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監復------打破「一個主義」的思想禁錮

胡績偉訪談錄

──從言論出版自由做起，打破「一個主義」的思想禁錮
（大陸）姚監復

　　胡績偉老人認為：「世界上根本不存在『一個主義』時代。」一些獨裁政體的統治者，從希特勒、斯大林到毛澤東，宣傳「一個主義」，是為了通過壟斷思想，達到建立一個領袖、一個黨的法西斯專制制度，壟斷政治的目的。因此，胡老認為必須打破「一個主義」的禁錮，當前可從落實憲法賦予公民的言論自由、出版自由的權利做起。

　　一、馬克思質問報刊檢查官：為什麼你們要求精神只能有一種存在形式？

　　毛澤東制定了「輿論一律」的專制主義的愚民政策，接班人照章行事，壟斷思想，只准唱主旋律，繼續堅持「一個主義」，否則就是「資產階級自由化」。對於這類壟斷思想的檢察官，馬克思早在一八四二年一月十五日寫出了尖銳的《評普魯士最近的書報檢查令》（中央編譯局譯，《馬恩全集》，一九五六年十二月，第一卷，第3-31頁）。馬克思質問書報檢查官：

　　「你們讚美大自然悅人心目的千變萬化和無窮無盡的豐富寶藏，你們並不要求玫瑰花和紫羅蘭散發出同樣的芳香，但你們為什麼卻要求世界上最豐富的東西──精神只能有一種存在形式呢？」

　　「每一滴露水在太陽的照耀下都閃耀著無窮無盡的色彩。但是精神的太陽，無論它照耀著多少個體，無論它照耀著什麼事物，卻只准產生一種色彩，就是官方的色彩！精神的最主要的表現形式是歡樂光明，但你們卻要使陰暗成為精神的唯一合法的表現形式；精神只准披著黑色衣服，可是自然界卻沒有一枝黑色的花朵。精神的實質就是真理本身，但你們卻想把什麼東西變成精神的實質呢？」（《馬恩全集》，第一卷，第7頁）
　　馬克思一八四二年對德國書報檢查官的批判，完全適用於二○一○年的堅持「一個主義」的中國書報檢查官和宣傳部門的官員：「你們抽象地理解真理，把精神變成了枯燥的記錄真理的檢察官。」而檢察官認定「凡是政府命令都是真理，而探討只不過是一種既多餘又麻煩的因素。」（《馬恩全集》，第一卷，第9頁）

　　馬克思指出德國檢察官：「你們竟不根據行為來判斷人，而根據你們杜撰出來的那一套對人的意見和行為的動機的看法來判斷人。」（《馬恩全集》第一卷，第19頁）堅持「一個主義」的毛澤東就是按照這種方式打右派、揪走資派，鄧小平用同樣手法批資產階級自由化、批胡耀邦、趙紫陽。北京法官到了二○一○年，仍然按照這種思想邏輯為劉曉波定罪。法西斯獨裁者從古到今，從德國到中國都是以杜撰的動機，而不是根據行為定罪、判刑。因此，必須廢除「一個主義」的法西斯原則。

　　那些口頭上空喊「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報刊要堅持馬克思主義的宣傳部門的官員們，你們為什麼不在行動上落實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第一篇文章的光輝思想呢？為什麼還要堅持「一個主義」，一定要求精神只能有一種存在形式──官方的色彩呢？

　　二、自古以來，世界上就不存在「一個主義」的時代

　　胡老認為：自古以來，世界上就不存在「一個主義」的時代。中國的春秋戰國是「百家爭鳴、百花齊放」諸子百家的時代；秦皇漢武都企圖搞「一個主義」的獨尊一家，實際上歷史上的大中國至少存在儒、道、佛三家，是多個主義。至於國外，從來就不是「一個主義」，至少分為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兩大家，是兩個主義。從宗教看，一個耶路撒冷就出了基督教、猶太教和伊斯蘭教三個教。為什麼中國共產黨一定要把自己改造成只有一個「毛神」的一神教教派?!

