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iday, August 24, 2012
Saturday, April 21, 2012
中共體制內外人士強烈要求民主憲政---- （美國）楊力宇
動向雜誌第313期: 北京百人會痛斥中共弊政
──中共體制內外人士強烈要求民主憲政
（美國）楊力宇
在近代中國民主化的過程中，孫中山先生領導的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推翻滿清王朝，建立民國，為一劃時代的歷史性貢獻，今年正好一百周年。因此，兩岸及海外各地紛紛舉辦各種慶祝活動。在中共控制下，大陸只允許舉辦有關辛亥革命的活動，但台灣除慶祝辛亥革命外，並大規模地舉辦慶祝中華民國建國百年的各種活動，強調台灣自一九四九年以來的民主化成就。
今年不但是辛亥革命一百周年，也是中共建黨九十周年。中共總書記胡錦濤發表重要講話，仍然堅持一黨專制，沒有任何民主改革的明示或暗示。在中共現任高層領袖中，只有溫家寶多次發表政改主張的談話，但卻承受無比的黨內壓力，最近數月溫已沒有再呼籲推動政改。
雖然中共強力鎮壓民運及維運，但海內外民主化的呼聲卻日益強烈。從九十年代初東歐及蘇聯共產專制政權崩潰後，二十一世紀初在中亞西亞出現「顏色革命」，專制政權紛紛垮台。至二○一一年，茉莉花革命撗掃高度專制的中東及北非回教國家，獨裁政權（包括突尼西亞、埃及、利比亞等國政權）紛紛倒台，民主力量取得了重大勝利，開啟了「阿拉伯之春」的嶄新時代。
百人會痛斥中共弊政
雖然中共仍然漠視全球民主化的浪潮，並鎮壓民運與維運，中國有識之人士卻於八月二十七日在北京舉辦《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發表三十周年座談會。北京政、經、理論、法學、新聞界人士一百多人出席，四十多位專家學者作了主題發言。此一座談會由胡耀邦史料信息網、中國經濟體制改革雜誌社、《南方周末》報社等機構聯合主辦，發言人幾乎一致痛斥中共的種種弊政。
主題發言的重點
四十多位專家的主題發言與中共官方的主張和堅持可說是針鋒相對，但本文限於篇幅，無法一一評述，只能提出幾個重點加以評析。
最值得注意的是胡耀邦之子胡德平（也是政協常委）的尖銳批評：
‧革命黨（指中共）沒有向執政黨轉變、轉型（意即中共未實現民主轉型，仍然堅持革命時代的作為與作風）。
‧近來有人想利用文革再搞文革（應是指薄熙來等人），黨內有極左傾向，個人淩駕於中央之上。
‧現今中共仍然是搞民主集中制，但「民主總是弱勢，集中總是強勢」。只有封建社會才感到「自己什麼都好」，開放社會才知道處處「不如人」。胡德平質問：「孤立於世界」（暗示中共孤立於世界民主陣營之外）有甚麼好處？
北大教授陳波則指出，中共至今「對文革反思不夠」，文革的餘毒仍然存在（其實，中共至今並未完全否定文革，對巴金設立文革博物館之建議仍然置之不理）。
清華大學教授李栝則明確指出，共產黨沒有好好否定文革的種種問題，缺乏一種「真正實現穩定的價值觀」，改革（指政改）早已停滯，黨把人民當「小孩子」。
而中國政法大學教授江平則更進一步批評中共的「穩定壓倒一切論」及「中國國情論」，猶如三十年前的「兩個凡是」。他認為，對中國而言，最重要的應是憲政、法制與人權的理念。
《人民日報》前評論員馬立誠則強調「民主和自由不可阻擋，不要阻擋」，而經濟發展「不能解決執政的合法性」（因中共堅拒民主選舉）。他主張擴大黨內民主及實施憲政。
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于建嶸強力要求中共把法制、憲法作為執政的基本理念。張愛萍（曾任國防部長）之子張勝則指出，在中共專政體制下，「權力失去制衡，必然導致腐敗」。而中共中央黨校教授沈保祥則明確指出中共應民主化、科學化、現代化。
中國政法大學副院長何兵呼應沈保祥的要求，認為黨建關鍵要民主化、科學化及現代化。北京大學教授張維迎坦率指出，中共根本沒有落實憲法，領導人多數沒有理念，只有利益。京衡律師集團董事長陳有西則要求推動思想解放運動，改變執政理念，改變維穩模式，認為高壓不能解決民怨、民憤，必須通過疏導來維持穩定，他要求推動政治體制改革及司法改革。
此一座談會不但網羅中共體制內外的甚多人士，甚至邀請了香港科技大學教授丁學良。他的發言更為露骨，公開提出利比亞卡達非政權的種種問題，並明智地指出，卡達非的種種暴政導政其政權之崩潰命運。他以卡達非之覆亡來警惕中共，認為中共只有一條路：民主和法治。
堅持專政 否定憲政
綜如上述，此一座談會的發言人幾乎一致痛斥中共的種種弊政：堅持黨治、人治及中共領導，否定憲政、法治、民主、自由等普世價值。他們並要求中共推動政治改革，走向民主化、科學化及現代化。
胡德平深受其父胡耀邦的政經改革理念之影響，力主政經改革應同步進行。在對會議作總結時，胡德平肯定會議的討論，也肯定「實踐為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他要求中共堅持思想解放（胡耀邦於一九八六年會見筆者時即痛批文革及其他中共的種種惡政，不但要求推動經改，也堅持推動政改）。
中國的開明、理性知識份子終於集結在一起，跨出了重要的一步，值得肯定（他們的主張與溫家寶的政改理念頗多相似之處）。但他們仍需繼續努力，擴大其影響力──改變一個九十年來一黨專制的共產黨實是一個幾乎不可能的任務，因中共掌握所有政、經、軍及其他資源與權力。但民主化的洪流已擊毀了蘇聯及其他二十多個專制政權，中共可能永遠抗拒民主化的洪流嗎？中共某些領袖（如胡耀邦、趙紫陽等，甚至包括溫家寶）已看清全球民主化的洪流勢不可擋。他們似乎了解孫中山先生的名言：「世界潮流，浩浩蕩蕩，順之則昌，逆之則亡」。胡錦濤、吳邦國及其他中共領袖也不可能永遠堅持一黨專政，永遠抗拒世界民主化一波一波的浪潮。
──中共體制內外人士強烈要求民主憲政
（美國）楊力宇
在近代中國民主化的過程中，孫中山先生領導的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推翻滿清王朝，建立民國，為一劃時代的歷史性貢獻，今年正好一百周年。因此，兩岸及海外各地紛紛舉辦各種慶祝活動。在中共控制下，大陸只允許舉辦有關辛亥革命的活動，但台灣除慶祝辛亥革命外，並大規模地舉辦慶祝中華民國建國百年的各種活動，強調台灣自一九四九年以來的民主化成就。
今年不但是辛亥革命一百周年，也是中共建黨九十周年。中共總書記胡錦濤發表重要講話，仍然堅持一黨專制，沒有任何民主改革的明示或暗示。在中共現任高層領袖中，只有溫家寶多次發表政改主張的談話，但卻承受無比的黨內壓力，最近數月溫已沒有再呼籲推動政改。
雖然中共強力鎮壓民運及維運，但海內外民主化的呼聲卻日益強烈。從九十年代初東歐及蘇聯共產專制政權崩潰後，二十一世紀初在中亞西亞出現「顏色革命」，專制政權紛紛垮台。至二○一一年，茉莉花革命撗掃高度專制的中東及北非回教國家，獨裁政權（包括突尼西亞、埃及、利比亞等國政權）紛紛倒台，民主力量取得了重大勝利，開啟了「阿拉伯之春」的嶄新時代。
百人會痛斥中共弊政
雖然中共仍然漠視全球民主化的浪潮，並鎮壓民運與維運，中國有識之人士卻於八月二十七日在北京舉辦《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發表三十周年座談會。北京政、經、理論、法學、新聞界人士一百多人出席，四十多位專家學者作了主題發言。此一座談會由胡耀邦史料信息網、中國經濟體制改革雜誌社、《南方周末》報社等機構聯合主辦，發言人幾乎一致痛斥中共的種種弊政。
主題發言的重點
四十多位專家的主題發言與中共官方的主張和堅持可說是針鋒相對，但本文限於篇幅，無法一一評述，只能提出幾個重點加以評析。
最值得注意的是胡耀邦之子胡德平（也是政協常委）的尖銳批評：
‧革命黨（指中共）沒有向執政黨轉變、轉型（意即中共未實現民主轉型，仍然堅持革命時代的作為與作風）。
‧近來有人想利用文革再搞文革（應是指薄熙來等人），黨內有極左傾向，個人淩駕於中央之上。
‧現今中共仍然是搞民主集中制，但「民主總是弱勢，集中總是強勢」。只有封建社會才感到「自己什麼都好」，開放社會才知道處處「不如人」。胡德平質問：「孤立於世界」（暗示中共孤立於世界民主陣營之外）有甚麼好處？
北大教授陳波則指出，中共至今「對文革反思不夠」，文革的餘毒仍然存在（其實，中共至今並未完全否定文革，對巴金設立文革博物館之建議仍然置之不理）。
清華大學教授李栝則明確指出，共產黨沒有好好否定文革的種種問題，缺乏一種「真正實現穩定的價值觀」，改革（指政改）早已停滯，黨把人民當「小孩子」。
而中國政法大學教授江平則更進一步批評中共的「穩定壓倒一切論」及「中國國情論」，猶如三十年前的「兩個凡是」。他認為，對中國而言，最重要的應是憲政、法制與人權的理念。
《人民日報》前評論員馬立誠則強調「民主和自由不可阻擋，不要阻擋」，而經濟發展「不能解決執政的合法性」（因中共堅拒民主選舉）。他主張擴大黨內民主及實施憲政。
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于建嶸強力要求中共把法制、憲法作為執政的基本理念。張愛萍（曾任國防部長）之子張勝則指出，在中共專政體制下，「權力失去制衡，必然導致腐敗」。而中共中央黨校教授沈保祥則明確指出中共應民主化、科學化、現代化。
中國政法大學副院長何兵呼應沈保祥的要求，認為黨建關鍵要民主化、科學化及現代化。北京大學教授張維迎坦率指出，中共根本沒有落實憲法，領導人多數沒有理念，只有利益。京衡律師集團董事長陳有西則要求推動思想解放運動，改變執政理念，改變維穩模式，認為高壓不能解決民怨、民憤，必須通過疏導來維持穩定，他要求推動政治體制改革及司法改革。
此一座談會不但網羅中共體制內外的甚多人士，甚至邀請了香港科技大學教授丁學良。他的發言更為露骨，公開提出利比亞卡達非政權的種種問題，並明智地指出，卡達非的種種暴政導政其政權之崩潰命運。他以卡達非之覆亡來警惕中共，認為中共只有一條路：民主和法治。
堅持專政 否定憲政
綜如上述，此一座談會的發言人幾乎一致痛斥中共的種種弊政：堅持黨治、人治及中共領導，否定憲政、法治、民主、自由等普世價值。他們並要求中共推動政治改革，走向民主化、科學化及現代化。
胡德平深受其父胡耀邦的政經改革理念之影響，力主政經改革應同步進行。在對會議作總結時，胡德平肯定會議的討論，也肯定「實踐為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他要求中共堅持思想解放（胡耀邦於一九八六年會見筆者時即痛批文革及其他中共的種種惡政，不但要求推動經改，也堅持推動政改）。
中國的開明、理性知識份子終於集結在一起，跨出了重要的一步，值得肯定（他們的主張與溫家寶的政改理念頗多相似之處）。但他們仍需繼續努力，擴大其影響力──改變一個九十年來一黨專制的共產黨實是一個幾乎不可能的任務，因中共掌握所有政、經、軍及其他資源與權力。但民主化的洪流已擊毀了蘇聯及其他二十多個專制政權，中共可能永遠抗拒民主化的洪流嗎？中共某些領袖（如胡耀邦、趙紫陽等，甚至包括溫家寶）已看清全球民主化的洪流勢不可擋。他們似乎了解孫中山先生的名言：「世界潮流，浩浩蕩蕩，順之則昌，逆之則亡」。胡錦濤、吳邦國及其他中共領袖也不可能永遠堅持一黨專政，永遠抗拒世界民主化一波一波的浪潮。
胡溫如不再跨一步，其禍不遠......陳破空
北京之春---胡溫如不再跨一步，其禍不遠......陳破空: 陳破空
陳破空
胡溫習等人扳倒薄熙來，誰反對？誰支持？細看輿論、尤其網絡輿論，同情薄熙來而咒罵胡溫習等人的，不僅包括毛左派，也包括一般左派，還包括共產黨的傳統支 持者，在海外，則是親共人士。為薄熙來倒台叫好、為胡溫習等人加油的，或明或暗，反倒是海內外自由派，包括自由派知識分子、主流民運人士、法輪功，以及渴 望社會變革的民間大眾。
筆者說過：薄熙來倒台，是中國自由派知識分子與中共最高當權者裡應外合與分進合擊的結果，不是指組織上，而是指精神上。多年來，海內外自由派知識分子對薄式“打黑”持續不斷的質疑、對薄式“唱紅”深惡痛絕的抨擊，構成了輿論上倒薄的強大聲勢。
按照薄熙來自己的話來說，就是：“敵對勢力在信息輿論方面可謂煞費苦心，我們哪裡出點事，它就會可勁兒地忽悠、造謠，其目的就是要搞亂人心。這個'戰場'是隱形的，但鬥爭是激烈的。”
由此可見，胡溫習等人倒薄，主要的支持力，不在黨內，而在黨外；甚至，不在共產黨一方，而在共產黨“敵對勢力”的一方。
這便不難解釋，為什麼，倒薄後，胡溫習等人遭遇強勁反彈？僅僅說是左派的反彈，太勉強；應該說是黨內相當勢力的反彈，更恰當。要求全黨全軍團結在“以胡錦 濤為總書記的黨中央周圍”，這種呼籲，本身反映黨內分裂加劇；要求各地各級官員表態“與黨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更洩露黨內權力鬥爭與路線鬥爭的白熱化。
胡溫習等人，如果目光僅僅局限於黨內，倒薄之舉，恐埋下重大隱患。因為，“十八大”之後，胡溫等人大抵交權退休，只要現行製度不變，未來中共，並無法排除 左派或者毛左派重新崛起的可能，一個薄熙來倒下去，另一個“李熙來”或“張熙來”可能異軍突起。一旦左派或者毛左派再度得勢，已經退休的胡溫個人，可能遭 到他們報復性清算。其禍不遠。
當此之際，胡溫習等人，必須再跨一步，跨出黨內，跨到民間，擺脫體制內的近身纏鬥，尋求體制外的民意支撐，一如前蘇聯的戈爾巴喬夫和葉利欽。倒薄之後，啟 動政治體制改革，讓黨內改革力量與民間變革力量相結合，實現最低社會成本下的和平演變，一如緬甸改革模式。如此，不僅利國利民，也利於胡溫個人，胡溫至少 可以做到全身而退、安享晚年。
須知，現行體制，有利於左派或毛左派的生存與壯大，因為，他們才是現行製度下的正統、法統，可以大聲嚷嚷而無所顧忌；相反，被視為現行製度“敵對勢力”的 自由派，遭到“合法的”壓制。一旦制度翻覆，情況就會倒過來，自由派和民間變革力量，一經取得合法地位，必迅速壯大而成為社會主流，到時候，左派或毛左 派，儘管仍然有其聲音，卻必定式微而瀕於邊緣化。
薄熙來倒台後，胡溫當局曾有一系列試探性動作：曾在網絡上間歇性解禁有關胡耀邦、趙紫陽和“六四”的信息；曾向外國媒體放風，說溫家寶在黨內提平反“六四”；清明節前夕，由官方媒體發表《胡耀邦墓前清明祭》的報導文章。
所有這些，都被外界解讀為胡溫當局可能推動“政改”的信號。然而，至4月15日，是胡耀邦辭世23週年忌日，北京並無任何追思安排。這與前段時間的風向完全不符。
儘管，同一日，溫家寶在《求是》雜誌上發文，《讓權力在陽光下運作》，有人勉強解讀為與胡耀邦忌日相呼應，就算如此，信息卻過於微弱。通觀溫家寶全文，不 過是“反腐倡廉”的老生常談，無非暗示：處置薄熙來，將仍然以“反腐”的名義；對比3月14日溫家寶在記者會上的表述，立場退縮：不再以路線鬥爭詮釋倒薄 意義。那種詮釋，意味著，中共面臨方向選擇，政改與否？何去何從？
在“政改”方向上的再次後縮，大概來自於胡錦濤的猶豫不決。胡的瞻前顧後和優柔寡斷，可能讓中共再一次錯過政改契機，“天與不取，反受其咎，”胡溫來日遭禍，必出於此理；“當斷不斷，反受其亂，”中國來日大亂，必出於此理。
胡溫如不再跨一步，其禍不遠
陳破空
胡溫習等人扳倒薄熙來，誰反對？誰支持？細看輿論、尤其網絡輿論，同情薄熙來而咒罵胡溫習等人的，不僅包括毛左派，也包括一般左派，還包括共產黨的傳統支 持者，在海外，則是親共人士。為薄熙來倒台叫好、為胡溫習等人加油的，或明或暗，反倒是海內外自由派，包括自由派知識分子、主流民運人士、法輪功，以及渴 望社會變革的民間大眾。
筆者說過：薄熙來倒台，是中國自由派知識分子與中共最高當權者裡應外合與分進合擊的結果，不是指組織上，而是指精神上。多年來，海內外自由派知識分子對薄式“打黑”持續不斷的質疑、對薄式“唱紅”深惡痛絕的抨擊，構成了輿論上倒薄的強大聲勢。
按照薄熙來自己的話來說，就是：“敵對勢力在信息輿論方面可謂煞費苦心，我們哪裡出點事，它就會可勁兒地忽悠、造謠，其目的就是要搞亂人心。這個'戰場'是隱形的，但鬥爭是激烈的。”
由此可見，胡溫習等人倒薄，主要的支持力，不在黨內，而在黨外；甚至，不在共產黨一方，而在共產黨“敵對勢力”的一方。
這便不難解釋，為什麼，倒薄後，胡溫習等人遭遇強勁反彈？僅僅說是左派的反彈，太勉強；應該說是黨內相當勢力的反彈，更恰當。要求全黨全軍團結在“以胡錦 濤為總書記的黨中央周圍”，這種呼籲，本身反映黨內分裂加劇；要求各地各級官員表態“與黨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更洩露黨內權力鬥爭與路線鬥爭的白熱化。
胡溫習等人，如果目光僅僅局限於黨內，倒薄之舉，恐埋下重大隱患。因為，“十八大”之後，胡溫等人大抵交權退休，只要現行製度不變，未來中共，並無法排除 左派或者毛左派重新崛起的可能，一個薄熙來倒下去，另一個“李熙來”或“張熙來”可能異軍突起。一旦左派或者毛左派再度得勢，已經退休的胡溫個人，可能遭 到他們報復性清算。其禍不遠。
當此之際，胡溫習等人，必須再跨一步，跨出黨內，跨到民間，擺脫體制內的近身纏鬥，尋求體制外的民意支撐，一如前蘇聯的戈爾巴喬夫和葉利欽。倒薄之後，啟 動政治體制改革，讓黨內改革力量與民間變革力量相結合，實現最低社會成本下的和平演變，一如緬甸改革模式。如此，不僅利國利民，也利於胡溫個人，胡溫至少 可以做到全身而退、安享晚年。
須知，現行體制，有利於左派或毛左派的生存與壯大，因為，他們才是現行製度下的正統、法統，可以大聲嚷嚷而無所顧忌；相反，被視為現行製度“敵對勢力”的 自由派，遭到“合法的”壓制。一旦制度翻覆，情況就會倒過來，自由派和民間變革力量，一經取得合法地位，必迅速壯大而成為社會主流，到時候，左派或毛左 派，儘管仍然有其聲音，卻必定式微而瀕於邊緣化。
薄熙來倒台後，胡溫當局曾有一系列試探性動作：曾在網絡上間歇性解禁有關胡耀邦、趙紫陽和“六四”的信息；曾向外國媒體放風，說溫家寶在黨內提平反“六四”；清明節前夕，由官方媒體發表《胡耀邦墓前清明祭》的報導文章。
所有這些，都被外界解讀為胡溫當局可能推動“政改”的信號。然而，至4月15日，是胡耀邦辭世23週年忌日，北京並無任何追思安排。這與前段時間的風向完全不符。
儘管，同一日，溫家寶在《求是》雜誌上發文，《讓權力在陽光下運作》，有人勉強解讀為與胡耀邦忌日相呼應，就算如此，信息卻過於微弱。通觀溫家寶全文，不 過是“反腐倡廉”的老生常談，無非暗示：處置薄熙來，將仍然以“反腐”的名義；對比3月14日溫家寶在記者會上的表述，立場退縮：不再以路線鬥爭詮釋倒薄 意義。那種詮釋，意味著，中共面臨方向選擇，政改與否？何去何從？
在“政改”方向上的再次後縮，大概來自於胡錦濤的猶豫不決。胡的瞻前顧後和優柔寡斷，可能讓中共再一次錯過政改契機，“天與不取，反受其咎，”胡溫來日遭禍，必出於此理；“當斷不斷，反受其亂，”中國來日大亂，必出於此理。
胡溫如不再跨一步，其禍不遠......陳破空
北京之春---胡溫如不再跨一步，其禍不遠......陳破空: 陳破空
陳破空
胡溫習等人扳倒薄熙來，誰反對？誰支持？細看輿論、尤其網絡輿論，同情薄熙來而咒罵胡溫習等人的，不僅包括毛左派，也包括一般左派，還包括共產黨的傳統支 持者，在海外，則是親共人士。為薄熙來倒台叫好、為胡溫習等人加油的，或明或暗，反倒是海內外自由派，包括自由派知識分子、主流民運人士、法輪功，以及渴 望社會變革的民間大眾。
筆者說過：薄熙來倒台，是中國自由派知識分子與中共最高當權者裡應外合與分進合擊的結果，不是指組織上，而是指精神上。多年來，海內外自由派知識分子對薄式“打黑”持續不斷的質疑、對薄式“唱紅”深惡痛絕的抨擊，構成了輿論上倒薄的強大聲勢。
按照薄熙來自己的話來說，就是：“敵對勢力在信息輿論方面可謂煞費苦心，我們哪裡出點事，它就會可勁兒地忽悠、造謠，其目的就是要搞亂人心。這個'戰場'是隱形的，但鬥爭是激烈的。”
由此可見，胡溫習等人倒薄，主要的支持力，不在黨內，而在黨外；甚至，不在共產黨一方，而在共產黨“敵對勢力”的一方。
這便不難解釋，為什麼，倒薄後，胡溫習等人遭遇強勁反彈？僅僅說是左派的反彈，太勉強；應該說是黨內相當勢力的反彈，更恰當。要求全黨全軍團結在“以胡錦 濤為總書記的黨中央周圍”，這種呼籲，本身反映黨內分裂加劇；要求各地各級官員表態“與黨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更洩露黨內權力鬥爭與路線鬥爭的白熱化。
胡溫習等人，如果目光僅僅局限於黨內，倒薄之舉，恐埋下重大隱患。因為，“十八大”之後，胡溫等人大抵交權退休，只要現行製度不變，未來中共，並無法排除 左派或者毛左派重新崛起的可能，一個薄熙來倒下去，另一個“李熙來”或“張熙來”可能異軍突起。一旦左派或者毛左派再度得勢，已經退休的胡溫個人，可能遭 到他們報復性清算。其禍不遠。
當此之際，胡溫習等人，必須再跨一步，跨出黨內，跨到民間，擺脫體制內的近身纏鬥，尋求體制外的民意支撐，一如前蘇聯的戈爾巴喬夫和葉利欽。倒薄之後，啟 動政治體制改革，讓黨內改革力量與民間變革力量相結合，實現最低社會成本下的和平演變，一如緬甸改革模式。如此，不僅利國利民，也利於胡溫個人，胡溫至少 可以做到全身而退、安享晚年。
須知，現行體制，有利於左派或毛左派的生存與壯大，因為，他們才是現行製度下的正統、法統，可以大聲嚷嚷而無所顧忌；相反，被視為現行製度“敵對勢力”的 自由派，遭到“合法的”壓制。一旦制度翻覆，情況就會倒過來，自由派和民間變革力量，一經取得合法地位，必迅速壯大而成為社會主流，到時候，左派或毛左 派，儘管仍然有其聲音，卻必定式微而瀕於邊緣化。
薄熙來倒台後，胡溫當局曾有一系列試探性動作：曾在網絡上間歇性解禁有關胡耀邦、趙紫陽和“六四”的信息；曾向外國媒體放風，說溫家寶在黨內提平反“六四”；清明節前夕，由官方媒體發表《胡耀邦墓前清明祭》的報導文章。
所有這些，都被外界解讀為胡溫當局可能推動“政改”的信號。然而，至4月15日，是胡耀邦辭世23週年忌日，北京並無任何追思安排。這與前段時間的風向完全不符。
儘管，同一日，溫家寶在《求是》雜誌上發文，《讓權力在陽光下運作》，有人勉強解讀為與胡耀邦忌日相呼應，就算如此，信息卻過於微弱。通觀溫家寶全文，不 過是“反腐倡廉”的老生常談，無非暗示：處置薄熙來，將仍然以“反腐”的名義；對比3月14日溫家寶在記者會上的表述，立場退縮：不再以路線鬥爭詮釋倒薄 意義。那種詮釋，意味著，中共面臨方向選擇，政改與否？何去何從？
在“政改”方向上的再次後縮，大概來自於胡錦濤的猶豫不決。胡的瞻前顧後和優柔寡斷，可能讓中共再一次錯過政改契機，“天與不取，反受其咎，”胡溫來日遭禍，必出於此理；“當斷不斷，反受其亂，”中國來日大亂，必出於此理。
胡溫如不再跨一步，其禍不遠
陳破空
胡溫習等人扳倒薄熙來，誰反對？誰支持？細看輿論、尤其網絡輿論，同情薄熙來而咒罵胡溫習等人的，不僅包括毛左派，也包括一般左派，還包括共產黨的傳統支 持者，在海外，則是親共人士。為薄熙來倒台叫好、為胡溫習等人加油的，或明或暗，反倒是海內外自由派，包括自由派知識分子、主流民運人士、法輪功，以及渴 望社會變革的民間大眾。
筆者說過：薄熙來倒台，是中國自由派知識分子與中共最高當權者裡應外合與分進合擊的結果，不是指組織上，而是指精神上。多年來，海內外自由派知識分子對薄式“打黑”持續不斷的質疑、對薄式“唱紅”深惡痛絕的抨擊，構成了輿論上倒薄的強大聲勢。
按照薄熙來自己的話來說，就是：“敵對勢力在信息輿論方面可謂煞費苦心，我們哪裡出點事，它就會可勁兒地忽悠、造謠，其目的就是要搞亂人心。這個'戰場'是隱形的，但鬥爭是激烈的。”
由此可見，胡溫習等人倒薄，主要的支持力，不在黨內，而在黨外；甚至，不在共產黨一方，而在共產黨“敵對勢力”的一方。
這便不難解釋，為什麼，倒薄後，胡溫習等人遭遇強勁反彈？僅僅說是左派的反彈，太勉強；應該說是黨內相當勢力的反彈，更恰當。要求全黨全軍團結在“以胡錦 濤為總書記的黨中央周圍”，這種呼籲，本身反映黨內分裂加劇；要求各地各級官員表態“與黨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更洩露黨內權力鬥爭與路線鬥爭的白熱化。
胡溫習等人，如果目光僅僅局限於黨內，倒薄之舉，恐埋下重大隱患。因為，“十八大”之後，胡溫等人大抵交權退休，只要現行製度不變，未來中共，並無法排除 左派或者毛左派重新崛起的可能，一個薄熙來倒下去，另一個“李熙來”或“張熙來”可能異軍突起。一旦左派或者毛左派再度得勢，已經退休的胡溫個人，可能遭 到他們報復性清算。其禍不遠。
當此之際，胡溫習等人，必須再跨一步，跨出黨內，跨到民間，擺脫體制內的近身纏鬥，尋求體制外的民意支撐，一如前蘇聯的戈爾巴喬夫和葉利欽。倒薄之後，啟 動政治體制改革，讓黨內改革力量與民間變革力量相結合，實現最低社會成本下的和平演變，一如緬甸改革模式。如此，不僅利國利民，也利於胡溫個人，胡溫至少 可以做到全身而退、安享晚年。
須知，現行體制，有利於左派或毛左派的生存與壯大，因為，他們才是現行製度下的正統、法統，可以大聲嚷嚷而無所顧忌；相反，被視為現行製度“敵對勢力”的 自由派，遭到“合法的”壓制。一旦制度翻覆，情況就會倒過來，自由派和民間變革力量，一經取得合法地位，必迅速壯大而成為社會主流，到時候，左派或毛左 派，儘管仍然有其聲音，卻必定式微而瀕於邊緣化。
薄熙來倒台後，胡溫當局曾有一系列試探性動作：曾在網絡上間歇性解禁有關胡耀邦、趙紫陽和“六四”的信息；曾向外國媒體放風，說溫家寶在黨內提平反“六四”；清明節前夕，由官方媒體發表《胡耀邦墓前清明祭》的報導文章。
所有這些，都被外界解讀為胡溫當局可能推動“政改”的信號。然而，至4月15日，是胡耀邦辭世23週年忌日，北京並無任何追思安排。這與前段時間的風向完全不符。
儘管，同一日，溫家寶在《求是》雜誌上發文，《讓權力在陽光下運作》，有人勉強解讀為與胡耀邦忌日相呼應，就算如此，信息卻過於微弱。通觀溫家寶全文，不 過是“反腐倡廉”的老生常談，無非暗示：處置薄熙來，將仍然以“反腐”的名義；對比3月14日溫家寶在記者會上的表述，立場退縮：不再以路線鬥爭詮釋倒薄 意義。那種詮釋，意味著，中共面臨方向選擇，政改與否？何去何從？
在“政改”方向上的再次後縮，大概來自於胡錦濤的猶豫不決。胡的瞻前顧後和優柔寡斷，可能讓中共再一次錯過政改契機，“天與不取，反受其咎，”胡溫來日遭禍，必出於此理；“當斷不斷，反受其亂，”中國來日大亂，必出於此理。
Monday, March 12, 2012
这就是著名的李一哲大字报
这就是著名的李一哲大字报: 关于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序言）
——献给毛主席和四届人大
李一哲
一九七四年十一月张贴序言
（一）社会主义革命的新问题
（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教训
（三）关于林彪体系
（四）关于批林以来的形势
（五）谈反潮流
（六）对四届人大的希望
一九七四年十一月张贴序言
去年八月以后，人们以为很快就会召开的四届人大至今终于还没有召开，但是 我们献给它的这篇文章，却被认为是我们的“体系”了。
我们在这篇文章里初步批判了林彪体系，后来的文章继续了批判，殊不料，我 们的一些朋友却把“体系”作为一种吓人的东西赠给了我们，也许我们在这一批判 中涉及领域之广阔，自我暴露之全面，真的够得上一个“体系”了。但是，这种体 系——即使我们也可承认我们具有某种体系的话，也决不是异端于马克思主义体系 之外的东西，我们只不过是企图以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武器去对林彪体系影响、祸害 所及的范围作一番认真的清理罢了。实际上我们还远没有做到这一点。 林彪体系的新暴露与我们一年前对它的评论没有发生多少矛盾，相反，使我们 惊奇的倒是在许多方面得到了证实。这次街头张贴的（第三稿）前五部份只作了少 量修改，对于第六部份——即关于对人大的希望和对法制的建议，随着一年来形势 发展，我们不满意原来的写法了，认为有必要作深入一些的阐述，所以重新写了， 而更多的是去年只简略提及，有待发挥和新牵连进来的问题，我们想在这篇序言里 说一说。
我们的“体系”之所以使某些人感到吓人，首先是我们讨论的这个题目本身。
据说，稍微有一点马列主义常识的人是不会讨论甚么“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 ”的。我们算是连一点马列主义常识也没有的，但是，我们却知道六十年代以来世 界上的几件事情：一是多数社会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复辟了，一百多个党大多数不信 马列了；二是在我们中国出现了曾经并且至今还为许多人很不理解的无产阶级文化 大革命；三是毛泽东同志总结了半个世纪社会主义实践的经验提出了整个社会主义 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我们必须全文抄录在这里：“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 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 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要认识 这种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要提高警惕。要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要正确理解和处 理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问题，正确区别和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不然的话 ，我们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就会走向反面，就会出现复辟。我们从现在起，必须 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使我们对这个问题，有比较清醒的认识，有一条马克思 列宁主义的路线。”
于是，我们知道，社会主义制度是要改善的，它并非尽善尽美，它在那么多国 家打不过新资产阶级，出现资本主义复辟和在中国必须进行“第二次革命”的事实 就是明证。无产阶级必须在今后这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中，进行多次文化大革 命，使社会主义制度日臻完善。
以上几点，不算马列主义常识。然而，我们却可以据此断言，社会主义各方面 的问题，其中也包括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的问题，完全可以而且应该讨论的。“ 异端邪说”有甚么可怕？真理是同谬误作斗争中发展起来的。 列宁说得好：“我们决不把马克思的理论看作某种一成不变的和神圣不可侵犯 的东西，恰恰相反，我们相信，它只是给一种科学奠定了基础。社会主义者如果不 愿落后于实际生活，就应该在各个方面把这个科学向前推进。”（引自列宁全集第 四卷一八七页） 我们的“体系”之所以叫某些人感到害怕，第二是因为我们在一年以前的这篇 文章里根据严酷的阶级斗争事实和基本路线的启示，提出了新生的资产阶级，新的 资产阶级占有方式以及同他们作斗争的问题。
正当我们的文章对于走资派和野心家的社会基础的阐述遭到一些朋友的批评的 时候，一个处于享有各种特权的阶层中的青年以贾宝玉所不可能有的勇气叛逆了出来。虽然钟志民学生退伍的行动不过是李庆霖愤怒的呼喊，在特权阶层中引起的微 弱的回声，但是在人民群众中这个回声却引起了连锁般的震动了。这一叛逆行动吓坏了一些人，鼓舞了一些人，有人切齿痛恨，有人衷心欢迎。这些互不相同的反响 ，不正是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国阶级关系的变动和新的阶级矛盾状况吗？
新的资产阶级占有方式的本质就在生产资料社会主义所有制的条件下，“化公 为私”，当国家或事业的领导人将无产阶级的财产和权力按照资产阶级的面貌实行 再分配的时候，他便在实际上对这部份财产和权力实行了新的资产阶级私人占有。 这种按照资产阶级的面貌实行财产和权力再分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常见的是某些领导者将党和人民给予的必要特殊照顾膨胀起来，变为政治和经 济的特权，并无限地荫及到家族、亲友乃至实行特权的交换，通过“走后门”之类 渠道完成其子弟在政治、经济上实际的世袭地位，并且围绕着他们的私利，改变事 业的社会主义方向，实行宗派主义的组织路线，扶植起一批特殊于人民利益并与人 民利益相对立的“新贵”集团和势力来。
更重要的是，他们为了维护已得的特权和争取更多的特权，他们必然要打击坚 持原则的正直的革命同志，镇压起来反对他们特权的人民群众，非法地剥夺这些同 志和群众的政治权利和经济利益。
这样他们便完成了“人民公仆”向“人民的主人”的质的转变，成为我们称之 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人们了。我们在本文里提的“党内走资派和野心家 的基础是从特权中孵化出来的新生资产阶级”就是这个意思。
按照基本路线所警告我们的，在今后几百年内，新的资产阶级分子必然一代一 代地产生，这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承认不承认这个新生资产阶级（以党内 走资派为代表）是资本主义复辟的主要危险，这点，乃是当前无产阶级革命派与保 守派之间的分水岭，是肯定或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基本理论问题。你今天不 承认，可以，因为有钱守维、黄国忠们帮忙，还有蒋匪帮经常派人来。廿年不承认 ，也许可以，勉强维持到五十年，一百年以后又怎么办呢？总归还是要承认的。 我们的“体系”之所以吓人，第三，是我们断言：“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并没有完成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任务，因为它并没有使人民群众牢牢掌握广泛的 人民民主的武器”。这岂不是否定文化大革命吗？这样的断言有什么根据呢？ 当我们再次面对这篇文章的时候，广东的革命群众运动又一次兴起半年之久了 ，很有意思的是，作为它的序幕和武汉几乎一样，撕大字报和贴大字报的斗争。
在外国人眼里看来，中国是完全不应该有这样的斗争的。当埃塞俄比亚皇宫前 出现贴在墙上用大字报写成的传单时，西方通讯社毫不犹豫地把它称之为“中国式 的大字报”。
可是，“中国式的大字报”在中国却遭到了灾难，前几年不说，今年五月，广 州市委组织的“政治市容清扫队”已经准备好水龙头和扫把，随时可以把任何大街 小巷出现的大字报清除乾净。如果说他们终于没有清除乾净，这只是因为前仆后继 的大字报的不断涌现罢了。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是还在继续吗？谁曾经宣布过大字报使命的完结呢？毛主席在“介绍一个合作社”一文里关于大字报“应当永远使用下去”的那段论述不也是“最高指示”，应当“坚决执行”“坚决照办”的吗？可是当被镇压下去的革 命群众从地下爬起来，企图继续运用这个武器去批判林彪路线，并为自己的政治经济利益而斗争的时候，他们却首先要为自己本来已有的民主权利本身作一番苦战哩！正当广州街头贴——撕——贴大字报闹得不可开交的时候，十八号文件下来了，毛主席又一次地为大字报表了态。在林彪路线淫威下，万马齐喑几年之后，大字报 重新被宣布为合法，十八号文件的深远意义，至今还没有完全向人们展示出来，但人们要是看不到这一点将是一个极大的错误。社会主义社会人民的权利最根本的是人民对国家和社会的管理权，而十八号文件正是为这种人民的管理权和批评权开辟了一个广阔的天地。即使人们对这场革命群众运动再次兴起原来所抱的期望绝大部份没有达到，他们获得了十八号文件本身便是一个伟大的胜利。如果说，我们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第七年的下半年得出它“没有完成任务”的结论为时过早，我们是乐于承认的，因为现在在大革命第八个年头结束的时候，人民群众绝对的无条件的使用大字报这个广泛的人民民主的武器的权利，毕竟由历史性的十八号文件确立了。但是一年以前，有多少人承认文化大革命进入了第八年呢？即使在今天如果不是毛主席说了话，也是没有人承认的，这其中不是包含了复杂的内容吗？
我们的“体系”之所以吓人，第四是因为我们提出了“林彪体系”，并指出了它在文化大革命中曾经确立的事实。什么是“体系”？就是事物有联属关系的全体——全部系统。林彪体系就是林彪那一套包括理论、纲领、路线、方针、政策、办法、党风、学风、文风、作风，在政治、法律、军事、经济、文化教育各个领域对抗党中央、毛主席，祸害人民、流毒全国的东西。六年前，林彪那一整套“体系”的确立，无疑破坏了甚至取代了毛主席的那一套。到“九．一三”事件（它是林彪那一套与中国人民的矛盾激化到绝对不可调和的表现）以后，才开始显著地逐步破坏、抛弃林彪那一套，历史事实难道不是这样么？ 我们不妨回忆一下林彪体系“鼎盛”时期的情景吧！
我们没有忘记代替一切，奖懒罚勤的突出（空头）政治，念经式的“天天读”，越搞越虚伪的“讲用”，越闹越荒谬的“灵魂深处爆发革命”，鼓励政治投机的“表忠”，不伦不类的“忠字舞”，不胜烦琐的忠孝礼仪——早祈祷、晚赎罪、集会、集队、上下交接班、买卖东西、写信、打电话，甚至吃饭等等，都涂上、罩上激烈的宗教色彩和气氛。总之，让忠字占领百分之百的时间，百分之百的空间，而这个“好”那个“好”的运动，则是“左！左！左！”的比赛，“……最……最… …最”的竞争，不计其数的“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实际上假、恶、丑行径的博览，“一本万利”的赌场。
我们也没有忘记那损害工农群众基本利益的“公产风”，“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党风，鼓吹“有用就是真理”“立竿见影”的学风，提倡讲假话的“新八股文风”，“小节无害”论所鼓励的腐败恶棍的作风，以及“当今社会走后门成风” ……。 我们更没有忘记那些公式化的阶级斗争说“教”、“渣滓洞”式的牛栏比之历史上的“三．一八”、“四．一二”、“五．卅”、“六．二三”等有过之而无不及的屠杀——仅广东一省被杀害的革命群众、干部就近四万人，被关、管、斗的革 命干部、群众上百万人。 然而，有人却闭眼不承认林彪体系曾经确立的这个有八亿人见证的事实，厚着面皮硬说“时时处处”都是毛主席革命路线占统治地位，这岂不等于说，血腥的屠杀，长期不能翻的案都是“革命路线”决定的么？ 如果不曾有林彪体系的确立，为什么落实政策的号召发出五年多，经过三十次令、五十次申，才落实到贺龙同志那里呢？ 如果不曾有林彪体系的确立，为什么会发生“庐山大笑话”呢？
坚持林彪体系的顽固派发誓不让被他们打下去的共产党人再从地上爬起来。为此，他们找到诀窍，就是以“莫须有”的罪名把对他们危害较大的革命同志打成“反革命大黑手”、“反革命坏头头”、“五．一六”、“现行反革命分子”、“叛 徒”等等，长期监禁、肆意虐待。到甚么也打不成的时候，就把本来很清楚的问题，弄得似乎永远也搞不清楚，以此籍口，长期挂着，等待时机，卷土重来，难道大量的事实不正是这样么？
林彪体系的产生，乃是中国社会的历史条件决定的。 我们中国是直接从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脱胎进入到社会主义的，延续两千多年的封建统治，使它的意识形态根深蒂固。不仅在旧民主主义时期，而且在新民主主义时期都没有给予摧毁性的打击。封建时代独裁专断的恶习深入于群众乃至于一般共产党员的头脑之中，难道不是这种情况才提供了林彪体系以风靡一时的条件，以至把毛主席“逼上梁山”的么？难道不是这种情况，使得林彪党徒在其势力所及之处，以镇压人民民主来宣告“全面胜利”的么？ 我们说林彪体系，我们同时还指出“天才史观则是其理论纲领”即思想上的纲领。为什么呢？几百、几千年出现了一个“天才”，无限崇拜“天才”，绝对忠于“天才”，一切照“天才”意志办事，谁反对“天才”就打倒谁，这不是一条极其完整的思想政治路线么？不准思想、不准研究、不准探索、不准对任何一个问题“ 问一个为什么”，“天才史观”简直取消了八亿个大脑。
现在，人们看得很清楚了，他们从天才史观出发，搞了那么一套“体系”，这是一套现代的“礼”。他们就是拿了这一套“礼”来“治”党、“治”国、“治”军的，这就必然把我们的党“治”成君臣父子党，把我们的国家“治”成封建性的社会法西斯专制的国家，把我们军队“治”成袁世凯北洋军那样的军队。可不是么？林彪在北京有他的冯、段，在地方也有他的督军，那些“大将”、“督军”除了没有来得及带兵打到北京以外，别的几乎样样他们都干出来了。 人们会问：既然“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没有完成其自身任务反而曾经确立了林彪体系而且至今未被清算”，那么，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还有甚么积极成果可言呢？ 我们回答说：不！我们说林彪体系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曾经得到了确立，但这并不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绝对地被它所取代。我们说那时候似乎是出现了一种暂时的二元状态（这是两个司令部的存在决定的），就好像董仲舒确立了儒家的地位 并没有马上停止了汉武帝的法家路线一样。而且，在我们断言林彪体系曾经确立了的同时，已经指出：“但这只是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方面是它造成了它的反面，即 造成了一个新兴的社会力量”。在这里，我们想引用马克思的一段耐人寻味的话： “革命向前进展并为自己开拓道路，不是由于它获得了悲剧式的胜利反而由于它产生了一个团结和坚强的大革命，由于它产生了一个敌人，而主张变革的党只有在和这个敌人斗争中，来发展成了真正的革命党”。（“１８４８——１８５０法兰西阶级斗争”） 这就不用我们罗嗦了。
在林彪体系统治十分严密，显得似乎会永世长存的那些日子里，忠于马克思的共产党人就是根据马克思指示冷静地观察着这一历史现象，知道它是暂时的，他们满怀着必胜的信念进行着不屈的斗争。 现在我们看到了，从１９６８年以来，我们党和林彪体系这个新式的敌人之间进行的这场空前激烈、复杂的斗争，对于党内的今后的发展何等重要呵！没有空前强大的敌人，就没有空前的激烈斗争，就不会造成空前强大的革命力量，也就不会完成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空前艰巨的革命任务。历史的辩证法就是如此。 我们的“体系”之所以叫人害怕，第五是我们涉及了林彪路线是右还是“左”的问题。 “九．一三”事件后，全党、全国人民根据他们的切身经验和毛主席批判林彪 一伙的一系列指示，批了林彪这个“当面说好话，背后下毒手”的“左”派朋友。他们批了林彪“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宗派路线，批了“政治冲击一切”，批了 “公产主义”，批了“顶峰论”和“绝对论”，这一批，批到了林彪体系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那些人头上了。于是有人出来说，不许批了，“批了群众了”。 群众整整挨了三年批，挨了三年斗，没有人出来说一句话，保护一下。现在突 然有人说，不许批极“左”了，群众一下子有了保护了，真是受宠若惊！这里，我们倒确是很想和这些保护群众不挨批的理论家们讨论讨论。 理论家们问，“林彪路线的实质是‘左’还是右呢？”这一问真是荒唐得郑重 ，党内机会主义路线无论其表现形式是“左”是右，其实质都是右，因为它们结果 都必然导致革命的损失甚至失败。这里是没有“左”和右的区别的，难道我们的理 论家们真的连这点常识都没有？ 可是，历史上哪个党内的机会主义者没有表现过时“左”时右呢？
理论家们，林彪不是宣扬孔孟之道么？怎么说极“左”呢？可是从１９６０年 到１９７１年的报纸和文件上，我们怎样才能查到“最高、最高”的林付主席号召 我们学习孔孟之道的指示呢？他们要使人们学董仲舒，也要人们将毛泽东思想当作宗教来礼拜哩！我们认识林彪的封建性，难道不正是以新的礼教原则——谁反对毛主席思想就打倒谁来表现的么？作为刘少奇、周扬一类非常仇恨毛泽东思想的人的 对立面，林彪不是“左”得很么？ 这是把“延安”和“西安”放在一锅煮，越煮越糊涂。“五七一工程纪要”只能说明林彪集团是反革命匪帮，怎么说明他在党内的机会主义路线。 必须把反革命两面派在党内的机会主义路线与他的反革命阴谋活动区别开来，斯大林对托洛茨基作过这样的区别〔参考毛选一五三页注（三○）〕，毛主席对张国焘作过这样的区别〔参考毛选二五八页注（一○）〕，为甚么对林彪却可以不作这样的区别呢？ 这是明目张胆的偷换概念，混淆两类矛盾，这本身就体现了林彪在党内的形“左”实右路线。 现在我们看到了那些参与了“五七一”计划阴谋，响应政变的死党，以所谓的 “路线错误”逍遥法外，而不少仅仅在某些方面执行了刘少奇、林彪在党内贯彻的 错误路线的好干部却继续被当作敌人加以无情打击。这样的事实难道还不足以发人 深省么？
马克思说：“如果说现象形态和事物的实质是直接合而为一的，一切科学就都 成为多余的了。”（资本论）
我们的理论家们，你们为甚么对林彪成为党内机会主义路线总头子时期（１９６６——１９７１）推行的实右而形极左路线那个形左的问题讳莫如深呢？我们能举出一百个、一千个现象形态来说明林彪的“左”，而你们能举出多少林彪作为机会主义路线总头子时期在党内表现的现象形态的右呢？
“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红楼梦”第一回太虚幻境挂这幅对联却是很有现实意义的哩！ “黑格尔在一处说过：一切巨大的世界历史事实和人物，可以说都出现两次，他忘记补充一点：第一次是以悲剧出现，第二次是以笑剧出现……”（马克思“路 易波拿巴雾月十八日”）。
如果王明反对李立三的“左倾”是第一次的话，现在谁又高兴来扮演第二次出现的王明呢？ 我们的“体系”之所以令人望而生畏，第六是我们对“反复辟”、“反回潮” 口号的评论。但是，我们去年在评论中所作的判断已经被证实了。 甚么时候发生了“复辟”，甚么时候发生了“回潮”呢？今年以来某些大人物和权威性的文章（例如“评湘剧园丁之歌”）告诉我们，“复辟”和“回潮”发生 在一九七二年，今年三月，“广州日报”头版头条大吹特吹的市一医院的那张所谓“反潮流”大字报里甚至把一九七一年说成是“热血沸腾”，“火红的年代”，而 一九七二年后便几乎是进入了“复辟的年代”了。 林彪垮台是在那一年？一九七一年秋。可是，为甚么林彪不垮台到处都是好好 的“一片红”了，“全面胜利”了，林彪一垮台就是“复辟”了，那里也是“回潮 ”了，年代也不火红了，热血也不沸腾了。这倒是咄咄怪事！
难道第十次路线斗争中，一九七一年秋的伟大胜利导致的直接结果，不是人民 的进一步解放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巩固，相反的倒是为“复辟”和“回潮”开辟了道 路吗？这是对第十次路线斗争的嘲弄。 毫无疑问，人民群众是反复辟的，但是他们亲眼看到的鲜血淋淋的杀气腾腾的复辟行动是开始于一九六八年下半年，并以一九六九年法定林彪为接班人达到高潮。（这便是某些人“热血沸腾”的东西）经过一九七○年八月至一九七一年八至九月的决战，随着林彪垮台，这种复辟行动恰恰是到一九七二年才大致上全面停止下来，从而开始人民群众的反攻。某些人正是把这种人民的反抗说成是“复辟”，因此，他们“反复辟”，实际上是反反复辟。显然，高呼“复辟”的口号有两种人，也是截然相反的内容。但是，“反复辟”这个口号的实际效果比我们原来预料要好，因为人民的革命不会对革命的口号容易发生怀疑的，他们一般没有对一九七二 年开始“复辟”、“回潮”这种提法发生大多数的敏感，于是，尽管鱼龙混杂，纠缠不清，但一九七四年的批林批孔运动，“反复辟”毕竟还是成了人民群众向林彪及其党人作斗争的旗帜了。
现在需要研究一下的是，为甚么那些坚持林彪体系的顽固派在林彪垮台后，在“礼崩乐坏”的形势下要高喊“反复辟”“反回潮”呢？ 很清楚，他们现在的地位，是随着林彪的体系的确立而确立的，动摇了林彪的体系无疑是动摇了他们的地位。他们叫喊“反复辟”，乃是他们对一九六九年“全面胜利”的规定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深入发展的现实矛盾尖锐化的反映。 他们十分留恋林彪体系达到顶点时的那些“光荣的日子——成千上万的人民人头落地的日子”，他们在“全面胜利”中得到的一切——地位、特权……乃至驱打奴隶的鞭子，全都是闪着圣光的宝贝，不容许奴隶有一点亵渎，那时候中国的社会是他们的“天堂”，天堂里的社会关系丝毫不可改变，如果林彪不允许“右派势力抬头”，那么他们也不允许。 因此，一九七二年后，当宝贝的圣光越来越暗淡，奴隶们的态度越来越放肆，“天堂”里的社会关系越来越不稳，念“紧箍咒”也越来越不灵（“金箍”在“全面胜利”时套在奴隶们头上）的时候，他们急了。于是，他们口中念念有词，祭起了非常革命的法宝，叫做“反复辟”！
