述，其中最著名的，包括丁子霖尋訪 「六四」死難者、王友琴調查「紅八月」罹難受虐教師、胡杰獨立製作紀錄片《尋找林昭的靈魂》、五七年右派向共產黨公開索賠、廖亦武對倖存地主群體的口述實 錄等等，而追尋數千萬死於飢餓民眾的楊繼繩《墓碑》，可謂最新一次宏大的高潮！

「前轉型」追溯的奇觀與困境

國際知名政治轉型專家Louis Bickford，界定轉型正義是指「原先不民主的社會，如何處理過去所發生過的人權侵犯、集體暴行、或其他形式的巨大社會創痛（包括種族滅絕或內戰）， 以建立一個比較民主、正義、和平的未來」，政治學上稱此為「追溯正義」（retrospective justice）。無疑，不論是二戰後對德國納粹反人類暴行的追究，還是南非種族迫害的「真相調查」、南美對前軍政府暴行的追討、東歐各國對共產黨罪惡的 清算，無一例外是「轉型後」的追究與矯正。

當下中國民間，調查追究執政當局歷史上的反人類罪行，似無前例。台灣在威權體制主動放棄獨裁、主導政治轉型的背景下，實行「追溯正義」，亦為罕見，也對大陸發生強烈的啟迪作用；然而台灣的「轉型正義」經驗特殊，也有「夾生飯」之嫌，民間頗感不平。

中共不僅拒絕蔣經國式的「和平轉型」模式，更是強烈防堵九十年代共產體制大坍塌的「蘇東波」效應在中國發生，以國家力量反「和平演變」、維持穩定，無所不用其極。中國民間的「追溯正義」，發生在這樣惡劣的政治環境下，對此我們能做怎樣的延伸解讀呢？

首先，民間得以在「轉型」前追溯正義，卻是中共預留的空間，因為它對自己的歷史沒有信心──鄧 小平對毛澤東的二十七年，雖不敢「砍旗」非毛化，卻是「不爭論」的；江澤民對鄧小平的「六四」，不敢翻案，但偷偷地減弱定性......這種合法性的斷 裂，變成每一屆「中央」都在默認甚至鼓勵民間質疑它的前任，去追溯那個時期的「正義缺陷」。歷史地看，鄧小平為挽救執政危機，否定文革清算「四人幫」，尤 其八十年代胡耀邦主持的「平反冤假錯案」，也算一次准「追溯正義」，而這點「正義」，恰是「鄧改革」的合法性來源，雖然由官方主導轉型，也是「夾生飯」， 近似台灣做法。

那麼，鄧的「文革清算」，是否具有「道德恐懼」性質？一位海外華裔回憶一九八○年受鄧小平接 見，親耳聽他吐露真言「我們共產黨對人民犯了罪」。這則內幕進入公共話語，引起巨大震驚，其效應與其說是坐實了中共驚人的歷史欠帳，不如說是滿足了民間關 於「中共怕清算」的預期感，並勾引人們提前支付「寬容」的認同。雖然此類和平轉型的渴望，或許不過是「大崩潰」憂患的另一種表述而已，我卻驚訝有人為什麼 看不到，二十年前鄧小平下令天安門鎮壓，依仗的正是毫無「恐懼感」。

與此並列的，還有民間「單方和解」的衝動，反復向中共發出呼籲，顯示了這種轉型前「追溯正 義」，正努力變成「轉型」本身。但可疑之處是，人們對「轉型正義」機制比較茫然，那是從一再被援引的南非「和解」模式即可瞭解到的──南非模式的一個主環 節，是圖圖大主教受命於曼德拉，先主持「真相調查」兩年多，共聽取兩萬三千多位受害者或目擊者的證詞，最後形成五大冊調查報告。沒有暴行調查，「正義」無 從生成，談何「追溯」？又怎能「寬容」？

轉型前的「追溯正義」無可非議，但它也誘發種種政治幻覺。防止中國崩潰，並非與中共「和解」可以獲得，毋寧這樣的「和解」，是以犧牲受害者做交換的，更不要說中共寧願中國崩潰，也不跟你交換政權。

「人亡政息」說

中國人曾一直相信，這個黨「有改過自新能力」，這既是轉型前「追溯正義」成為可能的一個因素，也是中國民間保持「和平轉型」巨大期待的誘因。曾幾何時，這個神話已經終結，中國人卻遲遲不能接受。