　　回顧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歷史，從來也不是「一個主義」：

　　馬克思主義認為，生產力決定生產關係，只有幾個最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同時發動社會主義革命才能成功。可是列寧認為，在歐洲最欠發達的俄國，可以發動社會主義革命，並取得成功。先改變生產關係，然後提高生產力。因此，列寧主義不同於馬克思主義，而是兩個主義。

　　列寧主義認為，不是通過議會鬥爭，而必須通過暴力革命，建立無產階級專政，才能獲得社會主義的勝利。而社會民主主義認為，可以通過議會鬥爭的道路，和平過渡到社會主義，果然取得了很大的勝利。因此，第二國際不同於第三國際，社會民主主義不同於列寧主義，而是兩個主義。

　　列寧主義認為，一國不能建成社會主義，必須支持和發動世界社會主義革命。斯大林主義認為，一國能夠建成社會主義。這樣斯大林主義不同於列寧主義，而是兩個主義。

　　毛澤東思想認為，中國革命實質上是農民革命，要走農村包圍城市的道路。斯大林、第三國際要求中國共產黨依靠無產階級，發動城市武裝起義，走十月革命道路。因此，毛澤東思想不同於斯大林主義，而是兩個主義。

　　鄧小平理論，「不要問姓社姓資」「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貓論，同毛澤東思想的階級鬥爭為綱、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鬥爭哲學，「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社會主義道路和資本主義道路的矛盾，毫無疑問，這是我國當前的主要矛盾。」的論點是針鋒相對的兩個理論、兩個主義。因此，鄧小平理論及其衍生的「三個代表」思想、科學發展觀等「鄧三科主義」，不同於毛澤東思想和馬列斯的主義，是完全不同的新的主義，根本不是「一個主義」。

　　從上可見，從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的發展過程看，從來不是「一個主義」，而是多個主義。世界上有幾百個尊崇馬克思的無產階級政黨，其黨綱是多樣的，提出和信奉的主義是多元的，更不是「一個主義」。

　　至於中國共產黨歷史上多次路線鬥爭，實質上也是不同思想路線、政治路線、軍事路線、經濟路線的鬥爭，也是不同主義（或者只是不同主意）的鬥爭。毛澤東批判彭德懷、劉少奇，鄧小平批判胡耀邦、趙紫陽，就證明黨內也存在兩種思想、理論、戰略和策略的鬥爭，也就是「兩個主義」。

　　蘇聯共產黨的斯大林和中國共產黨的毛澤東、鄧小平，拒不承認客觀存在的「兩個主義」、「多個主義」的現實，以壟斷思想的「一個主義」的法西斯理念作為政治大棒，把政治對手打成階級敵人或裡通外國的間諜、右派、右傾機會主義分子、走資派或資產階級自由化分子，其目的是為了鞏固個人獨裁的法西斯專制政治，其教訓是極為深刻的。因為，歷史最後證明，被斯大林、毛澤東、鄧小平批判的對立面的主義是正確的。胡老指出，一九七七年四月十日鄧小平給中共中央寫信，要求「我們必須世世代代地用準確的、完整的毛澤東思想來指導我們全黨全軍和全國人民，把黨和社會主義事業，把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事業，勝利地推向前進。」（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中國共產黨歷史大事記（一九一九年五月─一九九○年十二月》，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一年九月，第一版）鄧小平不僅要求用毛澤東思想指導全黨、全軍、全國人民，還要求用毛澤東思想這「一個主義」指導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這封鄧小平的信令人想起陳獨秀一九四○年十二月一日給鄭學稼的信，信中附有陳獨秀的《我的根本意見》，其中批判了希特勒法西斯的「一個主義」：「希特勒的納粹黨徒，則企圖以其統治德國的野蠻黑暗的辦法統治全世界，使全世界只許有他的一個主義、一個黨、一個領袖，不容許任何異己之存在，並不容他征服的國家中土著納粹及各種各色的土著法西斯之存在。希特勒黨徒之勝利，將使全人類窒息，將使全人類由有思想腦神經有自由意志的人，變為無思想腦神經無自由意志的牛馬器械。」（轉引自鄭學稼：《陳獨秀傳》，一九八九年三月，台北時報文化公司出版，第1141頁）陳獨秀的這段論述，同樣適用於對蔣介石、毛澤東、鄧小平堅持「一個黨、一個領袖、一個主義」法西斯獨裁制度的批判。因為他們都是堅持「一個黨、一個領袖、一個主義」的法西斯獨裁制度的逆時代潮流而動的專制統治者。