在坚持林彪体系的顽固派看来，九届二中全会后，特别是“九．一三”后，是一年不如一年。正是他们开历史倒车，先是想开回七○年八月以前，后来想开到七一年九月以前，现在无可奈何开到七四年三月以前。当然，他们是绝不甘心放弃倒退四年的目的的。可笑的是他们却指斥人民为“复辟派”、“回潮派”。这里，我们倒要问问他们：难道被林彪一伙破坏了的党的、军队的、工人阶级内部的团结不要恢复吗？难道被林彪一伙破坏、抛弃了的“三大作风”，我军的优良传统“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不要恢复吗？被林彪一伙歪曲得面目全非的党史、军史要不要恢复其本来面目呢？被林彪一伙用压、抓、打、杀代替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 ”与“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要不要恢复？被林彪一伙“从客观到主观”的模式篡改了的“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文艺创作方针要不要恢复呢？被林彪一伙“政治冲击一切”代替了的“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要不要恢复呢？被林彪一伙破坏践踏了党的一系列政策——依靠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的政策、干部政策、知识分子政策、上山下乡政策、华侨政策、各项经济政策 ……要不要恢复呢？被林彪一伙天才观压抑下去了的“五敢精神”要不要恢复呢？难道林彪一伙炮制的从中央到地方成千上万的假案翻不得、平不得吗？难道大批虽然犯过这样或那样错误但经过长期考验证明是对党忠诚的老干部就不应该再使用了？邓小平、赵紫阳这些同志根本就不应进入中央委员会是不是呢？即使给他们出路也要把帽子拿在“群众”手里，随时准备给他们再戴上是不是呢？
在坚持林彪体系的顽固派看来，我们在这里以老大不敬的态度提出一连串“挑衅性”问题本身就是“复辟”、“翻案”的证据，更不用说这整篇序言和本文以及“广东怎么办？”、“星火燎原馆的始末”……，还有甚么“革命死了，革命万岁！”篇篇都是“大毒草”，都够得上“反革命宣言”的资格了。如果是在三年前，早就打成“反革命”了，于是他们哀叹：回到三年前有多好呵！
三年以来，中国人民确确实实看到了一些“仿佛是向陈旧东西的回答”（列宁 ）的东西，可是，那又有甚么办法呢？事物按照其自身的规律（包括否定之否定规律）向前发展的，历史车轮不可抗拒，它是不会照顾甚么人的面子的。“无可奈何 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我们奉劝那些狂热追随林彪而至今还保有“高官厚禄 ”的大人物，不妨把这对联徘徊吟咏，深入领略其中的意味吧！
那么，是不是一九七二年就没有任何“回潮”呢？我们说存在着各种修正主义 路线的各种表现，但决不能说是“回潮”。因为“回潮”这种提法本身就是美化林 彪体系确立的时期，把它说成是没有修正主义的“无差别境界”。“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当然也决定教育路线和文艺路线。林彪一伙的思 想、政治路线是反动的，他们的教育路线、文艺路线也不会是革命的。如果说张玉 勤事件是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的表现，不如说是林彪路线在教育战线的反映 。难道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是以死人为基本特征的吗？被林彪路线整死的人何止万千，年过半百，久经风霜的老革命干部尚且被逼死，何况十五岁的女孩子？黄帅的老师整黄帅的那一套，是从修正主义教育路线那里继承来的，还是更多的从林彪路线那里来的？后来，“黄帅”对革命同志王亚卓的不同意见那样无限上纲，气势汹汹 ，把他骂成“复辟势力”，又是从那里来的呢？难道谁反对我就给人家扣个帽子然后加以“打倒”的霸王作风是一个十来岁的女孩子身上固有的吗？
谈到教育路线“反潮流”的问题，我们提到过张铁生，张铁生反的是甚么潮流呢？据说是所谓“智育第一，分数挂帅”回潮的潮流。说实话我们从他的答卷除了能够找到他向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妥协的证据外，是找不出挑战的证据的。而且他的 白卷本身就迎合了一股“空头政治冲击一切”在教育战线的表现的潮流，虽然这个潮流走向反面也出现了一些“智育第一，分数挂帅”，但它还远远没有形成潮流呢！于是张铁生之所以成了幸运儿，不过是某些人为了可以利用来作为一九七二年后“复辟”“回潮”的活证据罢了。 我们的“体系”颇吓住了一些人，第七还因为我们对秦始皇不表尊敬态度。但现在看来这没有甚么可怕了。儒法斗争史的批判正在深入展开，对秦王朝封建的肯定已经开始变得有原则了起来。“文汇报”刚刚开展着很有意义的讨论。毫无疑问，法家先驱者们对中国社会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变所引起的历史作用是伟大的。然而，奴隶制代替原始公社又何尝不是人类历史上的一大进步？欧洲近代革命史上的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不是也曾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吗？既然我们那样无情地批判了资产阶级——从克伦威尔到罗伯伦斯庇尔，从“百科全书派”到别、车，从贝多芬到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为甚么对地主阶级的秦皇朝却要看得那样光明呢？恢复被儒家歪曲了的历史本来面目，肯定秦始皇和他建立的一统天下在历史上的进步作用是很有必要的，但是这种肯定必须遵守严格的界限，以便以后对他进行无情的批判 ——这是我们这个从半封建半殖民地脱胎出来的社会主义社会仍然面临着的反封建任务所决定的。
很可以让人感兴趣的是，我们发现一九六五年末到一九六六年初我们的报刊对历史人物的评价与现在我们的报刊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存在着多么巨大的矛盾呵！“ 一切反动派和机会主义头子都是尊儒反法的”，可是无论是吴晗笔下的海瑞还是田汉笔下的武则天哪个不是法家呢？然而对他们的批判确确实实变成了第一次文化大革命的直接导火线。 我们认为，今天对历史人物的评价比一九六五年和一九六六年对历史人物的评价确实有了更多的历史唯物主义精神，这是革命深入的结果。但是，既然吴晗说海瑞是“爱护人民的”，曾经遭到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第一篇文章的批判，那么 ，现在又有人说，“法家是爱护人民的”，这岂不真是一个吓死人的“回潮”吗？海瑞无疑是个法家，而且是一个历史上难得的少数民族出身的法家。现在有人从秦始皇到孙中山，罗列了一大堆“落实政策”的名单，可是为甚么对海瑞却要刻薄妒恨，拒不“落实政策”，最近还要在报上臭骂几句呢？这说明骂法家的人还是有的。何况我们对秦始皇还没有骂哩！
我们不明白的是研究儒法斗争，为甚么有人总要在“爱国”还是“卖国”这些历史上很不严密的概念圈子里打主意呢？他们到底想把火往那里烧？为甚么不可以联系一下林彪一伙多年来无法无天，横行杀人，强男霸女，根本不要法制的实际呢 ？古代的革新派——法家尚且反对世卿世禄，反对任人唯亲，反对枉法徇私，反对走后门，反对刑不上大夫，我们现代的革新派怎么就不可以拿来联系一下这些实际 呢？难道今天这等事还少么？联系一下这些，对于获得人民的拥护，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不是很有实际利益么？不联系林彪祸害的实际，侈谈儒法斗争史，于民何益？
在我们看来，既然封建的社会法西斯专制是我们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危险，反封建依然是我们继续革命的一个重要内容，那么批林批孔问题除了应当研究我国由奴隶制向封建制的社会大变动时期的思想政治上的路线斗争宝贵的历史经验教训以外，应当着重地批判经过董仲舒改造了的封建专制的思想体系。如果“五四运动”的“打倒孔家店”是提出了彻底的反封建口号，那么我们今天的批孔运动就应该是在思想政治战线上彻底的实现反封建的任务了。我们不应当如某些人那样，在批判地主阶级保守派的同时，却极力讴歌地主阶级的所谓革新派，他们根本忘记了秦、汉以后的所谓儒法两家都是地主阶级的意识形态，它们的斗争实质都是维护封建专制这一基本事实。而忘记了这一点，他们不也就忘记了我们今天应当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批孔的根本任务了么？ 我们的“体系”之所以吓人，最后还因为据说它拾起了一九五七年右派的余唾 。是的，“民主”、“法制”的口号是右派分子高呼过的。可是自从一九六六年以来，革命造反派和人民群众所呼喊的右派呼喊过的口号难道还少么？“炮轰黑省委”、“反迫害、反镇压”不是至今还使那些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反对派们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视为“右派翻天”么？李庆霖信件的“右派言论”比一九五七年的右派是大有过之而无不及的。我们的一些朋友完全不去想一想，为甚么“民主”“自由”的口号在一九五六年的布达佩斯曾经集合起来了反革命，而同样的口号在一九七○年的波罗的海南岸却成了波兰工人阶级战斗的旗帜了呢？为甚么一九五五年苏联出兵匈牙利曾遭到了我国右派分子的反对，而一九六八年苏联出兵捷克斯洛伐克却遭到了中国人民的抗议了呢！
批评我们的朋友完全没有根据基本路线对六十年代以来国际和中国的社会阶级关系的变动作一番分析，他们不明白五十年代后期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危险是从旧社会包下来的资产阶级右派，而六十年代初期以后，这个主要危险则是党内走资派了。似乎同样的口号，反对的却是不同的内容。一九五七年右派在民主的口号下反对的是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道路。而一九六六年以后人民群众在民主的口 号下反对的则是党内走资派的资反线，特别是反对林彪所推行的那种面目极“左”而实质极右的封建专制的社会法西斯路线，他们的目的则是为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 。这个道理应当是不难懂得的。 ×
关于重写的第六部份，我们不打算多讲了，留给人们评判吧。作为对“四届人大”的希望，无论它们能否得到充份的实现，重要的是，林彪体系的冰山正在溶化 ，思想开始解放，问题已经提出在愿意研究社会主义的人们面前了。可以补充的一 点是：我们希望参加“四届人大”的代表（尽管我们不知道这些代表是怎样选出来 的），不要忘记了一九七一年庐山大笑话的沉痛教训。
对我们这篇冗长的序言，如果读者们竟能够看得下去，不觉得索然无味，我们只能感到高兴，现在再写几句就可以结束了。 我们是所谓“不畏虎”的年轻人，但也并非不知道虎的凶残，甚至可以说，我们是被那种动物吞噬过一回，但终于咬不住，吞不下去的余生者，脸上留着抓痕，不是漂亮人物。 显然，我们读马列很少，主要是受了严酷现实的教育，懂得一点，说几句坦率的话。我们在这里，只不过是为了对“全国人民——我们还总算其中一分子——的代表大会”及其以后的革命发展表示我们的希望和信心，也是试一试违了报上的“禁”，犯了刊上的“忌”，冒犯了大人物，究竟会怎么样？也算是以身试“礼”吧！如果我们因此而得到某些理论权威的特别关照，我们只能认为是好事，必定会从他们那里得到更多的教益，虽然我们并不怎样期望他们。 然而，我们把受教益的期望更多地寄托在街头读者身上，衷心希望同志们给我们提出批评指正意见，特别希望街头理论家、政治家、法律家、哲学家、批评家、观察家们不吝赐教。我们希望越来越多的同志公开讨论这些问题。 我们深信：在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烈士的鲜血浇灌的土地上，应该是生长鲜花的时候了。
一九七四年十一月七日 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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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给毛主席和四届人大
李一哲
一九七四年十一月张贴序言
（一）社会主义革命的新问题
（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教训
（三）关于林彪体系
（四）关于批林以来的形势
（五）谈反潮流
（六）对四届人大的希望
一九七四年十一月张贴序言
去年八月以后，人们以为很快就会召开的四届人大至今终于还没有召开，但是 我们献给它的这篇文章，却被认为是我们的“体系”了。
我们在这篇文章里初步批判了林彪体系，后来的文章继续了批判，殊不料，我 们的一些朋友却把“体系”作为一种吓人的东西赠给了我们，也许我们在这一批判 中涉及领域之广阔，自我暴露之全面，真的够得上一个“体系”了。但是，这种体 系——即使我们也可承认我们具有某种体系的话，也决不是异端于马克思主义体系 之外的东西，我们只不过是企图以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武器去对林彪体系影响、祸害 所及的范围作一番认真的清理罢了。实际上我们还远没有做到这一点。 林彪体系的新暴露与我们一年前对它的评论没有发生多少矛盾，相反，使我们 惊奇的倒是在许多方面得到了证实。这次街头张贴的（第三稿）前五部份只作了少 量修改，对于第六部份——即关于对人大的希望和对法制的建议，随着一年来形势 发展，我们不满意原来的写法了，认为有必要作深入一些的阐述，所以重新写了， 而更多的是去年只简略提及，有待发挥和新牵连进来的问题，我们想在这篇序言里 说一说。
我们的“体系”之所以使某些人感到吓人，首先是我们讨论的这个题目本身。
据说，稍微有一点马列主义常识的人是不会讨论甚么“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 ”的。我们算是连一点马列主义常识也没有的，但是，我们却知道六十年代以来世 界上的几件事情：一是多数社会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复辟了，一百多个党大多数不信 马列了；二是在我们中国出现了曾经并且至今还为许多人很不理解的无产阶级文化 大革命；三是毛泽东同志总结了半个世纪社会主义实践的经验提出了整个社会主义 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我们必须全文抄录在这里：“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 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 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要认识 这种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要提高警惕。要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要正确理解和处 理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问题，正确区别和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不然的话 ，我们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就会走向反面，就会出现复辟。我们从现在起，必须 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使我们对这个问题，有比较清醒的认识，有一条马克思 列宁主义的路线。”
于是，我们知道，社会主义制度是要改善的，它并非尽善尽美，它在那么多国 家打不过新资产阶级，出现资本主义复辟和在中国必须进行“第二次革命”的事实 就是明证。无产阶级必须在今后这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中，进行多次文化大革 命，使社会主义制度日臻完善。
以上几点，不算马列主义常识。然而，我们却可以据此断言，社会主义各方面 的问题，其中也包括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的问题，完全可以而且应该讨论的。“ 异端邪说”有甚么可怕？真理是同谬误作斗争中发展起来的。 列宁说得好：“我们决不把马克思的理论看作某种一成不变的和神圣不可侵犯 的东西，恰恰相反，我们相信，它只是给一种科学奠定了基础。社会主义者如果不 愿落后于实际生活，就应该在各个方面把这个科学向前推进。”（引自列宁全集第 四卷一八七页） 我们的“体系”之所以叫某些人感到害怕，第二是因为我们在一年以前的这篇 文章里根据严酷的阶级斗争事实和基本路线的启示，提出了新生的资产阶级，新的 资产阶级占有方式以及同他们作斗争的问题。
正当我们的文章对于走资派和野心家的社会基础的阐述遭到一些朋友的批评的 时候，一个处于享有各种特权的阶层中的青年以贾宝玉所不可能有的勇气叛逆了出来。虽然钟志民学生退伍的行动不过是李庆霖愤怒的呼喊，在特权阶层中引起的微 弱的回声，但是在人民群众中这个回声却引起了连锁般的震动了。这一叛逆行动吓坏了一些人，鼓舞了一些人，有人切齿痛恨，有人衷心欢迎。这些互不相同的反响 ，不正是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国阶级关系的变动和新的阶级矛盾状况吗？
新的资产阶级占有方式的本质就在生产资料社会主义所有制的条件下，“化公 为私”，当国家或事业的领导人将无产阶级的财产和权力按照资产阶级的面貌实行 再分配的时候，他便在实际上对这部份财产和权力实行了新的资产阶级私人占有。 这种按照资产阶级的面貌实行财产和权力再分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常见的是某些领导者将党和人民给予的必要特殊照顾膨胀起来，变为政治和经 济的特权，并无限地荫及到家族、亲友乃至实行特权的交换，通过“走后门”之类 渠道完成其子弟在政治、经济上实际的世袭地位，并且围绕着他们的私利，改变事 业的社会主义方向，实行宗派主义的组织路线，扶植起一批特殊于人民利益并与人 民利益相对立的“新贵”集团和势力来。
更重要的是，他们为了维护已得的特权和争取更多的特权，他们必然要打击坚 持原则的正直的革命同志，镇压起来反对他们特权的人民群众，非法地剥夺这些同 志和群众的政治权利和经济利益。
这样他们便完成了“人民公仆”向“人民的主人”的质的转变，成为我们称之 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人们了。我们在本文里提的“党内走资派和野心家 的基础是从特权中孵化出来的新生资产阶级”就是这个意思。
按照基本路线所警告我们的，在今后几百年内，新的资产阶级分子必然一代一 代地产生，这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承认不承认这个新生资产阶级（以党内 走资派为代表）是资本主义复辟的主要危险，这点，乃是当前无产阶级革命派与保 守派之间的分水岭，是肯定或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基本理论问题。你今天不 承认，可以，因为有钱守维、黄国忠们帮忙，还有蒋匪帮经常派人来。廿年不承认 ，也许可以，勉强维持到五十年，一百年以后又怎么办呢？总归还是要承认的。 我们的“体系”之所以吓人，第三，是我们断言：“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并没有完成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任务，因为它并没有使人民群众牢牢掌握广泛的 人民民主的武器”。这岂不是否定文化大革命吗？这样的断言有什么根据呢？ 当我们再次面对这篇文章的时候，广东的革命群众运动又一次兴起半年之久了 ，很有意思的是，作为它的序幕和武汉几乎一样，撕大字报和贴大字报的斗争。
在外国人眼里看来，中国是完全不应该有这样的斗争的。当埃塞俄比亚皇宫前 出现贴在墙上用大字报写成的传单时，西方通讯社毫不犹豫地把它称之为“中国式 的大字报”。
可是，“中国式的大字报”在中国却遭到了灾难，前几年不说，今年五月，广 州市委组织的“政治市容清扫队”已经准备好水龙头和扫把，随时可以把任何大街 小巷出现的大字报清除乾净。如果说他们终于没有清除乾净，这只是因为前仆后继 的大字报的不断涌现罢了。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是还在继续吗？谁曾经宣布过大字报使命的完结呢？毛主席在“介绍一个合作社”一文里关于大字报“应当永远使用下去”的那段论述不也是“最高指示”，应当“坚决执行”“坚决照办”的吗？可是当被镇压下去的革 命群众从地下爬起来，企图继续运用这个武器去批判林彪路线，并为自己的政治经济利益而斗争的时候，他们却首先要为自己本来已有的民主权利本身作一番苦战哩！正当广州街头贴——撕——贴大字报闹得不可开交的时候，十八号文件下来了，毛主席又一次地为大字报表了态。在林彪路线淫威下，万马齐喑几年之后，大字报 重新被宣布为合法，十八号文件的深远意义，至今还没有完全向人们展示出来，但人们要是看不到这一点将是一个极大的错误。社会主义社会人民的权利最根本的是人民对国家和社会的管理权，而十八号文件正是为这种人民的管理权和批评权开辟了一个广阔的天地。即使人们对这场革命群众运动再次兴起原来所抱的期望绝大部份没有达到，他们获得了十八号文件本身便是一个伟大的胜利。如果说，我们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第七年的下半年得出它“没有完成任务”的结论为时过早，我们是乐于承认的，因为现在在大革命第八个年头结束的时候，人民群众绝对的无条件的使用大字报这个广泛的人民民主的武器的权利，毕竟由历史性的十八号文件确立了。但是一年以前，有多少人承认文化大革命进入了第八年呢？即使在今天如果不是毛主席说了话，也是没有人承认的，这其中不是包含了复杂的内容吗？
我们的“体系”之所以吓人，第四是因为我们提出了“林彪体系”，并指出了它在文化大革命中曾经确立的事实。什么是“体系”？就是事物有联属关系的全体——全部系统。林彪体系就是林彪那一套包括理论、纲领、路线、方针、政策、办法、党风、学风、文风、作风，在政治、法律、军事、经济、文化教育各个领域对抗党中央、毛主席，祸害人民、流毒全国的东西。六年前，林彪那一整套“体系”的确立，无疑破坏了甚至取代了毛主席的那一套。到“九．一三”事件（它是林彪那一套与中国人民的矛盾激化到绝对不可调和的表现）以后，才开始显著地逐步破坏、抛弃林彪那一套，历史事实难道不是这样么？ 我们不妨回忆一下林彪体系“鼎盛”时期的情景吧！
我们没有忘记代替一切，奖懒罚勤的突出（空头）政治，念经式的“天天读”，越搞越虚伪的“讲用”，越闹越荒谬的“灵魂深处爆发革命”，鼓励政治投机的“表忠”，不伦不类的“忠字舞”，不胜烦琐的忠孝礼仪——早祈祷、晚赎罪、集会、集队、上下交接班、买卖东西、写信、打电话，甚至吃饭等等，都涂上、罩上激烈的宗教色彩和气氛。总之，让忠字占领百分之百的时间，百分之百的空间，而这个“好”那个“好”的运动，则是“左！左！左！”的比赛，“……最……最… …最”的竞争，不计其数的“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实际上假、恶、丑行径的博览，“一本万利”的赌场。
我们也没有忘记那损害工农群众基本利益的“公产风”，“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党风，鼓吹“有用就是真理”“立竿见影”的学风，提倡讲假话的“新八股文风”，“小节无害”论所鼓励的腐败恶棍的作风，以及“当今社会走后门成风” ……。 我们更没有忘记那些公式化的阶级斗争说“教”、“渣滓洞”式的牛栏比之历史上的“三．一八”、“四．一二”、“五．卅”、“六．二三”等有过之而无不及的屠杀——仅广东一省被杀害的革命群众、干部就近四万人，被关、管、斗的革 命干部、群众上百万人。 然而，有人却闭眼不承认林彪体系曾经确立的这个有八亿人见证的事实，厚着面皮硬说“时时处处”都是毛主席革命路线占统治地位，这岂不等于说，血腥的屠杀，长期不能翻的案都是“革命路线”决定的么？ 如果不曾有林彪体系的确立，为什么落实政策的号召发出五年多，经过三十次令、五十次申，才落实到贺龙同志那里呢？ 如果不曾有林彪体系的确立，为什么会发生“庐山大笑话”呢？
坚持林彪体系的顽固派发誓不让被他们打下去的共产党人再从地上爬起来。为此，他们找到诀窍，就是以“莫须有”的罪名把对他们危害较大的革命同志打成“反革命大黑手”、“反革命坏头头”、“五．一六”、“现行反革命分子”、“叛 徒”等等，长期监禁、肆意虐待。到甚么也打不成的时候，就把本来很清楚的问题，弄得似乎永远也搞不清楚，以此籍口，长期挂着，等待时机，卷土重来，难道大量的事实不正是这样么？
林彪体系的产生，乃是中国社会的历史条件决定的。 我们中国是直接从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脱胎进入到社会主义的，延续两千多年的封建统治，使它的意识形态根深蒂固。不仅在旧民主主义时期，而且在新民主主义时期都没有给予摧毁性的打击。封建时代独裁专断的恶习深入于群众乃至于一般共产党员的头脑之中，难道不是这种情况才提供了林彪体系以风靡一时的条件，以至把毛主席“逼上梁山”的么？难道不是这种情况，使得林彪党徒在其势力所及之处，以镇压人民民主来宣告“全面胜利”的么？ 我们说林彪体系，我们同时还指出“天才史观则是其理论纲领”即思想上的纲领。为什么呢？几百、几千年出现了一个“天才”，无限崇拜“天才”，绝对忠于“天才”，一切照“天才”意志办事，谁反对“天才”就打倒谁，这不是一条极其完整的思想政治路线么？不准思想、不准研究、不准探索、不准对任何一个问题“ 问一个为什么”，“天才史观”简直取消了八亿个大脑。
现在，人们看得很清楚了，他们从天才史观出发，搞了那么一套“体系”，这是一套现代的“礼”。他们就是拿了这一套“礼”来“治”党、“治”国、“治”军的，这就必然把我们的党“治”成君臣父子党，把我们的国家“治”成封建性的社会法西斯专制的国家，把我们军队“治”成袁世凯北洋军那样的军队。可不是么？林彪在北京有他的冯、段，在地方也有他的督军，那些“大将”、“督军”除了没有来得及带兵打到北京以外，别的几乎样样他们都干出来了。 人们会问：既然“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没有完成其自身任务反而曾经确立了林彪体系而且至今未被清算”，那么，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还有甚么积极成果可言呢？ 我们回答说：不！我们说林彪体系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曾经得到了确立，但这并不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绝对地被它所取代。我们说那时候似乎是出现了一种暂时的二元状态（这是两个司令部的存在决定的），就好像董仲舒确立了儒家的地位 并没有马上停止了汉武帝的法家路线一样。而且，在我们断言林彪体系曾经确立了的同时，已经指出：“但这只是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方面是它造成了它的反面，即 造成了一个新兴的社会力量”。在这里，我们想引用马克思的一段耐人寻味的话： “革命向前进展并为自己开拓道路，不是由于它获得了悲剧式的胜利反而由于它产生了一个团结和坚强的大革命，由于它产生了一个敌人，而主张变革的党只有在和这个敌人斗争中，来发展成了真正的革命党”。（“１８４８——１８５０法兰西阶级斗争”） 这就不用我们罗嗦了。
在林彪体系统治十分严密，显得似乎会永世长存的那些日子里，忠于马克思的共产党人就是根据马克思指示冷静地观察着这一历史现象，知道它是暂时的，他们满怀着必胜的信念进行着不屈的斗争。 现在我们看到了，从１９６８年以来，我们党和林彪体系这个新式的敌人之间进行的这场空前激烈、复杂的斗争，对于党内的今后的发展何等重要呵！没有空前强大的敌人，就没有空前的激烈斗争，就不会造成空前强大的革命力量，也就不会完成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空前艰巨的革命任务。历史的辩证法就是如此。 我们的“体系”之所以叫人害怕，第五是我们涉及了林彪路线是右还是“左”的问题。 “九．一三”事件后，全党、全国人民根据他们的切身经验和毛主席批判林彪 一伙的一系列指示，批了林彪这个“当面说好话，背后下毒手”的“左”派朋友。他们批了林彪“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宗派路线，批了“政治冲击一切”，批了 “公产主义”，批了“顶峰论”和“绝对论”，这一批，批到了林彪体系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那些人头上了。于是有人出来说，不许批了，“批了群众了”。 群众整整挨了三年批，挨了三年斗，没有人出来说一句话，保护一下。现在突 然有人说，不许批极“左”了，群众一下子有了保护了，真是受宠若惊！这里，我们倒确是很想和这些保护群众不挨批的理论家们讨论讨论。 理论家们问，“林彪路线的实质是‘左’还是右呢？”这一问真是荒唐得郑重 ，党内机会主义路线无论其表现形式是“左”是右，其实质都是右，因为它们结果 都必然导致革命的损失甚至失败。这里是没有“左”和右的区别的，难道我们的理 论家们真的连这点常识都没有？ 可是，历史上哪个党内的机会主义者没有表现过时“左”时右呢？
理论家们，林彪不是宣扬孔孟之道么？怎么说极“左”呢？可是从１９６０年 到１９７１年的报纸和文件上，我们怎样才能查到“最高、最高”的林付主席号召 我们学习孔孟之道的指示呢？他们要使人们学董仲舒，也要人们将毛泽东思想当作宗教来礼拜哩！我们认识林彪的封建性，难道不正是以新的礼教原则——谁反对毛主席思想就打倒谁来表现的么？作为刘少奇、周扬一类非常仇恨毛泽东思想的人的 对立面，林彪不是“左”得很么？ 这是把“延安”和“西安”放在一锅煮，越煮越糊涂。“五七一工程纪要”只能说明林彪集团是反革命匪帮，怎么说明他在党内的机会主义路线。 必须把反革命两面派在党内的机会主义路线与他的反革命阴谋活动区别开来，斯大林对托洛茨基作过这样的区别〔参考毛选一五三页注（三○）〕，毛主席对张国焘作过这样的区别〔参考毛选二五八页注（一○）〕，为甚么对林彪却可以不作这样的区别呢？ 这是明目张胆的偷换概念，混淆两类矛盾，这本身就体现了林彪在党内的形“左”实右路线。 现在我们看到了那些参与了“五七一”计划阴谋，响应政变的死党，以所谓的 “路线错误”逍遥法外，而不少仅仅在某些方面执行了刘少奇、林彪在党内贯彻的 错误路线的好干部却继续被当作敌人加以无情打击。这样的事实难道还不足以发人 深省么？
马克思说：“如果说现象形态和事物的实质是直接合而为一的，一切科学就都 成为多余的了。”（资本论）
我们的理论家们，你们为甚么对林彪成为党内机会主义路线总头子时期（１９６６——１９７１）推行的实右而形极左路线那个形左的问题讳莫如深呢？我们能举出一百个、一千个现象形态来说明林彪的“左”，而你们能举出多少林彪作为机会主义路线总头子时期在党内表现的现象形态的右呢？
“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红楼梦”第一回太虚幻境挂这幅对联却是很有现实意义的哩！ “黑格尔在一处说过：一切巨大的世界历史事实和人物，可以说都出现两次，他忘记补充一点：第一次是以悲剧出现，第二次是以笑剧出现……”（马克思“路 易波拿巴雾月十八日”）。
如果王明反对李立三的“左倾”是第一次的话，现在谁又高兴来扮演第二次出现的王明呢？ 我们的“体系”之所以令人望而生畏，第六是我们对“反复辟”、“反回潮” 口号的评论。但是，我们去年在评论中所作的判断已经被证实了。 甚么时候发生了“复辟”，甚么时候发生了“回潮”呢？今年以来某些大人物和权威性的文章（例如“评湘剧园丁之歌”）告诉我们，“复辟”和“回潮”发生 在一九七二年，今年三月，“广州日报”头版头条大吹特吹的市一医院的那张所谓“反潮流”大字报里甚至把一九七一年说成是“热血沸腾”，“火红的年代”，而 一九七二年后便几乎是进入了“复辟的年代”了。 林彪垮台是在那一年？一九七一年秋。可是，为甚么林彪不垮台到处都是好好 的“一片红”了，“全面胜利”了，林彪一垮台就是“复辟”了，那里也是“回潮 ”了，年代也不火红了，热血也不沸腾了。这倒是咄咄怪事！
难道第十次路线斗争中，一九七一年秋的伟大胜利导致的直接结果，不是人民 的进一步解放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巩固，相反的倒是为“复辟”和“回潮”开辟了道 路吗？这是对第十次路线斗争的嘲弄。 毫无疑问，人民群众是反复辟的，但是他们亲眼看到的鲜血淋淋的杀气腾腾的复辟行动是开始于一九六八年下半年，并以一九六九年法定林彪为接班人达到高潮。（这便是某些人“热血沸腾”的东西）经过一九七○年八月至一九七一年八至九月的决战，随着林彪垮台，这种复辟行动恰恰是到一九七二年才大致上全面停止下来，从而开始人民群众的反攻。某些人正是把这种人民的反抗说成是“复辟”，因此，他们“反复辟”，实际上是反反复辟。显然，高呼“复辟”的口号有两种人，也是截然相反的内容。但是，“反复辟”这个口号的实际效果比我们原来预料要好，因为人民的革命不会对革命的口号容易发生怀疑的，他们一般没有对一九七二 年开始“复辟”、“回潮”这种提法发生大多数的敏感，于是，尽管鱼龙混杂，纠缠不清，但一九七四年的批林批孔运动，“反复辟”毕竟还是成了人民群众向林彪及其党人作斗争的旗帜了。
现在需要研究一下的是，为甚么那些坚持林彪体系的顽固派在林彪垮台后，在“礼崩乐坏”的形势下要高喊“反复辟”“反回潮”呢？ 很清楚，他们现在的地位，是随着林彪的体系的确立而确立的，动摇了林彪的体系无疑是动摇了他们的地位。他们叫喊“反复辟”，乃是他们对一九六九年“全面胜利”的规定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深入发展的现实矛盾尖锐化的反映。 他们十分留恋林彪体系达到顶点时的那些“光荣的日子——成千上万的人民人头落地的日子”，他们在“全面胜利”中得到的一切——地位、特权……乃至驱打奴隶的鞭子，全都是闪着圣光的宝贝，不容许奴隶有一点亵渎，那时候中国的社会是他们的“天堂”，天堂里的社会关系丝毫不可改变，如果林彪不允许“右派势力抬头”，那么他们也不允许。 因此，一九七二年后，当宝贝的圣光越来越暗淡，奴隶们的态度越来越放肆，“天堂”里的社会关系越来越不稳，念“紧箍咒”也越来越不灵（“金箍”在“全面胜利”时套在奴隶们头上）的时候，他们急了。于是，他们口中念念有词，祭起了非常革命的法宝，叫做“反复辟”！
在坚持林彪体系的顽固派看来，九届二中全会后，特别是“九．一三”后，是一年不如一年。正是他们开历史倒车，先是想开回七○年八月以前，后来想开到七一年九月以前，现在无可奈何开到七四年三月以前。当然，他们是绝不甘心放弃倒退四年的目的的。可笑的是他们却指斥人民为“复辟派”、“回潮派”。这里，我们倒要问问他们：难道被林彪一伙破坏了的党的、军队的、工人阶级内部的团结不要恢复吗？难道被林彪一伙破坏、抛弃了的“三大作风”，我军的优良传统“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不要恢复吗？被林彪一伙歪曲得面目全非的党史、军史要不要恢复其本来面目呢？被林彪一伙用压、抓、打、杀代替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 ”与“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要不要恢复？被林彪一伙“从客观到主观”的模式篡改了的“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文艺创作方针要不要恢复呢？被林彪一伙“政治冲击一切”代替了的“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要不要恢复呢？被林彪一伙破坏践踏了党的一系列政策——依靠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的政策、干部政策、知识分子政策、上山下乡政策、华侨政策、各项经济政策 ……要不要恢复呢？被林彪一伙天才观压抑下去了的“五敢精神”要不要恢复呢？难道林彪一伙炮制的从中央到地方成千上万的假案翻不得、平不得吗？难道大批虽然犯过这样或那样错误但经过长期考验证明是对党忠诚的老干部就不应该再使用了？邓小平、赵紫阳这些同志根本就不应进入中央委员会是不是呢？即使给他们出路也要把帽子拿在“群众”手里，随时准备给他们再戴上是不是呢？
在坚持林彪体系的顽固派看来，我们在这里以老大不敬的态度提出一连串“挑衅性”问题本身就是“复辟”、“翻案”的证据，更不用说这整篇序言和本文以及“广东怎么办？”、“星火燎原馆的始末”……，还有甚么“革命死了，革命万岁！”篇篇都是“大毒草”，都够得上“反革命宣言”的资格了。如果是在三年前，早就打成“反革命”了，于是他们哀叹：回到三年前有多好呵！
三年以来，中国人民确确实实看到了一些“仿佛是向陈旧东西的回答”（列宁 ）的东西，可是，那又有甚么办法呢？事物按照其自身的规律（包括否定之否定规律）向前发展的，历史车轮不可抗拒，它是不会照顾甚么人的面子的。“无可奈何 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我们奉劝那些狂热追随林彪而至今还保有“高官厚禄 ”的大人物，不妨把这对联徘徊吟咏，深入领略其中的意味吧！
那么，是不是一九七二年就没有任何“回潮”呢？我们说存在着各种修正主义 路线的各种表现，但决不能说是“回潮”。因为“回潮”这种提法本身就是美化林 彪体系确立的时期，把它说成是没有修正主义的“无差别境界”。“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当然也决定教育路线和文艺路线。林彪一伙的思 想、政治路线是反动的，他们的教育路线、文艺路线也不会是革命的。如果说张玉 勤事件是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的表现，不如说是林彪路线在教育战线的反映 。难道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是以死人为基本特征的吗？被林彪路线整死的人何止万千，年过半百，久经风霜的老革命干部尚且被逼死，何况十五岁的女孩子？黄帅的老师整黄帅的那一套，是从修正主义教育路线那里继承来的，还是更多的从林彪路线那里来的？后来，“黄帅”对革命同志王亚卓的不同意见那样无限上纲，气势汹汹 ，把他骂成“复辟势力”，又是从那里来的呢？难道谁反对我就给人家扣个帽子然后加以“打倒”的霸王作风是一个十来岁的女孩子身上固有的吗？
谈到教育路线“反潮流”的问题，我们提到过张铁生，张铁生反的是甚么潮流呢？据说是所谓“智育第一，分数挂帅”回潮的潮流。说实话我们从他的答卷除了能够找到他向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妥协的证据外，是找不出挑战的证据的。而且他的 白卷本身就迎合了一股“空头政治冲击一切”在教育战线的表现的潮流，虽然这个潮流走向反面也出现了一些“智育第一，分数挂帅”，但它还远远没有形成潮流呢！于是张铁生之所以成了幸运儿，不过是某些人为了可以利用来作为一九七二年后“复辟”“回潮”的活证据罢了。 我们的“体系”颇吓住了一些人，第七还因为我们对秦始皇不表尊敬态度。但现在看来这没有甚么可怕了。儒法斗争史的批判正在深入展开，对秦王朝封建的肯定已经开始变得有原则了起来。“文汇报”刚刚开展着很有意义的讨论。毫无疑问，法家先驱者们对中国社会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变所引起的历史作用是伟大的。然而，奴隶制代替原始公社又何尝不是人类历史上的一大进步？欧洲近代革命史上的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不是也曾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吗？既然我们那样无情地批判了资产阶级——从克伦威尔到罗伯伦斯庇尔，从“百科全书派”到别、车，从贝多芬到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为甚么对地主阶级的秦皇朝却要看得那样光明呢？恢复被儒家歪曲了的历史本来面目，肯定秦始皇和他建立的一统天下在历史上的进步作用是很有必要的，但是这种肯定必须遵守严格的界限，以便以后对他进行无情的批判 ——这是我们这个从半封建半殖民地脱胎出来的社会主义社会仍然面临着的反封建任务所决定的。
很可以让人感兴趣的是，我们发现一九六五年末到一九六六年初我们的报刊对历史人物的评价与现在我们的报刊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存在着多么巨大的矛盾呵！“ 一切反动派和机会主义头子都是尊儒反法的”，可是无论是吴晗笔下的海瑞还是田汉笔下的武则天哪个不是法家呢？然而对他们的批判确确实实变成了第一次文化大革命的直接导火线。 我们认为，今天对历史人物的评价比一九六五年和一九六六年对历史人物的评价确实有了更多的历史唯物主义精神，这是革命深入的结果。但是，既然吴晗说海瑞是“爱护人民的”，曾经遭到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第一篇文章的批判，那么 ，现在又有人说，“法家是爱护人民的”，这岂不真是一个吓死人的“回潮”吗？海瑞无疑是个法家，而且是一个历史上难得的少数民族出身的法家。现在有人从秦始皇到孙中山，罗列了一大堆“落实政策”的名单，可是为甚么对海瑞却要刻薄妒恨，拒不“落实政策”，最近还要在报上臭骂几句呢？这说明骂法家的人还是有的。何况我们对秦始皇还没有骂哩！
我们不明白的是研究儒法斗争，为甚么有人总要在“爱国”还是“卖国”这些历史上很不严密的概念圈子里打主意呢？他们到底想把火往那里烧？为甚么不可以联系一下林彪一伙多年来无法无天，横行杀人，强男霸女，根本不要法制的实际呢 ？古代的革新派——法家尚且反对世卿世禄，反对任人唯亲，反对枉法徇私，反对走后门，反对刑不上大夫，我们现代的革新派怎么就不可以拿来联系一下这些实际 呢？难道今天这等事还少么？联系一下这些，对于获得人民的拥护，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不是很有实际利益么？不联系林彪祸害的实际，侈谈儒法斗争史，于民何益？
在我们看来，既然封建的社会法西斯专制是我们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危险，反封建依然是我们继续革命的一个重要内容，那么批林批孔问题除了应当研究我国由奴隶制向封建制的社会大变动时期的思想政治上的路线斗争宝贵的历史经验教训以外，应当着重地批判经过董仲舒改造了的封建专制的思想体系。如果“五四运动”的“打倒孔家店”是提出了彻底的反封建口号，那么我们今天的批孔运动就应该是在思想政治战线上彻底的实现反封建的任务了。我们不应当如某些人那样，在批判地主阶级保守派的同时，却极力讴歌地主阶级的所谓革新派，他们根本忘记了秦、汉以后的所谓儒法两家都是地主阶级的意识形态，它们的斗争实质都是维护封建专制这一基本事实。而忘记了这一点，他们不也就忘记了我们今天应当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批孔的根本任务了么？ 我们的“体系”之所以吓人，最后还因为据说它拾起了一九五七年右派的余唾 。是的，“民主”、“法制”的口号是右派分子高呼过的。可是自从一九六六年以来，革命造反派和人民群众所呼喊的右派呼喊过的口号难道还少么？“炮轰黑省委”、“反迫害、反镇压”不是至今还使那些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反对派们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视为“右派翻天”么？李庆霖信件的“右派言论”比一九五七年的右派是大有过之而无不及的。我们的一些朋友完全不去想一想，为甚么“民主”“自由”的口号在一九五六年的布达佩斯曾经集合起来了反革命，而同样的口号在一九七○年的波罗的海南岸却成了波兰工人阶级战斗的旗帜了呢？为甚么一九五五年苏联出兵匈牙利曾遭到了我国右派分子的反对，而一九六八年苏联出兵捷克斯洛伐克却遭到了中国人民的抗议了呢！
批评我们的朋友完全没有根据基本路线对六十年代以来国际和中国的社会阶级关系的变动作一番分析，他们不明白五十年代后期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危险是从旧社会包下来的资产阶级右派，而六十年代初期以后，这个主要危险则是党内走资派了。似乎同样的口号，反对的却是不同的内容。一九五七年右派在民主的口号下反对的是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道路。而一九六六年以后人民群众在民主的口 号下反对的则是党内走资派的资反线，特别是反对林彪所推行的那种面目极“左”而实质极右的封建专制的社会法西斯路线，他们的目的则是为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 。这个道理应当是不难懂得的。 ×
关于重写的第六部份，我们不打算多讲了，留给人们评判吧。作为对“四届人大”的希望，无论它们能否得到充份的实现，重要的是，林彪体系的冰山正在溶化 ，思想开始解放，问题已经提出在愿意研究社会主义的人们面前了。可以补充的一 点是：我们希望参加“四届人大”的代表（尽管我们不知道这些代表是怎样选出来 的），不要忘记了一九七一年庐山大笑话的沉痛教训。
对我们这篇冗长的序言，如果读者们竟能够看得下去，不觉得索然无味，我们只能感到高兴，现在再写几句就可以结束了。 我们是所谓“不畏虎”的年轻人，但也并非不知道虎的凶残，甚至可以说，我们是被那种动物吞噬过一回，但终于咬不住，吞不下去的余生者，脸上留着抓痕，不是漂亮人物。 显然，我们读马列很少，主要是受了严酷现实的教育，懂得一点，说几句坦率的话。我们在这里，只不过是为了对“全国人民——我们还总算其中一分子——的代表大会”及其以后的革命发展表示我们的希望和信心，也是试一试违了报上的“禁”，犯了刊上的“忌”，冒犯了大人物，究竟会怎么样？也算是以身试“礼”吧！如果我们因此而得到某些理论权威的特别关照，我们只能认为是好事，必定会从他们那里得到更多的教益，虽然我们并不怎样期望他们。 然而，我们把受教益的期望更多地寄托在街头读者身上，衷心希望同志们给我们提出批评指正意见，特别希望街头理论家、政治家、法律家、哲学家、批评家、观察家们不吝赐教。我们希望越来越多的同志公开讨论这些问题。 我们深信：在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烈士的鲜血浇灌的土地上，应该是生长鲜花的时候了。
