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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nday, March 28, 2011

周 晉----中東巨變對中共的啟示



中東巨變對中共的啟示
(美國)周 晉

  自焚青年扇動起「蝴蝶效應」

  二○一○年十二月十七日,一名二十六歲的突尼斯失業大學生因抗議城管暴力憤而自焚,二○一一年一月四日傷重不治。誰也沒有料到,這「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成千上萬早已對嚴重的腐敗、貧富懸殊、高失業率和高物價深懷不滿的突尼斯民眾憤然衝上街頭,引發了突尼斯幾十年來最大規模的騷亂。在付出七十多人死亡、數百人受傷的慘痛代價後,終於迫使執政長達二十三年的總統本‧阿里於一月十四日深夜匆匆流亡沙特阿拉伯。

  更沒人能料到的是:這名突尼斯大學生用自焚「扇起的翅膀」,迅速在北非、中東較貧窮、非產油的伊斯蘭國家產生了「蝴蝶效應」。一月十五日起,阿拉伯世界最貧窮的國家也門各地接連爆發示威遊行。一月二十七日,一萬五千名示威者在也門首都薩那舉行集會,要求總統薩利赫下台。一月二十八日,約旦多個城市再次爆發大規模的反政府示威遊行。埃及於一月二十五日和一月二十八日相繼爆發三十年來最大規模的反政府示威遊行,要求執政長達三十年的「現代法老」──總統穆巴拉克下台。二月十一日,穆巴拉克終於宣佈辭職,成為在一個月內因人民起義而倉惶辭廟的第二個北非、中東國家領導人。穆巴拉克倒台僅一天後,突尼斯「茉莉花革命」的「禍水」就潑到了向「以石油美元收買人心」的各中東產油國。二月十二日,盛產石油的阿爾及利亞約二千名反對派又在首都阿爾及爾舉行示威遊行,要求總統布特弗利卡辭職,成功迫使政府於二月十四日宣佈解除十九年前頒佈的緊急狀態法。二月十四日,素有「中東的香港」的美譽、國民收入的四分之三來自石油的巴林也爆發示威遊行,導致一人死亡、二十五人受傷,而巴林是美國第五艦隊的駐在國。二月十四日,伊朗首都德黑蘭爆發了有數萬人參加的自二○○九年以來最大規模的示威,導致一人死亡,數十人受傷,數百人被捕。二月十五日晚,利比亞第二大城市班加西爆發遊行示威,更大規模的示威於二月十七日爆發。二月十五日,伊拉克各地也爆發示威。科威特的反對派則計劃於三月八日集會。

  中東變天對中國的影響和啟示

  北非的「和平綠洲」突尼斯何以突然發生如此劇烈的社會震盪?中國社科院非洲研究室主任賀文萍分析認為:「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突尼斯這些年來政治體制僵化,名義上允許反對黨存在,二○○二年也頒佈了所謂的憲法修正案,但實際上仍是本‧阿里長期執政,對個人自由的限制和新聞封鎖也比較嚴重。國際經濟危機對突尼斯比較單一的幾項經濟支柱產業的衝擊非常大,如旅遊業的大幅萎縮使大批以旅遊業為生的突尼斯人失業。突尼斯的失業率高達百分之十四,其中青年人失業率更高達百分之五十二,這埋下了社會動盪的隱患。

  如果單從經濟增長的角度來看,北非、中東各發生動亂國家的表現都不算太差。根據美國中央情報局提供的數字,二○一○年,埃及的GDP增長百分之五點三零,世界排名第四十九。這幾個國家中經濟增長最慢的約旦,也達到百分之三點四零,高於美國、英國、法國、日本等老牌西方發達國家。中國則遙遙領先,高達百分之十點三零,高居世界第五。

  既然經濟增長不是維持政權不倒的萬能「偉哥」,那麼北非、中東各國持續的政治動亂就給中國敲響了警鐘,因為導致那裡反政府示威遊行的諸多社會因素在中國統統都有,有些在中國更有過之而無不及,例如由地方政府強力主導的強拆、居高不下的房地產、無處不在的腐敗等。中國的物價不斷攀升,漲幅雖不如中東某些國家,但已令低收入人群叫苦不迭;中國的貧富差距不斷擴大,基尼系數早已超過警戒線,達到零點五以上;中國不同行業的收入差距高達十五倍,為世界之最。雖然中國政府在「維穩」上投入的人力財力和控制「動亂」的能力遠非北非、中東的中小國家可比,但如果中國不及早將經濟政策從「增長壓倒一切」轉至「共享發展成果」,那麼民眾的憤怒遲早將爆發。當年突然爆發的四五事件和「六四」事件就是最好的前車之鑒。

  如果中共不盡快憲政改革……

  北京政治學者周舵認為:中東國家發生騷亂,國家憲政改革滯後是主要原因。他說,沒有憲政對於政府權力的約束,肯定會出現腐敗盛行、官員濫用權力的現象。從這個角度說,北非、中東的政治動亂對中國「太有啟發意義了」。他說,如果中共不盡快把憲政改革、法制改革推上軌道,五到十年之內,類似於伊斯蘭原教旨主義極端勢力的「新毛派」、「極左派」將在中國上台執政,這絕非中國和世界之福。

  北京歷史學家章立凡也認為:現在的中國社會已經(發展)到一個(關鍵的)節點上,不(實行政治體制的)改革,(經濟發展)將失去可持續性。他說:原有的三十多年的中國模式的發展已經走到盡頭了。如果沒有新的格局出來的話,按現有的這種格局苟延殘喘下去,這社會就要被撕裂了。現在,恐怕最大的問題還是一個利益的格局。就是說,現在的社會沒有一個公正的分配機制,沒有一套從憲政角度能夠對政府進行監督的機制,這是非常危險的。

  章立凡認為:正是由於一九八七年中共十三大提出要進行政治體制改革的構想因「六四」事件而停擺,才造成(如今)權貴資本劫持了改革旗幟的局面,改革已經發生了異化。現在改革在老百姓的心目中已經變成了另一種名詞,變成了「掠奪」的代名詞,社會公正又如何實現?中國現在面臨的問題都是體制性、結構性的。要解決這些矛盾,不能只靠(執政者)嘴上說幾句動聽的話。章立凡善意地提醒執政黨,不要從反面接受中東抗議浪潮的教訓,只知道鎮壓。他呼籲中共要懂得變通、知道妥協,弄清何為民主、何為共和。

  章立凡最後表示:在辭舊迎新之際,中國百姓們對執政黨唯一的期望就是該改的改起來,別再拖了。

  筆者衷心地希望,北非、中東發生的動亂能推動中國走上政治體制改革的康莊大道,中國百姓們的卑微願望能夠早日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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