即使從政治轉型的角度去看，鄧小平也做了某種「轉型」｜｜從全能主義轉向後極權，他的「實用主 義」曾獲舉世稱譽。但是「改革」一旦觸碰政體，就產生了一個悖論：挽救執政合法性，跟黨內合法性，恰似水火不相容。趙紫陽的悲劇，是一個最好的例證，他在 八九衝突中，冷靜透徹地看出學生運動與「顛覆政權」絲毫不相干，輕易便可化解，而動用暴力鎮壓則是最愚蠢的下下策，將徹底葬送執政合法性，如此明智的政治 考量和決策，卻在中共僵化的體制內部，得不到理解、認同、擁戴，一句話，沒有合法性。此時鄧小平的頭腦裡，一點實用理性都不剩，徒然成了一個草木皆兵的昏 君。

一般而言，鄧與趙的改革理念，都是「救黨救江山」的權宜之計，但趙紫陽得了鄧之「實用理性」的 真傳，有執政成本的概念，鄧卻停留在打江山時代不計代價的「低級層次」。政治不講成本，對任何國家而言，都非常可怕。當年開了殺戒，鄧小平才恍悟到那成 本，但他安慰「屠城派」：只要我們把生活搞上去，老百姓就會忘掉天安門。這就是後來確保ＧＮＰ年年以十遞增的一個政治遺囑，鄧小平要拿中國的「江 山」（nature）去換他的「江山」（dynasty），他的繼承者的執政目標，就是執行這個政治遺囑，於是這個王朝也只好「人亡政息」。

中共的癌症是腐敗，那是因為它必須綁架所有中國人去替它還債，不腐敗怎麼做得到？其後果由網路上一文作了描述，頗為精彩：

「六四若平反，我們會有幾十萬甚至幾百萬黨的幹部被反貪局審查，很多人要被槍斃。中國廉政公署 的傳票會像雪片一樣飛到歐美各國刑警那裡，通緝在國外安享天年的離退休幹部。美國加州的許多豪宅，因屋主無法再繳納房產稅而被銀行查收，荷蘭的紅燈區立即 失去三分之二的生意，法國香榭麗舍大街的商店會冷清一半，德國賓士和寶馬工廠將有大批工人失業，就連泰國的遊樂區的生意也會突然爆跌。如果說十年前世界需 要中國腐敗，那今天的世界就已經離不開中國的腐敗了......」

世人皆言鄧小平沒有蔣經國開明，其實談不上「開明」二字，根本是一個愚昧的問題。以「追溯正 義」為例，對「二二八」的責任，民選上台的李登輝，不對蔣介石深究，只描述為「失察」；輪到陳水扁當總統，改為「蔣介石是事件元兇」，並摘除「中正紀念 堂」匾額；再輪到馬英九上台，又將匾額掛了回去。如此拉鋸，看似可笑，卻都要經立法院投票。台灣政治學家吳乃德教授指出，「國民黨要保護的或許不只是其領 袖的神聖歷史地位，同時也是中華民
國的歷史延續。」畢竟國民黨沒有「人亡政息」。

「代罪羔羊幫」

試看今日之神州，歷史一派模糊，晚近六十年幾成灰燼，只有毛澤東的孫子在北京被人當猴兒一樣耍著，還依稀令人想起荒謬年代，卻也擋不住公正、罪行、寬恕、受害者、施害者等等論說，頑強地走進公共話語。

前述兩大血案受害者，一位是盛譽天下的名演員，一位是京城排名第一的女子中學校長，說明政治尚 未轉型，即便是受害者，也是身後社會資源豐厚者，先出頭天，引起社會關注，而千萬普通受害者還在無人問津的境地。卞仲耘被害一案，更由於該校女紅衛兵宋彬 彬，曾是「八一八」重大歷史「真人秀」的主角，而注定要被公共話語鎖定。榮辱在轉瞬之間，便是歷史的冷酷，可歎當年花季少女們不可能了悟於此。

歷史被蒙蔽，當年的施害者也可能淪為某種程度上的「受害者」，這頗為反諷。宋彬彬及其辯護者們 的委屈，是極淺顯的：明明是毛澤東的責任，怎麼能叫一個女孩子來承擔呢？「要武嘛」這句經典毛式戲謔之語，隨機借由名叫「彬彬」者而發出，饒是雙關語之巧 妙，也生動地深嵌進歷史，而它來自天安門城樓之上，霎那間成為虐殺天下無數蒼生的一道權杖，後人雖不能妄斷那女孩接了這權杖，但她如何從這歷史細節中摘出 來自己，雖不是一個法律的問題，卻不免還是牽扯道德和正義。