一九七四年十一月七日 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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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ursday, November 17, 2011
阮 銘----火從「茉莉花」燒到華爾街
火從「茉莉花」燒到華爾街:
火從「茉莉花」燒到華爾街
作者： 阮 銘
更新於︰2011-11-06
● 佔領華爾街的人看到經濟皇族的貪婪和權力的異化。但是尚未看到大洋彼岸「中南海」與「華爾街」的黑暗聯盟。怎樣改革體制？將是美國台灣明年大選共同的主軸。
●佔領華爾街行動已擴展到全球約1000個城市。台灣10月15日也發起佔領台北行動，在101摩天大廈集會示威。（互聯網）
九月十七日在美國紐約開始的「佔領華爾街」社會運動，一個月來已擴展到八十二個國家、九百五十一個城市。Occupy Wall Street 已演變成Occupy Together，被稱為「現在世界上最重要的事」（Naomi Klein：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in the World Now）！
美國人反對政府權力的異化
與爭取自由平等的茉莉花革命不同，美國的「佔領華爾街」運動直指顛覆人類自由平等、毀滅地球生態環境的源頭：「華爾街的貪婪」。
難道不是嗎？一位華爾街證券交換易所操盤手羅斯坦尼Allesio Rastani接受BBC採訪時坦承：「統治這個世界的，不是政府，是華爾街的高盛（Goldman Sachs）集團」。
美國人民識破了這個秘密，製造全球經濟和環境災難的大災星，是華爾街的「經濟皇族」。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克魯曼指出，羅斯福新政時代的「經濟皇族」，如今已演變成了「經濟蝗蟲」，吞噬全球經濟，毀滅自然生態，製造失業危機與貧富懸殊。
美國憲法的頭三個字是「We the People」，「我們人民」！政府的權力是人民授予的，人民才是國家的主人！今天美國人民發現，他們授權的政府權力已經「異化」，不再把百分之九十九的人民當國家主人，「We the People 」異化為「We the Wall Street」，華爾街成了國家主人，華爾街主導政府的財經、環保和外交政策。
一些政客、名嘴、作家譏諷「佔領華爾街」目標「混沌不明」。眾院多數黨領袖坎特詆譭群眾是「暴民（mob）」，是「一堆反對美國的美國人」！名嘴林保（Rush Limbaugh）造謠說，百分之九十九的運動收了百分之一豪門索羅斯的「獻金」！還有人罵運動支持者是「高舉反旗、挑動階級戰爭的列寧同路人」！
柯翰默（Charles Krauthammer)在《華盛頓郵報》撰文「奧巴馬挑動佔領華爾街」，污衊示威者是一群「憤憤不平、擁有學歷的懶鬼，背負五萬美元學貸、喝星巴克、穿Levi's、把玩iPhone的無政府主義者」；「在譴責華爾街的同時，卻為一名商業鉅子、比八個億萬富翁有錢的喬布斯去世而流淚」。他的「結論」是：
「最卑劣的本能，被國家領導人賦予正當性」，「目標就是吃掉有錢人」！
究竟誰「卑劣」？誰「正當」？誰「吃了」誰？誰在「挑動階級戰爭」？
「佔領華爾街」的「正當性」，是「憲法」賦予，無需奧巴馬「挑動」！
這場運動的「目標」，是回歸「憲法」的「目標」：「增進全民福利和確保我們自己及我們後代能安享自由帶來的幸福」。
為此「目標」，必須終止百分之一貪得無饜的經濟皇族、經濟蝗蟲掠奪國家、吞噬財富，製造失業與貧富懸殊的「階級戰爭」，把被篡奪的國家權力收回到百分之九十九的人民手中；要讓華盛頓知道，國家的主人是「我們人民」，不是百分之一的華爾街貴族和蝗蟲！
「佔領華爾街」的旗幟上寫著：「我們代表百分之九十九，不再忍受百分之一的貪婪與腐敗」！「不能讓百分之一的金融寡頭主導華盛頓的政治」！「百分之九十九拒絕為百分之一製造的危機買單！」這樣的「目標」，難道還「混沌不明」嗎？
如果說，茉莉花革命是被奴役的人民終結奴役制度，爭取自由民主平等的革命；那末，「佔領華爾街」就是自由民主國家的人民克服國家權力的「異化」，把國家權力從百分之一篡奪者手中收回的全民（百分之九十九）運動。
這是美國人民的偉大覺醒，他們不再是任人宰割的「沉默大多數」，他們正在以國家主人的責任感和勇氣，把美國從沉淪中救起。
阮銘（右）和參與「佔領台北101」行動的吳靜慧，在101大廈前。
華爾街與中南海的黑暗聯盟
「中國崛起」與「美國衰落」的神話，時在國際輿論中浮現，西方「知識皇族」和「知識蝗蟲」，似乎比東方更熱衷於此。為甚麼？
為了遮掩一個日益顯著的事實，華爾街與中南海的聯盟，正在使美國、中國和世界一同沉淪。
「佔領華爾街」的民眾曾經提出疑問：造成令人憤怒的現狀，究意是由於百分之一的人太過貪婪，還是制度問題？
答案是二者皆是：貪婪腐蝕制度，制度縱容貪婪。貪婪還能利用「全球化」，使自由制度國家的百分之一皇族和蝗蟲，與奴役制度的百分之一黨國權貴「合夥」貪婪，雙方成為特權與暴利分享的「Responsible Stakeholder」，不但「穩定」和「崛起」了中國奴役制度，而且使美國自由制度墮落，使自由國家的主人「異化」為國家奴隸。
今天「佔領華爾街」的民眾，似乎還只看到近處的貪婪，尚未看到大洋彼岸「中南海」與「華爾街」的黑暗聯盟。
以所謂「中國生產、美國消費」，「中國發展實體經濟（製造業）、美國發展虛擬經濟（金融業）」，「中國貿易順差購買美國債券」的「全球化」分工，創造「我們（華爾街與中南海）的新世界」，這就是黑暗聯盟的「全球戰略」！
我常舉「滴血的蘋果」為例，讓大家看清這黑暗聯盟的真面目，因為「蘋果」是智慧產業的典範，是美、台、中三國「合夥分享」的典範，是「全球化」的典範。
最近去世的天才喬布斯（Steve Jobs），他開創了「人類智慧和創造力成為發展槓桿」的新時代。他創造出完美、好用的智慧產品，造福了從兒童到我這樣八十歲老人，使每一個人的智慧和創造力更便於獲得實現。
然而很不幸，他的二十一世紀智慧產品，被經濟皇族和經濟蝗蟲們利用來復活扼殺智慧和創造力的十九世紀血汗工廠。「蘋果」的一端（美國加州的設計）在創新，蘋果的另一端（中國台商富士康的組裝）在返祖。
喬布斯至死不明蘋果為何滴血？
我相信喬布斯不屬於蝗蟲一屬，他一生追求的是美和創造。恐怕他至死也未明白，他的美麗「蘋果」怎麼會滴血？他說他去過深圳富士康，看到了咖啡館和游泳池。精明如郭台銘，當然不會讓喬布斯看到「蘋果」是怎樣滴血的？
郭台銘的「驕傲」，是把喬布斯創造的「蘋果」產品組裝成本，壓低到每台只賺兩美元，打垮了競爭者。
許文龍誇獎這位一端靠喬布斯的智慧和創造力、另一端靠中南海專制和野蠻的台灣首富是「成吉思汗」，錯了！成吉思汗的蒙古騎兵以少勝多，靠的是智慧，靠的是發揚戰士主動精神的奇襲戰略。而郭台銘以多勝少，靠的是毛澤東的人海戰術和軍事化管理，靠的是吞噬數十萬少女少男的智慧和創造力，使人「異化」為機器的奴隸。
這是喬布斯的悲劇。他姓「Jobs」，是「工作」的多數，卻使無數中國少女少男的青春智慧，在「工作」中被中國特色的野蠻管理吞噬，無數美國的少女少男，因實體經濟外移而失去「工作」、失去實現智慧和創造力的機會！還要被柯翰默之流的蝗蟲捍衛者污衊為「懶惰」、「啃老」、「最卑劣的本能」！
巧合的是，台灣的《蘋果日報》，把柯翰默的專欄搬到台灣，取名「美國與世界」，讓他在台灣為百分之一代言，以制衡《經濟日報》上經常為百分之九十九代言的克魯曼。這就是「蘋果滴血」的悲劇。
百分之九十九秉持的核心價值
九月十五日我去了「佔領台北一○一」行動。我得到的一張貼紙是：「We Are the 99% of Taiwan!」
對啊！我們是百分之九十九的台灣人！台灣是我們的國家！我們是國家的主人！我們不能讓國家權力被百分之一的皇族蝗蟲篡奪！
第二天，在媒體上看到的是一片嘲笑聲：「秀才造反，三年不成」啦！「盡是些大學生，沒有政黨、名流參與」啦！「一○一大樓」還揚言，要為「擾亂商機」告狀索賠！
看來台灣媒體被中國國民黨的黨國「百年慶」慶昏了頭，頭殼都浸在滿清末代皇朝和民初軍閥混戰那盆發霉發臭的「百年」漿糊裡了，對現在世界上最重要的事「由聾而啞」！
華盛頓已經警覺。奧巴馬總統說：「佔領華爾街運動表明，美國人對美國金融體系普遍不滿。」拜登副總統說：「抗議的核心是與美國民眾的協議破裂，美國民眾認為國家的政經體制不公平。」
然而代表華爾街利益的共和黨右翼和茶黨還在咒罵示威民眾是「威脅美國價值的極端分子」！
甚麼是「美國價值」？誰是「威脅美國價值的極端分子」？美國憲章，家喻戶曉：
「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賦於他們不可剝奪的權利，包括生命權、自由權和追求幸福的權利。」
「所有的權力都屬於人民，政府權力來自人民，是為了人民、國家、社會的共同利益，保證安全而設立。」
「當任何形式的政府對這些目標具破壞性時，人民有權利改變或廢除它，以建立一個新的政府。」
這就是「美國價值」！這就是自由民主普世價值！是誰在「威脅」？克魯曼說得公道：「威脅美國價值的極端分子，是華爾街的經濟皇族和經濟蝗蟲，不是蘇克提公園的群眾！」
獨立歌手David Rovics在「佔領華爾街之歌」中唱道：「這裡就是他們收買政治人物的地方，因為我們當中的百分之九十九受苦，因為我們都是階級戰爭的犧牲者，因為這些貪婪的銀行家劫掠這個國家！」
百分之九十九運動的核心，是改革國家體制，讓國家權力回歸國家的主人、「我們人民」！要讓被皇族和蝗蟲劫掠的美國價值「重生」（Renaissance)！這將是美國二○一二年總統和國會選舉的主軸！
中共第五代不要違背人民的意志
台灣面臨的問題是：在華爾街與中南海的聯盟中，台灣扮演了甚麼角色？台灣的國家權力在誰手裡？誰在掏空台灣的實體經濟，「五鬼搬運」到中國去發不義之財？誰造成台灣經濟空洞化、貧富懸殊、失業攀升？把劫貧濟富、劫民濟官的台灣政經體制攤開來讓全民審視，這是台灣二○一二年總統和國會選舉的主軸！
二○一二不但是美國、台灣的大選年，也是中國「第四代」交班、「第五代」接班的政權更替年。自由民主普世價值與「反自由化」反普世價值之爭，在中國已提前展現。
溫家寶九月十四日在大連達沃斯論壇的講話，是一個信號。他說：「必須改革黨和國家領導制度，改變權力絕對化和權力過分集中，在今天尤為緊迫。」溫家寶這一年來在國內外講政改、講普世價值，不能視為「影帝」、「作秀」，他看到了世界潮流和中國危機。
溫家寶的任期只剩一年，雖說出「決心推動改革，風雨無阻，至死方休」的大話，但已時不我予。他的「孤鳥獨唱」之音，將繞過十八大傳向未來。
毛澤東的封閉式一黨專政，去世時已維持不下去，華國鋒、鄧小平、胡耀邦、趙紫陽改變了它。鄧小平的開放式一黨專政，去世後靠他指定的兩代接班人江澤民和胡錦濤，維持了十五年。今天這個「反自由化」專制帝國再不政改，確如溫家寶所言：「違背人民意志」、「死路一條」！
胡溫的接班人習近平、李克強，只要有點政治眼光，該不會逆時代潮流與人民意志而動。等那一個春天到來，溫家寶的「孤鳥獨唱」，恐將演變成「中國茉莉花」、「佔領中南海」的協奏曲了。
（阮銘：流亡美國的政治學者、台灣政論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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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從「茉莉花」燒到華爾街
作者： 阮 銘
更新於︰2011-11-06
● 佔領華爾街的人看到經濟皇族的貪婪和權力的異化。但是尚未看到大洋彼岸「中南海」與「華爾街」的黑暗聯盟。怎樣改革體制？將是美國台灣明年大選共同的主軸。
●佔領華爾街行動已擴展到全球約1000個城市。台灣10月15日也發起佔領台北行動，在101摩天大廈集會示威。（互聯網）
九月十七日在美國紐約開始的「佔領華爾街」社會運動，一個月來已擴展到八十二個國家、九百五十一個城市。Occupy Wall Street 已演變成Occupy Together，被稱為「現在世界上最重要的事」（Naomi Klein：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in the World Now）！
美國人反對政府權力的異化
與爭取自由平等的茉莉花革命不同，美國的「佔領華爾街」運動直指顛覆人類自由平等、毀滅地球生態環境的源頭：「華爾街的貪婪」。
難道不是嗎？一位華爾街證券交換易所操盤手羅斯坦尼Allesio Rastani接受BBC採訪時坦承：「統治這個世界的，不是政府，是華爾街的高盛（Goldman Sachs）集團」。
美國人民識破了這個秘密，製造全球經濟和環境災難的大災星，是華爾街的「經濟皇族」。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克魯曼指出，羅斯福新政時代的「經濟皇族」，如今已演變成了「經濟蝗蟲」，吞噬全球經濟，毀滅自然生態，製造失業危機與貧富懸殊。
美國憲法的頭三個字是「We the People」，「我們人民」！政府的權力是人民授予的，人民才是國家的主人！今天美國人民發現，他們授權的政府權力已經「異化」，不再把百分之九十九的人民當國家主人，「We the People 」異化為「We the Wall Street」，華爾街成了國家主人，華爾街主導政府的財經、環保和外交政策。
一些政客、名嘴、作家譏諷「佔領華爾街」目標「混沌不明」。眾院多數黨領袖坎特詆譭群眾是「暴民（mob）」，是「一堆反對美國的美國人」！名嘴林保（Rush Limbaugh）造謠說，百分之九十九的運動收了百分之一豪門索羅斯的「獻金」！還有人罵運動支持者是「高舉反旗、挑動階級戰爭的列寧同路人」！
柯翰默（Charles Krauthammer)在《華盛頓郵報》撰文「奧巴馬挑動佔領華爾街」，污衊示威者是一群「憤憤不平、擁有學歷的懶鬼，背負五萬美元學貸、喝星巴克、穿Levi's、把玩iPhone的無政府主義者」；「在譴責華爾街的同時，卻為一名商業鉅子、比八個億萬富翁有錢的喬布斯去世而流淚」。他的「結論」是：
「最卑劣的本能，被國家領導人賦予正當性」，「目標就是吃掉有錢人」！
究竟誰「卑劣」？誰「正當」？誰「吃了」誰？誰在「挑動階級戰爭」？
「佔領華爾街」的「正當性」，是「憲法」賦予，無需奧巴馬「挑動」！
這場運動的「目標」，是回歸「憲法」的「目標」：「增進全民福利和確保我們自己及我們後代能安享自由帶來的幸福」。
為此「目標」，必須終止百分之一貪得無饜的經濟皇族、經濟蝗蟲掠奪國家、吞噬財富，製造失業與貧富懸殊的「階級戰爭」，把被篡奪的國家權力收回到百分之九十九的人民手中；要讓華盛頓知道，國家的主人是「我們人民」，不是百分之一的華爾街貴族和蝗蟲！
「佔領華爾街」的旗幟上寫著：「我們代表百分之九十九，不再忍受百分之一的貪婪與腐敗」！「不能讓百分之一的金融寡頭主導華盛頓的政治」！「百分之九十九拒絕為百分之一製造的危機買單！」這樣的「目標」，難道還「混沌不明」嗎？
如果說，茉莉花革命是被奴役的人民終結奴役制度，爭取自由民主平等的革命；那末，「佔領華爾街」就是自由民主國家的人民克服國家權力的「異化」，把國家權力從百分之一篡奪者手中收回的全民（百分之九十九）運動。
這是美國人民的偉大覺醒，他們不再是任人宰割的「沉默大多數」，他們正在以國家主人的責任感和勇氣，把美國從沉淪中救起。
阮銘（右）和參與「佔領台北101」行動的吳靜慧，在101大廈前。
華爾街與中南海的黑暗聯盟
「中國崛起」與「美國衰落」的神話，時在國際輿論中浮現，西方「知識皇族」和「知識蝗蟲」，似乎比東方更熱衷於此。為甚麼？
為了遮掩一個日益顯著的事實，華爾街與中南海的聯盟，正在使美國、中國和世界一同沉淪。
「佔領華爾街」的民眾曾經提出疑問：造成令人憤怒的現狀，究意是由於百分之一的人太過貪婪，還是制度問題？
答案是二者皆是：貪婪腐蝕制度，制度縱容貪婪。貪婪還能利用「全球化」，使自由制度國家的百分之一皇族和蝗蟲，與奴役制度的百分之一黨國權貴「合夥」貪婪，雙方成為特權與暴利分享的「Responsible Stakeholder」，不但「穩定」和「崛起」了中國奴役制度，而且使美國自由制度墮落，使自由國家的主人「異化」為國家奴隸。
今天「佔領華爾街」的民眾，似乎還只看到近處的貪婪，尚未看到大洋彼岸「中南海」與「華爾街」的黑暗聯盟。
以所謂「中國生產、美國消費」，「中國發展實體經濟（製造業）、美國發展虛擬經濟（金融業）」，「中國貿易順差購買美國債券」的「全球化」分工，創造「我們（華爾街與中南海）的新世界」，這就是黑暗聯盟的「全球戰略」！
我常舉「滴血的蘋果」為例，讓大家看清這黑暗聯盟的真面目，因為「蘋果」是智慧產業的典範，是美、台、中三國「合夥分享」的典範，是「全球化」的典範。
最近去世的天才喬布斯（Steve Jobs），他開創了「人類智慧和創造力成為發展槓桿」的新時代。他創造出完美、好用的智慧產品，造福了從兒童到我這樣八十歲老人，使每一個人的智慧和創造力更便於獲得實現。
然而很不幸，他的二十一世紀智慧產品，被經濟皇族和經濟蝗蟲們利用來復活扼殺智慧和創造力的十九世紀血汗工廠。「蘋果」的一端（美國加州的設計）在創新，蘋果的另一端（中國台商富士康的組裝）在返祖。
喬布斯至死不明蘋果為何滴血？
我相信喬布斯不屬於蝗蟲一屬，他一生追求的是美和創造。恐怕他至死也未明白，他的美麗「蘋果」怎麼會滴血？他說他去過深圳富士康，看到了咖啡館和游泳池。精明如郭台銘，當然不會讓喬布斯看到「蘋果」是怎樣滴血的？
郭台銘的「驕傲」，是把喬布斯創造的「蘋果」產品組裝成本，壓低到每台只賺兩美元，打垮了競爭者。
許文龍誇獎這位一端靠喬布斯的智慧和創造力、另一端靠中南海專制和野蠻的台灣首富是「成吉思汗」，錯了！成吉思汗的蒙古騎兵以少勝多，靠的是智慧，靠的是發揚戰士主動精神的奇襲戰略。而郭台銘以多勝少，靠的是毛澤東的人海戰術和軍事化管理，靠的是吞噬數十萬少女少男的智慧和創造力，使人「異化」為機器的奴隸。
這是喬布斯的悲劇。他姓「Jobs」，是「工作」的多數，卻使無數中國少女少男的青春智慧，在「工作」中被中國特色的野蠻管理吞噬，無數美國的少女少男，因實體經濟外移而失去「工作」、失去實現智慧和創造力的機會！還要被柯翰默之流的蝗蟲捍衛者污衊為「懶惰」、「啃老」、「最卑劣的本能」！
巧合的是，台灣的《蘋果日報》，把柯翰默的專欄搬到台灣，取名「美國與世界」，讓他在台灣為百分之一代言，以制衡《經濟日報》上經常為百分之九十九代言的克魯曼。這就是「蘋果滴血」的悲劇。
百分之九十九秉持的核心價值
九月十五日我去了「佔領台北一○一」行動。我得到的一張貼紙是：「We Are the 99% of Taiwan!」
對啊！我們是百分之九十九的台灣人！台灣是我們的國家！我們是國家的主人！我們不能讓國家權力被百分之一的皇族蝗蟲篡奪！
第二天，在媒體上看到的是一片嘲笑聲：「秀才造反，三年不成」啦！「盡是些大學生，沒有政黨、名流參與」啦！「一○一大樓」還揚言，要為「擾亂商機」告狀索賠！
看來台灣媒體被中國國民黨的黨國「百年慶」慶昏了頭，頭殼都浸在滿清末代皇朝和民初軍閥混戰那盆發霉發臭的「百年」漿糊裡了，對現在世界上最重要的事「由聾而啞」！
華盛頓已經警覺。奧巴馬總統說：「佔領華爾街運動表明，美國人對美國金融體系普遍不滿。」拜登副總統說：「抗議的核心是與美國民眾的協議破裂，美國民眾認為國家的政經體制不公平。」
然而代表華爾街利益的共和黨右翼和茶黨還在咒罵示威民眾是「威脅美國價值的極端分子」！
甚麼是「美國價值」？誰是「威脅美國價值的極端分子」？美國憲章，家喻戶曉：
「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賦於他們不可剝奪的權利，包括生命權、自由權和追求幸福的權利。」
「所有的權力都屬於人民，政府權力來自人民，是為了人民、國家、社會的共同利益，保證安全而設立。」
「當任何形式的政府對這些目標具破壞性時，人民有權利改變或廢除它，以建立一個新的政府。」
這就是「美國價值」！這就是自由民主普世價值！是誰在「威脅」？克魯曼說得公道：「威脅美國價值的極端分子，是華爾街的經濟皇族和經濟蝗蟲，不是蘇克提公園的群眾！」
獨立歌手David Rovics在「佔領華爾街之歌」中唱道：「這裡就是他們收買政治人物的地方，因為我們當中的百分之九十九受苦，因為我們都是階級戰爭的犧牲者，因為這些貪婪的銀行家劫掠這個國家！」
百分之九十九運動的核心，是改革國家體制，讓國家權力回歸國家的主人、「我們人民」！要讓被皇族和蝗蟲劫掠的美國價值「重生」（Renaissance)！這將是美國二○一二年總統和國會選舉的主軸！
中共第五代不要違背人民的意志
台灣面臨的問題是：在華爾街與中南海的聯盟中，台灣扮演了甚麼角色？台灣的國家權力在誰手裡？誰在掏空台灣的實體經濟，「五鬼搬運」到中國去發不義之財？誰造成台灣經濟空洞化、貧富懸殊、失業攀升？把劫貧濟富、劫民濟官的台灣政經體制攤開來讓全民審視，這是台灣二○一二年總統和國會選舉的主軸！
二○一二不但是美國、台灣的大選年，也是中國「第四代」交班、「第五代」接班的政權更替年。自由民主普世價值與「反自由化」反普世價值之爭，在中國已提前展現。
溫家寶九月十四日在大連達沃斯論壇的講話，是一個信號。他說：「必須改革黨和國家領導制度，改變權力絕對化和權力過分集中，在今天尤為緊迫。」溫家寶這一年來在國內外講政改、講普世價值，不能視為「影帝」、「作秀」，他看到了世界潮流和中國危機。
溫家寶的任期只剩一年，雖說出「決心推動改革，風雨無阻，至死方休」的大話，但已時不我予。他的「孤鳥獨唱」之音，將繞過十八大傳向未來。
毛澤東的封閉式一黨專政，去世時已維持不下去，華國鋒、鄧小平、胡耀邦、趙紫陽改變了它。鄧小平的開放式一黨專政，去世後靠他指定的兩代接班人江澤民和胡錦濤，維持了十五年。今天這個「反自由化」專制帝國再不政改，確如溫家寶所言：「違背人民意志」、「死路一條」！
胡溫的接班人習近平、李克強，只要有點政治眼光，該不會逆時代潮流與人民意志而動。等那一個春天到來，溫家寶的「孤鳥獨唱」，恐將演變成「中國茉莉花」、「佔領中南海」的協奏曲了。
（阮銘：流亡美國的政治學者、台灣政論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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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dnesday, October 5, 2011
“五星红旗”为何将被世人唾弃？
“五星红旗”为何将被世人唾弃？
这几日有两则新闻吸引了我的注意，一则是中共政府组织12万人在天安门广场观看升旗仪式，一则是美国三藩市市政府因悬挂中共的五星旗而遭到了受中共迫害团体的质疑。前者彰显了中共如何继续不遗余力地对民众进行洗脑，后者则透露出三藩市政府受到中共渗透传言不虚。
对于那些观看升旗仪式以及其他从小就被教育要对五星红旗顶礼膜拜的国人而言，其实并不知晓五星红旗中掩藏的秘密。事实上，这是一面世界上少有的将一个党派捧到至高无上地位的“国旗”。根据中共的解释，大五角星代表中共，四颗小五角星代表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四个阶级。每颗小星各有一个尖角正对大星中心点，表示人民对党的向心之意，即团结在“党中央”周围。这不清清楚楚地告诉老百姓的地位所在：你们要听党的话！什么人民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利统统是糊弄人的。而如果不听党的话，那就看看五星红旗上那猩红的颜色！
是啊，五星红旗上猩红的颜色连中共自己都承认，这是人的鲜血染成的，也就是“血旗”。这与同样是猩红颜色的中共党旗是一脉相承的。纵观中共建政前后的所为，很显然，越来越鲜艳的五星红旗正是由被其杀害的八千万炎黄子孙的鲜血染成的。而为了让这面红旗红的更加耀眼，中共何曾停止过杀戮？毫无疑问，五星红旗将中共统治中国的目的告之天下，那就是以杀戮华夏子孙为己任。
一个将党置于人民之上的“国旗”，一个由人民的鲜血染红的“国旗”，一个将中共狰狞面目宣告于天下的“国旗”，中国人有什么可以引以为自豪的呢？有什么理由要对其顶礼膜拜呢？更何况一个建立在自由、民主理念基础上的外国政府？如果这样的外国政府不是被欺骗，那就是对于中共恶行的默认，这岂不是在自毁前程？
相信很多世人对于纳粹德国时期的红、白、黑三色国旗“卐字旗”应该并不陌生。它是希特勒在1920年夏天设计出来的，最开始是纳粹党的党旗。根据希特勒的描述：红色代表了革命的“社会思想”，白色代表了纳粹主义和高尚的纯种（希特勒心目中的纯种德国雅利安人），黑色的卐字代表了特别针对犹太世界的“让雅利安人崛起的战斗任务”。1933年，希特勒上台后，开始将纳粹党的党旗“卐字旗”和旧帝国的“黑-白-红”三色旗共同作为德国国旗。从1933到至少1938年，纳粹党常常为了将“卐字旗”神化，在其使用前将其和纳粹在1923年啤酒馆政变中使用的名为“血之旗”的卐字旗接触，这个仪式在每一届的纽伦堡集会中都有举行。显然，纳粹党的旗帜也将其任务告之于天下，那就是杀戮犹太人，保持雅利安人的血统纯正。
1935年9 月15日，德国纳粹政府颁布的《帝国国旗法》规定，从这一天开始德国国旗只能是“卐字旗”，不能再使用黑-白-红三色旗作为国旗。 禁止使用黑-白-红三色旗的一个比较公认的原因是1935年7月26日发生在纽约的“不莱梅号事件”。当时，德国班轮“不莱梅号”在纽约港口靠岸，一群“反纳粹游行”参与者爬上了不莱梅号并将纳粹的“卐字旗”撕成碎片投入哈德逊河。四天后德国大使向美国政府投了封尖刻的抗议信，文中指出德国国旗被“玷辱”了。美国方面却以“卐字旗”只是纳粹党旗，而作为德国国旗的黑-白-红三色旗并没有受到损坏为由拒绝道歉。这个事件最终让希特勒决定修改国旗法。
从此，德国人举着这象征杀戮的旗帜横扫欧洲，屠杀了600万犹太人，给整个欧洲乃至世界带来了深重的灾难。然而，多行不义必自毙，纳粹德国最终覆亡。二战后，盟国管制理事会通过的第一项法令即是永久废除纳粹的所有标志，包括纳粹国旗；此后，欧洲许多国家，特别是德国，严禁卐字标志和卐字旗在公共场所张贴、发放或悬挂。“卐字旗”彻底被世人唾弃。
历史似乎依旧在重演。同“卐字旗”一样充满着杀戮气息的五星红旗，比希特勒还要暴虐的中共，焉知在不远的将来不为中国人民所唾弃？到那时，五星红旗和中共将在哀叹声中退出历史的舞台。 @
这几日有两则新闻吸引了我的注意，一则是中共政府组织12万人在天安门广场观看升旗仪式，一则是美国三藩市市政府因悬挂中共的五星旗而遭到了受中共迫害团体的质疑。前者彰显了中共如何继续不遗余力地对民众进行洗脑，后者则透露出三藩市政府受到中共渗透传言不虚。
对于那些观看升旗仪式以及其他从小就被教育要对五星红旗顶礼膜拜的国人而言，其实并不知晓五星红旗中掩藏的秘密。事实上，这是一面世界上少有的将一个党派捧到至高无上地位的“国旗”。根据中共的解释，大五角星代表中共，四颗小五角星代表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四个阶级。每颗小星各有一个尖角正对大星中心点，表示人民对党的向心之意，即团结在“党中央”周围。这不清清楚楚地告诉老百姓的地位所在：你们要听党的话！什么人民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利统统是糊弄人的。而如果不听党的话，那就看看五星红旗上那猩红的颜色！
是啊，五星红旗上猩红的颜色连中共自己都承认，这是人的鲜血染成的，也就是“血旗”。这与同样是猩红颜色的中共党旗是一脉相承的。纵观中共建政前后的所为，很显然，越来越鲜艳的五星红旗正是由被其杀害的八千万炎黄子孙的鲜血染成的。而为了让这面红旗红的更加耀眼，中共何曾停止过杀戮？毫无疑问，五星红旗将中共统治中国的目的告之天下，那就是以杀戮华夏子孙为己任。
一个将党置于人民之上的“国旗”，一个由人民的鲜血染红的“国旗”，一个将中共狰狞面目宣告于天下的“国旗”，中国人有什么可以引以为自豪的呢？有什么理由要对其顶礼膜拜呢？更何况一个建立在自由、民主理念基础上的外国政府？如果这样的外国政府不是被欺骗，那就是对于中共恶行的默认，这岂不是在自毁前程？
相信很多世人对于纳粹德国时期的红、白、黑三色国旗“卐字旗”应该并不陌生。它是希特勒在1920年夏天设计出来的，最开始是纳粹党的党旗。根据希特勒的描述：红色代表了革命的“社会思想”，白色代表了纳粹主义和高尚的纯种（希特勒心目中的纯种德国雅利安人），黑色的卐字代表了特别针对犹太世界的“让雅利安人崛起的战斗任务”。1933年，希特勒上台后，开始将纳粹党的党旗“卐字旗”和旧帝国的“黑-白-红”三色旗共同作为德国国旗。从1933到至少1938年，纳粹党常常为了将“卐字旗”神化，在其使用前将其和纳粹在1923年啤酒馆政变中使用的名为“血之旗”的卐字旗接触，这个仪式在每一届的纽伦堡集会中都有举行。显然，纳粹党的旗帜也将其任务告之于天下，那就是杀戮犹太人，保持雅利安人的血统纯正。
1935年9 月15日，德国纳粹政府颁布的《帝国国旗法》规定，从这一天开始德国国旗只能是“卐字旗”，不能再使用黑-白-红三色旗作为国旗。 禁止使用黑-白-红三色旗的一个比较公认的原因是1935年7月26日发生在纽约的“不莱梅号事件”。当时，德国班轮“不莱梅号”在纽约港口靠岸，一群“反纳粹游行”参与者爬上了不莱梅号并将纳粹的“卐字旗”撕成碎片投入哈德逊河。四天后德国大使向美国政府投了封尖刻的抗议信，文中指出德国国旗被“玷辱”了。美国方面却以“卐字旗”只是纳粹党旗，而作为德国国旗的黑-白-红三色旗并没有受到损坏为由拒绝道歉。这个事件最终让希特勒决定修改国旗法。
从此，德国人举着这象征杀戮的旗帜横扫欧洲，屠杀了600万犹太人，给整个欧洲乃至世界带来了深重的灾难。然而，多行不义必自毙，纳粹德国最终覆亡。二战后，盟国管制理事会通过的第一项法令即是永久废除纳粹的所有标志，包括纳粹国旗；此后，欧洲许多国家，特别是德国，严禁卐字标志和卐字旗在公共场所张贴、发放或悬挂。“卐字旗”彻底被世人唾弃。
历史似乎依旧在重演。同“卐字旗”一样充满着杀戮气息的五星红旗，比希特勒还要暴虐的中共，焉知在不远的将来不为中国人民所唾弃？到那时，五星红旗和中共将在哀叹声中退出历史的舞台。 @
Friday, September 30, 2011
茅於軾 胡錦濤也不見得相信共產主義,
理性评说广东模式、重庆模式（一）
作者：茅于轼等 来源：作者授权发布
来源日期：2011-8-12 本站发布时间：2011-8-12 10:11:07来源：中国选举与治理网
理性评说广东模式、重庆模式（一）
地方治理与国家转型研讨会——以广东模式、重庆模式为例记录稿
天则法律与公共治理研究中心主办，2011年7月30日，北京香山饭店
茅于轼：
各位来宾，非常感谢大家来参加这个会。今天上午委托我来主持，我主持人的任务就是按照会议议程进行，我控制每位同志的发言时间。议程大家都有，今天崔之元老师不能来，因此他那一个小时，刚才我跟秋风商量，把他放在最后作为自由发言来利用。我就不一一介绍，哪位同志发言的时候自己介绍一下。
我作为上午的主持人，还有一个15分钟的致词。首先，我希望这个会开成一个学习的会，大家彼此学习，彼此尊重，我不希望把它开成一个说服别人的会，说服别人，你说服不了，时间就浪费了，你想想别人的观点里面有什么好的，有什么我不知道的，每个人都能从这个会上有所长进、知识有所增加，我觉得这是我最希望的，所有的天则所的会都能做到对每个人带来知识的增量。这是这个会议总的希望。
下面，我说说我这十几分钟的发言，我的题目讲的是“从世界大潮看国家转型”。
大家知道100年以前孙中山就说过，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100年前，他有这个眼光，我觉得是很了不起的，现在多了100年，我们看有没有这样一个潮流呢?我觉得是有这个潮流的。孙中山那个时候讲的潮流，我想他讲的是三民主义，讲总理遗著，什么是总理遗著?在国民党的时候，每个礼拜一要开纪念周，就是念总理遗著，他说余致力于国民革命凡40年，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所以，他想的世界潮流大概是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三民主义，第二方面就是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就是中国人不要受欺负了，因为孙中山是在晚清的时候，中国一直受欺负，所以孙中山有这个希望。现在这个潮流，我感觉是存在一个普适价值，这就是世界潮流，什么是普适价值?我的理解就是民主、法制、平等、自由，为什么这是普适价值呢?我认为它还不是最基础的，最基础的是人类共同的道德，不管是什么宗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孔夫子，都有一个共同的道德，这个道德大家都知道，不要说假话，要彼此尊重，要有宽容精神，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是人类共同道德，这个我想不会有人反对。为什么有共同道德?我觉得这是人类脱离动物的根本原因，动物没有道德，马克思讲劳动使猿变成人，我觉得不对，是道德使猿变成人，道德是经过人类社会几千年、几万内的博弈得出来的一个结论，就是遵守道德是人类社会的最优解，最优解是什么?就是道德。讲道德对所有人都有好处。这是我对道德的理解，如果有道德就有普适价值，平等、自由、宽容、博爱、法制，这一系列是这么来的。
当前世界的矛盾有各式各样的矛盾，我觉得不管在中国，在利比亚，在突尼斯或者在哪里，它的冲突就是普适价值和当地的传统文化相冲突。拿中国来讲，就是普适价值和中国的皇权文化，我们几千年皇权文化的冲突，在利比亚有他们的冲突，在埃及有他们的冲突，他们的冲突和我们不太一样，非洲也有非洲的情况。但是，它都是一种本地文化和普适价值的冲突。最后，我觉得本地文化要调整自己，适应普适价值，但是并不会放弃自己的文化和传统，只是放弃自己文化传统中间跟普适价值不相容的那部分。
今天我们的这个题目是“广东模式和重庆模式的比较”，看这两个模式，在我看来，还要拿普适价值来衡量，哪一个模式更接近于民主、法制、人权、平等、自由，更接近于这些东西。当然，我们也可能有不同看法，我觉得这是我比较粗浅的看法。我本来要写一篇东西，但是没有写完，我觉得我们回顾一下对普适价值的认识，在满清的时候，对于西方世界了解的非常少，我看文献讲林则徐是比较有眼光的人，他相信英国人的腿是弯不下来的，这是林则徐的看法。所以，他们不可能到朝廷上下跪，原因是它的腿有有一根筋弯不下来，这是林则徐的看法，现在看起来是非常可笑，但是确实他那个时候是这样想的。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讲对普适价值认识是不太容易的，我们从满清的封闭的状况走到今天，有没有普适价值?现在还是有争论的。在孙中山死了以后，就是他死的前后，大家知道有一段时间把共产主义看成是一个目标，因此那个时候共产主义是普适价值，全世界都要走到共产主义去。经过七八十年的实验共产主义失败了，公有制、计划经济不行了，绝大部分国家放弃了。现在我觉得不大会有人再要求，虽然我们还叫共产党。相信的还是现代社会的制度，我们宪法里面写的虽然是公有制为主，但是还是承认各种所有制，承认人权、法制，这都写在宪法里面，宪法里面原来是没有的，现在都有了。
所以，我们对普适价值是不是有一个回归，收敛到同样一个认识里面。这个收敛的结果，我认为就是人类最基本的道德，所有违反基本道德的制度也好，做法、政策也好，通通要被唾弃，我们文化革命就是违反最基本道德的。解放后好多事都是违背了最基本的道德，没有宽容、没有同情心、残害人，这都是缺乏基本道德。所以走向了无产阶级那种形式的专政。
别的我没有把握，有一点我是非常有把握的，因为我是经济学家，什么东西有把握?人类一定会有一个市场制度，这一点我有非常高的把握。原因是什么?因为只有市场制度能够最优配制资源，这是经济学所严格证明了的。市场制度是对付资源稀缺的唯一办法，资源总是稀缺的，我们的欲望是无穷的，这个矛盾的解决只有靠市场制度，它能够最优。所以，我们不要幻想会有一个没有货币交换的没有商品的社会，不可能，如果是这样的社会，一定很穷了，资源是非常浪费的。所以，我们如果面临资源越来越稀缺的环境的话，必然要走向市场制度。所以，我说价格万岁，价格不可能没有。别的我没有把握，因为在别的我不是专家，但是对经济学，我想了几十年，我认为这一点我是有充分把握。而且由于最近50多年，市场经济的建立，解决了资源配置的问题，有了全球经济一体化，任何一个社会、一个国家，可以通过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市场得到任何一种资源，不需要通过打仗。最典型就是日本，日本占领我们的东三省，后来打东南亚，就是为了资源。东三省的煤、铁、粮食，东南亚的橡胶、石油，他需要发展，发展需要资源，日本没有资源，所以只有打仗。现在的情况，日本还是一个资源穷国，但是他是经济上的强国，他用不着打仗，他可以得到世界上任何一种资源，中国现在也走上这条路，我们用的全世界所有资源都在市场上购买。所以，在我看来争夺资源的战争一去不复返，除非一些国家的领导人糊涂得要命，用政治干涉市场、破坏市场，这个就非常危险。虽然争夺资源的战争没有了，剩下的战争就是和普适价值的冲突。所以，我们中国将来走什么道路，需要看清楚。在我看就是要避免和普适价值发生冲突。
这就是我的开场白。我遵守时间，15分钟。下面，我们进行第二个项目，请肖滨老师做广州模式的报告。
肖滨：
我在中山大学的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任教，感谢天则所茅老师和秋风兄的邀请，有幸和大家交流关于广东模式的话题，希望通过这个交流向各位学习，对于我来说这是一个不断思考和学习的过程。
各位老师，各位同行，我跟大家报告的题目是“中国模式的广东样本”。我今天讲几个问题，一个是学界的争论，点一下广东模式历史由来，主要是广东模式基本内容，最后谈一下广东模式往哪里去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就是关于中国模式这个问题，学界有些争论，争论集中在四个方面，第一是究竟有没有中国模式?我注意到MIT的黄亚生一口否认说没有中国模式，说这完全是学界杜撰出来的，说什么是中国模式?中国这几年发展和东亚和全世界发展没有独特之处，没有中国模式，这是坚决否定中国模式的观点。第二种观点认为要慎用“中国模式”，因为模式是可以复制的，中国模式可以复制吗?持怀疑态度。第三种认为是有中国模式，比如北京大学的潘维教授、新加坡国立大学郑永年教授，他们认为有中国模式。由此引出一个问题，究竟怎么界定中国模式这个概念?对于这个概念的界定主要有两种方式，一种是狭义地界定为经济增长模式，从这个角度谈中国模式。还有一个就是广义的界定，界定为政治经济学概念，包括政治、经济、社会三个层面。第三个争论就是中国模式究竟是怎么形成的、具体内容是什么?关于这个问题我讲一下，按照丁学良的观点，中国模式是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形成的，还有人追溯的更更早一些，至于中国模式的具体内容各方说的不一样，潘维有一个比较系统的说法，不少人包括我自己对他这个说法不认同。不管怎么说，关于中国模式具体内容是有不同说法。第四个争论，假设有一个中国模式，中国模式框架下有没有不同的具体形态?中国模式是不是铁板一块?学界的争论大概就围绕在这样几个方面。
我不想再纠缠于这些争论，我就姑且接受有中国模式的说法，为什么这样说呢?其实我心目中不太拘泥于模式的说法，因为你们都说模式，我就说模式，我用这个模式表示的就是一种套路，不是道路，中国这30年的发展确实有它自己的套路，这种套路是别的国家没有的，我就觉得这是一个中国套路，因为学界都说中国模式，我就姑且接受中国模式的说法。在这个情况下我赞成把中国模式界定为政治经济学模式，就是政治、经济、社会三个层面为一体的概念，而不是简单定位为纯粹的经济发展模式的概念。所以，我接受丁学良提出的中国模式三分架构的说法：一是列宁主义的权力架构，二是中国特色社会控制系统，这个控制系统由五个“方面军”组成，第三就是受政府控制的市场经济。我基本同意他的三分架构的论述，但是我的判断是他的论述太简单，而且没有看到中国模式框架下一些地方形态是很复杂的，还有比如说权力架构，如果仅仅说列宁主义的权力架构，这样，这30多年好像没有变化，我不赞成这样，我们看到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权力架构是有变化的，如果没有变化就没有办法解释中国经济30年长足的发展。他的大框架我赞成，但是太粗糙、不细腻。因此，我认为中国模式框架下还有具体形态，我的判断是广东模式是这些具体形态中的一个典范，有它的特殊价值，所以我称之为中国模式的广东样本。
广东模式怎么来的呢?刚才说中国模式是1978年开始形成，有的追溯的更早。我的基本判断是这样的，中国模式也好、广东模式也好，它这里面的权力架构这块肯定不是1978年才形成的，权力架构这块追溯到历史渊源的话，江西时期是发源期，延安时期是定型期，1949年之后是扩展期。讲中国模式或者广东模式的三个板块，市场经济这块肯定是1978年之后引进来的，包括社会层面变化也是1978年之后有的，所以我认为应该把历史纬度拉大来看广东模式和中国模式。目前我集中在改革开放这30年来看这个东西。
从这个角度来讲，我认为广东模式的形成除了那么长的历史渊源，我觉得四点可以说明。
一是在改革开放历史中形成，第二是在三代主政者的历史接续中形成，第三是在三波思想解放浪潮中形成，四是在社会或民众的参与或推动下形成。改革开放我就不细讲了，其实广东的改革开放主要是三个历史阶段，比如1978到1989是一段，停顿了两年之后，1992 年小平南巡，到2003年是第二阶段，2003年之后是第三个阶段。在这个改革开放进程中广东有两个特点比较明显，一个是开放力度比较大，经济特区开始有四个，三个都在广东，整个沿海广东开放比较早，改革的力度广东一直比较大。所以我的第一个判断，广东模式在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形成，离开历史的过程没法理解广东模式。从这个角度来讲，简单地把广东模式和重庆模式对比，其实有一个时空上的错误，为什么?重庆模式很短，基本上是薄熙来去了之后才冒出来重庆模式，广东模式是1978年之后慢慢形成的。所以，我的判断要对广东模式做一个更深度的、更长远的历史把握，而不仅仅只看汪洋和薄熙来，我特别不赞成简单把汪洋作为广东模式的代表，如果这样的话，习仲勋、任仲夷呢?谢飞呢?这些人都对广东模式有重要贡献，在我看来任仲夷在广东模式形成中更不可估量的地位和作用。
因此，讲广东模式的形成必须说第二点，就是在三代主政者的历史接续中形成。这里不讲中央层面的主政者，比如，邓小平、叶剑英、谷牧等他们的贡献当然是存在的，这里主要说广东省的三代主要的领导人，80年代是习仲勋和任仲夷，最主要的就是任仲夷。他们干了什么，第一就是为广东争取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广东这个地方你给他多点自主权，他的地理优势，历史传统就可以发展。最后争来了八个字，特殊政策、灵活措施，这样为80年代广东起飞奠定了非常重要的前提，没有这个东西，中央不向广东放权，根本谈不上后来的发展。第二点就是任仲夷的“三放”，对外更加开放、对内更加放宽、对下更加放权。任仲夷当年是顶着各种压力的。此后，谢非可以看成是第二批主政者的代表，汪洋则是第三批主政者的代表。为什么是汪洋呢?汪洋之前有两个人物，一个是李长春，一个是张德江，最后是汪洋，我个人认为汪洋是这波的代表人物，从任仲夷、谢非到汪洋，这三代主政者的前后接力为广东模式的形成提供了政治上的推力。换句话说，除了中央层级的领导，广东模式的政治香火是他们接续起来的。因此，广东模式是历史过程的产物，而不是最近七八年或者五六年的产物。
第三点就是广东模式是在三波思想解放浪潮中形成。第一波思想解放冲破两个凡是，当时习仲勋和任仲夷都是批评 “两个凡是”的勇猛战将。第二波思想解放，就是走出“姓资姓社”，八九之后中国改革开放应该往哪里去?报纸上到处都是说反和平演变这些东西，迫使邓小平南巡，邓小平南巡讲不要纠缠“姓资姓社”，这个时候谢非陪同他一起南巡，谢非非常理解邓小平搞市场经济的思路，所以谢非主政广东的时候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法制和廉政监督三个机制，加强农业、交通能源信息和教育科技三个基础，实现产业结构、生态环境和人口素质三个优化，这就是“三个三工程”。第三波思想解放就是汪洋2007年来的时候推进科学发展，这是第三波思想解放。
此外，社会或大众的参与和推动也是重要的力量，很难想象，没有那些创业的企业家、个体户和无数的农民工、进入广东打工的外来工以及那些活跃在广东媒体中的记者等，能形成所谓的广东模式。总之，有四种合力形成广东模式，(对内)改革(对外)开放、思想解放、精英主导和大众参与。
下面我讲一下广东模式基本内容，就是从三元架构来讲。第一个就是政党和国家，这是权力架构，我的判断是调整中的权力架构，第二个是市场，体系比较完善，市场化程度比较高。第三是社会，分两个层面来谈：一是还在建设中的有保障的社会，二是成长和建设中的公民社会。为什么这样说?成长是自发性，建设是国家政府的建构，所以是成长和建设中的公民社会。
现在看第一点，丁学良在关于中国模式三角关系叙述框架中，处于三角关系中顶端位置是核心的列宁主义权力架构。总体而言这一判断当然适用于广东模式，就是广东是共产党领导的，这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如果仅仅这样判断广东模式的话，这样有点太片面了，这些年权力架构的内核部分是没有变的，但是权力架构的边层部分或者技术性部分发生很大调整和变化。看广东模式不能讲一般列宁主义原则的坚持，还要讲边层结构的变化，这是广东模式的一些增量，虽然不是内核结构变化。我们经常讲党国体系，其实党国体系是三层，一个是内核层面，相当于鸡蛋的内核，二是中层，相当于蛋白部分，最后是外围部分，类似于蛋壳。这30年外壳发生很大部分，中间部分也有一些调整和变化，并不是完全没有松动，但是真正核心部分是没有动的。我举一个简单例子，80年代的时候，曾经按照十三大报告准备搞党政分开，我查到一个资料，1988年10月中共广东省批准省委组织部一份文件，就是逐步撤销在政府中的党组。这是1988年10月，翻过来就是1989，就吹了。如果这样做的话，就触动内核部分了，因为撤党组是什么意思?就是党和国家是有一个依附联线，撤党组就是断了这个联线。所以，它的内核部分没有改动。但边层有很大的变化。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方面是权力关系的调整。具体说，一个是放权改革，第二是还权改革，第三是限权改革。还权改革是横面层面，限权改革是自身的层面。
放权改革是纵向层面，一方面是中央向广东的放权，这个80年代尤其明显，从允许广东搞几个经济特区，财政大包干，然后不断重申对广东优惠政策、灵活措施不变，基本上中央不断向广东放权。当然，分税制之后，中国是有集权的走向，但是并没有回到以前把所有权力都收回去了。尤其是后来中央向广东放了一部分政治性权力，就是地方立法权，比如深圳经济特区是有地方立法权，这是政治性的，并不是经济性权力。所以，中央向广东让利放权，这对广东自主权的形成非常有好处。否则你不可以解释广东这30年的发展。
另一方面，广东省向市县放权过程不断推动，包括今天并没有停止。所以，几乎中央向广东放权同步，广东省积极向市县放权，从1981年、1985年不断向下放权，一直到最近，广东推动减政强镇，最近一个改革是关于顺德区和汕头市濠江区改革，顺德区是广东佛山一个区，现在广东省赋予顺德区省管县的权限，今年汕头市向濠江区也有一个很大放权，而且放权之后由汕头市人大常委会进行立法。所以，广东省向下面放权步伐没有停止。从80年代、90年代，一直到现在，省到市县放权并没有结束。因此，我的第一个观点是什么?权力架构调整中，要注意放权，就是纵向层面权力下放。这个有什么有意义?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化解一体化体系中上级集权主义。什么是上级集权主义?中央集全国的权，省集市的权，市集县的权，层层集权。改革开放30 年，广东逐渐向省、市、县集权，改革上级集权主义使得纵向权力架构有松动。因此，放权改革松动了高度集权体制，从而为企业和劳动者发挥经济活动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留出了自主空间，提供了经济增长推动力。在此意义上，广东其实是在实验地方自治，包括乡镇自治，不仅仅是社区自治。