　　三、一言堂必造成「黨無寧日、國無寧日」的災難

　　胡老認為，毛澤東在建國前反對蔣介石的「一個黨、一個領袖、一個主義」的法西斯獨裁政治，因而贏得民心，奪取了全國政權。而建國後，把「一個領袖」毛澤東捧上神壇，毛澤東思想也被神化為最高最活的馬克思主義的頂峰，「誰反對毛澤東思想，就打倒誰」的超級法律，使全黨全國全民的思想被束縛、禁錮於「一個主義」的囚籠中，即毛澤東的一言堂內。造成的惡果是：「最最最最革命的理論同最最最最專制的傳統相結合，形成最最最黑暗的毛澤東思想之三十年的統治。中國傳統的專制主義變成了極權主義。」（二○○三年一月二十三日李慎之致許良英的信：《八十三封信──許良英、李慎之一九九八─二○○三年通訊錄》，同心同理書屋，二○○八年四月二十二日，第170頁），出現了古今中外罕見的反右派鬥爭、人民公社化、大躍進、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歷史悲劇。

　　關於「一個主義」對中共和對國家造成的重大損失與深刻教訓，已在《胡績偉自選文集》、《關於胡趙十年新政的談話》中做了大量闡述，此文不再重複。需要特別引以為訓的是，「一個主義」只能由「一個領袖」進行定義、解釋、闡述，形成金口玉言的黨國一言堂，這是黨史、國史必須認真研究的歷史教訓。鄧小平曾經在八十年代初期講過一些好話，包括必須反對封建殘餘，進行黨和國家制度的政治體制改革，斯大林肅反擴大化的悲劇在英、美、法等國家就不可能出現等。極為遺憾的是他又繼承了毛澤東的「一個主義」思想，建立了新的一言堂，並且還要接班人繼承這種壟斷思想的封建傳統。他對江澤民講過：「毛主席在，毛主席說了算。我在，我說了算。什麼時候你說了算，我就放心了。」毛說要發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他說了就算數，文化大革命的浩劫就發生了。鄧小平說，一九八九年要戒嚴，他說了就算數，北京「六四」慘劇就發生了。如果新一代的接班人仍然繼承這種一言堂的封建專制傳統，成為「一個主義」的唯一詮釋者，以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口號，掩蓋堅持一言堂的反民主本質，那末，又必將造成「黨無寧日」、「國無寧日」的局面和新的大災大難。

　　四、廢棄「一個主義」的法西斯獨裁政治，首先必須落實憲法賦予公民的言論自由、出版自由的權利
　　胡老認為，在發展民主的問題上，執政的領導人當然捨不得放鬆手中的政治權力，那麼，是否可以先從自由方面前進一步，思想控制放鬆一點，以寬厚、寬容、寬鬆的方針，落實思想自由、言論自由、出版自由等憲法賦予公民的神聖權利。

　　當政者認為提出「發展是硬道理」和「穩定壓倒一切」的口號，就能構建和諧社會。但是，每年十幾、二十多萬起群體事件和日益嚴重的惡性案件證明「和諧社會」的設想已經破產。沒有民主、自由，何來和諧？因此，黨內外具有民主思想的人士都一致主張，加快政治體制改革，保障公民的民主、自由的政治權利。當年擔任中共中央宣傳部長的朱厚澤提出「三寬」方針，之所以發生很大的影響，就是這個道理。