有一個不太貼切的比喻──代罪羔羊（Scapegoat），說的是猶太教贖罪日獻祭兩隻羔羊， 令其帶走以色列人的罪孽、過犯；到基督教這裡，耶穌便是「代罪羔羊」。所以中國文革施害者們，有沒有這份殊榮，全看他們的造化了。這個宗教典故引入不信教 的中國語境裡，似可暗示毛澤東未被清算之前，他造下的種種罪孽，須得由「代罪羔羊」暫時認領下來，這也是沒有辦法的事情。歷史在中國一向匆匆，中共護著他 們的毛「神牌」，受害者冤魂不得安寧，世道人心自然要拿施害者是問了。

在「施害者」這個話題中，德國作家兼法官本哈德．施林克（Bernhard Schlink）的小說《朗讀者》（The Reader或譯《生死朗讀》），是最先鋒的詮釋，他用文學試圖證明，只有施害者的救贖成為可能，司法和正義才成為可能。因為所謂「無辜」，其實是一種前 知識、前良知的狀態，你可以懲罰一個罪人，若不能使他認罪，「正義」便沒有真的落實。施林克刻意將前納粹女看守漢娜設計成一個文盲，卻酷愛古典名著，營造 出一種「無辜」的張力；文盲使她在「社會資源」上成為一個徹底的弱者，為掩飾文盲而去做集中營看守，又為了保護這點隱私，而在法庭上獨自認下大罪，只好終 生坐牢。

但在獄中漢娜學會識字，認識了「大屠殺」歷史，良心發現並認罪懺悔，祈求被害者原諒，也做出象 徵性賠償，雖然她終於不能返回社會而自殺身亡，但是救贖和正義皆勉強達成。漢娜的悲劇具有很廣泛的象徵意義，如中國文革中，再具體到北京師大女附中，參與 群毆卞仲耘的絕大多數人，可能都是籍籍無名的各年級女生，也談不上「社會資源」，的確是該案的「施害者」，應當承擔法律責任，而大名鼎鼎的「宋要武」， 據?沒碰卞校長一手指頭！

戰後德國第二代的道德掙扎，是小說的副線，同樣震撼人心，而中國的「八零後」，恐怕都不知道有 「文革」這回事。文革當年「老子英雄兒好漢」的紅衛兵們，而今都到了「耳順」之年，學識上最不濟的也有大學文憑，留洋博士如過江之鯽，早已溢出「無辜」的 範疇，且至今蔭蔽於父輩權勢，「社會資源」豐沛，大多是社會名流，未聞有道歉者，只能是良知尚未甦醒。麻省理工學院博士宋彬彬不幸又成為這一群的標誌性人 物。

「滿街都是劊子手」

受害者施害者，背後是更為廣闊的一個含義：「共業歷史觀」。民族創傷是全民共同的記憶，中國人 都是「文革」的共同受害者。陳芳明論及「二二八」事件，認為「在事件的陰影下，社會內部的每一份子都有被悲情綁架的痛苦，因此，在看待歷史時，把事件的苦 難當作全體島上住民的共業，視為所有台灣人的共同枷鎖。」

與德國納粹世道相比，中國「十年文革」也許有很多差異，但有一條，即老百姓被領袖（元首）裹挾 為幫兇，規模之巨大，全世界找不到第三個；但在 「追溯正義」一端，又由於制度環境與文化的差異，兩者大相徑庭，所以《朗讀者》展示的反省、救贖的精神層次落實到中國，尚為遙遠。中共「不糾纏歷史舊 帳」，封塵文革罪惡，可視為另一種「閉關鎖國」，禁錮中國人之心智於歷史教訓和普世價值之外，耽於物質滿足而無他求，這種社會一旦崩解便成人間地獄。

人類社會演成暴民亂世，到二十一世紀並無減弱的趨勢，反而於今為烈。台灣民間真相與和解促進會 發起人之一林雪芳，在評價《朗讀者》之餘，分析施害者的全球現象：「以種族清洗與種族屠殺而言，學者大多認為，大部份尋常百姓在意識形態煽動與實作『磨 練』下，都不難變成大屠殺的劊子手，危機狀況下尤然。大屠殺的劊子手不必是變態狂或邊緣人，大部份老百姓都無法抗拒現代操控機制下的洗腦，換句話說，滿街 都是潛在的劊子手。單單前南斯拉夫與盧旺達就都有數十萬人參與屠殺自己的鄰居、親友，全世界的施害者更是以百萬、千萬人計的。這是一個嚴重的普世問題。」

一個社會從苦難中掙脫出來，若不能超越受害者與施害者之間的恩怨，則無從建構全社會成員的基本 信任感──「公民信任」（civic trust），設若中共隱瞞歷史、禁錮民智，後果乃是不需要再出一個毛澤東，文革再現可在須臾之間，「滿街都是劊子手」那一幕，降臨中國還會遠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