第二个就是还权改革，还权这个词就是任仲夷讲的，当时讲是向下放权，任仲夷讲不是什么是放权，是还权，什么是还权?这个权本身不是你的，而是人家的。我稍微说一下向企业还权，80年代的时候企业没有自主权，企业和政府是在一起的，所以80年代给企业更多自主权，当时的清远经验等等都是向企业还权。任仲夷在1979年的时候就在讲这个东西，在80年代初就有一个搞活企业的清远经验，这样政府和企业逐步分离。
第三个就是限权改革，就是政府自身限权，走向有限政府，其中一个重要内容就是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这个在广东是不断进行的，一轮又一轮对行政审批制度进行改革。这个很重要，因为行政审批越强势，说明政府权力越大。举一个简单例子，有一次我在广东讲的时候我就批评发改委系统，结果台下就有一个广东省发改委官员，下来就找我，说肖老师你这个说法对于我们广东没有那么重要，我们同样是发改委，我们广东省发改委跟贵州省发改委差远了，他比我们牛多了，我说为什么?他说内地发改委比我们牛，我们经过这么多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之后我们已经差多了，我说你们在我看来还是不行，即便是广东发改委，行政审批权还是掌握很多，资源还是掌握很多，但是相比来说，广东比内地的贵州、四川可能还要好一些，这跟他们长期对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是有关系的。当然，走向有限政府在广东也没有完成，所以，最近汪洋提出搞大部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有限政府。
因此，三大权力改革松动了权力关系，促使一体化体系分化。一体化的体系是什么?是政企合一、政事没有分开、政社没有分开，这30年改革广东一体化体系开始分化，分化为国家领域、私人领域、市场领域三个领域分开，当然离一个良性结构还有很大距离，但是这个结构已经有很大进步，就是市场已经漂移出来，私人领域也已经有了，私人的空间非常大。而且，一体化结构的分化，不仅体现为政府向企业还权、政企分开，还有政事分开，事业单位改革，这个还没有完成，但是还是在推进，国企改革还容易，事业单位改革是跟这个体系粘连度非常高地不容易，但是广东还是在做，这是要肯定的。举例来说，广东行业协会改革力度很大。当然，改革还没有完成，政社分开的路还很长。
第二方面是政府角色转型。广东政府角色转型有两次转型，第一次转型是从以阶级斗争为中心，致力于计划经济的革命斗争型政权向以经济发展为中心、着眼于市场经济的经济建设型政权转型。第二次次是贯彻科学发展观，从经济建设政府向公共服务型政府转型。第一次转型很成功，这30年政府都是经济建设政府，那些书记、县长差不多都像老板，经营政府的老板，怎么把GDP弄上去，这个转型完成的很好。但是，这个转型也有问题，政府领导都成了企业老板，肯定有问题，所以现在需要第二次转型，向公共服务型政府转型。第二次转型还没有完成，这个比较艰难，要把这个思路扭转过来，要GDP为主变成公共服务型政府比较难。但是，广东已经在完善公共服务体系，健全公共财政制度，创新公共服务流程。比如服务均等化，他们现在正在推动，包括社保的问题，这方面广东做了很多工作。第二个是健全公共财务制度，这几年公共支出逐渐在提高。还有创新公共服务流程，比如电子政务，全国电子政务南海做的是非常不错，甚至包括网络问政，这都有很大进步。比如电子政务平台，在南海可以看到是相当成熟。
权力架构变化中的第三个方面就是治理取向的刷新，不是说列宁主义变了，它的权力架构原则没有变，核心没有变，但是增添了新的取向。我认为三大取向很明显，一个是法治、一个是民主，一个是自治。
首先谈一下法治，广东法治建设任务并没有完成，包括最近汪洋也讲要把人情社会变成法治社会，但是广东法治是在探索当中。我主要讲一点，就是立法。广东立法是走在前面的，立法为什么走在前面?立法量确实增长很快，因为搞特区，搞经济增长，经济立法一开始就占很大比例，立法速度很快。但是，往后面走，开始注意提高立法质量，所以比如说专家怎么介入立法，公众怎么介入立法，听证会怎么举行，这方面有很大作为。我讲一个简单的例子，比如说这个立法不仅是人大立法，包括政府立法。政府立法举一个最简单例子，广州市政府前些年搞了一个养犬条例，这个条例看似很简单，就是养狗，但是不好弄。因为养狗涉及两波人，一波是养狗的人，一波是反对养狗的人，我就反对养狗，但是人家其乐无穷。所以，政府搞一个养犬条例很麻烦，他们在这个过程中花了很多工夫，从专家论证，从报纸上登意见，开门听取意见，很多方式把民意吸纳进来。最终这个养犬条例，大家都可以接受。我想通过这个例子来看，广东省立法系统，不管是人大这块还是政府立法系统，他们都是花了很大工夫，这些方面我认为是立法的公开化、民主化、科学化方面是做出了探索。另外，从立法内容来看，立法的重心在逐步转移。一开始经济法规很多，慢慢转向民生，立法的重慢慢从经济立法为主向社会立法为主。我们看它的立法条例，可以非常清楚看到这样一个演变。
第二是民主。在广东，选举民主、预算民主、协商民主、党内民主和网络民主都在试验。选举民主在广东发展的比较早，80年代的时候，袁庚主政的时候就搞过，后来夭折了。在广东，选举民主实验平台不是单一而是多元的，他们有农村的村民委员会、城市社区居民委员会、企业工厂工会。选举参与者力图突破确认性选举或者安排性选举，使之转变为真正竞争性选举。就像2003年深圳区人大选举的时候，就有人站出来要竞选，这个引起全国人大注意，后来选举法修改了，跟这个事情出现是有关系的。这也体现出选举制度跟民主实践相互作用的一面。预算民主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个是预算监督法制化，二是预算公开化，三是监控技术化。预算监督法制化，无论深圳还是整个广东省都有特色，它们搞了暂行规定，通过了预算审批监督条例，这个为广东预算公开、预算监督提供了法律框架。二是公开化，公开化最近的例子就是去年广州的预算公开，当时广东预算公开之后有些地方不公开，说是国家机密，网民一阵炮轰，说广东可以公开，你为什么不可以公开。此外,协商民主和党内民主也有一些动作。还有网络民主，这点在广东是非常火爆，最近我去调研河源的网络问政，确实有其特色。
以上说的是权力架构的变化。当然,由于政治改革总体推进不大,这套体制的制度成本也高,这里就不细说了。
广东模式第二个大的方面就是它的市场体系比较完善，市场化程度比较高。这从数据上可以看得很清楚，前面那些年份广东都是排第一，这几年有些下滑，它的市场化程度在全国是比较高的。当然，它也不是典型或法治化的市场经济。在经济层面，它的另外一个特点是外向型、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它的市场化和适应全球经济变化所采取的经济增长方式给它带来了经济增长奇迹，但留下了巨大的后手，比如，环境污染、劳资矛盾、外来工的权益等。它的经济增长方式面临一个痛苦的转型。
稍微说一下广东模式的第三个方面：社会层面。我分两块讲，第一块是建设中的保障社会。市场经济下，如果完全没有社会保障，社会是有问题的。所以90年代之后，中国出现了寻求社会自我保护，广东这块是一直在发展，80年代中期、2000年都在搞社保，而且是逐步全面推开。重庆这两年肯定动作比较大，但是广东是持续在干，是在不断推动这个东西。参保人数不断向上发展，2001年比较低，2006年是一个拐点，2009年是比较大的高峰。广东社会保险在全国排名指标，11个指标排全国第一。不是只搞社会保险，社会优抚、社会救济、社会福利、城乡低保都有。广东搞社会保障靠四个力量，国家、企业、社会、个人。我讲一个广东医保湛江模式，学界有争议，这个东西行不行?湛江模式含义是什么?就是人民保险系统即中国人保参与进来，市场化作业和政府主导，不是纯粹靠政府大包大揽。我不看好靠政府大包大揽搞保障，为什么?因为我们不像北欧。社会保障制度有不同模式，比如英美的自由市场模式，北欧模式、日本模式，我相信我们不可能走北欧模式，北欧多少人口?丹麦、瑞典，那些小国家，产值又高，我们不能比。所以，国家、政府、市场、社会这几个元素怎么在社保中起作用。
第二点讲成长和建设中的公民社会。广东正在成长中的公民社会有四个支柱。第一个支柱是公民意识在逐步崛起，我讲一个例子，在番禺垃圾站焚烧事件中，公民的维权意识、组织意识非常明显。第二个支柱是成长中的公民组织，我讲的公民组织主要是民间自愿组织，民间自愿组织在广东成长非常快，这里面有一个说法，2010年广东省共有社会组织28000多个，他们很活跃，这里有一个表格，它们活跃社会管理、社会救助、环境保护、公民维权、公民教育、社区服务等方方面面。第三个支柱就是公民行动，广东的公民社会不是在说，他们行动了，这些就不讲了，我们看这个画面，这个小伙子本来是有头发，剃成了光头，为什么?是广东搞光亮工程，他反对。他们的公民行动是把行为艺术和言语表达相结合。第四根支柱就是公民平台。广东的平面媒体和网络媒体交织为一体，为公民行动提供了重要的平台。这些大家比较了解，我就不讲了。
总体来看，广东模式在一定意义上是从以前政党、党国、社会一体化的体系向国家、市场和社会三元良性结构演变、过度中的一个形态，它还没有定型，处于演变之中。它留下的经验与教训需要反思性的清理。
茅于轼：
你的时间已经到了，下面请杨帆介绍一下重庆的情况，因为崔之元没有来，为了使大家对情况了解有一个平衡，杨帆老师讲一下。
作者：茅于轼等 来源：作者授权发布
来源日期：2011-8-12 本站发布时间：2011-8-12 10:11:07来源：中国选举与治理网
理性评说广东模式、重庆模式（一）
地方治理与国家转型研讨会——以广东模式、重庆模式为例记录稿
天则法律与公共治理研究中心主办，2011年7月30日，北京香山饭店
茅于轼：
各位来宾，非常感谢大家来参加这个会。今天上午委托我来主持，我主持人的任务就是按照会议议程进行，我控制每位同志的发言时间。议程大家都有，今天崔之元老师不能来，因此他那一个小时，刚才我跟秋风商量，把他放在最后作为自由发言来利用。我就不一一介绍，哪位同志发言的时候自己介绍一下。
我作为上午的主持人，还有一个15分钟的致词。首先，我希望这个会开成一个学习的会，大家彼此学习，彼此尊重，我不希望把它开成一个说服别人的会，说服别人，你说服不了，时间就浪费了，你想想别人的观点里面有什么好的，有什么我不知道的，每个人都能从这个会上有所长进、知识有所增加，我觉得这是我最希望的，所有的天则所的会都能做到对每个人带来知识的增量。这是这个会议总的希望。
下面，我说说我这十几分钟的发言，我的题目讲的是“从世界大潮看国家转型”。
大家知道100年以前孙中山就说过，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100年前，他有这个眼光，我觉得是很了不起的，现在多了100年，我们看有没有这样一个潮流呢?我觉得是有这个潮流的。孙中山那个时候讲的潮流，我想他讲的是三民主义，讲总理遗著，什么是总理遗著?在国民党的时候，每个礼拜一要开纪念周，就是念总理遗著，他说余致力于国民革命凡40年，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所以，他想的世界潮流大概是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三民主义，第二方面就是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就是中国人不要受欺负了，因为孙中山是在晚清的时候，中国一直受欺负，所以孙中山有这个希望。现在这个潮流，我感觉是存在一个普适价值，这就是世界潮流，什么是普适价值?我的理解就是民主、法制、平等、自由，为什么这是普适价值呢?我认为它还不是最基础的，最基础的是人类共同的道德，不管是什么宗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孔夫子，都有一个共同的道德，这个道德大家都知道，不要说假话，要彼此尊重，要有宽容精神，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是人类共同道德，这个我想不会有人反对。为什么有共同道德?我觉得这是人类脱离动物的根本原因，动物没有道德，马克思讲劳动使猿变成人，我觉得不对，是道德使猿变成人，道德是经过人类社会几千年、几万内的博弈得出来的一个结论，就是遵守道德是人类社会的最优解，最优解是什么?就是道德。讲道德对所有人都有好处。这是我对道德的理解，如果有道德就有普适价值，平等、自由、宽容、博爱、法制，这一系列是这么来的。
当前世界的矛盾有各式各样的矛盾，我觉得不管在中国，在利比亚，在突尼斯或者在哪里，它的冲突就是普适价值和当地的传统文化相冲突。拿中国来讲，就是普适价值和中国的皇权文化，我们几千年皇权文化的冲突，在利比亚有他们的冲突，在埃及有他们的冲突，他们的冲突和我们不太一样，非洲也有非洲的情况。但是，它都是一种本地文化和普适价值的冲突。最后，我觉得本地文化要调整自己，适应普适价值，但是并不会放弃自己的文化和传统，只是放弃自己文化传统中间跟普适价值不相容的那部分。
今天我们的这个题目是“广东模式和重庆模式的比较”，看这两个模式，在我看来，还要拿普适价值来衡量，哪一个模式更接近于民主、法制、人权、平等、自由，更接近于这些东西。当然，我们也可能有不同看法，我觉得这是我比较粗浅的看法。我本来要写一篇东西，但是没有写完，我觉得我们回顾一下对普适价值的认识，在满清的时候，对于西方世界了解的非常少，我看文献讲林则徐是比较有眼光的人，他相信英国人的腿是弯不下来的，这是林则徐的看法。所以，他们不可能到朝廷上下跪，原因是它的腿有有一根筋弯不下来，这是林则徐的看法，现在看起来是非常可笑，但是确实他那个时候是这样想的。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讲对普适价值认识是不太容易的，我们从满清的封闭的状况走到今天，有没有普适价值?现在还是有争论的。在孙中山死了以后，就是他死的前后，大家知道有一段时间把共产主义看成是一个目标，因此那个时候共产主义是普适价值，全世界都要走到共产主义去。经过七八十年的实验共产主义失败了，公有制、计划经济不行了，绝大部分国家放弃了。现在我觉得不大会有人再要求，虽然我们还叫共产党。相信的还是现代社会的制度，我们宪法里面写的虽然是公有制为主，但是还是承认各种所有制，承认人权、法制，这都写在宪法里面，宪法里面原来是没有的，现在都有了。
所以，我们对普适价值是不是有一个回归，收敛到同样一个认识里面。这个收敛的结果，我认为就是人类最基本的道德，所有违反基本道德的制度也好，做法、政策也好，通通要被唾弃，我们文化革命就是违反最基本道德的。解放后好多事都是违背了最基本的道德，没有宽容、没有同情心、残害人，这都是缺乏基本道德。所以走向了无产阶级那种形式的专政。
别的我没有把握，有一点我是非常有把握的，因为我是经济学家，什么东西有把握?人类一定会有一个市场制度，这一点我有非常高的把握。原因是什么?因为只有市场制度能够最优配制资源，这是经济学所严格证明了的。市场制度是对付资源稀缺的唯一办法，资源总是稀缺的，我们的欲望是无穷的，这个矛盾的解决只有靠市场制度，它能够最优。所以，我们不要幻想会有一个没有货币交换的没有商品的社会，不可能，如果是这样的社会，一定很穷了，资源是非常浪费的。所以，我们如果面临资源越来越稀缺的环境的话，必然要走向市场制度。所以，我说价格万岁，价格不可能没有。别的我没有把握，因为在别的我不是专家，但是对经济学，我想了几十年，我认为这一点我是有充分把握。而且由于最近50多年，市场经济的建立，解决了资源配置的问题，有了全球经济一体化，任何一个社会、一个国家，可以通过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市场得到任何一种资源，不需要通过打仗。最典型就是日本，日本占领我们的东三省，后来打东南亚，就是为了资源。东三省的煤、铁、粮食，东南亚的橡胶、石油，他需要发展，发展需要资源，日本没有资源，所以只有打仗。现在的情况，日本还是一个资源穷国，但是他是经济上的强国，他用不着打仗，他可以得到世界上任何一种资源，中国现在也走上这条路，我们用的全世界所有资源都在市场上购买。所以，在我看来争夺资源的战争一去不复返，除非一些国家的领导人糊涂得要命，用政治干涉市场、破坏市场，这个就非常危险。虽然争夺资源的战争没有了，剩下的战争就是和普适价值的冲突。所以，我们中国将来走什么道路，需要看清楚。在我看就是要避免和普适价值发生冲突。
这就是我的开场白。我遵守时间，15分钟。下面，我们进行第二个项目，请肖滨老师做广州模式的报告。
肖滨：
我在中山大学的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任教，感谢天则所茅老师和秋风兄的邀请，有幸和大家交流关于广东模式的话题，希望通过这个交流向各位学习，对于我来说这是一个不断思考和学习的过程。
各位老师，各位同行，我跟大家报告的题目是“中国模式的广东样本”。我今天讲几个问题，一个是学界的争论，点一下广东模式历史由来，主要是广东模式基本内容，最后谈一下广东模式往哪里去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就是关于中国模式这个问题，学界有些争论，争论集中在四个方面，第一是究竟有没有中国模式?我注意到MIT的黄亚生一口否认说没有中国模式，说这完全是学界杜撰出来的，说什么是中国模式?中国这几年发展和东亚和全世界发展没有独特之处，没有中国模式，这是坚决否定中国模式的观点。第二种观点认为要慎用“中国模式”，因为模式是可以复制的，中国模式可以复制吗?持怀疑态度。第三种认为是有中国模式，比如北京大学的潘维教授、新加坡国立大学郑永年教授，他们认为有中国模式。由此引出一个问题，究竟怎么界定中国模式这个概念?对于这个概念的界定主要有两种方式，一种是狭义地界定为经济增长模式，从这个角度谈中国模式。还有一个就是广义的界定，界定为政治经济学概念，包括政治、经济、社会三个层面。第三个争论就是中国模式究竟是怎么形成的、具体内容是什么?关于这个问题我讲一下，按照丁学良的观点，中国模式是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形成的，还有人追溯的更更早一些，至于中国模式的具体内容各方说的不一样，潘维有一个比较系统的说法，不少人包括我自己对他这个说法不认同。不管怎么说，关于中国模式具体内容是有不同说法。第四个争论，假设有一个中国模式，中国模式框架下有没有不同的具体形态?中国模式是不是铁板一块?学界的争论大概就围绕在这样几个方面。
我不想再纠缠于这些争论，我就姑且接受有中国模式的说法，为什么这样说呢?其实我心目中不太拘泥于模式的说法，因为你们都说模式，我就说模式，我用这个模式表示的就是一种套路，不是道路，中国这30年的发展确实有它自己的套路，这种套路是别的国家没有的，我就觉得这是一个中国套路，因为学界都说中国模式，我就姑且接受中国模式的说法。在这个情况下我赞成把中国模式界定为政治经济学模式，就是政治、经济、社会三个层面为一体的概念，而不是简单定位为纯粹的经济发展模式的概念。所以，我接受丁学良提出的中国模式三分架构的说法：一是列宁主义的权力架构，二是中国特色社会控制系统，这个控制系统由五个“方面军”组成，第三就是受政府控制的市场经济。我基本同意他的三分架构的论述，但是我的判断是他的论述太简单，而且没有看到中国模式框架下一些地方形态是很复杂的，还有比如说权力架构，如果仅仅说列宁主义的权力架构，这样，这30多年好像没有变化，我不赞成这样，我们看到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权力架构是有变化的，如果没有变化就没有办法解释中国经济30年长足的发展。他的大框架我赞成，但是太粗糙、不细腻。因此，我认为中国模式框架下还有具体形态，我的判断是广东模式是这些具体形态中的一个典范，有它的特殊价值，所以我称之为中国模式的广东样本。
广东模式怎么来的呢?刚才说中国模式是1978年开始形成，有的追溯的更早。我的基本判断是这样的，中国模式也好、广东模式也好，它这里面的权力架构这块肯定不是1978年才形成的，权力架构这块追溯到历史渊源的话，江西时期是发源期，延安时期是定型期，1949年之后是扩展期。讲中国模式或者广东模式的三个板块，市场经济这块肯定是1978年之后引进来的，包括社会层面变化也是1978年之后有的，所以我认为应该把历史纬度拉大来看广东模式和中国模式。目前我集中在改革开放这30年来看这个东西。
从这个角度来讲，我认为广东模式的形成除了那么长的历史渊源，我觉得四点可以说明。
一是在改革开放历史中形成，第二是在三代主政者的历史接续中形成，第三是在三波思想解放浪潮中形成，四是在社会或民众的参与或推动下形成。改革开放我就不细讲了，其实广东的改革开放主要是三个历史阶段，比如1978到1989是一段，停顿了两年之后，1992 年小平南巡，到2003年是第二阶段，2003年之后是第三个阶段。在这个改革开放进程中广东有两个特点比较明显，一个是开放力度比较大，经济特区开始有四个，三个都在广东，整个沿海广东开放比较早，改革的力度广东一直比较大。所以我的第一个判断，广东模式在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形成，离开历史的过程没法理解广东模式。从这个角度来讲，简单地把广东模式和重庆模式对比，其实有一个时空上的错误，为什么?重庆模式很短，基本上是薄熙来去了之后才冒出来重庆模式，广东模式是1978年之后慢慢形成的。所以，我的判断要对广东模式做一个更深度的、更长远的历史把握，而不仅仅只看汪洋和薄熙来，我特别不赞成简单把汪洋作为广东模式的代表，如果这样的话，习仲勋、任仲夷呢?谢飞呢?这些人都对广东模式有重要贡献，在我看来任仲夷在广东模式形成中更不可估量的地位和作用。
因此，讲广东模式的形成必须说第二点，就是在三代主政者的历史接续中形成。这里不讲中央层面的主政者，比如，邓小平、叶剑英、谷牧等他们的贡献当然是存在的，这里主要说广东省的三代主要的领导人，80年代是习仲勋和任仲夷，最主要的就是任仲夷。他们干了什么，第一就是为广东争取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广东这个地方你给他多点自主权，他的地理优势，历史传统就可以发展。最后争来了八个字，特殊政策、灵活措施，这样为80年代广东起飞奠定了非常重要的前提，没有这个东西，中央不向广东放权，根本谈不上后来的发展。第二点就是任仲夷的“三放”，对外更加开放、对内更加放宽、对下更加放权。任仲夷当年是顶着各种压力的。此后，谢非可以看成是第二批主政者的代表，汪洋则是第三批主政者的代表。为什么是汪洋呢?汪洋之前有两个人物，一个是李长春，一个是张德江，最后是汪洋，我个人认为汪洋是这波的代表人物，从任仲夷、谢非到汪洋，这三代主政者的前后接力为广东模式的形成提供了政治上的推力。换句话说，除了中央层级的领导，广东模式的政治香火是他们接续起来的。因此，广东模式是历史过程的产物，而不是最近七八年或者五六年的产物。
第三点就是广东模式是在三波思想解放浪潮中形成。第一波思想解放冲破两个凡是，当时习仲勋和任仲夷都是批评 “两个凡是”的勇猛战将。第二波思想解放，就是走出“姓资姓社”，八九之后中国改革开放应该往哪里去?报纸上到处都是说反和平演变这些东西，迫使邓小平南巡，邓小平南巡讲不要纠缠“姓资姓社”，这个时候谢非陪同他一起南巡，谢非非常理解邓小平搞市场经济的思路，所以谢非主政广东的时候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法制和廉政监督三个机制，加强农业、交通能源信息和教育科技三个基础，实现产业结构、生态环境和人口素质三个优化，这就是“三个三工程”。第三波思想解放就是汪洋2007年来的时候推进科学发展，这是第三波思想解放。
此外，社会或大众的参与和推动也是重要的力量，很难想象，没有那些创业的企业家、个体户和无数的农民工、进入广东打工的外来工以及那些活跃在广东媒体中的记者等，能形成所谓的广东模式。总之，有四种合力形成广东模式，(对内)改革(对外)开放、思想解放、精英主导和大众参与。
下面我讲一下广东模式基本内容，就是从三元架构来讲。第一个就是政党和国家，这是权力架构，我的判断是调整中的权力架构，第二个是市场，体系比较完善，市场化程度比较高。第三是社会，分两个层面来谈：一是还在建设中的有保障的社会，二是成长和建设中的公民社会。为什么这样说?成长是自发性，建设是国家政府的建构，所以是成长和建设中的公民社会。
现在看第一点，丁学良在关于中国模式三角关系叙述框架中，处于三角关系中顶端位置是核心的列宁主义权力架构。总体而言这一判断当然适用于广东模式，就是广东是共产党领导的，这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如果仅仅这样判断广东模式的话，这样有点太片面了，这些年权力架构的内核部分是没有变的，但是权力架构的边层部分或者技术性部分发生很大调整和变化。看广东模式不能讲一般列宁主义原则的坚持，还要讲边层结构的变化，这是广东模式的一些增量，虽然不是内核结构变化。我们经常讲党国体系，其实党国体系是三层，一个是内核层面，相当于鸡蛋的内核，二是中层，相当于蛋白部分，最后是外围部分，类似于蛋壳。这30年外壳发生很大部分，中间部分也有一些调整和变化，并不是完全没有松动，但是真正核心部分是没有动的。我举一个简单例子，80年代的时候，曾经按照十三大报告准备搞党政分开，我查到一个资料，1988年10月中共广东省批准省委组织部一份文件，就是逐步撤销在政府中的党组。这是1988年10月，翻过来就是1989，就吹了。如果这样做的话，就触动内核部分了，因为撤党组是什么意思?就是党和国家是有一个依附联线，撤党组就是断了这个联线。所以，它的内核部分没有改动。但边层有很大的变化。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方面是权力关系的调整。具体说，一个是放权改革，第二是还权改革，第三是限权改革。还权改革是横面层面，限权改革是自身的层面。
放权改革是纵向层面，一方面是中央向广东的放权，这个80年代尤其明显，从允许广东搞几个经济特区，财政大包干，然后不断重申对广东优惠政策、灵活措施不变，基本上中央不断向广东放权。当然，分税制之后，中国是有集权的走向，但是并没有回到以前把所有权力都收回去了。尤其是后来中央向广东放了一部分政治性权力，就是地方立法权，比如深圳经济特区是有地方立法权，这是政治性的，并不是经济性权力。所以，中央向广东让利放权，这对广东自主权的形成非常有好处。否则你不可以解释广东这30年的发展。
另一方面，广东省向市县放权过程不断推动，包括今天并没有停止。所以，几乎中央向广东放权同步，广东省积极向市县放权，从1981年、1985年不断向下放权，一直到最近，广东推动减政强镇，最近一个改革是关于顺德区和汕头市濠江区改革，顺德区是广东佛山一个区，现在广东省赋予顺德区省管县的权限，今年汕头市向濠江区也有一个很大放权，而且放权之后由汕头市人大常委会进行立法。所以，广东省向下面放权步伐没有停止。从80年代、90年代，一直到现在，省到市县放权并没有结束。因此，我的第一个观点是什么?权力架构调整中，要注意放权，就是纵向层面权力下放。这个有什么有意义?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化解一体化体系中上级集权主义。什么是上级集权主义?中央集全国的权，省集市的权，市集县的权，层层集权。改革开放30 年，广东逐渐向省、市、县集权，改革上级集权主义使得纵向权力架构有松动。因此，放权改革松动了高度集权体制，从而为企业和劳动者发挥经济活动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留出了自主空间，提供了经济增长推动力。在此意义上，广东其实是在实验地方自治，包括乡镇自治，不仅仅是社区自治。
第二个就是还权改革，还权这个词就是任仲夷讲的，当时讲是向下放权，任仲夷讲不是什么是放权，是还权，什么是还权?这个权本身不是你的，而是人家的。我稍微说一下向企业还权，80年代的时候企业没有自主权，企业和政府是在一起的，所以80年代给企业更多自主权，当时的清远经验等等都是向企业还权。任仲夷在1979年的时候就在讲这个东西，在80年代初就有一个搞活企业的清远经验，这样政府和企业逐步分离。
第三个就是限权改革，就是政府自身限权，走向有限政府，其中一个重要内容就是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这个在广东是不断进行的，一轮又一轮对行政审批制度进行改革。这个很重要，因为行政审批越强势，说明政府权力越大。举一个简单例子，有一次我在广东讲的时候我就批评发改委系统，结果台下就有一个广东省发改委官员，下来就找我，说肖老师你这个说法对于我们广东没有那么重要，我们同样是发改委，我们广东省发改委跟贵州省发改委差远了，他比我们牛多了，我说为什么?他说内地发改委比我们牛，我们经过这么多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之后我们已经差多了，我说你们在我看来还是不行，即便是广东发改委，行政审批权还是掌握很多，资源还是掌握很多，但是相比来说，广东比内地的贵州、四川可能还要好一些，这跟他们长期对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是有关系的。当然，走向有限政府在广东也没有完成，所以，最近汪洋提出搞大部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有限政府。
因此，三大权力改革松动了权力关系，促使一体化体系分化。一体化的体系是什么?是政企合一、政事没有分开、政社没有分开，这30年改革广东一体化体系开始分化，分化为国家领域、私人领域、市场领域三个领域分开，当然离一个良性结构还有很大距离，但是这个结构已经有很大进步，就是市场已经漂移出来，私人领域也已经有了，私人的空间非常大。而且，一体化结构的分化，不仅体现为政府向企业还权、政企分开，还有政事分开，事业单位改革，这个还没有完成，但是还是在推进，国企改革还容易，事业单位改革是跟这个体系粘连度非常高地不容易，但是广东还是在做，这是要肯定的。举例来说，广东行业协会改革力度很大。当然，改革还没有完成，政社分开的路还很长。
第二方面是政府角色转型。广东政府角色转型有两次转型，第一次转型是从以阶级斗争为中心，致力于计划经济的革命斗争型政权向以经济发展为中心、着眼于市场经济的经济建设型政权转型。第二次次是贯彻科学发展观，从经济建设政府向公共服务型政府转型。第一次转型很成功，这30年政府都是经济建设政府，那些书记、县长差不多都像老板，经营政府的老板，怎么把GDP弄上去，这个转型完成的很好。但是，这个转型也有问题，政府领导都成了企业老板，肯定有问题，所以现在需要第二次转型，向公共服务型政府转型。第二次转型还没有完成，这个比较艰难，要把这个思路扭转过来，要GDP为主变成公共服务型政府比较难。但是，广东已经在完善公共服务体系，健全公共财政制度，创新公共服务流程。比如服务均等化，他们现在正在推动，包括社保的问题，这方面广东做了很多工作。第二个是健全公共财务制度，这几年公共支出逐渐在提高。还有创新公共服务流程，比如电子政务，全国电子政务南海做的是非常不错，甚至包括网络问政，这都有很大进步。比如电子政务平台，在南海可以看到是相当成熟。
权力架构变化中的第三个方面就是治理取向的刷新，不是说列宁主义变了，它的权力架构原则没有变，核心没有变，但是增添了新的取向。我认为三大取向很明显，一个是法治、一个是民主，一个是自治。
首先谈一下法治，广东法治建设任务并没有完成，包括最近汪洋也讲要把人情社会变成法治社会，但是广东法治是在探索当中。我主要讲一点，就是立法。广东立法是走在前面的，立法为什么走在前面?立法量确实增长很快，因为搞特区，搞经济增长，经济立法一开始就占很大比例，立法速度很快。但是，往后面走，开始注意提高立法质量，所以比如说专家怎么介入立法，公众怎么介入立法，听证会怎么举行，这方面有很大作为。我讲一个简单的例子，比如说这个立法不仅是人大立法，包括政府立法。政府立法举一个最简单例子，广州市政府前些年搞了一个养犬条例，这个条例看似很简单，就是养狗，但是不好弄。因为养狗涉及两波人，一波是养狗的人，一波是反对养狗的人，我就反对养狗，但是人家其乐无穷。所以，政府搞一个养犬条例很麻烦，他们在这个过程中花了很多工夫，从专家论证，从报纸上登意见，开门听取意见，很多方式把民意吸纳进来。最终这个养犬条例，大家都可以接受。我想通过这个例子来看，广东省立法系统，不管是人大这块还是政府立法系统，他们都是花了很大工夫，这些方面我认为是立法的公开化、民主化、科学化方面是做出了探索。另外，从立法内容来看，立法的重心在逐步转移。一开始经济法规很多，慢慢转向民生，立法的重慢慢从经济立法为主向社会立法为主。我们看它的立法条例，可以非常清楚看到这样一个演变。
第二是民主。在广东，选举民主、预算民主、协商民主、党内民主和网络民主都在试验。选举民主在广东发展的比较早，80年代的时候，袁庚主政的时候就搞过，后来夭折了。在广东，选举民主实验平台不是单一而是多元的，他们有农村的村民委员会、城市社区居民委员会、企业工厂工会。选举参与者力图突破确认性选举或者安排性选举，使之转变为真正竞争性选举。就像2003年深圳区人大选举的时候，就有人站出来要竞选，这个引起全国人大注意，后来选举法修改了，跟这个事情出现是有关系的。这也体现出选举制度跟民主实践相互作用的一面。预算民主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个是预算监督法制化，二是预算公开化，三是监控技术化。预算监督法制化，无论深圳还是整个广东省都有特色，它们搞了暂行规定，通过了预算审批监督条例，这个为广东预算公开、预算监督提供了法律框架。二是公开化，公开化最近的例子就是去年广州的预算公开，当时广东预算公开之后有些地方不公开，说是国家机密，网民一阵炮轰，说广东可以公开，你为什么不可以公开。此外,协商民主和党内民主也有一些动作。还有网络民主，这点在广东是非常火爆，最近我去调研河源的网络问政，确实有其特色。
以上说的是权力架构的变化。当然,由于政治改革总体推进不大,这套体制的制度成本也高,这里就不细说了。
广东模式第二个大的方面就是它的市场体系比较完善，市场化程度比较高。这从数据上可以看得很清楚，前面那些年份广东都是排第一，这几年有些下滑，它的市场化程度在全国是比较高的。当然，它也不是典型或法治化的市场经济。在经济层面，它的另外一个特点是外向型、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它的市场化和适应全球经济变化所采取的经济增长方式给它带来了经济增长奇迹，但留下了巨大的后手，比如，环境污染、劳资矛盾、外来工的权益等。它的经济增长方式面临一个痛苦的转型。
稍微说一下广东模式的第三个方面：社会层面。我分两块讲，第一块是建设中的保障社会。市场经济下，如果完全没有社会保障，社会是有问题的。所以90年代之后，中国出现了寻求社会自我保护，广东这块是一直在发展，80年代中期、2000年都在搞社保，而且是逐步全面推开。重庆这两年肯定动作比较大，但是广东是持续在干，是在不断推动这个东西。参保人数不断向上发展，2001年比较低，2006年是一个拐点，2009年是比较大的高峰。广东社会保险在全国排名指标，11个指标排全国第一。不是只搞社会保险，社会优抚、社会救济、社会福利、城乡低保都有。广东搞社会保障靠四个力量，国家、企业、社会、个人。我讲一个广东医保湛江模式，学界有争议，这个东西行不行?湛江模式含义是什么?就是人民保险系统即中国人保参与进来，市场化作业和政府主导，不是纯粹靠政府大包大揽。我不看好靠政府大包大揽搞保障，为什么?因为我们不像北欧。社会保障制度有不同模式，比如英美的自由市场模式，北欧模式、日本模式，我相信我们不可能走北欧模式，北欧多少人口?丹麦、瑞典，那些小国家，产值又高，我们不能比。所以，国家、政府、市场、社会这几个元素怎么在社保中起作用。
第二点讲成长和建设中的公民社会。广东正在成长中的公民社会有四个支柱。第一个支柱是公民意识在逐步崛起，我讲一个例子，在番禺垃圾站焚烧事件中，公民的维权意识、组织意识非常明显。第二个支柱是成长中的公民组织，我讲的公民组织主要是民间自愿组织，民间自愿组织在广东成长非常快，这里面有一个说法，2010年广东省共有社会组织28000多个，他们很活跃，这里有一个表格，它们活跃社会管理、社会救助、环境保护、公民维权、公民教育、社区服务等方方面面。第三个支柱就是公民行动，广东的公民社会不是在说，他们行动了，这些就不讲了，我们看这个画面，这个小伙子本来是有头发，剃成了光头，为什么?是广东搞光亮工程，他反对。他们的公民行动是把行为艺术和言语表达相结合。第四根支柱就是公民平台。广东的平面媒体和网络媒体交织为一体，为公民行动提供了重要的平台。这些大家比较了解，我就不讲了。
总体来看，广东模式在一定意义上是从以前政党、党国、社会一体化的体系向国家、市场和社会三元良性结构演变、过度中的一个形态，它还没有定型，处于演变之中。它留下的经验与教训需要反思性的清理。
茅于轼：
你的时间已经到了，下面请杨帆介绍一下重庆的情况，因为崔之元没有来，为了使大家对情况了解有一个平衡，杨帆老师讲一下。
茅於軾 胡錦濤也不見得相信共產主義,
理性评说广东模式、重庆模式（一）
作者：茅于轼等 来源：作者授权发布
来源日期：2011-8-12 本站发布时间：2011-8-12 10:11:07来源：中国选举与治理网
理性评说广东模式、重庆模式（一）
地方治理与国家转型研讨会——以广东模式、重庆模式为例记录稿
天则法律与公共治理研究中心主办，2011年7月30日，北京香山饭店
茅于轼：
各位来宾，非常感谢大家来参加这个会。今天上午委托我来主持，我主持人的任务就是按照会议议程进行，我控制每位同志的发言时间。议程大家都有，今天崔之元老师不能来，因此他那一个小时，刚才我跟秋风商量，把他放在最后作为自由发言来利用。我就不一一介绍，哪位同志发言的时候自己介绍一下。
我作为上午的主持人，还有一个15分钟的致词。首先，我希望这个会开成一个学习的会，大家彼此学习，彼此尊重，我不希望把它开成一个说服别人的会，说服别人，你说服不了，时间就浪费了，你想想别人的观点里面有什么好的，有什么我不知道的，每个人都能从这个会上有所长进、知识有所增加，我觉得这是我最希望的，所有的天则所的会都能做到对每个人带来知识的增量。这是这个会议总的希望。
下面，我说说我这十几分钟的发言，我的题目讲的是“从世界大潮看国家转型”。
大家知道100年以前孙中山就说过，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100年前，他有这个眼光，我觉得是很了不起的，现在多了100年，我们看有没有这样一个潮流呢?我觉得是有这个潮流的。孙中山那个时候讲的潮流，我想他讲的是三民主义，讲总理遗著，什么是总理遗著?在国民党的时候，每个礼拜一要开纪念周，就是念总理遗著，他说余致力于国民革命凡40年，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所以，他想的世界潮流大概是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三民主义，第二方面就是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就是中国人不要受欺负了，因为孙中山是在晚清的时候，中国一直受欺负，所以孙中山有这个希望。现在这个潮流，我感觉是存在一个普适价值，这就是世界潮流，什么是普适价值?我的理解就是民主、法制、平等、自由，为什么这是普适价值呢?我认为它还不是最基础的，最基础的是人类共同的道德，不管是什么宗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孔夫子，都有一个共同的道德，这个道德大家都知道，不要说假话，要彼此尊重，要有宽容精神，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是人类共同道德，这个我想不会有人反对。为什么有共同道德?我觉得这是人类脱离动物的根本原因，动物没有道德，马克思讲劳动使猿变成人，我觉得不对，是道德使猿变成人，道德是经过人类社会几千年、几万内的博弈得出来的一个结论，就是遵守道德是人类社会的最优解，最优解是什么?就是道德。讲道德对所有人都有好处。这是我对道德的理解，如果有道德就有普适价值，平等、自由、宽容、博爱、法制，这一系列是这么来的。
当前世界的矛盾有各式各样的矛盾，我觉得不管在中国，在利比亚，在突尼斯或者在哪里，它的冲突就是普适价值和当地的传统文化相冲突。拿中国来讲，就是普适价值和中国的皇权文化，我们几千年皇权文化的冲突，在利比亚有他们的冲突，在埃及有他们的冲突，他们的冲突和我们不太一样，非洲也有非洲的情况。但是，它都是一种本地文化和普适价值的冲突。最后，我觉得本地文化要调整自己，适应普适价值，但是并不会放弃自己的文化和传统，只是放弃自己文化传统中间跟普适价值不相容的那部分。
今天我们的这个题目是“广东模式和重庆模式的比较”，看这两个模式，在我看来，还要拿普适价值来衡量，哪一个模式更接近于民主、法制、人权、平等、自由，更接近于这些东西。当然，我们也可能有不同看法，我觉得这是我比较粗浅的看法。我本来要写一篇东西，但是没有写完，我觉得我们回顾一下对普适价值的认识，在满清的时候，对于西方世界了解的非常少，我看文献讲林则徐是比较有眼光的人，他相信英国人的腿是弯不下来的，这是林则徐的看法。所以，他们不可能到朝廷上下跪，原因是它的腿有有一根筋弯不下来，这是林则徐的看法，现在看起来是非常可笑，但是确实他那个时候是这样想的。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讲对普适价值认识是不太容易的，我们从满清的封闭的状况走到今天，有没有普适价值?现在还是有争论的。在孙中山死了以后，就是他死的前后，大家知道有一段时间把共产主义看成是一个目标，因此那个时候共产主义是普适价值，全世界都要走到共产主义去。经过七八十年的实验共产主义失败了，公有制、计划经济不行了，绝大部分国家放弃了。现在我觉得不大会有人再要求，虽然我们还叫共产党。相信的还是现代社会的制度，我们宪法里面写的虽然是公有制为主，但是还是承认各种所有制，承认人权、法制，这都写在宪法里面，宪法里面原来是没有的，现在都有了。
所以，我们对普适价值是不是有一个回归，收敛到同样一个认识里面。这个收敛的结果，我认为就是人类最基本的道德，所有违反基本道德的制度也好，做法、政策也好，通通要被唾弃，我们文化革命就是违反最基本道德的。解放后好多事都是违背了最基本的道德，没有宽容、没有同情心、残害人，这都是缺乏基本道德。所以走向了无产阶级那种形式的专政。
别的我没有把握，有一点我是非常有把握的，因为我是经济学家，什么东西有把握?人类一定会有一个市场制度，这一点我有非常高的把握。原因是什么?因为只有市场制度能够最优配制资源，这是经济学所严格证明了的。市场制度是对付资源稀缺的唯一办法，资源总是稀缺的，我们的欲望是无穷的，这个矛盾的解决只有靠市场制度，它能够最优。所以，我们不要幻想会有一个没有货币交换的没有商品的社会，不可能，如果是这样的社会，一定很穷了，资源是非常浪费的。所以，我们如果面临资源越来越稀缺的环境的话，必然要走向市场制度。所以，我说价格万岁，价格不可能没有。别的我没有把握，因为在别的我不是专家，但是对经济学，我想了几十年，我认为这一点我是有充分把握。而且由于最近50多年，市场经济的建立，解决了资源配置的问题，有了全球经济一体化，任何一个社会、一个国家，可以通过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市场得到任何一种资源，不需要通过打仗。最典型就是日本，日本占领我们的东三省，后来打东南亚，就是为了资源。东三省的煤、铁、粮食，东南亚的橡胶、石油，他需要发展，发展需要资源，日本没有资源，所以只有打仗。现在的情况，日本还是一个资源穷国，但是他是经济上的强国，他用不着打仗，他可以得到世界上任何一种资源，中国现在也走上这条路，我们用的全世界所有资源都在市场上购买。所以，在我看来争夺资源的战争一去不复返，除非一些国家的领导人糊涂得要命，用政治干涉市场、破坏市场，这个就非常危险。虽然争夺资源的战争没有了，剩下的战争就是和普适价值的冲突。所以，我们中国将来走什么道路，需要看清楚。在我看就是要避免和普适价值发生冲突。
这就是我的开场白。我遵守时间，15分钟。下面，我们进行第二个项目，请肖滨老师做广州模式的报告。
肖滨：
我在中山大学的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任教，感谢天则所茅老师和秋风兄的邀请，有幸和大家交流关于广东模式的话题，希望通过这个交流向各位学习，对于我来说这是一个不断思考和学习的过程。
各位老师，各位同行，我跟大家报告的题目是“中国模式的广东样本”。我今天讲几个问题，一个是学界的争论，点一下广东模式历史由来，主要是广东模式基本内容，最后谈一下广东模式往哪里去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就是关于中国模式这个问题，学界有些争论，争论集中在四个方面，第一是究竟有没有中国模式?我注意到MIT的黄亚生一口否认说没有中国模式，说这完全是学界杜撰出来的，说什么是中国模式?中国这几年发展和东亚和全世界发展没有独特之处，没有中国模式，这是坚决否定中国模式的观点。第二种观点认为要慎用“中国模式”，因为模式是可以复制的，中国模式可以复制吗?持怀疑态度。第三种认为是有中国模式，比如北京大学的潘维教授、新加坡国立大学郑永年教授，他们认为有中国模式。由此引出一个问题，究竟怎么界定中国模式这个概念?对于这个概念的界定主要有两种方式，一种是狭义地界定为经济增长模式，从这个角度谈中国模式。还有一个就是广义的界定，界定为政治经济学概念，包括政治、经济、社会三个层面。第三个争论就是中国模式究竟是怎么形成的、具体内容是什么?关于这个问题我讲一下，按照丁学良的观点，中国模式是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形成的，还有人追溯的更更早一些，至于中国模式的具体内容各方说的不一样，潘维有一个比较系统的说法，不少人包括我自己对他这个说法不认同。不管怎么说，关于中国模式具体内容是有不同说法。第四个争论，假设有一个中国模式，中国模式框架下有没有不同的具体形态?中国模式是不是铁板一块?学界的争论大概就围绕在这样几个方面。
我不想再纠缠于这些争论，我就姑且接受有中国模式的说法，为什么这样说呢?其实我心目中不太拘泥于模式的说法，因为你们都说模式，我就说模式，我用这个模式表示的就是一种套路，不是道路，中国这30年的发展确实有它自己的套路，这种套路是别的国家没有的，我就觉得这是一个中国套路，因为学界都说中国模式，我就姑且接受中国模式的说法。在这个情况下我赞成把中国模式界定为政治经济学模式，就是政治、经济、社会三个层面为一体的概念，而不是简单定位为纯粹的经济发展模式的概念。所以，我接受丁学良提出的中国模式三分架构的说法：一是列宁主义的权力架构，二是中国特色社会控制系统，这个控制系统由五个“方面军”组成，第三就是受政府控制的市场经济。我基本同意他的三分架构的论述，但是我的判断是他的论述太简单，而且没有看到中国模式框架下一些地方形态是很复杂的，还有比如说权力架构，如果仅仅说列宁主义的权力架构，这样，这30多年好像没有变化，我不赞成这样，我们看到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权力架构是有变化的，如果没有变化就没有办法解释中国经济30年长足的发展。他的大框架我赞成，但是太粗糙、不细腻。因此，我认为中国模式框架下还有具体形态，我的判断是广东模式是这些具体形态中的一个典范，有它的特殊价值，所以我称之为中国模式的广东样本。
广东模式怎么来的呢?刚才说中国模式是1978年开始形成，有的追溯的更早。我的基本判断是这样的，中国模式也好、广东模式也好，它这里面的权力架构这块肯定不是1978年才形成的，权力架构这块追溯到历史渊源的话，江西时期是发源期，延安时期是定型期，1949年之后是扩展期。讲中国模式或者广东模式的三个板块，市场经济这块肯定是1978年之后引进来的，包括社会层面变化也是1978年之后有的，所以我认为应该把历史纬度拉大来看广东模式和中国模式。目前我集中在改革开放这30年来看这个东西。
从这个角度来讲，我认为广东模式的形成除了那么长的历史渊源，我觉得四点可以说明。