　　胡趙新政十二年之所以出現生動活潑的政治局面，正是由於首先落實言論自由、出版自由的權利。因為，這是普世價值。現在的領導人也講尊重人的尊嚴。正義、公平，首先就要尊重人的思想自由。本文開頭引用了馬克思的論述：「精神有多種形式，具有無窮無盡的色彩。為什麼只准精神產生一種色彩、只能是官方的色彩呢？」言論自由，正是思想的客觀規律。為什麼多年來，我們的中宣部口頭上講要堅持馬克思主義，而在行動上偏要同馬克思的教導對著幹呢？我曾幾次建議，宣傳部門的領導人要認真學習和切實貫徹馬克思一八四二年就提出的新聞自由的原則。一個自稱為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權威部門和宣傳領導單位的負責人，為什麼連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的第一篇文章都不學習，真是可悲！

　　胡績偉老人說：「我作為九十四歲的老革命者，對於我們這個病入膏肓的國家和黨，仍然抱有一些善良的美好希望。我認為，有幾項具體措施，是利於病的苦口良藥，可能帶來希望的刺耳的話，現在提出來，供執政者思考。如能實行，對我們的死症可能還有一點希望。」

　　胡老建議採取以下一些具體做法：

　　──在憲法範圍內重新確定中央宣傳部的職責範圍，取消中宣部凌駕於黨和國家、政府行政部門的「思想沙皇」地位。宣傳部門、公檢法單位不得干預、破壞、損害憲法賦予公民的思想自由、言論自由的權利。如果沒有自由，民主只是形式。

　　──根據憲法重新審議、修改以言定罪的「煽動顛覆國家」的罪名。明確保護思想自由、言論自由等公民權利，維護憲法尊嚴。

　　──允許黨報、黨刊、黨網發表黨內不同派別、不同思想傾向的黨員的文章，並准許他們獨立自主地編輯出版報刊，體現黨內民主先行一步的方針。清朝末年，軍閥和國民黨時代允許民間報紙的存在，二十一世紀的中國更應允許和鼓勵民間辦報刊。

　　──當前社會多元化，不同階層利益迥異，各報刊要如實反映不同社會群體的各種需求、困難與呼聲，敢於揭露社會中各種現實矛盾與潛在危機，鼓勵提出不同的對策性建議、方案，進行公開討論、爭論，以取得社會共識，有利於社會和諧。

　　──鼓勵、支持報刊恢復與加強「人民來信」、「讀者來信」專欄，允許群眾公開批評、揭露黨政官員的腐敗、瀆職、壓制民主等不法行為，批評與揭露社會、經濟、文化、思想等方面的嚴重問題。

　　──在報刊上允許發表關於黨史、國史的各種文章、資料，不設思想政治禁區，允許自由爭論。提倡學術自由，宣傳部門不是宗教裁判所。

　　──黨政信息公開。村務、財政已公開，中央、省、市、縣級財政等信息盡快公開，包括各黨派、群眾團體（含中共）財政預算、決算公開。

　　──境外、國外信息對等交流。對不干擾、不查禁我國向外廣播、電視、電影報刊、書信、電報、網絡信息傳輸的國家和地區，採取對等的不干擾、不查禁對方信息傳播的政策。

　　──在思想、文化交流中鍛煉群眾。對網絡、電影、電視等審查，只能依法按涉及暴力與性的內容劃分等級，限制在不同範圍內的傳播權利。不准以抽象的思想標準審查處理。

　　──中蘇論戰時，中共敢於全文公佈蘇方文件、講話，還算具有自信心。現在，自稱「三個代表」的黨，更應有自信心，要敢於公佈各種信息，包括不同於「一個主義」的境內外的各種平面和網絡媒體的信息，不必封鎖國外輿論。現在是開放時代，已不同於閉關鎖國的毛澤東時代。宜用開放視野，尊重與保護表達自由。相信群眾在與不同思想的接觸、爭論、思考中，能夠辨明真理，得到鍛煉。