一是在改革开放历史中形成，第二是在三代主政者的历史接续中形成，第三是在三波思想解放浪潮中形成，四是在社会或民众的参与或推动下形成。改革开放我就不细讲了，其实广东的改革开放主要是三个历史阶段，比如1978到1989是一段，停顿了两年之后，1992 年小平南巡，到2003年是第二阶段，2003年之后是第三个阶段。在这个改革开放进程中广东有两个特点比较明显，一个是开放力度比较大，经济特区开始有四个，三个都在广东，整个沿海广东开放比较早，改革的力度广东一直比较大。所以我的第一个判断，广东模式在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形成，离开历史的过程没法理解广东模式。从这个角度来讲，简单地把广东模式和重庆模式对比，其实有一个时空上的错误，为什么?重庆模式很短，基本上是薄熙来去了之后才冒出来重庆模式，广东模式是1978年之后慢慢形成的。所以，我的判断要对广东模式做一个更深度的、更长远的历史把握，而不仅仅只看汪洋和薄熙来，我特别不赞成简单把汪洋作为广东模式的代表，如果这样的话，习仲勋、任仲夷呢?谢飞呢?这些人都对广东模式有重要贡献，在我看来任仲夷在广东模式形成中更不可估量的地位和作用。
因此，讲广东模式的形成必须说第二点，就是在三代主政者的历史接续中形成。这里不讲中央层面的主政者，比如，邓小平、叶剑英、谷牧等他们的贡献当然是存在的，这里主要说广东省的三代主要的领导人，80年代是习仲勋和任仲夷，最主要的就是任仲夷。他们干了什么，第一就是为广东争取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广东这个地方你给他多点自主权，他的地理优势，历史传统就可以发展。最后争来了八个字，特殊政策、灵活措施，这样为80年代广东起飞奠定了非常重要的前提，没有这个东西，中央不向广东放权，根本谈不上后来的发展。第二点就是任仲夷的“三放”，对外更加开放、对内更加放宽、对下更加放权。任仲夷当年是顶着各种压力的。此后，谢非可以看成是第二批主政者的代表，汪洋则是第三批主政者的代表。为什么是汪洋呢?汪洋之前有两个人物，一个是李长春，一个是张德江，最后是汪洋，我个人认为汪洋是这波的代表人物，从任仲夷、谢非到汪洋，这三代主政者的前后接力为广东模式的形成提供了政治上的推力。换句话说，除了中央层级的领导，广东模式的政治香火是他们接续起来的。因此，广东模式是历史过程的产物，而不是最近七八年或者五六年的产物。
第三点就是广东模式是在三波思想解放浪潮中形成。第一波思想解放冲破两个凡是，当时习仲勋和任仲夷都是批评 “两个凡是”的勇猛战将。第二波思想解放，就是走出“姓资姓社”，八九之后中国改革开放应该往哪里去?报纸上到处都是说反和平演变这些东西，迫使邓小平南巡，邓小平南巡讲不要纠缠“姓资姓社”，这个时候谢非陪同他一起南巡，谢非非常理解邓小平搞市场经济的思路，所以谢非主政广东的时候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法制和廉政监督三个机制，加强农业、交通能源信息和教育科技三个基础，实现产业结构、生态环境和人口素质三个优化，这就是“三个三工程”。第三波思想解放就是汪洋2007年来的时候推进科学发展，这是第三波思想解放。
此外，社会或大众的参与和推动也是重要的力量，很难想象，没有那些创业的企业家、个体户和无数的农民工、进入广东打工的外来工以及那些活跃在广东媒体中的记者等，能形成所谓的广东模式。总之，有四种合力形成广东模式，(对内)改革(对外)开放、思想解放、精英主导和大众参与。
下面我讲一下广东模式基本内容，就是从三元架构来讲。第一个就是政党和国家，这是权力架构，我的判断是调整中的权力架构，第二个是市场，体系比较完善，市场化程度比较高。第三是社会，分两个层面来谈：一是还在建设中的有保障的社会，二是成长和建设中的公民社会。为什么这样说?成长是自发性，建设是国家政府的建构，所以是成长和建设中的公民社会。
现在看第一点，丁学良在关于中国模式三角关系叙述框架中，处于三角关系中顶端位置是核心的列宁主义权力架构。总体而言这一判断当然适用于广东模式，就是广东是共产党领导的，这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如果仅仅这样判断广东模式的话，这样有点太片面了，这些年权力架构的内核部分是没有变的，但是权力架构的边层部分或者技术性部分发生很大调整和变化。看广东模式不能讲一般列宁主义原则的坚持，还要讲边层结构的变化，这是广东模式的一些增量，虽然不是内核结构变化。我们经常讲党国体系，其实党国体系是三层，一个是内核层面，相当于鸡蛋的内核，二是中层，相当于蛋白部分，最后是外围部分，类似于蛋壳。这30年外壳发生很大部分，中间部分也有一些调整和变化，并不是完全没有松动，但是真正核心部分是没有动的。我举一个简单例子，80年代的时候，曾经按照十三大报告准备搞党政分开，我查到一个资料，1988年10月中共广东省批准省委组织部一份文件，就是逐步撤销在政府中的党组。这是1988年10月，翻过来就是1989，就吹了。如果这样做的话，就触动内核部分了，因为撤党组是什么意思?就是党和国家是有一个依附联线，撤党组就是断了这个联线。所以，它的内核部分没有改动。但边层有很大的变化。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方面是权力关系的调整。具体说，一个是放权改革，第二是还权改革，第三是限权改革。还权改革是横面层面，限权改革是自身的层面。
放权改革是纵向层面，一方面是中央向广东的放权，这个80年代尤其明显，从允许广东搞几个经济特区，财政大包干，然后不断重申对广东优惠政策、灵活措施不变，基本上中央不断向广东放权。当然，分税制之后，中国是有集权的走向，但是并没有回到以前把所有权力都收回去了。尤其是后来中央向广东放了一部分政治性权力，就是地方立法权，比如深圳经济特区是有地方立法权，这是政治性的，并不是经济性权力。所以，中央向广东让利放权，这对广东自主权的形成非常有好处。否则你不可以解释广东这30年的发展。
另一方面，广东省向市县放权过程不断推动，包括今天并没有停止。所以，几乎中央向广东放权同步，广东省积极向市县放权，从1981年、1985年不断向下放权，一直到最近，广东推动减政强镇，最近一个改革是关于顺德区和汕头市濠江区改革，顺德区是广东佛山一个区，现在广东省赋予顺德区省管县的权限，今年汕头市向濠江区也有一个很大放权，而且放权之后由汕头市人大常委会进行立法。所以，广东省向下面放权步伐没有停止。从80年代、90年代，一直到现在，省到市县放权并没有结束。因此，我的第一个观点是什么?权力架构调整中，要注意放权，就是纵向层面权力下放。这个有什么有意义?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化解一体化体系中上级集权主义。什么是上级集权主义?中央集全国的权，省集市的权，市集县的权，层层集权。改革开放30 年，广东逐渐向省、市、县集权，改革上级集权主义使得纵向权力架构有松动。因此，放权改革松动了高度集权体制，从而为企业和劳动者发挥经济活动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留出了自主空间，提供了经济增长推动力。在此意义上，广东其实是在实验地方自治，包括乡镇自治，不仅仅是社区自治。
第二个就是还权改革，还权这个词就是任仲夷讲的，当时讲是向下放权，任仲夷讲不是什么是放权，是还权，什么是还权?这个权本身不是你的，而是人家的。我稍微说一下向企业还权，80年代的时候企业没有自主权，企业和政府是在一起的，所以80年代给企业更多自主权，当时的清远经验等等都是向企业还权。任仲夷在1979年的时候就在讲这个东西，在80年代初就有一个搞活企业的清远经验，这样政府和企业逐步分离。
第三个就是限权改革，就是政府自身限权，走向有限政府，其中一个重要内容就是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这个在广东是不断进行的，一轮又一轮对行政审批制度进行改革。这个很重要，因为行政审批越强势，说明政府权力越大。举一个简单例子，有一次我在广东讲的时候我就批评发改委系统，结果台下就有一个广东省发改委官员，下来就找我，说肖老师你这个说法对于我们广东没有那么重要，我们同样是发改委，我们广东省发改委跟贵州省发改委差远了，他比我们牛多了，我说为什么?他说内地发改委比我们牛，我们经过这么多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之后我们已经差多了，我说你们在我看来还是不行，即便是广东发改委，行政审批权还是掌握很多，资源还是掌握很多，但是相比来说，广东比内地的贵州、四川可能还要好一些，这跟他们长期对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是有关系的。当然，走向有限政府在广东也没有完成，所以，最近汪洋提出搞大部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有限政府。
因此，三大权力改革松动了权力关系，促使一体化体系分化。一体化的体系是什么?是政企合一、政事没有分开、政社没有分开，这30年改革广东一体化体系开始分化，分化为国家领域、私人领域、市场领域三个领域分开，当然离一个良性结构还有很大距离，但是这个结构已经有很大进步，就是市场已经漂移出来，私人领域也已经有了，私人的空间非常大。而且，一体化结构的分化，不仅体现为政府向企业还权、政企分开，还有政事分开，事业单位改革，这个还没有完成，但是还是在推进，国企改革还容易，事业单位改革是跟这个体系粘连度非常高地不容易，但是广东还是在做，这是要肯定的。举例来说，广东行业协会改革力度很大。当然，改革还没有完成，政社分开的路还很长。
第二方面是政府角色转型。广东政府角色转型有两次转型，第一次转型是从以阶级斗争为中心，致力于计划经济的革命斗争型政权向以经济发展为中心、着眼于市场经济的经济建设型政权转型。第二次次是贯彻科学发展观，从经济建设政府向公共服务型政府转型。第一次转型很成功，这30年政府都是经济建设政府，那些书记、县长差不多都像老板，经营政府的老板，怎么把GDP弄上去，这个转型完成的很好。但是，这个转型也有问题，政府领导都成了企业老板，肯定有问题，所以现在需要第二次转型，向公共服务型政府转型。第二次转型还没有完成，这个比较艰难，要把这个思路扭转过来，要GDP为主变成公共服务型政府比较难。但是，广东已经在完善公共服务体系，健全公共财政制度，创新公共服务流程。比如服务均等化，他们现在正在推动，包括社保的问题，这方面广东做了很多工作。第二个是健全公共财务制度，这几年公共支出逐渐在提高。还有创新公共服务流程，比如电子政务，全国电子政务南海做的是非常不错，甚至包括网络问政，这都有很大进步。比如电子政务平台，在南海可以看到是相当成熟。
权力架构变化中的第三个方面就是治理取向的刷新，不是说列宁主义变了，它的权力架构原则没有变，核心没有变，但是增添了新的取向。我认为三大取向很明显，一个是法治、一个是民主，一个是自治。
首先谈一下法治，广东法治建设任务并没有完成，包括最近汪洋也讲要把人情社会变成法治社会，但是广东法治是在探索当中。我主要讲一点，就是立法。广东立法是走在前面的，立法为什么走在前面?立法量确实增长很快，因为搞特区，搞经济增长，经济立法一开始就占很大比例，立法速度很快。但是，往后面走，开始注意提高立法质量，所以比如说专家怎么介入立法，公众怎么介入立法，听证会怎么举行，这方面有很大作为。我讲一个简单的例子，比如说这个立法不仅是人大立法，包括政府立法。政府立法举一个最简单例子，广州市政府前些年搞了一个养犬条例，这个条例看似很简单，就是养狗，但是不好弄。因为养狗涉及两波人，一波是养狗的人，一波是反对养狗的人，我就反对养狗，但是人家其乐无穷。所以，政府搞一个养犬条例很麻烦，他们在这个过程中花了很多工夫，从专家论证，从报纸上登意见，开门听取意见，很多方式把民意吸纳进来。最终这个养犬条例，大家都可以接受。我想通过这个例子来看，广东省立法系统，不管是人大这块还是政府立法系统，他们都是花了很大工夫，这些方面我认为是立法的公开化、民主化、科学化方面是做出了探索。另外，从立法内容来看，立法的重心在逐步转移。一开始经济法规很多，慢慢转向民生，立法的重慢慢从经济立法为主向社会立法为主。我们看它的立法条例，可以非常清楚看到这样一个演变。
第二是民主。在广东，选举民主、预算民主、协商民主、党内民主和网络民主都在试验。选举民主在广东发展的比较早，80年代的时候，袁庚主政的时候就搞过，后来夭折了。在广东，选举民主实验平台不是单一而是多元的，他们有农村的村民委员会、城市社区居民委员会、企业工厂工会。选举参与者力图突破确认性选举或者安排性选举，使之转变为真正竞争性选举。就像2003年深圳区人大选举的时候，就有人站出来要竞选，这个引起全国人大注意，后来选举法修改了，跟这个事情出现是有关系的。这也体现出选举制度跟民主实践相互作用的一面。预算民主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个是预算监督法制化，二是预算公开化，三是监控技术化。预算监督法制化，无论深圳还是整个广东省都有特色，它们搞了暂行规定，通过了预算审批监督条例，这个为广东预算公开、预算监督提供了法律框架。二是公开化，公开化最近的例子就是去年广州的预算公开，当时广东预算公开之后有些地方不公开，说是国家机密，网民一阵炮轰，说广东可以公开，你为什么不可以公开。此外,协商民主和党内民主也有一些动作。还有网络民主，这点在广东是非常火爆，最近我去调研河源的网络问政，确实有其特色。
以上说的是权力架构的变化。当然,由于政治改革总体推进不大,这套体制的制度成本也高,这里就不细说了。
广东模式第二个大的方面就是它的市场体系比较完善，市场化程度比较高。这从数据上可以看得很清楚，前面那些年份广东都是排第一，这几年有些下滑，它的市场化程度在全国是比较高的。当然，它也不是典型或法治化的市场经济。在经济层面，它的另外一个特点是外向型、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它的市场化和适应全球经济变化所采取的经济增长方式给它带来了经济增长奇迹，但留下了巨大的后手，比如，环境污染、劳资矛盾、外来工的权益等。它的经济增长方式面临一个痛苦的转型。
稍微说一下广东模式的第三个方面：社会层面。我分两块讲，第一块是建设中的保障社会。市场经济下，如果完全没有社会保障，社会是有问题的。所以90年代之后，中国出现了寻求社会自我保护，广东这块是一直在发展，80年代中期、2000年都在搞社保，而且是逐步全面推开。重庆这两年肯定动作比较大，但是广东是持续在干，是在不断推动这个东西。参保人数不断向上发展，2001年比较低，2006年是一个拐点，2009年是比较大的高峰。广东社会保险在全国排名指标，11个指标排全国第一。不是只搞社会保险，社会优抚、社会救济、社会福利、城乡低保都有。广东搞社会保障靠四个力量，国家、企业、社会、个人。我讲一个广东医保湛江模式，学界有争议，这个东西行不行?湛江模式含义是什么?就是人民保险系统即中国人保参与进来，市场化作业和政府主导，不是纯粹靠政府大包大揽。我不看好靠政府大包大揽搞保障，为什么?因为我们不像北欧。社会保障制度有不同模式，比如英美的自由市场模式，北欧模式、日本模式，我相信我们不可能走北欧模式，北欧多少人口?丹麦、瑞典，那些小国家，产值又高，我们不能比。所以，国家、政府、市场、社会这几个元素怎么在社保中起作用。
第二点讲成长和建设中的公民社会。广东正在成长中的公民社会有四个支柱。第一个支柱是公民意识在逐步崛起，我讲一个例子，在番禺垃圾站焚烧事件中，公民的维权意识、组织意识非常明显。第二个支柱是成长中的公民组织，我讲的公民组织主要是民间自愿组织，民间自愿组织在广东成长非常快，这里面有一个说法，2010年广东省共有社会组织28000多个，他们很活跃，这里有一个表格，它们活跃社会管理、社会救助、环境保护、公民维权、公民教育、社区服务等方方面面。第三个支柱就是公民行动，广东的公民社会不是在说，他们行动了，这些就不讲了，我们看这个画面，这个小伙子本来是有头发，剃成了光头，为什么?是广东搞光亮工程，他反对。他们的公民行动是把行为艺术和言语表达相结合。第四根支柱就是公民平台。广东的平面媒体和网络媒体交织为一体，为公民行动提供了重要的平台。这些大家比较了解，我就不讲了。
总体来看，广东模式在一定意义上是从以前政党、党国、社会一体化的体系向国家、市场和社会三元良性结构演变、过度中的一个形态，它还没有定型，处于演变之中。它留下的经验与教训需要反思性的清理。
茅于轼：
你的时间已经到了，下面请杨帆介绍一下重庆的情况，因为崔之元没有来，为了使大家对情况了解有一个平衡，杨帆老师讲一下。
作者：茅于轼等 来源：作者授权发布
来源日期：2011-8-12 本站发布时间：2011-8-12 10:11:07来源：中国选举与治理网
理性评说广东模式、重庆模式（一）
地方治理与国家转型研讨会——以广东模式、重庆模式为例记录稿
天则法律与公共治理研究中心主办，2011年7月30日，北京香山饭店
茅于轼：
各位来宾，非常感谢大家来参加这个会。今天上午委托我来主持，我主持人的任务就是按照会议议程进行，我控制每位同志的发言时间。议程大家都有，今天崔之元老师不能来，因此他那一个小时，刚才我跟秋风商量，把他放在最后作为自由发言来利用。我就不一一介绍，哪位同志发言的时候自己介绍一下。
我作为上午的主持人，还有一个15分钟的致词。首先，我希望这个会开成一个学习的会，大家彼此学习，彼此尊重，我不希望把它开成一个说服别人的会，说服别人，你说服不了，时间就浪费了，你想想别人的观点里面有什么好的，有什么我不知道的，每个人都能从这个会上有所长进、知识有所增加，我觉得这是我最希望的，所有的天则所的会都能做到对每个人带来知识的增量。这是这个会议总的希望。
下面，我说说我这十几分钟的发言，我的题目讲的是“从世界大潮看国家转型”。
大家知道100年以前孙中山就说过，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100年前，他有这个眼光，我觉得是很了不起的，现在多了100年，我们看有没有这样一个潮流呢?我觉得是有这个潮流的。孙中山那个时候讲的潮流，我想他讲的是三民主义，讲总理遗著，什么是总理遗著?在国民党的时候，每个礼拜一要开纪念周，就是念总理遗著，他说余致力于国民革命凡40年，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所以，他想的世界潮流大概是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三民主义，第二方面就是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就是中国人不要受欺负了，因为孙中山是在晚清的时候，中国一直受欺负，所以孙中山有这个希望。现在这个潮流，我感觉是存在一个普适价值，这就是世界潮流，什么是普适价值?我的理解就是民主、法制、平等、自由，为什么这是普适价值呢?我认为它还不是最基础的，最基础的是人类共同的道德，不管是什么宗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孔夫子，都有一个共同的道德，这个道德大家都知道，不要说假话，要彼此尊重，要有宽容精神，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是人类共同道德，这个我想不会有人反对。为什么有共同道德?我觉得这是人类脱离动物的根本原因，动物没有道德，马克思讲劳动使猿变成人，我觉得不对，是道德使猿变成人，道德是经过人类社会几千年、几万内的博弈得出来的一个结论，就是遵守道德是人类社会的最优解，最优解是什么?就是道德。讲道德对所有人都有好处。这是我对道德的理解，如果有道德就有普适价值，平等、自由、宽容、博爱、法制，这一系列是这么来的。
当前世界的矛盾有各式各样的矛盾，我觉得不管在中国，在利比亚，在突尼斯或者在哪里，它的冲突就是普适价值和当地的传统文化相冲突。拿中国来讲，就是普适价值和中国的皇权文化，我们几千年皇权文化的冲突，在利比亚有他们的冲突，在埃及有他们的冲突，他们的冲突和我们不太一样，非洲也有非洲的情况。但是，它都是一种本地文化和普适价值的冲突。最后，我觉得本地文化要调整自己，适应普适价值，但是并不会放弃自己的文化和传统，只是放弃自己文化传统中间跟普适价值不相容的那部分。
今天我们的这个题目是“广东模式和重庆模式的比较”，看这两个模式，在我看来，还要拿普适价值来衡量，哪一个模式更接近于民主、法制、人权、平等、自由，更接近于这些东西。当然，我们也可能有不同看法，我觉得这是我比较粗浅的看法。我本来要写一篇东西，但是没有写完，我觉得我们回顾一下对普适价值的认识，在满清的时候，对于西方世界了解的非常少，我看文献讲林则徐是比较有眼光的人，他相信英国人的腿是弯不下来的，这是林则徐的看法。所以，他们不可能到朝廷上下跪，原因是它的腿有有一根筋弯不下来，这是林则徐的看法，现在看起来是非常可笑，但是确实他那个时候是这样想的。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讲对普适价值认识是不太容易的，我们从满清的封闭的状况走到今天，有没有普适价值?现在还是有争论的。在孙中山死了以后，就是他死的前后，大家知道有一段时间把共产主义看成是一个目标，因此那个时候共产主义是普适价值，全世界都要走到共产主义去。经过七八十年的实验共产主义失败了，公有制、计划经济不行了，绝大部分国家放弃了。现在我觉得不大会有人再要求，虽然我们还叫共产党。相信的还是现代社会的制度，我们宪法里面写的虽然是公有制为主，但是还是承认各种所有制，承认人权、法制，这都写在宪法里面，宪法里面原来是没有的，现在都有了。
所以，我们对普适价值是不是有一个回归，收敛到同样一个认识里面。这个收敛的结果，我认为就是人类最基本的道德，所有违反基本道德的制度也好，做法、政策也好，通通要被唾弃，我们文化革命就是违反最基本道德的。解放后好多事都是违背了最基本的道德，没有宽容、没有同情心、残害人，这都是缺乏基本道德。所以走向了无产阶级那种形式的专政。
别的我没有把握，有一点我是非常有把握的，因为我是经济学家，什么东西有把握?人类一定会有一个市场制度，这一点我有非常高的把握。原因是什么?因为只有市场制度能够最优配制资源，这是经济学所严格证明了的。市场制度是对付资源稀缺的唯一办法，资源总是稀缺的，我们的欲望是无穷的，这个矛盾的解决只有靠市场制度，它能够最优。所以，我们不要幻想会有一个没有货币交换的没有商品的社会，不可能，如果是这样的社会，一定很穷了，资源是非常浪费的。所以，我们如果面临资源越来越稀缺的环境的话，必然要走向市场制度。所以，我说价格万岁，价格不可能没有。别的我没有把握，因为在别的我不是专家，但是对经济学，我想了几十年，我认为这一点我是有充分把握。而且由于最近50多年，市场经济的建立，解决了资源配置的问题，有了全球经济一体化，任何一个社会、一个国家，可以通过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市场得到任何一种资源，不需要通过打仗。最典型就是日本，日本占领我们的东三省，后来打东南亚，就是为了资源。东三省的煤、铁、粮食，东南亚的橡胶、石油，他需要发展，发展需要资源，日本没有资源，所以只有打仗。现在的情况，日本还是一个资源穷国，但是他是经济上的强国，他用不着打仗，他可以得到世界上任何一种资源，中国现在也走上这条路，我们用的全世界所有资源都在市场上购买。所以，在我看来争夺资源的战争一去不复返，除非一些国家的领导人糊涂得要命，用政治干涉市场、破坏市场，这个就非常危险。虽然争夺资源的战争没有了，剩下的战争就是和普适价值的冲突。所以，我们中国将来走什么道路，需要看清楚。在我看就是要避免和普适价值发生冲突。
这就是我的开场白。我遵守时间，15分钟。下面，我们进行第二个项目，请肖滨老师做广州模式的报告。
肖滨：
我在中山大学的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任教，感谢天则所茅老师和秋风兄的邀请，有幸和大家交流关于广东模式的话题，希望通过这个交流向各位学习，对于我来说这是一个不断思考和学习的过程。
各位老师，各位同行，我跟大家报告的题目是“中国模式的广东样本”。我今天讲几个问题，一个是学界的争论，点一下广东模式历史由来，主要是广东模式基本内容，最后谈一下广东模式往哪里去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就是关于中国模式这个问题，学界有些争论，争论集中在四个方面，第一是究竟有没有中国模式?我注意到MIT的黄亚生一口否认说没有中国模式，说这完全是学界杜撰出来的，说什么是中国模式?中国这几年发展和东亚和全世界发展没有独特之处，没有中国模式，这是坚决否定中国模式的观点。第二种观点认为要慎用“中国模式”，因为模式是可以复制的，中国模式可以复制吗?持怀疑态度。第三种认为是有中国模式，比如北京大学的潘维教授、新加坡国立大学郑永年教授，他们认为有中国模式。由此引出一个问题，究竟怎么界定中国模式这个概念?对于这个概念的界定主要有两种方式，一种是狭义地界定为经济增长模式，从这个角度谈中国模式。还有一个就是广义的界定，界定为政治经济学概念，包括政治、经济、社会三个层面。第三个争论就是中国模式究竟是怎么形成的、具体内容是什么?关于这个问题我讲一下，按照丁学良的观点，中国模式是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形成的，还有人追溯的更更早一些，至于中国模式的具体内容各方说的不一样，潘维有一个比较系统的说法，不少人包括我自己对他这个说法不认同。不管怎么说，关于中国模式具体内容是有不同说法。第四个争论，假设有一个中国模式，中国模式框架下有没有不同的具体形态?中国模式是不是铁板一块?学界的争论大概就围绕在这样几个方面。
我不想再纠缠于这些争论，我就姑且接受有中国模式的说法，为什么这样说呢?其实我心目中不太拘泥于模式的说法，因为你们都说模式，我就说模式，我用这个模式表示的就是一种套路，不是道路，中国这30年的发展确实有它自己的套路，这种套路是别的国家没有的，我就觉得这是一个中国套路，因为学界都说中国模式，我就姑且接受中国模式的说法。在这个情况下我赞成把中国模式界定为政治经济学模式，就是政治、经济、社会三个层面为一体的概念，而不是简单定位为纯粹的经济发展模式的概念。所以，我接受丁学良提出的中国模式三分架构的说法：一是列宁主义的权力架构，二是中国特色社会控制系统，这个控制系统由五个“方面军”组成，第三就是受政府控制的市场经济。我基本同意他的三分架构的论述，但是我的判断是他的论述太简单，而且没有看到中国模式框架下一些地方形态是很复杂的，还有比如说权力架构，如果仅仅说列宁主义的权力架构，这样，这30多年好像没有变化，我不赞成这样，我们看到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权力架构是有变化的，如果没有变化就没有办法解释中国经济30年长足的发展。他的大框架我赞成，但是太粗糙、不细腻。因此，我认为中国模式框架下还有具体形态，我的判断是广东模式是这些具体形态中的一个典范，有它的特殊价值，所以我称之为中国模式的广东样本。
广东模式怎么来的呢?刚才说中国模式是1978年开始形成，有的追溯的更早。我的基本判断是这样的，中国模式也好、广东模式也好，它这里面的权力架构这块肯定不是1978年才形成的，权力架构这块追溯到历史渊源的话，江西时期是发源期，延安时期是定型期，1949年之后是扩展期。讲中国模式或者广东模式的三个板块，市场经济这块肯定是1978年之后引进来的，包括社会层面变化也是1978年之后有的，所以我认为应该把历史纬度拉大来看广东模式和中国模式。目前我集中在改革开放这30年来看这个东西。
从这个角度来讲，我认为广东模式的形成除了那么长的历史渊源，我觉得四点可以说明。
一是在改革开放历史中形成，第二是在三代主政者的历史接续中形成，第三是在三波思想解放浪潮中形成，四是在社会或民众的参与或推动下形成。改革开放我就不细讲了，其实广东的改革开放主要是三个历史阶段，比如1978到1989是一段，停顿了两年之后，1992 年小平南巡，到2003年是第二阶段，2003年之后是第三个阶段。在这个改革开放进程中广东有两个特点比较明显，一个是开放力度比较大，经济特区开始有四个，三个都在广东，整个沿海广东开放比较早，改革的力度广东一直比较大。所以我的第一个判断，广东模式在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形成，离开历史的过程没法理解广东模式。从这个角度来讲，简单地把广东模式和重庆模式对比，其实有一个时空上的错误，为什么?重庆模式很短，基本上是薄熙来去了之后才冒出来重庆模式，广东模式是1978年之后慢慢形成的。所以，我的判断要对广东模式做一个更深度的、更长远的历史把握，而不仅仅只看汪洋和薄熙来，我特别不赞成简单把汪洋作为广东模式的代表，如果这样的话，习仲勋、任仲夷呢?谢飞呢?这些人都对广东模式有重要贡献，在我看来任仲夷在广东模式形成中更不可估量的地位和作用。
因此，讲广东模式的形成必须说第二点，就是在三代主政者的历史接续中形成。这里不讲中央层面的主政者，比如，邓小平、叶剑英、谷牧等他们的贡献当然是存在的，这里主要说广东省的三代主要的领导人，80年代是习仲勋和任仲夷，最主要的就是任仲夷。他们干了什么，第一就是为广东争取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广东这个地方你给他多点自主权，他的地理优势，历史传统就可以发展。最后争来了八个字，特殊政策、灵活措施，这样为80年代广东起飞奠定了非常重要的前提，没有这个东西，中央不向广东放权，根本谈不上后来的发展。第二点就是任仲夷的“三放”，对外更加开放、对内更加放宽、对下更加放权。任仲夷当年是顶着各种压力的。此后，谢非可以看成是第二批主政者的代表，汪洋则是第三批主政者的代表。为什么是汪洋呢?汪洋之前有两个人物，一个是李长春，一个是张德江，最后是汪洋，我个人认为汪洋是这波的代表人物，从任仲夷、谢非到汪洋，这三代主政者的前后接力为广东模式的形成提供了政治上的推力。换句话说，除了中央层级的领导，广东模式的政治香火是他们接续起来的。因此，广东模式是历史过程的产物，而不是最近七八年或者五六年的产物。
第三点就是广东模式是在三波思想解放浪潮中形成。第一波思想解放冲破两个凡是，当时习仲勋和任仲夷都是批评 “两个凡是”的勇猛战将。第二波思想解放，就是走出“姓资姓社”，八九之后中国改革开放应该往哪里去?报纸上到处都是说反和平演变这些东西，迫使邓小平南巡，邓小平南巡讲不要纠缠“姓资姓社”，这个时候谢非陪同他一起南巡，谢非非常理解邓小平搞市场经济的思路，所以谢非主政广东的时候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法制和廉政监督三个机制，加强农业、交通能源信息和教育科技三个基础，实现产业结构、生态环境和人口素质三个优化，这就是“三个三工程”。第三波思想解放就是汪洋2007年来的时候推进科学发展，这是第三波思想解放。
此外，社会或大众的参与和推动也是重要的力量，很难想象，没有那些创业的企业家、个体户和无数的农民工、进入广东打工的外来工以及那些活跃在广东媒体中的记者等，能形成所谓的广东模式。总之，有四种合力形成广东模式，(对内)改革(对外)开放、思想解放、精英主导和大众参与。
下面我讲一下广东模式基本内容，就是从三元架构来讲。第一个就是政党和国家，这是权力架构，我的判断是调整中的权力架构，第二个是市场，体系比较完善，市场化程度比较高。第三是社会，分两个层面来谈：一是还在建设中的有保障的社会，二是成长和建设中的公民社会。为什么这样说?成长是自发性，建设是国家政府的建构，所以是成长和建设中的公民社会。
现在看第一点，丁学良在关于中国模式三角关系叙述框架中，处于三角关系中顶端位置是核心的列宁主义权力架构。总体而言这一判断当然适用于广东模式，就是广东是共产党领导的，这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如果仅仅这样判断广东模式的话，这样有点太片面了，这些年权力架构的内核部分是没有变的，但是权力架构的边层部分或者技术性部分发生很大调整和变化。看广东模式不能讲一般列宁主义原则的坚持，还要讲边层结构的变化，这是广东模式的一些增量，虽然不是内核结构变化。我们经常讲党国体系，其实党国体系是三层，一个是内核层面，相当于鸡蛋的内核，二是中层，相当于蛋白部分，最后是外围部分，类似于蛋壳。这30年外壳发生很大部分，中间部分也有一些调整和变化，并不是完全没有松动，但是真正核心部分是没有动的。我举一个简单例子，80年代的时候，曾经按照十三大报告准备搞党政分开，我查到一个资料，1988年10月中共广东省批准省委组织部一份文件，就是逐步撤销在政府中的党组。这是1988年10月，翻过来就是1989，就吹了。如果这样做的话，就触动内核部分了，因为撤党组是什么意思?就是党和国家是有一个依附联线，撤党组就是断了这个联线。所以，它的内核部分没有改动。但边层有很大的变化。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方面是权力关系的调整。具体说，一个是放权改革，第二是还权改革，第三是限权改革。还权改革是横面层面，限权改革是自身的层面。
放权改革是纵向层面，一方面是中央向广东的放权，这个80年代尤其明显，从允许广东搞几个经济特区，财政大包干，然后不断重申对广东优惠政策、灵活措施不变，基本上中央不断向广东放权。当然，分税制之后，中国是有集权的走向，但是并没有回到以前把所有权力都收回去了。尤其是后来中央向广东放了一部分政治性权力，就是地方立法权，比如深圳经济特区是有地方立法权，这是政治性的，并不是经济性权力。所以，中央向广东让利放权，这对广东自主权的形成非常有好处。否则你不可以解释广东这30年的发展。
另一方面，广东省向市县放权过程不断推动，包括今天并没有停止。所以，几乎中央向广东放权同步，广东省积极向市县放权，从1981年、1985年不断向下放权，一直到最近，广东推动减政强镇，最近一个改革是关于顺德区和汕头市濠江区改革，顺德区是广东佛山一个区，现在广东省赋予顺德区省管县的权限，今年汕头市向濠江区也有一个很大放权，而且放权之后由汕头市人大常委会进行立法。所以，广东省向下面放权步伐没有停止。从80年代、90年代，一直到现在，省到市县放权并没有结束。因此，我的第一个观点是什么?权力架构调整中，要注意放权，就是纵向层面权力下放。这个有什么有意义?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化解一体化体系中上级集权主义。什么是上级集权主义?中央集全国的权，省集市的权，市集县的权，层层集权。改革开放30 年，广东逐渐向省、市、县集权，改革上级集权主义使得纵向权力架构有松动。因此，放权改革松动了高度集权体制，从而为企业和劳动者发挥经济活动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留出了自主空间，提供了经济增长推动力。在此意义上，广东其实是在实验地方自治，包括乡镇自治，不仅仅是社区自治。
第二个就是还权改革，还权这个词就是任仲夷讲的，当时讲是向下放权，任仲夷讲不是什么是放权，是还权，什么是还权?这个权本身不是你的，而是人家的。我稍微说一下向企业还权，80年代的时候企业没有自主权，企业和政府是在一起的，所以80年代给企业更多自主权，当时的清远经验等等都是向企业还权。任仲夷在1979年的时候就在讲这个东西，在80年代初就有一个搞活企业的清远经验，这样政府和企业逐步分离。
第三个就是限权改革，就是政府自身限权，走向有限政府，其中一个重要内容就是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这个在广东是不断进行的，一轮又一轮对行政审批制度进行改革。这个很重要，因为行政审批越强势，说明政府权力越大。举一个简单例子，有一次我在广东讲的时候我就批评发改委系统，结果台下就有一个广东省发改委官员，下来就找我，说肖老师你这个说法对于我们广东没有那么重要，我们同样是发改委，我们广东省发改委跟贵州省发改委差远了，他比我们牛多了，我说为什么?他说内地发改委比我们牛，我们经过这么多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之后我们已经差多了，我说你们在我看来还是不行，即便是广东发改委，行政审批权还是掌握很多，资源还是掌握很多，但是相比来说，广东比内地的贵州、四川可能还要好一些，这跟他们长期对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是有关系的。当然，走向有限政府在广东也没有完成，所以，最近汪洋提出搞大部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有限政府。
因此，三大权力改革松动了权力关系，促使一体化体系分化。一体化的体系是什么?是政企合一、政事没有分开、政社没有分开，这30年改革广东一体化体系开始分化，分化为国家领域、私人领域、市场领域三个领域分开，当然离一个良性结构还有很大距离，但是这个结构已经有很大进步，就是市场已经漂移出来，私人领域也已经有了，私人的空间非常大。而且，一体化结构的分化，不仅体现为政府向企业还权、政企分开，还有政事分开，事业单位改革，这个还没有完成，但是还是在推进，国企改革还容易，事业单位改革是跟这个体系粘连度非常高地不容易，但是广东还是在做，这是要肯定的。举例来说，广东行业协会改革力度很大。当然，改革还没有完成，政社分开的路还很长。
第二方面是政府角色转型。广东政府角色转型有两次转型，第一次转型是从以阶级斗争为中心，致力于计划经济的革命斗争型政权向以经济发展为中心、着眼于市场经济的经济建设型政权转型。第二次次是贯彻科学发展观，从经济建设政府向公共服务型政府转型。第一次转型很成功，这30年政府都是经济建设政府，那些书记、县长差不多都像老板，经营政府的老板，怎么把GDP弄上去，这个转型完成的很好。但是，这个转型也有问题，政府领导都成了企业老板，肯定有问题，所以现在需要第二次转型，向公共服务型政府转型。第二次转型还没有完成，这个比较艰难，要把这个思路扭转过来，要GDP为主变成公共服务型政府比较难。但是，广东已经在完善公共服务体系，健全公共财政制度，创新公共服务流程。比如服务均等化，他们现在正在推动，包括社保的问题，这方面广东做了很多工作。第二个是健全公共财务制度，这几年公共支出逐渐在提高。还有创新公共服务流程，比如电子政务，全国电子政务南海做的是非常不错，甚至包括网络问政，这都有很大进步。比如电子政务平台，在南海可以看到是相当成熟。
权力架构变化中的第三个方面就是治理取向的刷新，不是说列宁主义变了，它的权力架构原则没有变，核心没有变，但是增添了新的取向。我认为三大取向很明显，一个是法治、一个是民主，一个是自治。
首先谈一下法治，广东法治建设任务并没有完成，包括最近汪洋也讲要把人情社会变成法治社会，但是广东法治是在探索当中。我主要讲一点，就是立法。广东立法是走在前面的，立法为什么走在前面?立法量确实增长很快，因为搞特区，搞经济增长，经济立法一开始就占很大比例，立法速度很快。但是，往后面走，开始注意提高立法质量，所以比如说专家怎么介入立法，公众怎么介入立法，听证会怎么举行，这方面有很大作为。我讲一个简单的例子，比如说这个立法不仅是人大立法，包括政府立法。政府立法举一个最简单例子，广州市政府前些年搞了一个养犬条例，这个条例看似很简单，就是养狗，但是不好弄。因为养狗涉及两波人，一波是养狗的人，一波是反对养狗的人，我就反对养狗，但是人家其乐无穷。所以，政府搞一个养犬条例很麻烦，他们在这个过程中花了很多工夫，从专家论证，从报纸上登意见，开门听取意见，很多方式把民意吸纳进来。最终这个养犬条例，大家都可以接受。我想通过这个例子来看，广东省立法系统，不管是人大这块还是政府立法系统，他们都是花了很大工夫，这些方面我认为是立法的公开化、民主化、科学化方面是做出了探索。另外，从立法内容来看，立法的重心在逐步转移。一开始经济法规很多，慢慢转向民生，立法的重慢慢从经济立法为主向社会立法为主。我们看它的立法条例，可以非常清楚看到这样一个演变。
第二是民主。在广东，选举民主、预算民主、协商民主、党内民主和网络民主都在试验。选举民主在广东发展的比较早，80年代的时候，袁庚主政的时候就搞过，后来夭折了。在广东，选举民主实验平台不是单一而是多元的，他们有农村的村民委员会、城市社区居民委员会、企业工厂工会。选举参与者力图突破确认性选举或者安排性选举，使之转变为真正竞争性选举。就像2003年深圳区人大选举的时候，就有人站出来要竞选，这个引起全国人大注意，后来选举法修改了，跟这个事情出现是有关系的。这也体现出选举制度跟民主实践相互作用的一面。预算民主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个是预算监督法制化，二是预算公开化，三是监控技术化。预算监督法制化，无论深圳还是整个广东省都有特色，它们搞了暂行规定，通过了预算审批监督条例，这个为广东预算公开、预算监督提供了法律框架。二是公开化，公开化最近的例子就是去年广州的预算公开，当时广东预算公开之后有些地方不公开，说是国家机密，网民一阵炮轰，说广东可以公开，你为什么不可以公开。此外,协商民主和党内民主也有一些动作。还有网络民主，这点在广东是非常火爆，最近我去调研河源的网络问政，确实有其特色。
以上说的是权力架构的变化。当然,由于政治改革总体推进不大,这套体制的制度成本也高,这里就不细说了。
广东模式第二个大的方面就是它的市场体系比较完善，市场化程度比较高。这从数据上可以看得很清楚，前面那些年份广东都是排第一，这几年有些下滑，它的市场化程度在全国是比较高的。当然，它也不是典型或法治化的市场经济。在经济层面，它的另外一个特点是外向型、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它的市场化和适应全球经济变化所采取的经济增长方式给它带来了经济增长奇迹，但留下了巨大的后手，比如，环境污染、劳资矛盾、外来工的权益等。它的经济增长方式面临一个痛苦的转型。
稍微说一下广东模式的第三个方面：社会层面。我分两块讲，第一块是建设中的保障社会。市场经济下，如果完全没有社会保障，社会是有问题的。所以90年代之后，中国出现了寻求社会自我保护，广东这块是一直在发展，80年代中期、2000年都在搞社保，而且是逐步全面推开。重庆这两年肯定动作比较大，但是广东是持续在干，是在不断推动这个东西。参保人数不断向上发展，2001年比较低，2006年是一个拐点，2009年是比较大的高峰。广东社会保险在全国排名指标，11个指标排全国第一。不是只搞社会保险，社会优抚、社会救济、社会福利、城乡低保都有。广东搞社会保障靠四个力量，国家、企业、社会、个人。我讲一个广东医保湛江模式，学界有争议，这个东西行不行?湛江模式含义是什么?就是人民保险系统即中国人保参与进来，市场化作业和政府主导，不是纯粹靠政府大包大揽。我不看好靠政府大包大揽搞保障，为什么?因为我们不像北欧。社会保障制度有不同模式，比如英美的自由市场模式，北欧模式、日本模式，我相信我们不可能走北欧模式，北欧多少人口?丹麦、瑞典，那些小国家，产值又高，我们不能比。所以，国家、政府、市场、社会这几个元素怎么在社保中起作用。
第二点讲成长和建设中的公民社会。广东正在成长中的公民社会有四个支柱。第一个支柱是公民意识在逐步崛起，我讲一个例子，在番禺垃圾站焚烧事件中，公民的维权意识、组织意识非常明显。第二个支柱是成长中的公民组织，我讲的公民组织主要是民间自愿组织，民间自愿组织在广东成长非常快，这里面有一个说法，2010年广东省共有社会组织28000多个，他们很活跃，这里有一个表格，它们活跃社会管理、社会救助、环境保护、公民维权、公民教育、社区服务等方方面面。第三个支柱就是公民行动，广东的公民社会不是在说，他们行动了，这些就不讲了，我们看这个画面，这个小伙子本来是有头发，剃成了光头，为什么?是广东搞光亮工程，他反对。他们的公民行动是把行为艺术和言语表达相结合。第四根支柱就是公民平台。广东的平面媒体和网络媒体交织为一体，为公民行动提供了重要的平台。这些大家比较了解，我就不讲了。
总体来看，广东模式在一定意义上是从以前政党、党国、社会一体化的体系向国家、市场和社会三元良性结构演变、过度中的一个形态，它还没有定型，处于演变之中。它留下的经验与教训需要反思性的清理。
茅于轼：
你的时间已经到了，下面请杨帆介绍一下重庆的情况，因为崔之元没有来，为了使大家对情况了解有一个平衡，杨帆老师讲一下。
Thursday, September 22, 2011
陈子明：改革已死，宪政当立
中国政治学者陈子明认为，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启的中国改革进程，曾经是抵制左派的利器，而现今却已演变成当权者攫取暴利的工具。“为了解决当今中国的问题，必须建立宪政民主制度，实行民主监督下的市场经济。”
2008年12月，香港夏菲尔出版有限公司出版了两本书。一本是王俊秀策划，陈子明、余世存等著《中国改革的末路》；另一本是王俊秀策划，余世存主 编的《改革之死》，陈子明写序《一百二十年和两个六十年》，陈永苗写总论《给改革一个死刑判决》。据沙非公在《民主中国》揭露，当时中国社会科学院亚洲太 平洋研究所开会传达中共中央宣传部文件说，最近有两件大事情：一个是有人在香港出版否定改革的书籍，二是《零八宪章》。这里所说的否定改革的书籍就是《改 革之死》。 此后，王俊秀与陈永苗等人创办后改革研究所和后改革网站。该网站汇集了大批支持"改革已死"的言论。可惜现在网站已经被封闭，大家已经看不到这些资料了。 微博兴起后，"改革已死"、"后改革"的言论蔚然成风。发表此类言论的不仅有公共知识分子和维权者，也有企业家、学者和体制内的干部等。个别的微博言论虽然常常被删除，但这样一种思潮的流行已经无法被完全封堵了。 我们说"改革已死"，首先是承认改革曾经活过。在1980年代，中国上上下下确实有一种改革的共识，改革的结果基本上是属于"帕累托改善"，即"在 没有任何人受损的情况下有人受益的一种社会变革"。"六四"以后，邓小平关闭了政治体制改革之门。进入1990年代后期，"权贵"阶层初步形成，他们逐步 垄断了经济成功的机会之门。2001年中国"入世"之后，再也没有任何具有重大意义的经济改革措施出台。"改革已死"，并不是我们的一种愿望，而是人们不 得不面对的一种现实。 权贵阶层从来不会自觉自愿地进行有利于大多数民众的改革。毛泽东时代的掌权者，也没有真心实意地想要削减自己的权力与特权。"非毛化"改革是体制内 外的政治反对派不屈不挠斗争的结果，尤其是有数百万人参加的四五运动的结果。今天，即使是"党内差额选举"、"取消政法委"、"取消部党组"之类中共十三 大已经通过的政治改革措施，当权派也不会接受。换一个角度来说，即便是当局回到中共十三大路线，体制外的反对派和广大民众也不会感到满意。为了解决当今中 国的问题，必须建立宪政民主制度，实行民主监督下的市场经济。 |
Sunday, September 11, 2011
下流人上升的國度◎ 余 杰
下流人上升的國度◎ 余 杰
http://www.open.com.hk/0807p41.html
下流人上升的國度
◎ 余 杰
● 李鵬是六四血案的劊子手，其家族貪腐眾所周知，但其子李小鵬卻能官運亨通，調任山西省副省長。據說是其父安排他到地方歷練的重要步驟，以讓他日後進一步升遷掌握更大的權力。
● 剛任山西副省長的李鵬兒子李小鵬。
在「六四」慘案十九周年祭日前夕，中共悍然宣佈李鵬之子李小鵬由華能集團總經理調任山西副省長、省委常委。據說，這是李鵬安排李小鵬到地方歷練的重要步驟，也是胡溫與李鵬派系的一次權力交換。因此，李小鵬今後還有可能獲得升遷，到中樞主管能源行業。這種骯髒的內幕交易，乃是對「六四」死難者、家屬以及一切有良知的中國人的公然羞辱。這一時間精心挑選的任命再次表明，已經退休多年的李鵬在中國政壇上仍然具有相當的影響力，中共也絕對不可能為「六四」正名。由此可見，中共當局有多麼蔑視民意和民情，這艘已經漏洞百出的大船，根本不承認「水能載舟，亦能覆舟」的道理。
李鵬家族是著名貪腐家族
李鵬家族是一個眾所周知的貪腐家族和無恥家族。從李鵬、朱琳夫婦的「身體力行」到他們的子女李小鵬、李小琳的「有其父母必有其子女」，個個都腰纏萬貫、珠光寶氣。李氏家族霸佔了中國電力系統，恬不知恥地以龐大的國有資產為「家有」。中國電力系統的壟斷與腐敗臻於極致。前電力部黨組書記、副部長兼國家電力公司黨組書記高嚴是李鵬一手提拔起來的嫡系，在被調查期間之後，他卻能夠從容潛逃海外，至今仍然逍遙法外。如果不是得到了李鵬的幫助，高嚴豈能逃避法律的懲罰？事發之後，李鵬卻輕鬆地與之撇清了關係。
李鵬是中共建政以來民眾最厭惡的、也是最無能的總理，他的雙手沾滿了天安門慘案中無數學生和市民的鮮血；李鵬一意孤行啟動三峽工程，貽害萬代，卻鉗制人口，不允許對此問題作公開討論和批評。李鵬的子女個個都是無能狂傲之輩，卻憑藉父輩的餘蔭，繼續騎在人民頭上作威作福。他們還要得意到幾時呢？
● 深圳警方將妓女嫖客公開示眾，輿論嘩然。
這是一個下流人上升的國度
舉國震驚的「彭水詩案」（編按：二○○六年八月重慶彭水縣教委人事科員秦中飛因寫了首針砭時弊的打油詩，用手機傳送出去，被當局指誹謗縣委書記和縣長而被刑拘。後在輿論壓力下獲釋）的始作俑者、彭水原縣委書記藍慶華，在二○○六年十二月被免職之後，卻又在二○○七年二月十四日被任命為重慶市統計局副局長，完成了地方官員非常難以實現的由「正處」到「副廳」的提拔。而另一名責任人、縣長周偉，則在差不多同時「當選」為本地兼職的縣委副書記。
「彭水詩案」這一當代駭人聽聞的文字獄發生之後，在海內外輿論的壓力之下，重慶市有關部門被迫組成調查組進行調查。在公佈的調查報告中認定，這是一起政法部門不依法辦案，黨政領導非法干預司法的案件，最初司法機關介入，源於黨政領導指示，對嫌疑人的處理，迎合黨政領導意志。對於此案，重慶市人大代表孫健提交進行行政問責、並設置相應預防措施的提案。指出如此重大違憲和侵犯人權的事件，一定要進行行政問責，要對相關官員違法、違紀行為追究，而不是異地調動或者一賠了事。
這份提案的命運當然是被束之高閣。不僅如此，重慶當局竟然定：該案的兩名當事人，一名獲得了升遷，一名繼續在原地為官。這一定深切地表明，中共的幹部制度乃是專門選拔下流人的，因為惟有下流人才會只顧利益、不問是非地為上級服務，惟有下流人才能自覺地充當專制制度堅實的根基。
從中央到地方，從李小鵬到藍慶華，中國處處都是下流人迅速竄升的格局。在中共特有的制度文化中，下級從來只對上級負責，民意從來受到官府的蔑視。上下級之間的主奴關係，向來根深柢固，在毛澤東時代，從國家主席劉少奇、國務院總理周恩來到「十大元帥」，哪個不是毛澤東的家奴！哪個敢說自己有「思想之自由、人格之尊嚴」？在嚴酷的現代奴隸制度之下，奴才對主子忠心耿耿，主子才會對奴才體恤有加，哪裡會顧忌民間輿論滔天！
賈慶林醜聞纏身卻青雲直上
中共的幹部選拔制度，似乎特意要與民心、民意為敵：屈指可數的那幾名獲得民眾的美譽的「青天」，從焦裕祿到孔繁森，無不是在生前飽受排擠與打壓，在死後才不由自主地成為黨的宣傳工具和符號；而那些民憤極大的腐敗官僚和酷吏，卻往往能夠青雲直上、飛黃騰達。最典型的一個例子便是貴為當今第四號人物的政協主席、政治局常委賈慶林。一直以來，賈慶林以醜聞纏身、粗魯無文而著稱，不折不扣地是一名「下流人」。其擔任福建省委書記期間，與「天字第一號」的賴昌星走私案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其妻是主管福建外貿的高官，不可能對賴的生意一無所知。賴昌星逃亡加拿大之後，屢屢曝出第一手材料，證實賈慶林及其妻子、秘書之貪瀆是無可推諉的。誰知，賈慶林不僅沒有受到查處，反倒節節高升，最終擁有「議長」之尊，代表中國「民意機構」（下院）的負責人，在國際舞台上招搖亮相。
近日，賈慶林的前秘書、北京海淀區前區長以受賄一千六百多萬元的罪名出庭受審。周良洛在海淀區這個中國的「矽谷」任職期間，曾經提出「上風上水上海淀，融智融商融天下」的經營概念。周氏名言已經被坊間改成了一句反諷的打油詩｜｜「上風上水上海淀，人落馬落周良洛」。周良洛是落馬了，卻閉口不提老闆賈慶林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於是，躲在周良洛幕後的賈慶林紋絲不動。賈外表憨厚，卻是自我保護的高手。由此可見，中共的反腐敗僅僅是蜻蜓點水、點到為止而已，從來都「刑不上政治局常委」。
中共吏治之壞超過歷朝歷代
近年來，中共吏治之敗壞，遠遠超過了中國古今的歷朝歷代。今天的人們常常非議明代政治紊亂、弊病橫生，殊不知明代猶有大學士張居正設置的「考成法」，此制度讓地方官吏不至於過度胡作非為。張居正說過：「法之不行也，人不力也，不議人而議法何益？」他所創制的考成法其實簡單異常：他命令各衙門分置三本帳薄，一本記載一切發文、收文、章程、計畫，這是底冊。在這許多項目之中，把例行公事剔除在外，再同樣造成兩本帳薄，一本送中央各科備註，實行一件，註銷一件，如果有積久而尚未實行，即由該科具奏候旨；另一本送內閣查考。這樣，對於地方官員的政績和作為，中央大都能夠掌握。地方官員的懶惰、失誤和虐民，均納入其升遷考核成績之中。
如果沒有這套考成制度，官員的升遷罷黜便失去了依據，從而完全憑藉上級的好惡，以及下級對上級的逢迎和賄賂程度。學者朱東潤在《張居正大傳》中總結說：「居正的綜核名實，完成萬曆初年之治，最得力的還是這三本帳薄。」正是有了這套分別賢愚善惡的檔案制度，明代雖然屢屢出現昏君和奸宦，卻未能動搖國體，明朝得以維持了近三百年的統治，而沒有成為像秦、隋那樣的短命王朝。
今日中共吏治之敗壞，遠勝於明朝。組織、監察、紀檢、審計、反貪等機構，越來越龐大，卻越來越無能。中共對權力的壟斷，已經與蓬勃生長的民間社會形成了無比尖銳的對立。每一次類似於「彭水詩案」、「妓女公處」（二○○六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深圳警方召開公處大會，將一眾妓女嫖客公開示眾羞辱，引發輿論批評踐踏人權。）等事件的發生，中共當局的處理方式，必然與民間輿論背道而馳。一次次肆無忌憚地傷害與侵犯民間輿論，也就等於是中共讓自身威嚴掃地，不啻於自掘墳墓。賈慶林、李小鵬、藍慶華等人，固然因咎得福，固然會對提拔他們的恩主感激涕零，從此更加賣力地幫助當局殘民虐民，但中共的合法性基礎卻由此被嚴重削弱。
日前，政治局常委、全國人大委員長吳邦國宣稱，中國不搞三權分立的「西方資產階級民主」。中共既拒絕向西方學習三權分立的政治制度，又不願到中國的歷史中去尋求有益的「資治通鑒」，僅僅依賴一套專門提拔下流人的幹部制度，其統治究竟可以維持多久呢？
二○○八年六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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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流人上升的國度
◎ 余 杰
● 李鵬是六四血案的劊子手，其家族貪腐眾所周知，但其子李小鵬卻能官運亨通，調任山西省副省長。據說是其父安排他到地方歷練的重要步驟，以讓他日後進一步升遷掌握更大的權力。
● 剛任山西副省長的李鵬兒子李小鵬。
在「六四」慘案十九周年祭日前夕，中共悍然宣佈李鵬之子李小鵬由華能集團總經理調任山西副省長、省委常委。據說，這是李鵬安排李小鵬到地方歷練的重要步驟，也是胡溫與李鵬派系的一次權力交換。因此，李小鵬今後還有可能獲得升遷，到中樞主管能源行業。這種骯髒的內幕交易，乃是對「六四」死難者、家屬以及一切有良知的中國人的公然羞辱。這一時間精心挑選的任命再次表明，已經退休多年的李鵬在中國政壇上仍然具有相當的影響力，中共也絕對不可能為「六四」正名。由此可見，中共當局有多麼蔑視民意和民情，這艘已經漏洞百出的大船，根本不承認「水能載舟，亦能覆舟」的道理。
李鵬家族是著名貪腐家族
李鵬家族是一個眾所周知的貪腐家族和無恥家族。從李鵬、朱琳夫婦的「身體力行」到他們的子女李小鵬、李小琳的「有其父母必有其子女」，個個都腰纏萬貫、珠光寶氣。李氏家族霸佔了中國電力系統，恬不知恥地以龐大的國有資產為「家有」。中國電力系統的壟斷與腐敗臻於極致。前電力部黨組書記、副部長兼國家電力公司黨組書記高嚴是李鵬一手提拔起來的嫡系，在被調查期間之後，他卻能夠從容潛逃海外，至今仍然逍遙法外。如果不是得到了李鵬的幫助，高嚴豈能逃避法律的懲罰？事發之後，李鵬卻輕鬆地與之撇清了關係。
李鵬是中共建政以來民眾最厭惡的、也是最無能的總理，他的雙手沾滿了天安門慘案中無數學生和市民的鮮血；李鵬一意孤行啟動三峽工程，貽害萬代，卻鉗制人口，不允許對此問題作公開討論和批評。李鵬的子女個個都是無能狂傲之輩，卻憑藉父輩的餘蔭，繼續騎在人民頭上作威作福。他們還要得意到幾時呢？
● 深圳警方將妓女嫖客公開示眾，輿論嘩然。
這是一個下流人上升的國度
舉國震驚的「彭水詩案」（編按：二○○六年八月重慶彭水縣教委人事科員秦中飛因寫了首針砭時弊的打油詩，用手機傳送出去，被當局指誹謗縣委書記和縣長而被刑拘。後在輿論壓力下獲釋）的始作俑者、彭水原縣委書記藍慶華，在二○○六年十二月被免職之後，卻又在二○○七年二月十四日被任命為重慶市統計局副局長，完成了地方官員非常難以實現的由「正處」到「副廳」的提拔。而另一名責任人、縣長周偉，則在差不多同時「當選」為本地兼職的縣委副書記。
「彭水詩案」這一當代駭人聽聞的文字獄發生之後，在海內外輿論的壓力之下，重慶市有關部門被迫組成調查組進行調查。在公佈的調查報告中認定，這是一起政法部門不依法辦案，黨政領導非法干預司法的案件，最初司法機關介入，源於黨政領導指示，對嫌疑人的處理，迎合黨政領導意志。對於此案，重慶市人大代表孫健提交進行行政問責、並設置相應預防措施的提案。指出如此重大違憲和侵犯人權的事件，一定要進行行政問責，要對相關官員違法、違紀行為追究，而不是異地調動或者一賠了事。
這份提案的命運當然是被束之高閣。不僅如此，重慶當局竟然定：該案的兩名當事人，一名獲得了升遷，一名繼續在原地為官。這一定深切地表明，中共的幹部制度乃是專門選拔下流人的，因為惟有下流人才會只顧利益、不問是非地為上級服務，惟有下流人才能自覺地充當專制制度堅實的根基。
從中央到地方，從李小鵬到藍慶華，中國處處都是下流人迅速竄升的格局。在中共特有的制度文化中，下級從來只對上級負責，民意從來受到官府的蔑視。上下級之間的主奴關係，向來根深柢固，在毛澤東時代，從國家主席劉少奇、國務院總理周恩來到「十大元帥」，哪個不是毛澤東的家奴！哪個敢說自己有「思想之自由、人格之尊嚴」？在嚴酷的現代奴隸制度之下，奴才對主子忠心耿耿，主子才會對奴才體恤有加，哪裡會顧忌民間輿論滔天！
賈慶林醜聞纏身卻青雲直上
中共的幹部選拔制度，似乎特意要與民心、民意為敵：屈指可數的那幾名獲得民眾的美譽的「青天」，從焦裕祿到孔繁森，無不是在生前飽受排擠與打壓，在死後才不由自主地成為黨的宣傳工具和符號；而那些民憤極大的腐敗官僚和酷吏，卻往往能夠青雲直上、飛黃騰達。最典型的一個例子便是貴為當今第四號人物的政協主席、政治局常委賈慶林。一直以來，賈慶林以醜聞纏身、粗魯無文而著稱，不折不扣地是一名「下流人」。其擔任福建省委書記期間，與「天字第一號」的賴昌星走私案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其妻是主管福建外貿的高官，不可能對賴的生意一無所知。賴昌星逃亡加拿大之後，屢屢曝出第一手材料，證實賈慶林及其妻子、秘書之貪瀆是無可推諉的。誰知，賈慶林不僅沒有受到查處，反倒節節高升，最終擁有「議長」之尊，代表中國「民意機構」（下院）的負責人，在國際舞台上招搖亮相。
近日，賈慶林的前秘書、北京海淀區前區長以受賄一千六百多萬元的罪名出庭受審。周良洛在海淀區這個中國的「矽谷」任職期間，曾經提出「上風上水上海淀，融智融商融天下」的經營概念。周氏名言已經被坊間改成了一句反諷的打油詩｜｜「上風上水上海淀，人落馬落周良洛」。周良洛是落馬了，卻閉口不提老闆賈慶林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於是，躲在周良洛幕後的賈慶林紋絲不動。賈外表憨厚，卻是自我保護的高手。由此可見，中共的反腐敗僅僅是蜻蜓點水、點到為止而已，從來都「刑不上政治局常委」。
中共吏治之壞超過歷朝歷代
近年來，中共吏治之敗壞，遠遠超過了中國古今的歷朝歷代。今天的人們常常非議明代政治紊亂、弊病橫生，殊不知明代猶有大學士張居正設置的「考成法」，此制度讓地方官吏不至於過度胡作非為。張居正說過：「法之不行也，人不力也，不議人而議法何益？」他所創制的考成法其實簡單異常：他命令各衙門分置三本帳薄，一本記載一切發文、收文、章程、計畫，這是底冊。在這許多項目之中，把例行公事剔除在外，再同樣造成兩本帳薄，一本送中央各科備註，實行一件，註銷一件，如果有積久而尚未實行，即由該科具奏候旨；另一本送內閣查考。這樣，對於地方官員的政績和作為，中央大都能夠掌握。地方官員的懶惰、失誤和虐民，均納入其升遷考核成績之中。
如果沒有這套考成制度，官員的升遷罷黜便失去了依據，從而完全憑藉上級的好惡，以及下級對上級的逢迎和賄賂程度。學者朱東潤在《張居正大傳》中總結說：「居正的綜核名實，完成萬曆初年之治，最得力的還是這三本帳薄。」正是有了這套分別賢愚善惡的檔案制度，明代雖然屢屢出現昏君和奸宦，卻未能動搖國體，明朝得以維持了近三百年的統治，而沒有成為像秦、隋那樣的短命王朝。
今日中共吏治之敗壞，遠勝於明朝。組織、監察、紀檢、審計、反貪等機構，越來越龐大，卻越來越無能。中共對權力的壟斷，已經與蓬勃生長的民間社會形成了無比尖銳的對立。每一次類似於「彭水詩案」、「妓女公處」（二○○六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深圳警方召開公處大會，將一眾妓女嫖客公開示眾羞辱，引發輿論批評踐踏人權。）等事件的發生，中共當局的處理方式，必然與民間輿論背道而馳。一次次肆無忌憚地傷害與侵犯民間輿論，也就等於是中共讓自身威嚴掃地，不啻於自掘墳墓。賈慶林、李小鵬、藍慶華等人，固然因咎得福，固然會對提拔他們的恩主感激涕零，從此更加賣力地幫助當局殘民虐民，但中共的合法性基礎卻由此被嚴重削弱。
日前，政治局常委、全國人大委員長吳邦國宣稱，中國不搞三權分立的「西方資產階級民主」。中共既拒絕向西方學習三權分立的政治制度，又不願到中國的歷史中去尋求有益的「資治通鑒」，僅僅依賴一套專門提拔下流人的幹部制度，其統治究竟可以維持多久呢？
二○○八年六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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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已無改革派
◎ 余 杰
◎ 余 杰
本文分析胡趙時期之及的中共三屆權力集團的自私平庸與保守，指出紅朝已處於滿清末年的腦死亡狀態，除了自殺別無他途。
● 副總理王岐山（左），做官後變得冷酷。和香港特首曾蔭權。
從二○○七年秋的中共十七大到二零零八年春的兩會，中共新一代的人事佈局基本完成，團派與太子黨這 兩大派系之間，既合作又競爭、共同分享中樞權力的格局也初步形成。然而，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依然是死水一潭，連絲毫的微瀾都沒有；報禁和黨禁並無任何解凍 的跡象，即便是黨內民主化的嘗試也裹足不前；在行政管理體制改革方面，一年多以來，喧囂一時的國務院「大部制」改革，居然以僅僅減少一個部委而草草告終， 淪為中外輿論的笑柄。
共產黨類似清未民間的腦死亡
正如民間評論家溫克堅所指出的那樣，中共已經呈現出一種奇特的「腦死亡」態勢。這種「腦死 亡」，與統治末期的滿清政權極為相似：一八九五年，甲午戰爭爆發，中國慘敗。洋務運動原來是一隻中看不中用的紙老虎，舊有的統治秩序頓時解紐，兩千年穩固 的儒家意識形態亦走到了崩潰的邊緣。但是，滿清統治者不願意出讓既得利益，拼命抵制民間的變革訴求戊戌變法。一九○○年，庚子事變之後，頑固派不得不停止 科舉、實施新政，但其「家天下」的統治模式凝固不變，皇室將最後一根救命稻草──君主立憲──變成了一場「皇帝的新衣」般的鬧劇。最後，這個政權終於招致 天怒人怨，武昌首義牽一髮而動全身，徹底顛覆了滿清長達兩個半世紀的統治。
今天，中共選擇「腦死亡」，選擇以自欺而不能欺人的鴕鳥政策來應對政治改革的呼聲，根本原因在 於：他們不是不知道政治改革是一劑良藥、是惟一的生路，他們不是不知道若不改革未來的下場會有多麼悲慘；但是，中共仍然堅持以「腦死亡」的狀態，漠視甚至 敵視來自海內外和體制內外所有的建議，乃是因為它已淪為一個赤裸裸的既得利益集團，將捍衛既得利益當作至高無上的目標，不願出讓一部分既得利益以換取黨自 身的脫胎換骨。在此意義上，終結當年滿清統治的正是滿清皇室，終結今日共產黨統治的也正將是共產黨──除了自殺之外，沒有任何一種方式能夠讓他們死亡得如 此之快。
二○○八年初，國內許多媒體紛紛發表文章以紀念所謂的「改革開放三十年」。其實，這是一個徹頭 徹尾的「偽命題」。早在一九八九年「六．四」的槍聲響起之際，中共的「自改革」便已宣告結束，中共黨內的改革派便已徹底出局。此後的二十年，中國只有經濟 上的資本主義化過程，而完全沒有政治上的民主化過程。如果說一九八九年之前的十年，黨內確實存在著一個力量強大到足以同左派抗衡的「改革派」勢力，先後擔 任黨的總書記的胡耀邦和趙紫陽兩人便是「改革派」的領軍人物，他們也確實提出了政治改革的設想和計畫──如提倡黨政分開、黨企分開、起草新聞法等等；那 麼，在一九八九年之後，黨內的「當權派」，基本上是一群商賈式的實用主義者，江澤民怎麼看都是一個愛出風頭的上海小開，胡錦濤怎麼看都是一個謹慎有餘的徽 商。這群實用主義者，真正實踐了「不管白貓黑貓，只要捉到耗子就是好貓」的「鄧小平理論」，他們對意識形態的爭論不感興趣，只對維持權力和瓜分國家財富有 興趣。與之相比，鐵杆的老左派們如日暮西山、後繼無人；而八十年代的改革派，從中央到地方各級都遭到了全面清洗，不再掌握實權，也無從發揮其影響力。中共 之所以仍然顯得強大，黨員人數也迅速增長，是因為它乃是一個龐大的分贓集團──既然不能改變它，不妨也加入它，以便也能夠分得一杯羹，這就是如今相當多的 中國人的想法。
習李接班是胡溫登基前的翻版
可以說，從江澤民到胡錦濤，從朱鎔基到溫家寶，都不是改革派。他們既無改革之心，也乏改革之 力。由江澤民和胡錦濤共同挑選的接班人習近平和李克強，同樣也不是改革派。國內外許多人士，在「胡溫新政」的企盼破滅之後，重新燃起對習、李二人的空頭幻 想。他們將習、李二人看作改革派，主要根據在於：習近平的父親習仲勳，是黨內的開明派元老，八十年代是胡耀邦的重要支持者並反對「六．四」屠殺。於是，出 於「有其父必有其子」的善意考量，人們給習近平也戴上了一頂改革派的高帽子。而李克強畢業於有著悠久的自由民主傳統的北京大學，七十年代末還曾經與胡平、 王軍濤等人一起參與學生競選，此段經歷似乎會在其心靈深處打下烙印。於是，人們幻想李克強也許更能支持「民主是個好東西」的觀點。
然而，空中的想像畢竟不是地上的事實。習、李二人的為官之道，低調而平庸，在擔任地方大員期 間，他們從未實施過類似於「政治特區」的實驗，比之清末的地方大員李鴻章、張之洞等人還不如。習近平在福建、浙江和上海擔任封疆大吏期間，這些地方的人權 狀況並未有些許的改善，這些地區因言獲罪案件的數量在全國名列前茅；而李克強在河南、遼寧等地任地方大吏期間，各種重大事故接二連三，愛滋病氾濫，失業工 人無以糊口......在這些事關民生大計的領域，李也並無多大作為。在成為正副王儲之後，習李二人更是如履薄冰，活脫脫的是登基前的胡溫的翻版。
中共已無改革派，不僅中央是如此，地方也是如此。比如，新一任的「南天王」汪洋，剛剛高調宣揚 「解放思想」，便又成了縮頭烏龜，宣稱絕對不搞「政治特區」。這幾年來，省市一級的政壇上確實出現過一些富於爭議的人物，比如呂日周、比如仇和。呂日周在 擔任山西長治市委書記期間，頗有一些出格的言論和作為，他曾經下令當地的黨報必須在頭條發表批評政府部門的文章。後來，呂因為觸動官場的潛規則，被明升暗 降為山西省政協副主席。仇和要幸運一些，他在江蘇宿遷任市委書記期間，以反對吃喝浪費出名。升任雲南昆明市委書記之後，他又在大會上就地免除打瞌睡的官員 的官職，並下令《昆明日報》公佈各部門負責人的電話，讓老百姓可以給高高在上的官員們打電話。呂、仇的這些舉措，類似於明代的海瑞，他們是能吏，甚至是酷 吏，但卻並非改革派。他們無力改變整個政治架構，便以驚世駭俗的方式來博取名聲。呂日周以地方第一把的權威來宣導新聞自由，其實這種新聞自由乃是權力所恩 賜的偽自由。首先，報紙可以批評其他官員，卻不能批評呂本人；其次，呂一調走，報紙又恢復了「歌德」的原貌。而仇和在宿遷地區嚴令查禁大吃大喝之風，居然 成立道德糾察隊，干涉百姓私家的紅白喜喪筵席。雖然此舉「政治正確」，但在本質上卻是公權力對民權的粗暴干涉。從後果上而言，被道德激情所支配的能吏、酷 吏，對民間的傷害有可能大於貪官。
王歧山對老師輩包遵信很泠酷
比呂、仇更高明的「實幹家」，乃是新任政治局委員、主管金融的副總理王歧山。王歧山在新一屆的 政治局委員當中，似乎名望最高。那麼，他是不是一名改革派呢？近期，以「憲政學者」自居的陳永苗在《環球財經》發表了一篇題為〈王岐山的學者生涯〉的文 章，大肆渲染王作為「學者」和「知識份子」的一面，認為王是知青一代，且經歷了八十年代思想解放運動的洗禮，必然是一名堅定的改革派。這篇文章甚至將王描 述成深味民間疾苦的、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未來好總理。
王歧山在青年時代短期進入過近代歷史研究領域，但很快便轉而投身政壇。憑著作為左派元老姚依林 的女婿的身份，他迅速飛黃騰達。陳永苗讚美說：「對王岐山自己，知識份子這個角色應該沒有失蹤。」他的根據之一便是，在八十年代，王歧山是《走向未來叢 書》的編委之一，「在八十年代就開始活躍的那批社會精英中，在中國大陸至今還非常活躍在最前線的，政界是王岐山，學界中就是秦曉鷹。」他還引用《讀書》前 主編沈昌文在《一九八零年代是一個幸運時代》中提到的一個細節：《走向未來叢書》的第一筆錢來自王岐山，他支持了五千元。
以上提及的確實是王歧山的一段真實的歷史。但是，此一時，彼一時也，當年作為《走向未來叢書》 編委的王歧山，與今日作為副總理的王歧山之間，早已判若兩人。以昔日之王，衡量今日之王，只能得出刻舟求劍式的結果，或者乾脆就是諂媚者個人的一廂情願。 王歧山自從二○○三年在薩斯危機中臨危受命，擔任京兆尹之後，歷時將近五年之久。就在王歧山所統治的北京城裡，有一位當年他的老師輩的人物，一直處於「三 無人員」的狀態，他就是包遵信先生。包先生是《走向未來叢書》的主編，是知識界的風雲人物。那個時候，王歧山只是包先生手下的一個小廝而已。「六．四」槍 響，包先生成為階下囚，經歷了五年的牢獄之災，從此成為沒有工作、沒有收入、沒有醫療保險的「三無人員」。
王歧山不可能對包遵信先生的處境一無所知，而以北京市市長之尊，對包先生作適當的照顧可以說易 如反掌，比如解決包先生的醫藥費用等等。包先生生前動手術的費用，是朋友們湊的；包先生晚年享受了最後幾個月的新居，是女兒為之購置的。二○○七年冬，包 先生病逝之後，若干前去參加其追悼會的人士被北京國安綁架，小型的追思會也遭到粗暴的破壞。王歧山作為北京市的第二號人物，完全有能力制止此種褻瀆死者的 可恥行徑。然而，他不僅沒有為昔日的師長送一個花圈，甚至還讓這一切都施施然地發生了。從王歧山對包先生的冷酷無情上，可以看出他是一個唯利是圖之輩：八 十年代之所以參與《走向未來叢書》、為改革開放搖旗吶喊，因為當時這是時代的主潮，從胡耀邦到趙紫陽兩屆總書記都以改革為號召，上行下效，只有以改革的弄 潮兒自居，才能在仕途上節節高升。而九十年代之後，改革尤其是政治體制改革成為禁區，王歧山自然不再扮演改革者的角色。由此可見，陳永苗對王歧山的讚美， 純粹是非理性的捧臭腳。陳永苗將鐵腕官僚王歧山看作是「知識份子」，他的這一立場本身就不是知識份子式的。從中亦可以看出，中國真正的「知識份子」何其之 少，某些以「知識份子」和「民間學者」自居的人物，其實永遠都對中共充滿了幻想，永遠都抱著成為王室一方之主或幕僚的期待，永遠都在作「環中南海」的向心 運動。
在我看來，呂日周與仇和不是改革派，王歧山不是改革派，習近平與李克強也不是改革派。病入膏肓的中共內部，早已沒有了改革派的身影。已經沒有人能夠阻止這個碩大的恐龍的自殺了。
二○○八年四月六日
Tuesday, September 6, 2011
中國是個謎
中國是個謎:
中國是個謎
汪偉
1991年冬天，安徽西北部，大別山餘脈一個屋舍簡陋的鄉村中學裡，每天早上6點半，有線廣播的大喇叭裡會準時傳出歌聲：
太陽最紅
毛主席最親
您的光輝思想
永遠照我心
……
歌聲悠揚而千迴百轉，彷彿歌唱者的心中懷著一種戀戀不捨的情緒。這首曾經廣為流傳的政治頌歌，給人明亮、悠揚而單純的感覺。 1991年距離這首歌的誕生，已經過去了很長時間，但這種明亮、悠揚和單純的感覺並沒有消失。學生們陸陸續續從兩層的木床上下來。這些十二三歲的小男孩瑟縮著，在頌歌聲中一路跑去早自習。
以歷史的眼光看來，在1949年之後的許多年中，那些傳唱一時的歌曲大多是政治頌歌，它們都有同一個主題，那就是歌唱解放，歡呼新的國家製度及其成就，讚頌政治領袖的功德。這些歌曲的命運和權力緊緊地糾纏在一起。它們曾經大大地流行。這一方面歸功於音樂的魅力，它們表達了共同的社會情緒，另一方面，它們的流行要歸功於國家需要這樣的社會情緒，因此進行了群眾運動式的推廣和鼓勵。
1978年以後，這些歌曲似乎漸漸被遺忘了。無數新的聲音取代了它們，最為人所知的是鄧麗君的歌聲，儘管惹得許多人生氣，指責它們是來自敵對階級的靡靡之音，指責它們格調低下，指責它們是“黃色歌曲”… …然而，不管如何指責，甜美的歌聲仍然征服了許多人的心。人的心本來是看不見、摸不著的，是天性和教養的產物；每個人的心都有自己的個性，不甘於雷同，因為這個原因，決定了不同的生活方式，它本來應該像個人隱私和財產一樣，需要製度的保護；心有想像力和創造的能量，但是要發揮出來就需要製度的激勵。人同此心的時候是有的。但是，表了太多的忠心，表了太久的決心，人的心已經在席捲一切的政治運動中、在普遍的貧窮中、在難耐的單調中變得過分粗糲了。鄧麗君的歌聲在“文革”結束之後的流行，不是沒有道理的。
1992年在皖西北的寒風中打著哆嗦的孩子，都是“文革”後出生的。這些老歌在1992年唱響在中國這個偏僻的角落裡，對他們來說，都很陌生。在他們坐落在山谷裡的學校中，他們不久就可以用口哨吹出那些簡單的旋律。而在那間小小的學校之外，在更廣闊的地方，他們的縣城、省城，在全中國，歌頌政治領袖和社會主義制度的頌歌重新流行是那一年異常顯眼的一件事，這件事連同那些搖晃在長途卡車駕駛室裡的毛主席像挂件，後來寫進了許多中國當代問題觀察家的著作之中。
對毛澤東的懷念包含著對當時現實的一種不滿，這是觀察家們一致的判斷：自從1978年中國邁開改革開放的步子，抵達了1992年，15年中，不滿於現實的社會情緒並不是第一次出現，但不像毛澤東誕生100週年的時候那樣，不滿情緒不再鼓譟和呼籲新的改革，不再以哪怕激烈的方式要求改革更加深入地進行下去，1992年的不滿情緒既沒有動力，也沒有方向，只是懷著前所未有的失落情緒，開始追憶和懷念已經過去的毛澤東的時代。
在觀察家們筆下，《紅太陽》意味深長的歌聲意味著一段值得書寫的歷史。然而，在一個偏僻的鄉村學校裡，天真的學生們對他們正在經歷的所謂歷史，幾乎根本就一無所知。
丟失的時光
回顧30年來的中國，很多人的思緒首先不是落在1978年，而是立刻想到了1992年。 “1992年，又是一個春天，有一位老人在中國的南海邊寫下詩篇……”，30年裡面，再沒有什麼比這個“春天”、這個“老人”“寫下詩篇”動作更深入人心、更能夠詮釋“改革開放”這四個字的形象了。
就在鄧小平南方講話前不久，蘇聯解體了。 1991年12月25日，蘇聯總統戈爾巴喬夫卸任，國旗從克里姆林宮前徐徐降下，被冉冉升起的俄羅斯三色旗取而代之。 26日，蘇聯的最高權力機關最高蘇維埃開會，自己解散了自己，“蘇聯”這個詞徹底成為了過去。無數中國人以各種各樣的方式，關注著、打聽和傳播著遠在莫斯科的政局變動。這一天恰逢毛澤東誕辰，歷史的巧合給人以談資。這種帶有神秘色彩的政治談資，成年的中國人必定是熟悉的。但這一次，這種談資不再激動人心，而是激起了一種惆悵的情緒。蘇聯解體恰逢毛澤東誕辰、與《紅太陽》的流行，加上鄧小平南方視察，給人一個奇特的印象：80年代已經結束，但90年代並沒有在1990年開始。 1990年和1991年的僵持造成了一段空白，就像那些動聽、陳舊卻缺乏指向的頌歌一樣，那兩年是一段沉悶而徬徨無著的歷史，現在回想起來，彷彿中國丟失了兩年時光。
2007年出版了一本名為“八十年代訪談錄”的書，作者與10位作家、學者和藝術家進行了關於80年代的談話。作者查建英與她的多數訪談對像是同齡人，其中許多名字在1980年代曾經非常響亮，即使是20多年後的今天，他們也沒有徹底退出人們的記憶。
“一位美國朋友曾問我為什麼要花時間編這麼一本書，我當時信口說：因為80年代是中國的浪漫時代啊！我們的80年代有點像你們的60年代嘛”，作者在她的前言中說，她的美國朋友聽了這話，“一副恍然大悟的表情”，因為“20世紀60年代在美國無疑是一個有特殊標記的浪漫年代，它意味著理想主義、激進的自我批判，以及向東方思想取經。而中國80年代的文化主調也是理想主義、激進的自我批判，以及向西方思想取經”。
作者隨之提醒讀者，這樣的類比能夠讓人迅速進入語境，卻畢竟失之簡單。她和她的訪談對像都無意將20年前的歷史浪漫化——但這本意在回顧與反思的書，儘管深沉的採訪者和採訪對象盡量克制，並且——作者就差沒有直接告訴大家— —無意在昔日與今天之間作一個簡單的選擇，但言語之間，他們仍然不時流露出不經意的悵惘之情。
人往往懵懵懂懂地經歷歷史。所謂的歷史意義，絕大多數在於事後的揭示和追認。但也有一些歷史時期，許多人清楚地知道自己置身非常之世，並且為此感到興奮。改革開放的頭一個10年裡，許多人都感到過這樣的興奮。這種興奮讓今天的平靜和富足顯得平庸。這或許是《八十年代》裡的悵惘之情的來由。 80年代對很多人來說，他們的記憶永遠是在歷史的漩渦當中，從1978年開始，之後的十多年時間裡，多少本來被說成是不可動搖的東西，都動搖了，很多觀念、原則和做法還被徹底顛覆……人人感到置身歷史巨變的暈眩。對暈眩的回憶使得1990年代初期的沉悶和壓抑變得更加難以忍受；這或許也是在1990年和1991年這兩年“丟失的時光”裡，很多人感到的迷惘之情的來由。
起點：解放政治賤民
1980年代的時代精神和迷惘格格不入。那時候是遲來的春天，什麼都很匱乏，但信心卻前所未有地充足。作為隨後而來的30年的起點，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的歷史意義，在會議進行的時候就已經昭然若揭。 1978年12月18日-22日召開的這次會議後來被黨史專家胡繩與“遵義會議”並列，意指它們通過改變共產黨的命運，進而改變了中國的命運。會議只進行了短短的5天，卻在隨後的30年中無數次被提及。
經歷了1976年9月毛澤東的去世，又經歷了10月“四人幫”垮台，加上隨後兩年多的政治運作，中央權力核心的格局已經完成了歷史性的調整。實際的調整是在此前從11月10日到12月15日、長達36天的中共中央工作會議上完成的。 212名中共高級幹部參加了這次為三中全會做準備的會議，陳雲、譚震林等老資格的高級幹部在會上提出要解決1949年以來黨的若干重大歷史問題，作為一種回應，鄧小平在閉幕時做了著名的《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的報告。清理和評價歷史是為現實開闢新的道路。此後，歷史和權力的天平完全倒向了鄧小平。
十一屆三中全會確認了這一格局，被認為具有轉折意義。此後的很長時間後來被人稱作“鄧小平時代”。從一個人影響歷史所能達到的深度和廣度而言，這個說法有使其成立的理由；當然，基於同樣的原因，它有自己天然的歷史參照物，這個參照物就是1949年到1976年的中國——被稱作“毛澤東時代”的中國。
1978年後來成為中國幾代人的一個情結，成為中國改革開放的紀念碑，與30年來對這次會議的重要性的反复宣講有關。通過這些宣講，1978年逐漸從無數個平淡無奇的年頭中脫穎而出，這個年頭不再與之前的歷史和光同塵，它宣稱自己的不同，因為它是對舊時代的“撥亂反正”，因此理所當然要成為新時代的起點。
“撥亂反正”，這個詞經過30年的時間，對很多年輕人來說已經顯得陌生了，但在30年前，則讓很多人熱血沸騰。它意味著國家的政治、經濟和社會生活被扳回到一個正常的軌道上來。歷史學者往往將這個詞與另一個詞“懸崖勒馬”並用——這是指對“文革”的否定。人心需要撫慰，“撥亂反正”有其政治和經濟內容，但究其根本，這是一個修復人與人的關係，修復職工與單位的關係，修復國民與國家的關係乃至修復群眾與執政黨的關係的過程。
從1976年10月“四人幫”收監到1978年12月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4600多名在“文革”中被打倒的官員率先官復原職，此後，涉及數百萬人的“平反冤假錯案”、恢復名譽的浪潮，和取消原來戒備森嚴的階級劃分，將人為製造出來的、人數更多的所謂敵對階級人員解放出來，恢復政治賤民的權利的浪潮，勢不可擋，一直持續到1982年。
1978年是這個解放政治賤民的浪潮的開端，也是頂峰。被權力踩在腳底下的人翻了身，是修復，也是和解。這個浪潮為政治賤民鬆了綁，也為執政的國家權力鬆了綁。 30年來中國的發展，都是基於這個解放的浪潮；從中釋放出來的力量如此之大，以至於中國的發展被看作一個謎一般的奇蹟。
中國之謎
從1978年到2006年，中國的經濟總量從3645億元增長到210871億元，增長了近58倍，GDP年均增長9.8%。
對30年來財富增長和分配的方式與代價，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但討論者都分享了一個討論的前提，前所未有的經濟增長使社會財富大大增加，是中國30年來——也許是更長歷史裡——最大、最顯眼的歷史事實。經濟增長如此深入地改變了中國的面貌，改變了中國人的生活方式和價值觀，使這30年的歷史，用“天翻地覆”來形容也不為過。
這一切是如何實現的呢？經濟學上的“中國之謎”已經費了許多經濟學家的腦筋。有人說，誰能夠破解這個謎，誰就將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誰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也許並不重要，“中國之謎”真正吸引人的地方在於，它背後蘊藏著中國人擺脫貧窮和動蕩的夙願，蘊藏著一個古老國家實現現代化並且與其他進步而文明的民族和國家比肩的夢想；“中國之謎”背後蘊藏的關係到世界五分之一人口的福祉的道路，才是真正重要的問題。
當然，今天的經濟學家並非對解開“中國之謎”毫無作為。許多嘗試解謎的人都提到一個線索，這個線索被認為是30年來中國成功的關鍵所在，那就是政府權力從經濟領域逐漸撤出。 30年來，那個大包大攬，為全國所有企業製訂計劃、供應原料、組織生產和銷售的行政權力，一步一步地終於承認，計劃經濟的方式既不經濟也不現實，由此把各個環節的控制權力逐步拱手讓出，讓那些追逐利潤的資本、智慧和勞動力去自行其事。
正是這個行政權力退出經濟領域的過程中，發生了兩件影響深遠的大事，構成了“中國之謎”的主要部分。其一，中國從一個消費品短缺的國家變成了一個消費品過剩的國家，其二，中國經濟釋放出巨大的活力，總量迅速膨脹。 2006年，中國經濟總量超過了英國，次於美國、日本和德國，居世界第四位。歷史學者朱學勤在2007年底的一次演講中說，這是一個被忽略了的歷史時刻。這句話點醒了很多人，他們果然想起了許多往事：1950年代，政府曾經將分配給農民的土地重新集中起來，興辦人民公社，組織大煉鋼鐵，而這一切都是一個豪邁的口號下進行的。這個口號，上了年紀的人簡直能夠脫口而出： “趕英超美”嘛！為了趕上和超越最老牌和最強大的資本主義發達國家，我們不惜集中所有的權力，再用這權力發動所有可能的資源，“大干快上”甚而涸澤而漁，但結果卻事與願違。而當權力的魔咒從這個民族身上移開的時候，以“放權”為特徵的30年竟然在不經意之間，部分地實現那個似乎遙不可及的目標。真正奇怪的是，當這個時間來臨的時候，只有少數人才想得起來我們曾經有過這樣一個口號，以及隨之而來的那段辛酸與沈痛交雜的往事。放眼中國從1840年開始的曲折而痛苦的現代化歷程，也許這個時刻真的如朱教授所提示的那樣，對“中國之謎”的象徵意義十分重大。
1980年代的改革尤其被人描述為“放權讓利”，但行政權力從經濟領域退出的過程不是一帆風順的，而是個反复角力的過程。現在回頭看看，1980年代的經濟政策，給人的印像是步履蹣跚。 “闖關”與“治理整頓”交替進行。彷彿一個新手駕車上路，腳下還掌握不了輕重。
不止一次，“中國之謎”都有可能中途夭折，成為令人扼腕的故事；那些阻礙權力退出的因素各種各樣，但最大的障礙是權力本身不願意放棄不屬於自己的利益。 1990年和1991年這兩年“丟失的時光”，本來可能成為謎題擱淺的地方，幸運的是，鄧小平以強者的姿態，呼應了沉悶之中的民意，打破了停滯不前的僵局。令人稱奇的是，1992年鄧小平南方講話之後，僵局被打破，1980年代爭論不休、阻力重重甚至引發嚴重社會後果的經濟政策，此後紛紛得到了有力的推行。雖然其間也經歷了90年代中期的宏觀調控，經歷國有企業改革引發大量失業的陣痛，以及國有資產流失的種種爭論，但經濟改革的深度和廣度，終究是1980年代不可比擬的。這讓我們不得不思考，1980年代的種種坎坷，到底是國民經濟的實體難以承受改革的力度，還是因為改革而利益受損的力量掣肘的後果。
權力重回經濟領域
回憶起30年來的種種事件，張樂天也有一點悵惘之情，但更多的是一種樂觀情緒。在過去的30年裡，他完成的最重要的學術工作是寫了一本《告別理想：人民公社制度研究》。對一個“老三屆”來說，這本探尋歷史的著作是張樂天對過往生活的紀念，但這本書不僅僅是一個紀念，也是他思考中國之謎的鑰匙。
“有人喜歡把改革開放說成是中國特有的東西，這是不對的”，張樂天說，今天每一個正常的國家，每一個有上進心的國家，都在持續不斷地改革和開放；如果說唯獨中國的改革開放成為一個謎題，那這個謎題的答案，就要到歷史裡面去尋找。在他看來，中國的改革之所以與其他國家不同，在於中國的改革從30年前的歷史承受了與其他國家完全不同的遺產。這遺產不止兩個，但有兩個對經濟發展的作用最為重要。第一是中國的土地制度，第二是高度集中而又深入到社會方方面面的行政權力。
1992年之後，如果選乘一列往返在滬寧之間的火車，這條繁忙的鐵路兩邊，曾經是中國歷史上最富盛名的魚米之鄉，但如今卻難得看到成片的稻田，到處都可以看到沒有完工的工地。原來的稻田許多已經蓋上了廠房，有許多是美國、歐洲、日本和中國台灣地區商人投資建造的製造業基地，而城市正沿著這些製造業基地的邊緣在擴張。在平坦而富饒的長江中下游平原上，原來是稻田的地方飛馳著各種車輛，單向四車道的滬寧高速公路正在擴張為單向六車道，而另一條連接北京和上海的專供客運的高速鐵路線，正在建造之中。這個位於滬寧之間的大工地是中國東部的一個縮影。
工業化、城市化和連接這一切的高速公路和鐵路，將原來以農耕為生的農民變成流水線邊的工人，並且吸收了中國中部和西部的大量勞動力。而土地是這一切的前提。土地國有製度和土地徵用政策為工業和城市擴張、為基礎設施的鋪設提供了製度性的保障，而當GDP成為地方政府官員的主要考核指標之後，官員招商引資的衝動推動中國在30年內鋪設了比別的工業化國家在長得多的時間裡才完成的基礎設施工程。
在以“抓大放小”為方向的國有企業改革挺過1990年代的陣痛後，在21世紀的頭幾年，大型國有企業完成了戰略佈局，通過壟斷資源性和基礎性的行業，大國企盈利能力日漸增加，並且穩居社會財富的上游，由此實現了話語權的回歸。 “壟斷”就是這個時候重新成為輿論的重大主題。
行政權力在頭20年一路退出了大部分經濟領域，但在第三個十年里通過招商引資和大型國企，又重返經濟領域，這個奇特的悖反現象，是“中國之謎”中最讓人難解的地方。要破解這個謎題，30年的歷史本身或許並不足為憑，而需要深入到更長的歷史中去發現中國的現代化模式，探尋權力與社會的關係。
“雙軌制”的成就與代價
“中國之謎”中最有吸引力的地方，有許多凝練為巧妙的格言。 “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不管白貓黑貓，抓到老鼠就是好貓”、“摸著石頭過河”、“不爭論”——為人津津樂道的鄧小平的政治智慧，因為這些形像生動而利於傳播的格言，成了30年來的改革語彙中最重要的組成部分。它們淺顯易懂，幽默明快，表現出一個政治強人面對複雜問題時快刀斬亂麻式的氣度。
今天看來，這些充滿現實主義精神的格言包含著30年來指導和推動改革的政治策略。 “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成為這種改革策略的具體體現，也即在保持社會穩定的前提下，避開意識形態爭論，堅持經濟發展優先。和紛繁和多主題的1980年代相比，1990年代的時代主題凝練而單一，那就是以GDP為導向的經濟增長。而推進改革已經形成了一套通常的模式：先試點，再推廣，繼而變身為全國性的政策。這是80年代最為熟悉的“特區”和“雙軌制”模式的延續。
作為1980年代改革經驗的結晶，“特區”和“雙軌制”改革模式在1990年代以來得到了最大程度的弘揚。 “特區”和“雙軌制”說法有異而實質相同，這種模式允許在同一個國家裡有兩種不同的經濟甚至政治制度並存，其初衷意在試驗，意在比較，是一種逐漸改進的姿態而非休克療法，意在減輕改革對既有體制的衝擊，也意在減少改革的阻力。
特區和雙軌制模式可以落實為一種具體的政策如價格雙軌制，也是一種改革的思路和策略。後者的影響更為深遠。
價格“雙軌制”產生的利差導致權力腐敗，曾經在1980年代末引發社會動盪。但是，“特區”和“雙軌制”的思路沒有被拋棄，反而在最近20年裡應用得更加廣泛和熟練。浦東成為新的特區，從而推動了上海乃至長三角的發展，是鄧小平南方講話最重要的成果之一，而包括農村稅費改革、義務教育和師範教育免費等重大政策實施之前，都進行過各種各樣的“試點”。試點也是雙軌制和特區模式的應用。
城鄉有別的戶籍管理制度是人口管理上的“雙軌制”；少數央企可以壟斷經營，這是企業管理中的“雙軌制”；價格雙軌制也沒有完全取消，水、石油、天然氣等重要資源的價格沒有像其他商品那樣，遵循市場定價；事業單位中對不同年資的職員實行不同的考評和待遇機制，這是人力資源上的“雙軌制”；甚至“一國兩制”的思想淵源，也可以從這個模式裡來尋根。
改革開放30年後，形形色色的“特區”和“雙軌制”已經滲透到中國社會的每一個層面與角落。
這最能夠說明“中國之謎”的製度特徵。
大國崛起之謎
試圖理解“中國之謎”的人遍布全球，中國人試圖了解謎底的心情最熱切。有很多人，期望有一個今天的托克維爾，能夠像他當年破解美國之謎一樣，破解今天的中國之謎。
1831年，年僅26歲的法國人托克維爾訪問美國9個多月，回國之後，他以旅行見聞為藍本，寫了一本《論美國的民主》。天才的洞察力令大西洋兩岸政學兩界為之傾倒，使他36歲就榮膺法蘭西學院院士稱號。
可以說，在托克維爾之前，世界知道美國的創舉，卻不知如何描述，更不知道到何處追尋新制度的根源所在；在托克維爾之後，一切都有了線索。 170多年後，人們依然在向托克維爾的工作致敬。
地理大發現之後，世界各文明之間的溝通日漸便利，歷史隨之加快了進程。這個進程今天被稱作“現代化”。托克維爾發現美國之謎的故事說明，現代化產生了很多謎，不獨今天的中國才有。
這個不斷產生謎題的現代化的歷史，有一個重要特徵，即技術、資源、勞動力和產品乃至制度與價值，越來越呈現出全球普適的態勢。大國的興衰各有其歷史關鍵，都包含了種種謎題，但總的說來，新的謎題越來越少，因為現實可以從歷史中尋找線索，此處的發展可以從別處的歷史中尋找借鑒。 30年改革開放造成的中國之謎，當然有新意，但也可以得到這樣的歷史借鑒。要解謎，固然要從中國的現實中去尋求，也要從世界的歷史中去尋求。
來源：新民周刊 來源日期：2008-1-9
中國是個謎
汪偉
1991年冬天，安徽西北部，大別山餘脈一個屋舍簡陋的鄉村中學裡，每天早上6點半，有線廣播的大喇叭裡會準時傳出歌聲：
太陽最紅
毛主席最親
您的光輝思想
永遠照我心
……
歌聲悠揚而千迴百轉，彷彿歌唱者的心中懷著一種戀戀不捨的情緒。這首曾經廣為流傳的政治頌歌，給人明亮、悠揚而單純的感覺。 1991年距離這首歌的誕生，已經過去了很長時間，但這種明亮、悠揚和單純的感覺並沒有消失。學生們陸陸續續從兩層的木床上下來。這些十二三歲的小男孩瑟縮著，在頌歌聲中一路跑去早自習。
以歷史的眼光看來，在1949年之後的許多年中，那些傳唱一時的歌曲大多是政治頌歌，它們都有同一個主題，那就是歌唱解放，歡呼新的國家製度及其成就，讚頌政治領袖的功德。這些歌曲的命運和權力緊緊地糾纏在一起。它們曾經大大地流行。這一方面歸功於音樂的魅力，它們表達了共同的社會情緒，另一方面，它們的流行要歸功於國家需要這樣的社會情緒，因此進行了群眾運動式的推廣和鼓勵。
1978年以後，這些歌曲似乎漸漸被遺忘了。無數新的聲音取代了它們，最為人所知的是鄧麗君的歌聲，儘管惹得許多人生氣，指責它們是來自敵對階級的靡靡之音，指責它們格調低下，指責它們是“黃色歌曲”… …然而，不管如何指責，甜美的歌聲仍然征服了許多人的心。人的心本來是看不見、摸不著的，是天性和教養的產物；每個人的心都有自己的個性，不甘於雷同，因為這個原因，決定了不同的生活方式，它本來應該像個人隱私和財產一樣，需要製度的保護；心有想像力和創造的能量，但是要發揮出來就需要製度的激勵。人同此心的時候是有的。但是，表了太多的忠心，表了太久的決心，人的心已經在席捲一切的政治運動中、在普遍的貧窮中、在難耐的單調中變得過分粗糲了。鄧麗君的歌聲在“文革”結束之後的流行，不是沒有道理的。
1992年在皖西北的寒風中打著哆嗦的孩子，都是“文革”後出生的。這些老歌在1992年唱響在中國這個偏僻的角落裡，對他們來說，都很陌生。在他們坐落在山谷裡的學校中，他們不久就可以用口哨吹出那些簡單的旋律。而在那間小小的學校之外，在更廣闊的地方，他們的縣城、省城，在全中國，歌頌政治領袖和社會主義制度的頌歌重新流行是那一年異常顯眼的一件事，這件事連同那些搖晃在長途卡車駕駛室裡的毛主席像挂件，後來寫進了許多中國當代問題觀察家的著作之中。
對毛澤東的懷念包含著對當時現實的一種不滿，這是觀察家們一致的判斷：自從1978年中國邁開改革開放的步子，抵達了1992年，15年中，不滿於現實的社會情緒並不是第一次出現，但不像毛澤東誕生100週年的時候那樣，不滿情緒不再鼓譟和呼籲新的改革，不再以哪怕激烈的方式要求改革更加深入地進行下去，1992年的不滿情緒既沒有動力，也沒有方向，只是懷著前所未有的失落情緒，開始追憶和懷念已經過去的毛澤東的時代。
在觀察家們筆下，《紅太陽》意味深長的歌聲意味著一段值得書寫的歷史。然而，在一個偏僻的鄉村學校裡，天真的學生們對他們正在經歷的所謂歷史，幾乎根本就一無所知。
丟失的時光
回顧30年來的中國，很多人的思緒首先不是落在1978年，而是立刻想到了1992年。 “1992年，又是一個春天，有一位老人在中國的南海邊寫下詩篇……”，30年裡面，再沒有什麼比這個“春天”、這個“老人”“寫下詩篇”動作更深入人心、更能夠詮釋“改革開放”這四個字的形象了。
就在鄧小平南方講話前不久，蘇聯解體了。 1991年12月25日，蘇聯總統戈爾巴喬夫卸任，國旗從克里姆林宮前徐徐降下，被冉冉升起的俄羅斯三色旗取而代之。 26日，蘇聯的最高權力機關最高蘇維埃開會，自己解散了自己，“蘇聯”這個詞徹底成為了過去。無數中國人以各種各樣的方式，關注著、打聽和傳播著遠在莫斯科的政局變動。這一天恰逢毛澤東誕辰，歷史的巧合給人以談資。這種帶有神秘色彩的政治談資，成年的中國人必定是熟悉的。但這一次，這種談資不再激動人心，而是激起了一種惆悵的情緒。蘇聯解體恰逢毛澤東誕辰、與《紅太陽》的流行，加上鄧小平南方視察，給人一個奇特的印象：80年代已經結束，但90年代並沒有在1990年開始。 1990年和1991年的僵持造成了一段空白，就像那些動聽、陳舊卻缺乏指向的頌歌一樣，那兩年是一段沉悶而徬徨無著的歷史，現在回想起來，彷彿中國丟失了兩年時光。
2007年出版了一本名為“八十年代訪談錄”的書，作者與10位作家、學者和藝術家進行了關於80年代的談話。作者查建英與她的多數訪談對像是同齡人，其中許多名字在1980年代曾經非常響亮，即使是20多年後的今天，他們也沒有徹底退出人們的記憶。
“一位美國朋友曾問我為什麼要花時間編這麼一本書，我當時信口說：因為80年代是中國的浪漫時代啊！我們的80年代有點像你們的60年代嘛”，作者在她的前言中說，她的美國朋友聽了這話，“一副恍然大悟的表情”，因為“20世紀60年代在美國無疑是一個有特殊標記的浪漫年代，它意味著理想主義、激進的自我批判，以及向東方思想取經。而中國80年代的文化主調也是理想主義、激進的自我批判，以及向西方思想取經”。
作者隨之提醒讀者，這樣的類比能夠讓人迅速進入語境，卻畢竟失之簡單。她和她的訪談對像都無意將20年前的歷史浪漫化——但這本意在回顧與反思的書，儘管深沉的採訪者和採訪對象盡量克制，並且——作者就差沒有直接告訴大家— —無意在昔日與今天之間作一個簡單的選擇，但言語之間，他們仍然不時流露出不經意的悵惘之情。
人往往懵懵懂懂地經歷歷史。所謂的歷史意義，絕大多數在於事後的揭示和追認。但也有一些歷史時期，許多人清楚地知道自己置身非常之世，並且為此感到興奮。改革開放的頭一個10年裡，許多人都感到過這樣的興奮。這種興奮讓今天的平靜和富足顯得平庸。這或許是《八十年代》裡的悵惘之情的來由。 80年代對很多人來說，他們的記憶永遠是在歷史的漩渦當中，從1978年開始，之後的十多年時間裡，多少本來被說成是不可動搖的東西，都動搖了，很多觀念、原則和做法還被徹底顛覆……人人感到置身歷史巨變的暈眩。對暈眩的回憶使得1990年代初期的沉悶和壓抑變得更加難以忍受；這或許也是在1990年和1991年這兩年“丟失的時光”裡，很多人感到的迷惘之情的來由。
起點：解放政治賤民
1980年代的時代精神和迷惘格格不入。那時候是遲來的春天，什麼都很匱乏，但信心卻前所未有地充足。作為隨後而來的30年的起點，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的歷史意義，在會議進行的時候就已經昭然若揭。 1978年12月18日-22日召開的這次會議後來被黨史專家胡繩與“遵義會議”並列，意指它們通過改變共產黨的命運，進而改變了中國的命運。會議只進行了短短的5天，卻在隨後的30年中無數次被提及。