　　五、繼承、發揚胡趙新政的民主、自由精神，廢除「一個黨、一個領袖、一個主義」的法西斯獨裁制度
　　胡老最後再一次強調，必須廢除「一個黨、一個領袖、一個主義」的法西斯獨裁政治制度，一定要繼承和發揚胡耀邦、趙紫陽十二年新政的改革開放、自由、民主精神，繼續貫徹他們提出的行之有效的宣傳方針、政策，特別是允許公開揭露和批評毛澤東的錯誤和罪惡，破除毛澤東時代嚴重的神化領袖、個人迷信的惡習；破除思想禁區、政治禁區，允許在黨報上開展尖銳的批評和自我批評，鼓勵敞開思想提出新問題、探討新問題；拋棄「兩報一刊」式的壟斷思想的官方定論，學習胡耀邦的民主作風，支持發表「特約評論員」闡明新思想、新政見的言論；支持提倡平反冤假錯案、實踐標準、生產目的、人民是主人翁等促進思想解放的大討論；報刊支持包產到戶，破除人民公社體制的桎梏，極大地解放生產力，調動了廣大人民群眾的生產積極性，促進了國民經濟的全面發展，形成了全國朝氣蓬勃、生動活潑的政治局面。

　　在胡趙新政時期，中央和各級新聞單位、理論研究單位，發揮了強有力的思想推動作用，同時在事實上改變了中宣部凌駕於一切單位之上的霸權地位。胡耀邦信任的中宣部長朱厚澤提出的「三寬」方針，深得人心，改變了中宣部多年來的「鬥鬥批」的形象，不是「今年鬥這個人，明年批那個人」的思想沙皇。當年胡耀邦糾正了把《人民日報》變成中宣部的機關報的重大錯誤，恢復了中央黨報是名副其實的中共中央機關報的地位。很可惜，在胡趙被罷黜以後，這些寶貴的成功的經驗，統統被拋棄了。結果，「一個黨、一個領袖、一個主義」的專制傳統，特別是中宣部負責壟斷思想的惡劣體制與作風又復活了。

　　原中共中央總書記陳獨秀早在一九四○年九月在致西流的信中深刻地分析了斯大林與獨裁制的關係：「斯大林的一切罪惡，乃是無產階級獨裁制之邏輯的發達，試問斯大林一切罪惡，那一樣不是憑藉著蘇聯自十月以來秘密的政治警察大權，黨外無黨，黨內無派，不容許思想、出版、罷工、選舉之自由，這一大串反民主的獨裁制而發生呢？若不恢復這些民主制，繼斯大林而起，誰也不免是一個『專制魔王』，所以把蘇聯的一切壞事，都歸罪於斯大林，而不推源於蘇聯獨裁制之不良，仿佛只要去掉斯大林，蘇聯樣樣都是好的，這種迷信個人輕視制度的偏見，公平的政治家是不應該有的。……我們若不從制度上尋出缺點，得到教訓，只是閉起眼睛反對斯大林，將永遠沒有覺悟，一個斯大林倒了，會有無數斯大林在俄國及別國產生出來。在十月後的蘇俄，明明是獨裁制產生了斯大林，而不是有了斯大林才產生獨裁制，如果認為資產階級民主制已至其社會動力已經耗竭之時，不必為民主鬥爭，即等於說無產階級政權不需要民主，這一觀點將誤盡天下後世！」（鄭學稼：《陳獨秀傳》，一九八九年三月，台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第1133頁）七十年前，陳獨秀對蘇聯獨裁制的教訓所做的分析極為深刻，對二十一世紀的中國共產黨有針對性。胡老認為，當前的中國，必須深入批判毛澤東和鄧小平，同時要分析批判產生毛鄧的制度，採取措施堅決廢除「一個黨、一個領袖、一個主義」的法西斯獨裁政治制度。

　　胡老深情地回顧六十年來中國民主進程後，深刻地指出：「民主、自由是時代潮流，浩浩盪盪，勢不可擋，順之者昌，逆之者亡。如果中國共產黨不廢除『一個黨、一個領袖、一個主義』的法西斯獨裁政治制度，是沒有前途的。」

二○一○年六月一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