經歷了1976年9月毛澤東的去世，又經歷了10月“四人幫”垮台，加上隨後兩年多的政治運作，中央權力核心的格局已經完成了歷史性的調整。實際的調整是在此前從11月10日到12月15日、長達36天的中共中央工作會議上完成的。 212名中共高級幹部參加了這次為三中全會做準備的會議，陳雲、譚震林等老資格的高級幹部在會上提出要解決1949年以來黨的若干重大歷史問題，作為一種回應，鄧小平在閉幕時做了著名的《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的報告。清理和評價歷史是為現實開闢新的道路。此後，歷史和權力的天平完全倒向了鄧小平。
十一屆三中全會確認了這一格局，被認為具有轉折意義。此後的很長時間後來被人稱作“鄧小平時代”。從一個人影響歷史所能達到的深度和廣度而言，這個說法有使其成立的理由；當然，基於同樣的原因，它有自己天然的歷史參照物，這個參照物就是1949年到1976年的中國——被稱作“毛澤東時代”的中國。
1978年後來成為中國幾代人的一個情結，成為中國改革開放的紀念碑，與30年來對這次會議的重要性的反复宣講有關。通過這些宣講，1978年逐漸從無數個平淡無奇的年頭中脫穎而出，這個年頭不再與之前的歷史和光同塵，它宣稱自己的不同，因為它是對舊時代的“撥亂反正”，因此理所當然要成為新時代的起點。
“撥亂反正”，這個詞經過30年的時間，對很多年輕人來說已經顯得陌生了，但在30年前，則讓很多人熱血沸騰。它意味著國家的政治、經濟和社會生活被扳回到一個正常的軌道上來。歷史學者往往將這個詞與另一個詞“懸崖勒馬”並用——這是指對“文革”的否定。人心需要撫慰，“撥亂反正”有其政治和經濟內容，但究其根本，這是一個修復人與人的關係，修復職工與單位的關係，修復國民與國家的關係乃至修復群眾與執政黨的關係的過程。
從1976年10月“四人幫”收監到1978年12月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4600多名在“文革”中被打倒的官員率先官復原職，此後，涉及數百萬人的“平反冤假錯案”、恢復名譽的浪潮，和取消原來戒備森嚴的階級劃分，將人為製造出來的、人數更多的所謂敵對階級人員解放出來，恢復政治賤民的權利的浪潮，勢不可擋，一直持續到1982年。
1978年是這個解放政治賤民的浪潮的開端，也是頂峰。被權力踩在腳底下的人翻了身，是修復，也是和解。這個浪潮為政治賤民鬆了綁，也為執政的國家權力鬆了綁。 30年來中國的發展，都是基於這個解放的浪潮；從中釋放出來的力量如此之大，以至於中國的發展被看作一個謎一般的奇蹟。
中國之謎
從1978年到2006年，中國的經濟總量從3645億元增長到210871億元，增長了近58倍，GDP年均增長9.8%。
對30年來財富增長和分配的方式與代價，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但討論者都分享了一個討論的前提，前所未有的經濟增長使社會財富大大增加，是中國30年來——也許是更長歷史裡——最大、最顯眼的歷史事實。經濟增長如此深入地改變了中國的面貌，改變了中國人的生活方式和價值觀，使這30年的歷史，用“天翻地覆”來形容也不為過。
這一切是如何實現的呢？經濟學上的“中國之謎”已經費了許多經濟學家的腦筋。有人說，誰能夠破解這個謎，誰就將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誰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也許並不重要，“中國之謎”真正吸引人的地方在於，它背後蘊藏著中國人擺脫貧窮和動蕩的夙願，蘊藏著一個古老國家實現現代化並且與其他進步而文明的民族和國家比肩的夢想；“中國之謎”背後蘊藏的關係到世界五分之一人口的福祉的道路，才是真正重要的問題。
當然，今天的經濟學家並非對解開“中國之謎”毫無作為。許多嘗試解謎的人都提到一個線索，這個線索被認為是30年來中國成功的關鍵所在，那就是政府權力從經濟領域逐漸撤出。 30年來，那個大包大攬，為全國所有企業製訂計劃、供應原料、組織生產和銷售的行政權力，一步一步地終於承認，計劃經濟的方式既不經濟也不現實，由此把各個環節的控制權力逐步拱手讓出，讓那些追逐利潤的資本、智慧和勞動力去自行其事。
正是這個行政權力退出經濟領域的過程中，發生了兩件影響深遠的大事，構成了“中國之謎”的主要部分。其一，中國從一個消費品短缺的國家變成了一個消費品過剩的國家，其二，中國經濟釋放出巨大的活力，總量迅速膨脹。 2006年，中國經濟總量超過了英國，次於美國、日本和德國，居世界第四位。歷史學者朱學勤在2007年底的一次演講中說，這是一個被忽略了的歷史時刻。這句話點醒了很多人，他們果然想起了許多往事：1950年代，政府曾經將分配給農民的土地重新集中起來，興辦人民公社，組織大煉鋼鐵，而這一切都是一個豪邁的口號下進行的。這個口號，上了年紀的人簡直能夠脫口而出： “趕英超美”嘛！為了趕上和超越最老牌和最強大的資本主義發達國家，我們不惜集中所有的權力，再用這權力發動所有可能的資源，“大干快上”甚而涸澤而漁，但結果卻事與願違。而當權力的魔咒從這個民族身上移開的時候，以“放權”為特徵的30年竟然在不經意之間，部分地實現那個似乎遙不可及的目標。真正奇怪的是，當這個時間來臨的時候，只有少數人才想得起來我們曾經有過這樣一個口號，以及隨之而來的那段辛酸與沈痛交雜的往事。放眼中國從1840年開始的曲折而痛苦的現代化歷程，也許這個時刻真的如朱教授所提示的那樣，對“中國之謎”的象徵意義十分重大。
1980年代的改革尤其被人描述為“放權讓利”，但行政權力從經濟領域退出的過程不是一帆風順的，而是個反复角力的過程。現在回頭看看，1980年代的經濟政策，給人的印像是步履蹣跚。 “闖關”與“治理整頓”交替進行。彷彿一個新手駕車上路，腳下還掌握不了輕重。
不止一次，“中國之謎”都有可能中途夭折，成為令人扼腕的故事；那些阻礙權力退出的因素各種各樣，但最大的障礙是權力本身不願意放棄不屬於自己的利益。 1990年和1991年這兩年“丟失的時光”，本來可能成為謎題擱淺的地方，幸運的是，鄧小平以強者的姿態，呼應了沉悶之中的民意，打破了停滯不前的僵局。令人稱奇的是，1992年鄧小平南方講話之後，僵局被打破，1980年代爭論不休、阻力重重甚至引發嚴重社會後果的經濟政策，此後紛紛得到了有力的推行。雖然其間也經歷了90年代中期的宏觀調控，經歷國有企業改革引發大量失業的陣痛，以及國有資產流失的種種爭論，但經濟改革的深度和廣度，終究是1980年代不可比擬的。這讓我們不得不思考，1980年代的種種坎坷，到底是國民經濟的實體難以承受改革的力度，還是因為改革而利益受損的力量掣肘的後果。
權力重回經濟領域
回憶起30年來的種種事件，張樂天也有一點悵惘之情，但更多的是一種樂觀情緒。在過去的30年裡，他完成的最重要的學術工作是寫了一本《告別理想：人民公社制度研究》。對一個“老三屆”來說，這本探尋歷史的著作是張樂天對過往生活的紀念，但這本書不僅僅是一個紀念，也是他思考中國之謎的鑰匙。
“有人喜歡把改革開放說成是中國特有的東西，這是不對的”，張樂天說，今天每一個正常的國家，每一個有上進心的國家，都在持續不斷地改革和開放；如果說唯獨中國的改革開放成為一個謎題，那這個謎題的答案，就要到歷史裡面去尋找。在他看來，中國的改革之所以與其他國家不同，在於中國的改革從30年前的歷史承受了與其他國家完全不同的遺產。這遺產不止兩個，但有兩個對經濟發展的作用最為重要。第一是中國的土地制度，第二是高度集中而又深入到社會方方面面的行政權力。
1992年之後，如果選乘一列往返在滬寧之間的火車，這條繁忙的鐵路兩邊，曾經是中國歷史上最富盛名的魚米之鄉，但如今卻難得看到成片的稻田，到處都可以看到沒有完工的工地。原來的稻田許多已經蓋上了廠房，有許多是美國、歐洲、日本和中國台灣地區商人投資建造的製造業基地，而城市正沿著這些製造業基地的邊緣在擴張。在平坦而富饒的長江中下游平原上，原來是稻田的地方飛馳著各種車輛，單向四車道的滬寧高速公路正在擴張為單向六車道，而另一條連接北京和上海的專供客運的高速鐵路線，正在建造之中。這個位於滬寧之間的大工地是中國東部的一個縮影。
工業化、城市化和連接這一切的高速公路和鐵路，將原來以農耕為生的農民變成流水線邊的工人，並且吸收了中國中部和西部的大量勞動力。而土地是這一切的前提。土地國有製度和土地徵用政策為工業和城市擴張、為基礎設施的鋪設提供了製度性的保障，而當GDP成為地方政府官員的主要考核指標之後，官員招商引資的衝動推動中國在30年內鋪設了比別的工業化國家在長得多的時間裡才完成的基礎設施工程。
在以“抓大放小”為方向的國有企業改革挺過1990年代的陣痛後，在21世紀的頭幾年，大型國有企業完成了戰略佈局，通過壟斷資源性和基礎性的行業，大國企盈利能力日漸增加，並且穩居社會財富的上游，由此實現了話語權的回歸。 “壟斷”就是這個時候重新成為輿論的重大主題。
行政權力在頭20年一路退出了大部分經濟領域，但在第三個十年里通過招商引資和大型國企，又重返經濟領域，這個奇特的悖反現象，是“中國之謎”中最讓人難解的地方。要破解這個謎題，30年的歷史本身或許並不足為憑，而需要深入到更長的歷史中去發現中國的現代化模式，探尋權力與社會的關係。
“雙軌制”的成就與代價
“中國之謎”中最有吸引力的地方，有許多凝練為巧妙的格言。 “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不管白貓黑貓，抓到老鼠就是好貓”、“摸著石頭過河”、“不爭論”——為人津津樂道的鄧小平的政治智慧，因為這些形像生動而利於傳播的格言，成了30年來的改革語彙中最重要的組成部分。它們淺顯易懂，幽默明快，表現出一個政治強人面對複雜問題時快刀斬亂麻式的氣度。
今天看來，這些充滿現實主義精神的格言包含著30年來指導和推動改革的政治策略。 “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成為這種改革策略的具體體現，也即在保持社會穩定的前提下，避開意識形態爭論，堅持經濟發展優先。和紛繁和多主題的1980年代相比，1990年代的時代主題凝練而單一，那就是以GDP為導向的經濟增長。而推進改革已經形成了一套通常的模式：先試點，再推廣，繼而變身為全國性的政策。這是80年代最為熟悉的“特區”和“雙軌制”模式的延續。
作為1980年代改革經驗的結晶，“特區”和“雙軌制”改革模式在1990年代以來得到了最大程度的弘揚。 “特區”和“雙軌制”說法有異而實質相同，這種模式允許在同一個國家裡有兩種不同的經濟甚至政治制度並存，其初衷意在試驗，意在比較，是一種逐漸改進的姿態而非休克療法，意在減輕改革對既有體制的衝擊，也意在減少改革的阻力。
特區和雙軌制模式可以落實為一種具體的政策如價格雙軌制，也是一種改革的思路和策略。後者的影響更為深遠。
價格“雙軌制”產生的利差導致權力腐敗，曾經在1980年代末引發社會動盪。但是，“特區”和“雙軌制”的思路沒有被拋棄，反而在最近20年裡應用得更加廣泛和熟練。浦東成為新的特區，從而推動了上海乃至長三角的發展，是鄧小平南方講話最重要的成果之一，而包括農村稅費改革、義務教育和師範教育免費等重大政策實施之前，都進行過各種各樣的“試點”。試點也是雙軌制和特區模式的應用。
城鄉有別的戶籍管理制度是人口管理上的“雙軌制”；少數央企可以壟斷經營，這是企業管理中的“雙軌制”；價格雙軌制也沒有完全取消，水、石油、天然氣等重要資源的價格沒有像其他商品那樣，遵循市場定價；事業單位中對不同年資的職員實行不同的考評和待遇機制，這是人力資源上的“雙軌制”；甚至“一國兩制”的思想淵源，也可以從這個模式裡來尋根。
改革開放30年後，形形色色的“特區”和“雙軌制”已經滲透到中國社會的每一個層面與角落。
這最能夠說明“中國之謎”的製度特徵。
大國崛起之謎
試圖理解“中國之謎”的人遍布全球，中國人試圖了解謎底的心情最熱切。有很多人，期望有一個今天的托克維爾，能夠像他當年破解美國之謎一樣，破解今天的中國之謎。
1831年，年僅26歲的法國人托克維爾訪問美國9個多月，回國之後，他以旅行見聞為藍本，寫了一本《論美國的民主》。天才的洞察力令大西洋兩岸政學兩界為之傾倒，使他36歲就榮膺法蘭西學院院士稱號。
可以說，在托克維爾之前，世界知道美國的創舉，卻不知如何描述，更不知道到何處追尋新制度的根源所在；在托克維爾之後，一切都有了線索。 170多年後，人們依然在向托克維爾的工作致敬。
地理大發現之後，世界各文明之間的溝通日漸便利，歷史隨之加快了進程。這個進程今天被稱作“現代化”。托克維爾發現美國之謎的故事說明，現代化產生了很多謎，不獨今天的中國才有。
這個不斷產生謎題的現代化的歷史，有一個重要特徵，即技術、資源、勞動力和產品乃至制度與價值，越來越呈現出全球普適的態勢。大國的興衰各有其歷史關鍵，都包含了種種謎題，但總的說來，新的謎題越來越少，因為現實可以從歷史中尋找線索，此處的發展可以從別處的歷史中尋找借鑒。 30年改革開放造成的中國之謎，當然有新意，但也可以得到這樣的歷史借鑒。要解謎，固然要從中國的現實中去尋求，也要從世界的歷史中去尋求。
來源：新民周刊 來源日期：2008-1-9
開放記者----北京思想界批判極左回潮
北京思想界批判極左回潮
作者： 開放記者
更新於︰2011-08-29
更新於︰2011-08-29
編者按：紀念《中國共產黨中央關於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發表 三十周年座談會，8月27日在北京萬達廣場索菲特酒店舉行。北京各界 政治、經濟、理論、法學、新聞界人士胡德平、高尚全、江平、郭道暉、張維迎等一百餘人參加會議，四十多位專家學者作了主題發言。座談會由胡耀邦史料資訊 網、中國經濟體制改革雜誌社和南方週末報社聯合主辦，胡德平主持。這個非官方會議，效法三十年前思想解放運動，大鳴大放。發言者對當前國家的政治思想形勢 深感憂慮，對極左回潮、政改倒退提出尖銳批評。本文摘要若干發言記錄，根據網上來自微博的彙集整理而成。
紀念中共若干歷史問題決議30周年座談會在北京舉行
胡德平發言：決 議總結歷史失誤，留有餘地，沒有過頭的話，只有說得不夠的話。有的話沒有說透。現在有人懷念文革的一些做法，這是一種倒退。革命黨要向執政黨轉變，這是一 個歷史抉擇、歷史機遇。三十年前的決議，自我批評還是不夠的。決議批判否定的文革的底線不能突破。近來有人想利用文革、再搞文革，違背錦濤講話精神。黨內 的極左，個人凌駕於中央之上。革命時期搞集中，還好理解。現在還這樣，就不好理解。為什麼民主集中制，民主總是弱勢，集中總是強勢？只有封閉的社會才感覺 自己什麼都好？開放社會才知道這兒那兒不如人。孤立於世界有什麼好？林彪曾說，什麼是政權，就是鎮壓之權，當時大家還叫好！黨性必須統一於人民性。黨內民 主更值得注意。
郭道暉發言：沒有憲政，就沒有社會主義。社會主義就是社會至上，他是和國家至上相對立的，而不是與資本主義相對立。三件重要事，一、開放三十年前大討論的檔案;二、開放對毛澤東的討論;三、開放對這些年改革開放的大討論。黨的執政地位到了最危險時刻，要再次解放思想，進行大討論。
張木生發言： 當時《決議》確實不可能把所有問題回顧總結，小平說有些要留給後人去總結。我們30年經濟建設取得巨大成就，也帶來了巨大的問題。好多問題出在黨內。需要 好好反思總結。兩 會代表，農民代表兩個，億萬富豪一百多，確實問題大。中國經濟到拐點，貧富差距接近拉美。馬克思的設想，至今沒在哪個國家實現。馬克思沒有消滅資本主義， 反為資本主義提供營養，使其完善。蘇聯曾經崛起，世界第二，後來不行。毛最大錯誤是找不到限制資本主義方法。改革開放最大錯誤，明明搞資本主義，卻不敢告 訴人民。廣場革命時，人的智商最低。
馬立誠發言（前 人民日報評論員）：國家要舉什麼旗？如果縱容毛左，國家將有大難。唱紅是違背科學發展觀。如果回到1945年的新民主主義，那就開放言論、真正選舉等。如 何舉鄧小平旗幟？一、民主和自由不可阻擋，不要阻擋;二、經濟發展不能解決執政合法性，不要自欺欺人。否定改革開放的勢力不容小看,黨內民主擴大是可行之 路,黨領導下的憲政之路。
于建嶸發言： 決議為何沒檢討建國三十年執政問題？現在思想解放還不如三十年前。黨的治國理念存在問題。國家是誰的國家？是人民的。國家基本制度該不該改革，問題從哪 來？黨連自己的法治都不遵守，人民怎麼辦？＜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存在的問題，是沒有對治國理念進行檢討。沒有對基本的理念和制度的檢 討。對國家方向沒有探討，沒有弄清治國的目的是為了保護公民的權利。
李楯發言（清 華大學）：文革為什麼還能沉渣泛起？因為很多該否定的沒否定。我六十多的人，很多歷史還不知道！我們缺少憂患意識，只有敵情意識。政權在你手裡，就說造反 有理；政權在我手裡，就說維護穩定。缺乏一種真正實現穩定的價值觀。改革早已停滯。黨把人民當小孩子，看中學教科書，國家沒有前途。
宋曉梧發言（中 國經濟體改研究會會長）:今天看<決議>,心情有幾分沉重。當年我們否定了階級鬥爭為綱,才有了萬眾一心搞經濟建設,才有今天的成就;我們否 定了計劃經濟,才有了這樣的經濟活力。現在又有人給我們寫文章提出要以階級鬥爭觀念分析社會問題，分析勞資矛盾，像通鋼事件，我不認同。但要完善工會及其 他制度。左派有市場，因為制度有問題……堅持，還是回潮？當然是往前走。現在是地方不聽中央，GDP勁頭特別大。不能再收權中央，要向社會放權，民主。不 能後退。
張維迎發言（北 京大學）：一、政治家不能從公務員中產生。公務員機械化，無思想。二、我們現在看到的歷史多是假歷史，不徹底否定文革，中國人靈魂不可能乾淨。要公開檔 案。三、要落實憲法。我認真看了《憲法》，只有一條是真正得到落實的。那就是黨的領導。其他的，我們的憲法條款都落空了（全場笑）。我們當前的任務，是落 實憲法。＜決議＞一代領導人是橫空出世，有理念。現在國家氣質變了，講利益不講理念，講關係不講是非。今天紀念＜決議＞三十周年，我心情不是很好。今 日中國社會處於亞健康狀態。只有利益，沒有理念。三十年前有一群有理念的人，現在風氣壞了。當年中央找浙江沈祖倫談話，擔任省委書記，他找中央匯報，說我 只適合當省長，不適合擔任省委書記。現在我們還有這樣的人嗎？我國現在的國際地位，不如1945年，我們是聯合國發起國。
丁學良發言（香 港科技大學）：卡扎菲最喜歡文革，學習文革，學得太認真。毛有紅寶書，卡有綠寶書。取消政府，成立革命委員會。不叫國家主席，叫革命領袖。要重走文革路， 就是卡扎菲的命運。四種模式對付腐敗，一是政變，二是民主和法治。三、開明專制，新加坡這樣。有個基本條件是規模小，大國從來學不好。十幾億中國還可能搞 這個。四、暴民運動。前提要有個權力極強的君主，今天沒這種人。中國只有一條路：民主和法治。這個繞不開。中國拖的時間太長，代價將更大。文革十年，有那 麼多老百姓參與那麼多過激的事，原因何在？是一種冤氣的總爆發。因為中國把自下而上對官僚體系泄放不滿的管道堵死 了。文革給了通道。軍政不行，法制的路不讓走，於是我們選擇了一條開明專制的路，像李光耀、香港的路。小規模的地區能這樣，十幾億的國家能行嗎？
何方發言：個人崇拜是體制問題，到現在都沒有好好反思。鄧小平說過，毛在毛說了算。我在我說了算，什麼時候到你說了算，我就放心了。
江平發言：兩個謬論，一是穩定高於一切論，誰來判斷是否穩定？有違法治。二是中國情況特殊論。穩定的標準是有權的人自己理解的。制度上的差別是理所當然的，過分強調了特殊性，把人類的共同的理念給忽略了。共同的憲政、法制、人權的理念是最重要的。
沈保祥發言（中 央黨校）：決議當時出台不易。突出解決毛澤東評價，將毛思想與毛錯誤分開，承認思想。實現當時的統一，是政治問題決議，有些話不合實際，如評價華國鋒。有 的評價不確切，但是仍然不失為一個重要的歷史文獻。起了好作用。今天的問題還是在黨。關鍵是推動黨改革，黨身上封建東西很多。黨建關鍵要民主化、科學化， 黨要現代化。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小平早就提了，關鍵要推進黨的改革。要建設一個現代理念的政黨。清除封建的影響，黨要民主化，才能夠有活力。黨的好 提法不落實。不 是理論沒有，而是不落實。十七大很多不落實，十八大如何交待？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講不清，又搞核心價值理念。有些理論上面很重視，下面很冷淡。錯誤理論要 敢放棄！
王占陽發言（中央社會主義學院）：毛澤東論聯合政府時期，提出的新民主主義論，後來改了。國共合作時新民主主義，是競選。後來不一樣。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理論，談民主憲政比延安時期差遠了。有三個毛澤東思想，看用哪個。
張勝發言（張愛萍將軍之子）：反腐敗，有一個公權力的遏制問題。一個市長，一支筆，幾個億就可以決定投向哪，投給誰，能不腐敗嗎？權力失去制衡，必然導致腐敗。改革，一要有穩定的國際形勢，可以讓我們專心改革；二是恢復黨的威信；健身，否則推上手術臺就下不來了。
胡德平小結： 今天的會很好。我受到很大的啟發。很多內容是一種探討，要相信大家的消化力。說問題、說遺憾，說希望，這是為了我們的黨更好更快地進步。實踐 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難道這個口號只能用於78年嗎？要長期堅持。要堅持思想解放，不用患得患失。作《決議》時我們黨的精氣神很好，要發揚光大。
金 鐘----八二七座談會
百人嗆聲、為民喉舌
作者： 金 鐘
更新於︰2011-09-01
更新於︰2011-09-01
八月二十八日，有記者採訪，隨後，收到前一天（8月27日）在北京舉行的一個座談會的資料，該會名為「紀念中共中央關 於建國以來若干歷史問題決議發表三十周年」。這是多年罕見的一份重要材料。一年前本刊轉載過郭道暉先生關於該歷史決議一九八一年討論時，中共高幹們的許多 驚人的批毛言論，那些高幹都是毛的災難性政策的目擊者、參與者和受害者，感受記憶猶新。發言之尖銳激烈，一針見血，情緒之憤慨，是局外人很難想像的。讓我 們瞭解到該歷史決議沒有完全反映出黨內的意見。
對照三十年後，今天的這個座談會發言，雖然與會者大都不是那段歷史的見證者，但他們是近三十年歷史的見證者，且都是體制內的菁英，知識界的代表人物（郭道暉、江平老一輩只佔少數），決議前後這兩次討論的見解，合起來正好是對中共執政六十年的完整評價。
這次八二七座談會是針對當前國內政情而來，突出批判黨內的極左傾向，「懷念文革，再搞文革」。指出今天的思想解放比不上三十年前，國家已出現歷史的倒 退。他們呼籲要徹底否定文革，開放歷史檔案，實現憲政民主。張維迎教授調侃說，要落實憲法。現在憲法一百多條，只落實了一條：堅持黨的領導。眾人大笑。有 人質疑，《決議》說要搞民主，為甚麼不搞？希望十八大作出交待。
為甚麼會有三十年的倒退？正如會上發言指出的，八一年的歷史決議雖然否定了文革，但沒有深入的反思，其畫外音（也可能發言材料隱去了一些尖銳言詞，正 如三十年前高幹的發言被封鎖至今一樣）可想而知，就是對毛澤東罪行沒有清算。那個決議是在鄧小平保毛的基調上制定的。鄧指示「宜粗不宜細」、將毛的錯誤與 毛思想分開、錯誤人人有份等一套巧言令色手法，透過胡喬木、鄧力群等保守派筆桿子的裝飾，將一個借階級專政之名屠殺千百萬無辜的暴君供上神檯。自然成為三 十年來毛派死灰復燃，政策倒退，寧左勿右的合法性來源。
三十年來，在鄧小平保毛保黨的戰略下，一手遮天，竟然下令「不爭論」，以他個人意志為最高真理，厚顏宣稱「毛在，毛說了算；我在，我說了算」，唯權 論、拜物教，大行其道，使全國上下「向錢看」，精神空虛，信仰盪然無存，思想理論領域陷入空前貧困。大批學者秀才，依附權貴，不說人話，編織謊言，迴避時 代和人民提出的敏感問題，如張木生所說「改革開放最大錯誤是，明明搞資本主義，卻不敢告訴人民。」愚弄百姓，使中國變成世界上最大的民主恐慌症群落，視民 主為洪水猛獸，開口閉口就是「搞民主會天下大亂」，「誰能代替共產黨？」已經成為很多大陸人的口頭禪。
北京827座談會令人耳目一新的就是，讓我們看到中共不惜背負「警察國家」的惡名，扼殺一切不同聲音，但還是有這樣一個百人聚會嗆聲，他們和劉曉波、艾未未殊途同歸。
（2011-8-30香港 開放雜誌2011年九月號）
Tuesday, August 2, 2011
马门列夫 多向度暴露修正主义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歪曲！_红色中国网
马门列夫 多向度暴露修正主义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歪曲！_红色中国网: "马门列夫 多向度暴露修正主义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歪曲！
时间:2011-01-09 14:18来源: 作者:马门列夫 点击:27次
多向度暴露修正主义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歪曲！ 衣俊卿的所谓多向度彰显马克思主义理论力量不过是多向度暴露修正主义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歪曲！ 1，资本主义复辟的夹生饭
多向度暴露修正主义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歪曲！
衣俊卿的所谓“多向度彰显马克思主义理论力量”不过是多向度暴露修正主义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歪曲！
1，资本主义复辟的“夹生饭”的包装
“中国的成功证明了存在着超越“资本的逻辑”，探寻不同于西方发达国家的发展模式的可能性。”
所谓“改革开放”正处于半梁子上，如果按照邓小平的“十个如果”就都是失败！“改革开放”已经进入死胡同，哪里有什么“中国的成功”？
但修正主义是绝不承认失败的，把资本主义复辟的“夹生饭”包装成“中国的成功”就是必然的了，带血的gdp增长就是这样的包装纸！社会主义外衣就是这样的包装纸！内瓤是“资本的逻辑”，却包装成二性子的“特色主义”“中国模式 ”，给资本主义穿上社会主义衣裳，叫做“超越“资本的逻辑””！
2，用“包容性的发展”歪曲马克思主义
“在国与国之间进行平等的对话与合作，从而推动一种包容性的发展。这才是人类正确的发展趋势，也应当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全球视野的理论诉求。”
国家的本质是阶级专政。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可以“和平共处”，但绝不是什么“平等的对话与合作”，绝不是相互“包容性的发展”！
马克思说，社会主义的胜利和资本主义的灭亡同样是不可避免的。共产党的历史使命可以归结为一句话，就是消灭私有制！把所谓“包容性的发展”说成“人类正确的发展趋势”和“也应当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全球视野的理论诉求”，显然是歪曲马克思主义的。
3，阶级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革命和“技术理性”并不矛盾
“人类经历了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进步，但同时又亲眼目睹了技术理性背景下两次世界大战的浩劫、核武器的阴云和此起彼伏的恐怖主义、区域性战争、宗教冲突和各种非传统安全；”
历史上重大的科技进步总是推动社会形态更替的伟大历史进步：青铜器的使用把原始社会推进到奴隶制社会，铁器的广泛使用，农耕技术的全面改进，土地资源 的挖掘，通过地主阶级革命把奴隶制社会推进到封建制社会，机器大工业的发展，市场资本资源的挖掘，通过资产阶级革命把封建制社会推进到资本主义社会，知识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知识经济新生产力的挖掘，也必将通过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无产阶级专政消灭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最后推进到世界大同的共产主义！
显然，人类经历的并不仅仅是“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进步”，而是跳跃式的革命！阶级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革命和“技术理性”并不矛盾。
而两次世界大战本质是资本主义的两次腐朽，是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腐朽垂死的帝国主义的必然产物！“核武器”则是霸权主义对核技术的反人类应用！所谓“恐怖主义”不过是霸权主义侵略战争的借口！不过是霸权主义修正主义联手反对世界革命的借口！而连绵不绝的“区域性战争”正是霸权主义时代霸权主义世界战争的特色！这里用和帝国主义霸权主义战争对立提出所谓“技术理性”，实际是避开革命而暗中否定革命！
4，离开阶级分析，历史和世界就是一团乱麻
“人类的物质生存条件得到了极大的改善，分享着数字化生存的便利，但又饱受经济大萧条、亚洲金融危机、世界金融危机的折磨；人类终于结束了冷战，开启了竞争性共存条件下“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但又摆脱不了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和世界体系中“发达”与“不发达”之间的不平等和对立冲突。”
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不是天灾，也不是科技进步造成的，而是资本主义制度造成的！这里大讲莫名其妙的“折磨”，却极力回避资本主义制度的根源，用“人类生活极大的改善”来极力回避资本家对工人残酷剥削的折磨！大讲什么“分享”“共存”来掩盖资本主义的阶级的两极分化！用“和平与发展”掩盖连绵不绝的霸权主义战争和第三世界的要和平而不可得，要发展而不可能！
5，自诩的“旺盛的理论创新力和强大的实践影响力”！
“透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成功范例，我们清楚地看到马克思主义同具体社会实践有机结合所焕发的旺盛的理论创新力和强大的实践影响力。”
明明是修正主义失败，却包装成什么“成功范例”！明明是歪曲马克思主义，却包装成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实践相结合！自诩为“旺盛的理论创新力和强大的实践影响力”！
6，修正主义可笑的“党在思想理论建设方面的成功”
“我们党在思想理论建设方面的成功经验在于：我们所做的不是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只言片语或某一部著作的编译和评介，而是系统的编译和研究，正因为如此，我们没有停留于马克思主义的一般观点和结论上，而是卓有成效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形成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马列毛主义只能是在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大风大浪中才会有发展，才会有成功，这里的可笑之处在于：把所谓“党在思想理论建设方面的成功”归之于“系统的编译和研究”！
“只有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理论、思想、观点、历史背景做更深入的和全面的研究，才会彰显出其思想价值和方法论原则的现实意义，才能防止这一理论由于脱离了具体的历史背景而变得抽象化。”
离开无产阶级革命斗争和人民群众运动的风雨，“学院式”的“理论研究”，无论怎样“更深入的和全面的研究”，也不会彰显出马列毛主义的“思想价值和方法论原则的现实意义”！而恰恰是脱离了阶级斗争而变得抽象化和修正主义化！
7，暴露的修正主义的无耻！
“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是对具体情况做具体分析，而当今人类社会发展面临的最大的具体情况、最大的现实就是全球化的进程和全球化的逻辑。因此，作为负责任的发展中大国，中国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贡献，必须自觉地开启国际视野和世界眼光，必须对世界的变局和人类的发展作出清醒的理论判断，发出负责任的理论声音。”
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当然是对具体情况做具体分析，但只能是阶级斗争的“具体情况”的“具体分析”，而不是离开阶级斗争的“具体情况”的“具体分析”！
所谓“全球化的进程和全球化的逻辑”，不过是霸权主义转嫁危机的“全球化”及其“逻辑”！修正主义把认同霸权主义全球化逻辑包装成“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贡献”，暴露了修正主义的无耻！这样的“负责任的发展中大国”，不过是对霸权主义“负责任”!这样的“国际视野和世界眼光”，不过是唯霸权主义马首是瞻！所谓的“清醒的理论判断”只能是对资本主义充满“信心”的永远的误判！
8，修正主义所谓“趋利避害”只不过是“趋私利避己害”
“全球化时代里，如何能够清醒地“趋利避害”，既是每一个民族生死攸关的选择，又是全人类生死与共的命运。”
修正主义所谓“趋利避害”只不过是“趋私利避己害”，却不惜出卖祖国，出卖人民！不惜配合霸权主义的灭种中华的阴谋！正像前苏联修正主义那样，为了把掠夺社会主义的公有资产合法化，不惜把苏联四分五裂！
但修正主义却打着“民族生死攸关的选择”和“全人类生死与共的命运”的旗号！
9，修正主义竟然认为资本主义改良了
“随着“冷战”的结束和发达国家福利社会策略的实施，马克思时代那种以激烈的阶级对立、冲突和暴力斗争为极端表现形式的资本逻辑的统治在一定程度上得到缓解。”
马克思时代是自由资本主义时代，是资本主义还有一定的进步意义的时代，到帝国主义时代，资本主义就垄断腐朽和垂死了，霸权主义则是帝国主义的最后阶段，现在最后总危机也终于爆发了，资本主义已经临近死亡了！修正主义竟然认为资本主义改良了，激烈的阶级对立、冲突和暴力斗争“缓减”了！
10，修正主义所谓的“成功应对”和痴人说梦
“特别是中国对国际金融危机的成功应对，中国在世界经济、政治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越来越处于世界舞台的中央。”
资本主义最后总危机是不可救药不可复苏的危机，修正主义和资本主义接轨，只能也陷入资本主义最后总危机的漩涡，哪有什么“成功应对”？马克思说，资本主义一切避免危机的办法都是积累更大危机的办法，资本主义永远不可能有什么对危机的“成功应对”！修正主义岂能比资本主义更有办法?
霸权主义用美元泡沫霸权控制世界，使得世界再也不能崛起一个与美国抗衡的帝国了，依附于霸权主义的修正主义企图取代霸权主义，占据“世界舞台的中央”，实在是痴人说梦！
11，修正主义卑鄙的“国际化的语言”
“我们必须站在全球化的高度，以国际化的语言，阐释清楚中国的道路和中国的发展模式，讲好中国的故事。”
霸权主义全球化没有“高度”，只有自私贪婪扩张的堕落！所谓“国际化的语言”，不过是修正主义投降勾结霸权主义的“语言”！什么“反恐”呀，“负责任大国”呀，对资本主义“比金子还宝贵”的“信心”呀，“救美国就是救中国”呀，就是这样的“国际化的语言”！这样讲出来的“中国的道路”“中国的模式”“中国的故事”，只能是叛卖，投降，欺骗和屈辱！
12，修正主义的所谓“特色道路”
“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已经走出了一条具有特色的发展道路。这不只是中国自己的事情，也是对人类文明的贡献，具有世界意义。”
30多年的改革开放，走出的是一条欺骗人民的道路，是背叛投降卖国害民的道路！是指鹿为马的“社会主义”，是货真价实的资本主义复辟的道路！是对霸权主义罪恶文明的“贡献”!修正主义的“世界意义”就在于它是世界人民共同的敌人！
13，所谓的“中国的模式”只不过是资本主义的一个变种！
“中华民族一直是一个包容的民族，我们强调发展道路的多样性，中国的模式是一种结合中国的国情所形成的有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是多种发展模式中的一种。”
民族问题归根结底是阶级斗争问题。修正主义既是无产阶级的叛徒，也是中华民族的叛徒！广大中国人民所代表的中华民族是一个有革命斗争传统的民族，从来不包容社会的腐败和外族的侵略！
社会主义是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必经阶段，是全世界共同前进的道路，不是什么可供选择的“模式”。所谓的“中国的模式”，既然归入“多种发展模式中的一种”，这只能说明它不是社会主义！而只不过是资本主义的一个变种！
14，歪曲的理论什么也证明不了，而只能证明自己的荒谬
“中国的成功具有值得我们深入挖掘的理论意义，它从一个方面证明了世界上不可能只有一条发展道路、一种模式，证明了存在着超越“资本的逻辑”，探寻不同于西方发达国家的发展模式的可能性。”
修正主义没有“成功”，也没有“理论意义”，而只有对马列毛主义的歪曲！而歪曲的理论什么也证明不了，而只能证明自己的荒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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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1-01-09 14:18来源: 作者:马门列夫 点击:27次
多向度暴露修正主义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歪曲！ 衣俊卿的所谓多向度彰显马克思主义理论力量不过是多向度暴露修正主义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歪曲！ 1，资本主义复辟的夹生饭
多向度暴露修正主义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歪曲！
衣俊卿的所谓“多向度彰显马克思主义理论力量”不过是多向度暴露修正主义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歪曲！
1，资本主义复辟的“夹生饭”的包装
“中国的成功证明了存在着超越“资本的逻辑”，探寻不同于西方发达国家的发展模式的可能性。”
所谓“改革开放”正处于半梁子上，如果按照邓小平的“十个如果”就都是失败！“改革开放”已经进入死胡同，哪里有什么“中国的成功”？
但修正主义是绝不承认失败的，把资本主义复辟的“夹生饭”包装成“中国的成功”就是必然的了，带血的gdp增长就是这样的包装纸！社会主义外衣就是这样的包装纸！内瓤是“资本的逻辑”，却包装成二性子的“特色主义”“中国模式 ”，给资本主义穿上社会主义衣裳，叫做“超越“资本的逻辑””！
2，用“包容性的发展”歪曲马克思主义
“在国与国之间进行平等的对话与合作，从而推动一种包容性的发展。这才是人类正确的发展趋势，也应当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全球视野的理论诉求。”
国家的本质是阶级专政。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可以“和平共处”，但绝不是什么“平等的对话与合作”，绝不是相互“包容性的发展”！
马克思说，社会主义的胜利和资本主义的灭亡同样是不可避免的。共产党的历史使命可以归结为一句话，就是消灭私有制！把所谓“包容性的发展”说成“人类正确的发展趋势”和“也应当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全球视野的理论诉求”，显然是歪曲马克思主义的。
3，阶级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革命和“技术理性”并不矛盾
“人类经历了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进步，但同时又亲眼目睹了技术理性背景下两次世界大战的浩劫、核武器的阴云和此起彼伏的恐怖主义、区域性战争、宗教冲突和各种非传统安全；”
历史上重大的科技进步总是推动社会形态更替的伟大历史进步：青铜器的使用把原始社会推进到奴隶制社会，铁器的广泛使用，农耕技术的全面改进，土地资源 的挖掘，通过地主阶级革命把奴隶制社会推进到封建制社会，机器大工业的发展，市场资本资源的挖掘，通过资产阶级革命把封建制社会推进到资本主义社会，知识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知识经济新生产力的挖掘，也必将通过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无产阶级专政消灭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最后推进到世界大同的共产主义！
显然，人类经历的并不仅仅是“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进步”，而是跳跃式的革命！阶级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革命和“技术理性”并不矛盾。
而两次世界大战本质是资本主义的两次腐朽，是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腐朽垂死的帝国主义的必然产物！“核武器”则是霸权主义对核技术的反人类应用！所谓“恐怖主义”不过是霸权主义侵略战争的借口！不过是霸权主义修正主义联手反对世界革命的借口！而连绵不绝的“区域性战争”正是霸权主义时代霸权主义世界战争的特色！这里用和帝国主义霸权主义战争对立提出所谓“技术理性”，实际是避开革命而暗中否定革命！
4，离开阶级分析，历史和世界就是一团乱麻
“人类的物质生存条件得到了极大的改善，分享着数字化生存的便利，但又饱受经济大萧条、亚洲金融危机、世界金融危机的折磨；人类终于结束了冷战，开启了竞争性共存条件下“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但又摆脱不了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和世界体系中“发达”与“不发达”之间的不平等和对立冲突。”
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不是天灾，也不是科技进步造成的，而是资本主义制度造成的！这里大讲莫名其妙的“折磨”，却极力回避资本主义制度的根源，用“人类生活极大的改善”来极力回避资本家对工人残酷剥削的折磨！大讲什么“分享”“共存”来掩盖资本主义的阶级的两极分化！用“和平与发展”掩盖连绵不绝的霸权主义战争和第三世界的要和平而不可得，要发展而不可能！
5，自诩的“旺盛的理论创新力和强大的实践影响力”！
“透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成功范例，我们清楚地看到马克思主义同具体社会实践有机结合所焕发的旺盛的理论创新力和强大的实践影响力。”
明明是修正主义失败，却包装成什么“成功范例”！明明是歪曲马克思主义，却包装成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实践相结合！自诩为“旺盛的理论创新力和强大的实践影响力”！
6，修正主义可笑的“党在思想理论建设方面的成功”
“我们党在思想理论建设方面的成功经验在于：我们所做的不是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只言片语或某一部著作的编译和评介，而是系统的编译和研究，正因为如此，我们没有停留于马克思主义的一般观点和结论上，而是卓有成效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形成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马列毛主义只能是在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大风大浪中才会有发展，才会有成功，这里的可笑之处在于：把所谓“党在思想理论建设方面的成功”归之于“系统的编译和研究”！
“只有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理论、思想、观点、历史背景做更深入的和全面的研究，才会彰显出其思想价值和方法论原则的现实意义，才能防止这一理论由于脱离了具体的历史背景而变得抽象化。”
离开无产阶级革命斗争和人民群众运动的风雨，“学院式”的“理论研究”，无论怎样“更深入的和全面的研究”，也不会彰显出马列毛主义的“思想价值和方法论原则的现实意义”！而恰恰是脱离了阶级斗争而变得抽象化和修正主义化！
7，暴露的修正主义的无耻！
“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是对具体情况做具体分析，而当今人类社会发展面临的最大的具体情况、最大的现实就是全球化的进程和全球化的逻辑。因此，作为负责任的发展中大国，中国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贡献，必须自觉地开启国际视野和世界眼光，必须对世界的变局和人类的发展作出清醒的理论判断，发出负责任的理论声音。”
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当然是对具体情况做具体分析，但只能是阶级斗争的“具体情况”的“具体分析”，而不是离开阶级斗争的“具体情况”的“具体分析”！
所谓“全球化的进程和全球化的逻辑”，不过是霸权主义转嫁危机的“全球化”及其“逻辑”！修正主义把认同霸权主义全球化逻辑包装成“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贡献”，暴露了修正主义的无耻！这样的“负责任的发展中大国”，不过是对霸权主义“负责任”!这样的“国际视野和世界眼光”，不过是唯霸权主义马首是瞻！所谓的“清醒的理论判断”只能是对资本主义充满“信心”的永远的误判！
8，修正主义所谓“趋利避害”只不过是“趋私利避己害”
“全球化时代里，如何能够清醒地“趋利避害”，既是每一个民族生死攸关的选择，又是全人类生死与共的命运。”
修正主义所谓“趋利避害”只不过是“趋私利避己害”，却不惜出卖祖国，出卖人民！不惜配合霸权主义的灭种中华的阴谋！正像前苏联修正主义那样，为了把掠夺社会主义的公有资产合法化，不惜把苏联四分五裂！
但修正主义却打着“民族生死攸关的选择”和“全人类生死与共的命运”的旗号！
9，修正主义竟然认为资本主义改良了
“随着“冷战”的结束和发达国家福利社会策略的实施，马克思时代那种以激烈的阶级对立、冲突和暴力斗争为极端表现形式的资本逻辑的统治在一定程度上得到缓解。”
马克思时代是自由资本主义时代，是资本主义还有一定的进步意义的时代，到帝国主义时代，资本主义就垄断腐朽和垂死了，霸权主义则是帝国主义的最后阶段，现在最后总危机也终于爆发了，资本主义已经临近死亡了！修正主义竟然认为资本主义改良了，激烈的阶级对立、冲突和暴力斗争“缓减”了！
10，修正主义所谓的“成功应对”和痴人说梦
“特别是中国对国际金融危机的成功应对，中国在世界经济、政治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越来越处于世界舞台的中央。”
资本主义最后总危机是不可救药不可复苏的危机，修正主义和资本主义接轨，只能也陷入资本主义最后总危机的漩涡，哪有什么“成功应对”？马克思说，资本主义一切避免危机的办法都是积累更大危机的办法，资本主义永远不可能有什么对危机的“成功应对”！修正主义岂能比资本主义更有办法?
霸权主义用美元泡沫霸权控制世界，使得世界再也不能崛起一个与美国抗衡的帝国了，依附于霸权主义的修正主义企图取代霸权主义，占据“世界舞台的中央”，实在是痴人说梦！
11，修正主义卑鄙的“国际化的语言”
“我们必须站在全球化的高度，以国际化的语言，阐释清楚中国的道路和中国的发展模式，讲好中国的故事。”
霸权主义全球化没有“高度”，只有自私贪婪扩张的堕落！所谓“国际化的语言”，不过是修正主义投降勾结霸权主义的“语言”！什么“反恐”呀，“负责任大国”呀，对资本主义“比金子还宝贵”的“信心”呀，“救美国就是救中国”呀，就是这样的“国际化的语言”！这样讲出来的“中国的道路”“中国的模式”“中国的故事”，只能是叛卖，投降，欺骗和屈辱！
12，修正主义的所谓“特色道路”
“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已经走出了一条具有特色的发展道路。这不只是中国自己的事情，也是对人类文明的贡献，具有世界意义。”
30多年的改革开放，走出的是一条欺骗人民的道路，是背叛投降卖国害民的道路！是指鹿为马的“社会主义”，是货真价实的资本主义复辟的道路！是对霸权主义罪恶文明的“贡献”!修正主义的“世界意义”就在于它是世界人民共同的敌人！
13，所谓的“中国的模式”只不过是资本主义的一个变种！
“中华民族一直是一个包容的民族，我们强调发展道路的多样性，中国的模式是一种结合中国的国情所形成的有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是多种发展模式中的一种。”
民族问题归根结底是阶级斗争问题。修正主义既是无产阶级的叛徒，也是中华民族的叛徒！广大中国人民所代表的中华民族是一个有革命斗争传统的民族，从来不包容社会的腐败和外族的侵略！
社会主义是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必经阶段，是全世界共同前进的道路，不是什么可供选择的“模式”。所谓的“中国的模式”，既然归入“多种发展模式中的一种”，这只能说明它不是社会主义！而只不过是资本主义的一个变种！
14，歪曲的理论什么也证明不了，而只能证明自己的荒谬
“中国的成功具有值得我们深入挖掘的理论意义，它从一个方面证明了世界上不可能只有一条发展道路、一种模式，证明了存在着超越“资本的逻辑”，探寻不同于西方发达国家的发展模式的可能性。”
修正主义没有“成功”，也没有“理论意义”，而只有对马列毛主义的歪曲！而歪曲的理论什么也证明不了，而只能证明自己的荒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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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党专政是否是社会主义？
一党专政是否是社会主义？
编者按：资产阶级的形式民主对于社会主义来说有没有借鉴意义，一党专政是否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唯一选择，一党多 派或社会主义多党制能否成为另外一种可能……这些问题在某些“马克思主义者”那里似乎早已有了教条般的结论，然而，问题似乎远非这么简单。一个足够让这种 “马克思主义者”哑口无言的是，为什么百分之百民主集中制的社会主义国家会如此脆弱的崩溃掉或被和谐掉？！刘宇凡先生是香港的一位铁杆托派和资深理论家， 在这篇旧文里，他一针见血的指出，“zg当年一直声称自己的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优越，为甚么在政治自由上连资本主义香港也比不上……这种连起码政治自由都 缺乏的社会主义，这种连殖民地香港也不如的社会主义，真值得劳动人民拥护吗？”而今天，当特色的“社会主义中国”已经不是当日的社会主义中国时，仍然执着 于这些“一党专政”的教条，无疑是对历史的一种极端不负责。是该马克思主义者响亮地喊出“民主就是社会主义的本质，个人自由才是社会主义的基础”的时候 了，因为早在一百五十多年前，马克思主义的奠基者就已经在伟大的纲领《共产党宣言》中自豪的宣称，“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 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既没有民主，甚至没有公民的基本的政治自由，这是哪门子的社会主义？需要注重的是，这篇文章是刘宇凡和笑多先生的论战文章，文中批判的是毛泽东时代的历史，对于这段历史，各派有不同的看法。本编辑选用这篇文章并不代表支持刘先生的全部具体分析，更不代表本网官方立场（向雀山[url]www.reviewing.cn[/url]）。
一党专政是否是社会主义？
──答笑多先生
刘宇凡
……
我们暂且不去追究为什么这样货真价实的社会主义，今天那么轻易就和平演变成为恶质的资本主义，虽然这更加有关宏旨。现在，就让我们比较一下资本主义和毛时 代的社会主义吧。远的不说，就说香港吧。至少从七十年代初开始，香港人普遍享有言论、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等政治自由。运用这些自由去骂殖民地政府，一 般也不会被追究或控诉。但同时候的中国公民，不仅没有这些起码的自由，甚至可悲到连沉默的自由都没有。在那个时代，即使被称为「主人翁」的工人，也要在单 位的政治学习会上，在党委监视下大搞「人人过关」，声明拥护毛主席的最新最高指示，还要比照自己作「自我批评」，挑生活中的芝麻绿豆的「错误」去说明自己 的觉悟怎么不够。有谁想行使一下宪法上所规定的示威自由，谁就大祸临头。1976年4月5日，上百万群众自发悼念周恩来，结果惨遭镇压和被打为「反革 命」。另一边厢，香港左翼运动（包括托派、无政府派）却能够举办千人集会声援北京群众。或许有人说，让你搞抗议中共的集会，于殖民地政府有何损害？可是， 两年后，却有工会和学生举办万人集会，抗议殖民地政府教育当局无理关闭金禧中学（师生正在追查校长敛财），最后迫使政府以另一名字重开中学。我们能够想象 在中共统治下会有这等事吗？中共当年一直声称自己的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优越，为甚么在政治自由上连资本主义香港也比不上？
当然并非每一个资本主义国家的公民都享有起码的政治自由。有些资本主义国家简直是准法西斯主义。反过来，不要忘记的确也有不少资本主义国家可以让公民，包 括工人，享有这些自由，并运用这些自由宣传反对政府，而这是苏联、中国在几十年中所严禁的东西。试问，这种连起码政治自由都缺如的社会主义，这种连殖民地 香港也不如的社会主义，真值得劳动人民拥护吗？
「两参」是画饼充饥
笑多坚持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是实至名归的社会主义，根据是毛泽东主张「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治理」。这也是鞍钢宪法中的「两参一改三结合」[1]中的「两参」。这个办法，据说就是「让劳动人民直接以民主方式治理社会，来代替职业官吏集团。」
假如「干部参加劳动」也算是「劳动人民直接以民主方式治理社会」，那么，古代那个主张「君臣同耕」的许行岂不也是科学社会主义者？社会主义要打破统治与被 统治的社会分工，不在于叫公职人员偶然从事一般的体力劳动，而在于使一切人都脱离累人的、长时间的体力劳动，在于缩短工时和尽量减低劳动强度，以便一般工 人能够腾出时间和精力直接参加治理社会。为了确保那不断提高的生产力首先用于改善劳动待遇和缩短工时，而不是浪费在供养资本家或官僚的特权享受，那就需要 工人直接把握社会经济的治理的权力，就只有实行社会主义民主，落实巴黎公社原则。只有这样才能防止公仆变成主人。反之，假如这些大老爷不受民主监督和定期 撤换的约束，假如他们依然享尽物质特权，叫他们偶然劳动一下有甚么用？
笑多先生可能会反驳说，毛主席还有下一句，叫「工人参加治理」呀！
当年大吹大擂的「工人参加治理」，是参加对国家的治理吗？不，不，顶多也只是指企业范围内的治理。换言之，工人阶级需要国家民主化，你却拿企业民主来搪塞 工人，这就像有个老板雇工人打工，工人要吃饭，老板却拿笔画饼，给工人充饥，这岂非欺人之谈？退一步说，假如那「工人参加治理」是名副其实的，那本身当然 仍值得支持。可惜那并非事实。解放后在国营企业虽设有职工代表大会，而名义上企业领导在重大问题上要咨询它，但实际上久巳名存实亡。至于大跃进期间推广的 鞍钢宪法中的「工人参加治理」，甚至连企业民主也谈不上，而只是在厂部→车间→班组的企业金字塔系统中叫工人参加那最基层的班组的治理而已。[2]在这点 上中国连南斯拉夫的工人自治也远远比不上。南国的官僚从来不敢把工人民主自治扩大到国家政权的层面，但在企业内，工人的确对企业经营方针及利润分配有相当 大决定权。何况，「班组民主治理」的核心，不过是发动工人多提出改善生产的合理化办法，以便提高劳动生产率；增加工人权力和改善工人工作环境是沾不上边 的。所以，所谓「两参」，结果是加强了工人的劳动强度的时候多，减少的时候少。这种办法后来为日本丰田等汽车公司吸收模拟，以「持续改善」为名鞭策汽车工 人不断加强劳动强度，成为近年流行全球的「精瘦生产」的先河。
要实现工人民主治理，就只有实行国家政权的民主化，就只有废除一党专政，实行普选和公仆可以随时撤换。不作此图而搞甚么「两参」，顶多不过是为劳动人民画饼充饥吧了。
笑多提到毛时代的工人阶级怎样有就业保障，怎样比现在好。这点我们不否定。我们不采取一种极端意见，即那种认为毛时代的中国是国家资本主义的看法。连资产 阶级都不存在，还谈甚么资本主义？但笑多先生可说是走向另一个极端，把当时的中国夸张成「体现了劳动者是国家主人」。工人阶级享有就业保障是事实，但究竟 这只是局部的事实。在整个官僚计划经济中，还有其它方面的事实。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下，工人不过是官僚计划经济中的被动的生产要素。按照官方理论，社会 主义的公有制不仅包括生产数据，连「劳动力」也变成公有，所以全部劳动力都要归中心政府统一分配，决不容许工人有择业自由，连选择哪一间工厂或其它单位也 不行。这就是所谓「统包统配」制：国家「包」起你的就业问题，但干哪一行，进哪个厂，做哪个岗位，也都由国家「分配」，你们工人作不得主。这简直连工人的 人身自由也剥夺去。由于不能自由离开「单位」，而一切有关职业、工作、住房、工资，甚至还有儿女上学、托儿、理发等等都由单位包办并由党委决定，所以工人 必须听话，因而形成了极具封建特色的人身依附制，或如官方后来所承认的「人才单位所有制」。这一切对当代中国人来说并不生疏，只是笑多刻意不提而已。
自由与社会主义不可分割
毛时代的中国，既不是国家资本主义，也不是真正工农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而是官僚变态的工人国家，它前进可以发展为真正的革命工人国家，但这需要工人除去 路上的最大障碍，即除去官僚专政；假如工人不能及时除去障碍，那早已脱离工人并骑在工人头上的官僚就难免早晚复辟资本主义。现在，托派后一个预言已经实现 了。
我们今天来谈毛时代，决不是纯粹为算旧帐，而是为了弄清楚今后的奋斗方向。笑多先生似乎对现在中共的资本主义复辟路线是批评的。如是则我们之间可以有共同 语言，可以求同存异，联合奋斗。联合奋斗须要共同纲领。这个纲领可以不包括对历史的评价，不包括对毛的评价。要害不是追究从前毛泽东有没有落实巴黎公社原 则，当时该不该维持一党专政；要害是现在该不该废除一党专政，该不该直接为巴黎公社原则而奋斗。谁采取后一种立场，那么，不管是毛派、托派还是甚么派，都 应当尽量联合起来，共同奋斗。
可惜，笑多先生在这方面恐怕仍同我们有分歧。他竟然把多党制视为纯粹是资本主义的坏东西，是无产阶级所应反对的东西。在另一篇文章，他更认为一党专政是「公有制的必然结果」，而任何人「把社会主义说成是『真正的自由、公平的社会』，在社会科学方面是一种倒退。」
笑多不知道，正正是一党专政帮助了邓小平搞复辟呀。为甚么现在几千万工人无声无息就被赶出国企？为甚么稍作反抗的工人都被压制甚至投狱？为甚么号称主人翁 的工人阶级对于复辟几乎毫无招架之力？正因为在一党专政下他们从来都没有国家权力，甚至连人身自由也受限制，所以只要中共最高领袖决定复辟，工人也只能坐 以待毙。假如在1976年4月5日他们也只能捱打，那么，廿年后再捱打，又有甚么稀奇呢？
把基本人权、党派自由、多党制、普选权、司法独立等等统统看成为纯粹资产阶级性，再从中推论其为反动，这是中共的一贯错误。首先，把这些东西都看成为纯粹 资产阶级性，本身就不符事实。在所有这些东西中，有不少是工人阶级自己的斗争成果，又或是经过工人的斗争才改变成今天比较好的东西。最明显的例子是工会自 由、罢工自由、普选权等等。其次，把任何由资产阶级所创造的概念或制度，统统打成反动，而不去具体分析，尤其不去区分是革命时期的资产阶级文化还是衰落时 期的资产阶级文化，这根本是历史虚无主义，或更坏的，是斯大林的文化专制主义。自由主义中有关自由、平等、人权、司法独立等等的论述，固然有骗人的成份， 但要知道自由主义决不是一种统一的思想体系，它也有并非骗人的一面。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决不会像毛泽东在《反对自由主义》这篇文章中犯那样无知的错误，以为 自由主义就是等于不要纪律，决不会像中共那样简单、全盘否定自由主义，而是对它去芜存菁。我们尤其要区分开经济上的自由主义和政治上的自由主义。前者的反 动成分多于进步成分，但后者则相反。对待个人自由、政治自由，议会民主等概念要抱批判地吸收的态度。马克思主义当然应当否定洛克把私有财产合理化的学说， 但决不否定他的人民有权革命的学说，决不否定他的警告﹕防止国家对个人自由的侵害。把这些概念看成纯粹骗人，认为无产阶级不需要个人自由、平等，党派自 由、司法独立，这才真正骗人。事实上，中共也不是从创立到现在都是一贯反对政治自由的。即使在毛泽东成为了中共最高领袖之后，虽然在党的内部可以完全否定 自由主义，但是，在它的对外公开宣传中，还是高举政治自由的旗帜，反对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当时的新华日报就经常发表这类文章，而且，从马克思主义角度看， 有时甚至犯了过分美化自由主义的错误。祇是在中共夺取了政权之后，它才完全改变了它的公开宣传的立场，变成完全反对自由主义，以方便它连带地反对劳动人民 享有政治自由。自己无权时就高喊民主，有权时就高喊集中，连共产党也不免。中共是这样彻底抹煞它的过去的历史，以致在红旗下长大的一代几乎完全不知道，所 以当有人最近在网上重新流传四十年代的新华日报有关文章的时候，竟有人怀疑她的真实性。难怪那么多共产党员习非成是到这种程度，以为否定自由人权是马克思 主义应有之义。
结语
笑多先生对现在的拜金主义表示愤慨。他不知道，他越是抱着一党专政当做传家宝不放，他就愈是在帮助走资当权派更快地复辟资本主义。因为，正是一党专政把半 世纪前震撼世界的中国革命劳动人民重新置于专制统治之中，还用社会主义的名义剥夺了他们的自由，才会使他们对社会主义失掉了信心，也失掉了同走资派斗争的 能力。要恢复劳动人民的战斗力，就需要恢复他们对社会主义的信心，而这只有把社会主义与自由民主这几个概念重新结合起来，才有可能做到。任何反资本主义者 若拒绝走这条路，等于承认自己同走资派一样惧怕群众，非凡惧怕享有民主权利的群众。这样，他们就只剩下两种选择，要么就是寄望共产党高层再出现一个大救 星，客观上成为官僚集团各种人事派系斗争的马前卒；要么，就是消极逃避，一味在缅怀过去的辉煌年代中度日。
假如笑多先生诚心反对资本主义复辟，同时又确信只有靠劳动人民的自主奋斗才有可能战胜复辟，那么，就不仅要发动群众，更需要为群众松绑，要促使群众重获自由和民主。我们真心希望笑多先生能在这方面成为我们的盟友。至于怎样评价历史问题，这不应当成为共同努力的障碍。
2002年11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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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nday, July 31, 2011
曹長青---中共沒垮台的四個原因
中共沒垮台的四個原因
作者： 曹長青
更新於︰2011-07-09
● 中共利用中國人對「亂」的恐懼，企圖誘人忍受高壓式穩定。那種沒有共產黨就會天下大亂的邏輯，就是宣傳忍受暴君的邏輯，就是中國人只配做奴隸的邏輯！
六四事件至今已二十二年，整整一代人的時間！在中東、北非相繼發生民主變革的今天，中共不僅在政治改革上紋絲不動，反而更加嚴酷地鎮壓異議人士。在這種情況下，中國在短期內發生革命、推翻獨裁政權的前景似不夠明朗。
難道中國人不如突尼斯人，不如埃及人，不如正浴血奮戰爭取自由的利比亞人、也門人、敘利亞人？難道中國人真的是「東亞病夫」，難道中國要成為全世界最後一個走向民主的國家？
中國確實有「獨特的國情」，概括起來說，起碼有四個原因，導致中共仍然存在：
經濟實惠換取人們的沉默
第一，共產黨用經濟發展收買人心。 六四屠殺後，當時掌權的鄧小平沒有倒退回毛時代，而是繼續經濟開放，認為只有發展經濟，才能保住共產黨的權力。鄧小平們是把經濟作為「保權」的手段。在這種思路下，共產黨開放經濟，用他們的說法是「鬆綁」，結果中國人爆發出巨大的經濟潛能；再加上過去實在太窮了，一旦有了機會，人人要發財致富，於是中國出現經濟持續發展。共產黨利用這一點，用「經濟實惠換取人們的沉默」。
第二，共產黨的強大宣傳。它體現在兩方面：一是把中國的經濟發展說成是共產黨帶來的，有意把中共混同於中國（中共代表中國），強化宣傳中國強大、中共偉大；利用它六十多年來灌輸給民眾的民族主義情緒，使人們認同中共統治的合法性。二是宣傳沒有共產黨就會天下大亂，利用中國人對「亂」的恐懼，而強調共產黨的唯一性和領導地位。這種 「怕亂」宣傳深入人心，導致中國人對變化心存恐懼，而忍受當局的高壓式穩定，而忘記了，恰恰是共產黨使中國「亂」了六十多年！
第三，共產黨的高壓政策。對任何敢於挑戰極權統治的人，嚴酷鎮壓。鄧小平當年就總結出，要把不同聲音「消滅在萌芽狀態」，現在胡錦濤們不僅這樣做，還發展到用黑社會、黑幫、黑頭套等 流氓手段，製造恐怖。已經不是殺一儆百，而是殺一抓百，全面鎮壓。北非中東等國家雖也是獨裁統治，但都沒有像中共這樣，把鎮壓和控制發展到藝術程度，共產黨的統治是最細膩、最殘忍、最恐怖的。
第四，民運領袖、異議人士的誤導。面對如此暴政，一些民運名人卻強調跟共產黨「良性互動」，「我們沒有敵人」，所謂「和平理性非暴力」等等。這些高調的背後，有認識上的局限和糊塗，期待和尋找「善良的狼」；更有明知道共產黨是怎麼回事，但硬要唱這種「高調」，因為唱高調不僅更安全，又能獲得道德高地，甚至拿到「諾貝爾和平獎」。
兩位活躍在北美政論界的異議作家曹長青（右）三妹（左）。
蘇聯東歐民主化沒有天下大亂
那麼中國難道就沒有希望了嗎？當然有！首先，就應該衝破上述這四條捆綁中國人奔向自由的思想繩索。思想永遠是行動的前提。要傳播以下這四個常識：
第一、中國的經濟發展，絕不是共產黨帶來的。因為僅僅是「鬆綁」，中國人就爆發出如此這般的經濟能力，如果全部鬆開，或根本不綁呢？中共統治六十年，中國人被完全綁了前三十年，後三十年解開了幾扣而已，但還在被綁著，人們憑甚麼還要感謝這樣的共產黨？
以中國悠久的歷史文化傳統，如果沒有共產黨的統治，中國早就會經濟發展。看看香港、台灣，沒有共產黨的領導，早就經濟騰飛。而海外華僑，多數都比當地人更 富有。英國前首相撒切爾夫人曾說，「中國人有天生的生意細胞」。華人在經商方面，和猶太人接近，走遍世界都能發財致富，這跟悠久的文化歷史有關。所以，中國人今天比以前富有了，根本不是，完全不是共產黨帶來的，是流淌在自己血液裡的勤勞智慧而爆發出的能量。中國如果沒有共產黨，沿著三、四十年代經濟發展的路走下來，早就是一個經濟繁榮、人民富有的國家了。今天如果沒有共產政權的層層壟斷控制，有了健全的制衡制度，每一個普通民眾都會遠比今天更富有。
第二、中共不等於中國，更不能代表中國，因為它從未通過民選獲得統治合法性。官方強調，共產黨是當今中國唯一的政黨力量，沒有共產黨就會天下大亂。但是首先這個「唯一」是靠用暴力摧毀了「第二、第三」等得到的。顯見的例子是， 沒有了共產黨這個「唯一」，蘇聯、東歐等所有結束了共產統治的國家怎麼一個都沒有亂？我在以前的文章中強調過，即使從技術手段，中國也跟蘇聯等一樣，共產黨被結束後現有的行政體系，像省長、市長、縣長、鎮長等等，完全可以維持國家運作，直到產生新的執政黨、新的政府。而共產黨被結束後，一個晚上中國就會湧現出成千上萬的政黨。那種沒有共產黨就會天下大亂的邏輯，就是沒有暴君中國就會大亂的邏輯，就是中國人只配做奴隸的邏輯！
突破依賴當權者改革的誤導
第三、面對高壓，人們要持續不斷地堅持反抗。必須有星星之火，才有可能一夜之間燎原，結束暴政。因為共產黨就是要殺一儆百，製造「恐懼」效應。專制是靠恐懼維持的，只要人們不再恐懼，專制就垮了。古 希臘哲學家在五世紀就說過：「幸福的秘密是自由，自由的秘密是勇敢。」古今中外，哪個地方的人民獲得自由，都是走的這條路。人的本質是自由，自由的渴望在 每 一個人的心中。我從來都沒有懷疑過：中國人絕不例外！
第四、打敗中共之前要先戰勝「無敵論」。在過去這幾十年裡在異議人士中，一直都是支持黨內改革派、溫和派、要和共產黨「良性互動」者佔上風。不僅因為他們佔據道德高地，還因為他們佔有民運資源，包括雜誌、官方地位、或名人效應等等，因此主導話語權。由這些反專制人士，加上自由派知識份子來強調「體制內」「溫和」「無敵」「非暴力」等，其潛移默化促使人們忍耐共產黨統治的能量是不可低估的！所以說：這種誤導，事實上比普通百姓的膽怯、沉默更壞事！
這股知識份子主導的「反對派」力量，在沒有互聯網的時代，在普通民眾的心聲沒有管道爆發的時代，相當程度上阻礙了人們從根本上突破「要依賴當權者」的思維模式。
但今天從技術層面，網路一舉打破了民運名人、理論家、所謂的知識份子們因掌控資源而掌控話語權的狀態。雖說自由的渴望在每個人心中，但一個小小的技術問題，就可能導致一代、幾代人被暴政壓死。所以說今天互聯網的出現，使靠謊言統治的專制底座，一夜之間變得風雨飄搖。這是中東忽然發生多米諾骨牌變化的 重要原因。毫無疑問，這個人類共用的偉大科技，同樣將幫助中國人衝出上述捆綁他們思想的四條繩索，中國不會持續「特殊」，中國的契機就會到來。還是那句話，思想是行動的前提。
今天這個信息流通的時代，就是舉起推翻中共的旗幟、吹響衝鋒號的時代！只要有持續不斷的、嘹亮的衝鋒號，就一定有前仆後繼的勇敢者，最終推到中國專制獨裁的萬里長城！
二○一一年六月三日於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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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曹長青
更新於︰2011-07-09
● 中共利用中國人對「亂」的恐懼，企圖誘人忍受高壓式穩定。那種沒有共產黨就會天下大亂的邏輯，就是宣傳忍受暴君的邏輯，就是中國人只配做奴隸的邏輯！
六四事件至今已二十二年，整整一代人的時間！在中東、北非相繼發生民主變革的今天，中共不僅在政治改革上紋絲不動，反而更加嚴酷地鎮壓異議人士。在這種情況下，中國在短期內發生革命、推翻獨裁政權的前景似不夠明朗。
難道中國人不如突尼斯人，不如埃及人，不如正浴血奮戰爭取自由的利比亞人、也門人、敘利亞人？難道中國人真的是「東亞病夫」，難道中國要成為全世界最後一個走向民主的國家？
中國確實有「獨特的國情」，概括起來說，起碼有四個原因，導致中共仍然存在：
經濟實惠換取人們的沉默
第一，共產黨用經濟發展收買人心。 六四屠殺後，當時掌權的鄧小平沒有倒退回毛時代，而是繼續經濟開放，認為只有發展經濟，才能保住共產黨的權力。鄧小平們是把經濟作為「保權」的手段。在這種思路下，共產黨開放經濟，用他們的說法是「鬆綁」，結果中國人爆發出巨大的經濟潛能；再加上過去實在太窮了，一旦有了機會，人人要發財致富，於是中國出現經濟持續發展。共產黨利用這一點，用「經濟實惠換取人們的沉默」。
第二，共產黨的強大宣傳。它體現在兩方面：一是把中國的經濟發展說成是共產黨帶來的，有意把中共混同於中國（中共代表中國），強化宣傳中國強大、中共偉大；利用它六十多年來灌輸給民眾的民族主義情緒，使人們認同中共統治的合法性。二是宣傳沒有共產黨就會天下大亂，利用中國人對「亂」的恐懼，而強調共產黨的唯一性和領導地位。這種 「怕亂」宣傳深入人心，導致中國人對變化心存恐懼，而忍受當局的高壓式穩定，而忘記了，恰恰是共產黨使中國「亂」了六十多年！
第三，共產黨的高壓政策。對任何敢於挑戰極權統治的人，嚴酷鎮壓。鄧小平當年就總結出，要把不同聲音「消滅在萌芽狀態」，現在胡錦濤們不僅這樣做，還發展到用黑社會、黑幫、黑頭套等 流氓手段，製造恐怖。已經不是殺一儆百，而是殺一抓百，全面鎮壓。北非中東等國家雖也是獨裁統治，但都沒有像中共這樣，把鎮壓和控制發展到藝術程度，共產黨的統治是最細膩、最殘忍、最恐怖的。
第四，民運領袖、異議人士的誤導。面對如此暴政，一些民運名人卻強調跟共產黨「良性互動」，「我們沒有敵人」，所謂「和平理性非暴力」等等。這些高調的背後，有認識上的局限和糊塗，期待和尋找「善良的狼」；更有明知道共產黨是怎麼回事，但硬要唱這種「高調」，因為唱高調不僅更安全，又能獲得道德高地，甚至拿到「諾貝爾和平獎」。
兩位活躍在北美政論界的異議作家曹長青（右）三妹（左）。
蘇聯東歐民主化沒有天下大亂
那麼中國難道就沒有希望了嗎？當然有！首先，就應該衝破上述這四條捆綁中國人奔向自由的思想繩索。思想永遠是行動的前提。要傳播以下這四個常識：
第一、中國的經濟發展，絕不是共產黨帶來的。因為僅僅是「鬆綁」，中國人就爆發出如此這般的經濟能力，如果全部鬆開，或根本不綁呢？中共統治六十年，中國人被完全綁了前三十年，後三十年解開了幾扣而已，但還在被綁著，人們憑甚麼還要感謝這樣的共產黨？
以中國悠久的歷史文化傳統，如果沒有共產黨的統治，中國早就會經濟發展。看看香港、台灣，沒有共產黨的領導，早就經濟騰飛。而海外華僑，多數都比當地人更 富有。英國前首相撒切爾夫人曾說，「中國人有天生的生意細胞」。華人在經商方面，和猶太人接近，走遍世界都能發財致富，這跟悠久的文化歷史有關。所以，中國人今天比以前富有了，根本不是，完全不是共產黨帶來的，是流淌在自己血液裡的勤勞智慧而爆發出的能量。中國如果沒有共產黨，沿著三、四十年代經濟發展的路走下來，早就是一個經濟繁榮、人民富有的國家了。今天如果沒有共產政權的層層壟斷控制，有了健全的制衡制度，每一個普通民眾都會遠比今天更富有。
第二、中共不等於中國，更不能代表中國，因為它從未通過民選獲得統治合法性。官方強調，共產黨是當今中國唯一的政黨力量，沒有共產黨就會天下大亂。但是首先這個「唯一」是靠用暴力摧毀了「第二、第三」等得到的。顯見的例子是， 沒有了共產黨這個「唯一」，蘇聯、東歐等所有結束了共產統治的國家怎麼一個都沒有亂？我在以前的文章中強調過，即使從技術手段，中國也跟蘇聯等一樣，共產黨被結束後現有的行政體系，像省長、市長、縣長、鎮長等等，完全可以維持國家運作，直到產生新的執政黨、新的政府。而共產黨被結束後，一個晚上中國就會湧現出成千上萬的政黨。那種沒有共產黨就會天下大亂的邏輯，就是沒有暴君中國就會大亂的邏輯，就是中國人只配做奴隸的邏輯！
突破依賴當權者改革的誤導
第三、面對高壓，人們要持續不斷地堅持反抗。必須有星星之火，才有可能一夜之間燎原，結束暴政。因為共產黨就是要殺一儆百，製造「恐懼」效應。專制是靠恐懼維持的，只要人們不再恐懼，專制就垮了。古 希臘哲學家在五世紀就說過：「幸福的秘密是自由，自由的秘密是勇敢。」古今中外，哪個地方的人民獲得自由，都是走的這條路。人的本質是自由，自由的渴望在 每 一個人的心中。我從來都沒有懷疑過：中國人絕不例外！
第四、打敗中共之前要先戰勝「無敵論」。在過去這幾十年裡在異議人士中，一直都是支持黨內改革派、溫和派、要和共產黨「良性互動」者佔上風。不僅因為他們佔據道德高地，還因為他們佔有民運資源，包括雜誌、官方地位、或名人效應等等，因此主導話語權。由這些反專制人士，加上自由派知識份子來強調「體制內」「溫和」「無敵」「非暴力」等，其潛移默化促使人們忍耐共產黨統治的能量是不可低估的！所以說：這種誤導，事實上比普通百姓的膽怯、沉默更壞事！
這股知識份子主導的「反對派」力量，在沒有互聯網的時代，在普通民眾的心聲沒有管道爆發的時代，相當程度上阻礙了人們從根本上突破「要依賴當權者」的思維模式。
但今天從技術層面，網路一舉打破了民運名人、理論家、所謂的知識份子們因掌控資源而掌控話語權的狀態。雖說自由的渴望在每個人心中，但一個小小的技術問題，就可能導致一代、幾代人被暴政壓死。所以說今天互聯網的出現，使靠謊言統治的專制底座，一夜之間變得風雨飄搖。這是中東忽然發生多米諾骨牌變化的 重要原因。毫無疑問，這個人類共用的偉大科技，同樣將幫助中國人衝出上述捆綁他們思想的四條繩索，中國不會持續「特殊」，中國的契機就會到來。還是那句話，思想是行動的前提。
今天這個信息流通的時代，就是舉起推翻中共的旗幟、吹響衝鋒號的時代！只要有持續不斷的、嘹亮的衝鋒號，就一定有前仆後繼的勇敢者，最終推到中國專制獨裁的萬里長城！
二○一一年六月三日於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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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turday, July 30, 2011
沈甫成----誰是中國的大亂之源？
誰是中國的大亂之源？
──薄熙來政治行情第三次大跌
沈甫成
中共建黨九十周年慶典前後的政治活動，成了既得利益集團大賣諞的絕好時機。他們不再需要「密切和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繫」，更不在乎「執政黨的地位今天有不等於明天有」的告誡，而是像服了搖頭丸的舞者肆意地揮灑自己的慾望。比如，中央黨校黨史研究室的副主任李忠傑在一次專題紀念會上，大講「指望任何一個政黨主動放棄權力是愚蠢的」，明說中共要永久獨霸中國政治舞台。
了解內情而又不同意李忠傑論調的黨校高級理論家對此評論說：「這是個危險的趨勢，好像病入膏肓的人說自己很健康一樣。如果讓這個勢頭發展下去，『與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繫』就更不可能了。」也有解釋者從不同角度說：這意味著一個巨大變化，共產黨沒必要再對國人謙虛，藉建黨九十周年慶典重返上世紀五十年代鎮壓反革命時的暴虐。
毛妻楊開慧降身為二奶
源自重慶的唱紅運動起初確實比較嚴肅，一度被各級政治老人認為是社會精神淨化的方向，但是，當它推廣開來以後，就大大地形式化了。比方說，在河南鄭州，機關單位能否組織紅歌演唱會被看成一項考核指標，以至單位要花錢請在校學生來當外援。再比方說，在軍隊院校相對集中的西安，即將畢業的學生若不能組織唱紅文藝演出，畢業評語就不會被寫得好。
「月初唱紅歌，月末領加班費；下午唱紅歌，晚上喝涼啤酒」是中共建黨九十周年慶典之前的普遍現象。唱紅使黨政部門的開支增大，也使公款吃喝得到了「政治庇護」。
與唱紅相配套的「紅電」那種頌黨的政治題材劇或被研究中共意識形態的學者認為是唱紅的精加工，但是，一如「領加班費」與「喝涼啤酒」的事實後果那樣，「紅電」不僅嚴重偏離史實，而且呈現出泡沫化、過度娛樂化。廣電總局對此大為尷尬，曾發出通告批評說：「個別劇目將嚴肅的抗戰和對敵鬥爭娛樂化，有損黨的光輝形象，也嚴重歪曲了黨史與現代史。」處於瘋癲的自娛自樂狀態的既得利益集團被借此機會發大財的影視商人們騙得團團轉，央視播出的一部歌頌早期毛澤東的電視劇，有情節表現毛妻楊開慧在婚前奔放地對毛說：「我們結婚吧！我給你生孩子……」。
劇中楊開慧的台詞笑得年輕觀眾前仰後合，因為這類表白在當今社會恰是二奶對大款或貪官投情獻身的軟媚套路。住在北京某特權小區的一位市民說：他們小區有參加過湘西剿匪的老軍人氣沖沖到派出所要槍，聲言要去中央電視台「斃了混蛋編劇還有播放主管」，因為該電視劇「是對毛主席的最嚴重的污蔑」
賈慶林派送「群眾性」待遇
六月十三日下午，稱之為「唱讀講傳」的重慶紅色文藝匯報演出在全國政協禮堂舉行。此次活動被外界認為是薄熙來進京探底的重大策略安排，但實際收效與外界的高估大相徑庭。首先是，在此三天前的北京最高層接待只有賈慶林出面，其他八位常委未作任何表態；其次，「該來的不來，不該來的主動來」即江澤民時代的強硬左派、原中宣部長王忍之作為重要領導出面觀看演出，讓薄一直自辯的唱紅非左再無可遮掩──稍後不得不作新的政治表態。最後，賈慶林耍了手腕，給重慶的這次「獻唱」定性為「群眾性文化活動」。
賈在接待講話時說了一大堆套話，而最耐人尋味的並非「群眾性文化活動」定性這一點，更引人猜測的是明褒暗貶的用詞。賈在接見演職人員代表時，說重慶的「唱讀講傳」活動是「各級黨組織精心策劃」的。按著中共宣傳慣例，「精心策劃」都是指政治陰謀活動。
出席接待儀式的權力核心層人物只有賈慶林一人，政治局委員級別的則是政協副主席王剛。在政壇息聲已久的吳儀以「老領導」的名義被請出。消息人士指出：薄在任由外經貿部沿革而來的商務部部長後，對曾任外經貿部部長的吳儀（後進政治局並任副總理）恭敬有加，因此，在重要關頭自己親自出面請「老領導」捧場。
薄熙來親自率隊的「唱讀講傳」沒有製造出預想的轟動效果，其難堪程度可想而知。太子黨內與其抵牾的有關人士調侃說：「薄三兒趕上中國股市了，『跌跌不休』，還未見底。」確實，薄的政治跌勢是他自己無法控制的，此前兩次大跌已經讓他大傷元氣。（有關述評，見本刊去年十二月號與今年五月號。）中國左翼勢力內部主張強力反腐的有關人士並不希望重回「文革」，而薄給他們造成的印象就是重祭毛左大旗。正是由於這點，薄才公開宣稱重慶唱紅是為提振社會道德精神而非為回歸「文革」造勢。
渝官唱紅而人性冷漠
就在重慶「唱讀講傳」匯報演出團準備踏上回程之際，重慶發生了重大醜聞：六月十四日，重慶城管逐趕小販致一名婦女從陡高台階上踏空跌傷，不省人事，城管並不理會該婦女慘狀，揚長而去。媒體報道說「城管並未毆打小販，是小販自己跌傷」云云，但是，網民對此頗為氣憤，指責道：「唱紅把公權力人士的人性都給唱沒了！」尚在北京活動的薄熙來聞訊，急忙與重慶黨政大員通話，要求「盡快平息事件，釋放正面信息」。儘管重慶市對當時帶隊的城管隊長予以免職處分並將所有參與其事的城管人員停職，甚至到醫院看望跌傷婦女，但惡劣影響已無法挽回。
重慶一位當地人士說：「這僅僅是醜陋重慶的冰山一角。薄熙來為實現十八大進常委的『春秋夢』，已經不惜一切。」另據消息人士說：儘管重慶方面進京「獻唱」是薄對北京權力核心層的最後探底，但是他在北京活動的主要項目不在「獻唱」上，而是如何防止李莊的發難，因為「李莊越是不放消息，薄熙來就越心裡沒底兒」。北京也有薄的利好消息──胡錦濤暗示薄在十八大時可接替賈慶林任政協主席，因此才由賈攜副手王剛出來接待「獻唱」的薄熙來。不過，接近高層的人士私下透露說：「即便確有此事也要經過程序確定，其間變數還很大。再有，也不能排除薄自己以放風形式亮底牌的可能。」
重慶城管只知「執法」而不救助跌傷婦女，是公權力暴虐的寫照。「文革」的重要特徵之一就是以專政名義出現的公權力暴虐不受任何約束。薄熙來作為「文革」分子已經習慣了這種暴虐，因此，重慶的公權力暴虐超過其他地方也就不足為怪了。
積極謀劃「脫黨」之路
薄熙來在北京的活動還包括請一些專家學者去重慶開研討會，此項謀劃得到了有「鄧力群二世」綽號的社科院院長陳奎元的支持。陳奎元曾在胡錦濤之前任西藏自治區的黨委書記，也是第一個直接批判胡溫普世價值觀的人。
六月二十四日至二十五日，薄熙來在重慶主持召開「共同富裕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研討會」，陳奎元率二十餘名北京學者到會，另有全國各地二十餘位知名專家學者參加。會上，薄首先提出完成鄧小平遺願，稱：先富目標已經實現，現在要來完成鄧小平提出的共同富裕的目標。國內有觀察家指出，此為薄淡化極左色彩、轉向溫和左派，與第五代領導人競爭鄧小平傳下的法統之策略，同時也是脫離「太子黨」的政治宣言。
「太子黨」群體不僅是中國社會的先富群體，而且是權商通吃的巨富階層。他們是否會以特定的形式來向社會贖罪，北京高級理論人士大多不樂觀。相反，社科院的一位退休歷史學家卻說：「西漢末年，王莽曾試圖推進平均地權的改革，最後在土地貴族的強力反抗下罷手。」
北京新「太子黨」集團中有人寄希望薄做中國的戈爾巴喬夫，以實現他們龐大經濟利益的轉型合法化，並提供政治競選的機會。但是，薄既無彼見識更無彼膽略，重復王莽之路倒很有可能。薄擔心中國大亂，殊不知他自己就是大亂之源！
──薄熙來政治行情第三次大跌
沈甫成
中共建黨九十周年慶典前後的政治活動，成了既得利益集團大賣諞的絕好時機。他們不再需要「密切和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繫」，更不在乎「執政黨的地位今天有不等於明天有」的告誡，而是像服了搖頭丸的舞者肆意地揮灑自己的慾望。比如，中央黨校黨史研究室的副主任李忠傑在一次專題紀念會上，大講「指望任何一個政黨主動放棄權力是愚蠢的」，明說中共要永久獨霸中國政治舞台。
了解內情而又不同意李忠傑論調的黨校高級理論家對此評論說：「這是個危險的趨勢，好像病入膏肓的人說自己很健康一樣。如果讓這個勢頭發展下去，『與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繫』就更不可能了。」也有解釋者從不同角度說：這意味著一個巨大變化，共產黨沒必要再對國人謙虛，藉建黨九十周年慶典重返上世紀五十年代鎮壓反革命時的暴虐。
毛妻楊開慧降身為二奶
源自重慶的唱紅運動起初確實比較嚴肅，一度被各級政治老人認為是社會精神淨化的方向，但是，當它推廣開來以後，就大大地形式化了。比方說，在河南鄭州，機關單位能否組織紅歌演唱會被看成一項考核指標，以至單位要花錢請在校學生來當外援。再比方說，在軍隊院校相對集中的西安，即將畢業的學生若不能組織唱紅文藝演出，畢業評語就不會被寫得好。
「月初唱紅歌，月末領加班費；下午唱紅歌，晚上喝涼啤酒」是中共建黨九十周年慶典之前的普遍現象。唱紅使黨政部門的開支增大，也使公款吃喝得到了「政治庇護」。
與唱紅相配套的「紅電」那種頌黨的政治題材劇或被研究中共意識形態的學者認為是唱紅的精加工，但是，一如「領加班費」與「喝涼啤酒」的事實後果那樣，「紅電」不僅嚴重偏離史實，而且呈現出泡沫化、過度娛樂化。廣電總局對此大為尷尬，曾發出通告批評說：「個別劇目將嚴肅的抗戰和對敵鬥爭娛樂化，有損黨的光輝形象，也嚴重歪曲了黨史與現代史。」處於瘋癲的自娛自樂狀態的既得利益集團被借此機會發大財的影視商人們騙得團團轉，央視播出的一部歌頌早期毛澤東的電視劇，有情節表現毛妻楊開慧在婚前奔放地對毛說：「我們結婚吧！我給你生孩子……」。
劇中楊開慧的台詞笑得年輕觀眾前仰後合，因為這類表白在當今社會恰是二奶對大款或貪官投情獻身的軟媚套路。住在北京某特權小區的一位市民說：他們小區有參加過湘西剿匪的老軍人氣沖沖到派出所要槍，聲言要去中央電視台「斃了混蛋編劇還有播放主管」，因為該電視劇「是對毛主席的最嚴重的污蔑」
賈慶林派送「群眾性」待遇
六月十三日下午，稱之為「唱讀講傳」的重慶紅色文藝匯報演出在全國政協禮堂舉行。此次活動被外界認為是薄熙來進京探底的重大策略安排，但實際收效與外界的高估大相徑庭。首先是，在此三天前的北京最高層接待只有賈慶林出面，其他八位常委未作任何表態；其次，「該來的不來，不該來的主動來」即江澤民時代的強硬左派、原中宣部長王忍之作為重要領導出面觀看演出，讓薄一直自辯的唱紅非左再無可遮掩──稍後不得不作新的政治表態。最後，賈慶林耍了手腕，給重慶的這次「獻唱」定性為「群眾性文化活動」。
賈在接待講話時說了一大堆套話，而最耐人尋味的並非「群眾性文化活動」定性這一點，更引人猜測的是明褒暗貶的用詞。賈在接見演職人員代表時，說重慶的「唱讀講傳」活動是「各級黨組織精心策劃」的。按著中共宣傳慣例，「精心策劃」都是指政治陰謀活動。
出席接待儀式的權力核心層人物只有賈慶林一人，政治局委員級別的則是政協副主席王剛。在政壇息聲已久的吳儀以「老領導」的名義被請出。消息人士指出：薄在任由外經貿部沿革而來的商務部部長後，對曾任外經貿部部長的吳儀（後進政治局並任副總理）恭敬有加，因此，在重要關頭自己親自出面請「老領導」捧場。
薄熙來親自率隊的「唱讀講傳」沒有製造出預想的轟動效果，其難堪程度可想而知。太子黨內與其抵牾的有關人士調侃說：「薄三兒趕上中國股市了，『跌跌不休』，還未見底。」確實，薄的政治跌勢是他自己無法控制的，此前兩次大跌已經讓他大傷元氣。（有關述評，見本刊去年十二月號與今年五月號。）中國左翼勢力內部主張強力反腐的有關人士並不希望重回「文革」，而薄給他們造成的印象就是重祭毛左大旗。正是由於這點，薄才公開宣稱重慶唱紅是為提振社會道德精神而非為回歸「文革」造勢。
渝官唱紅而人性冷漠
就在重慶「唱讀講傳」匯報演出團準備踏上回程之際，重慶發生了重大醜聞：六月十四日，重慶城管逐趕小販致一名婦女從陡高台階上踏空跌傷，不省人事，城管並不理會該婦女慘狀，揚長而去。媒體報道說「城管並未毆打小販，是小販自己跌傷」云云，但是，網民對此頗為氣憤，指責道：「唱紅把公權力人士的人性都給唱沒了！」尚在北京活動的薄熙來聞訊，急忙與重慶黨政大員通話，要求「盡快平息事件，釋放正面信息」。儘管重慶市對當時帶隊的城管隊長予以免職處分並將所有參與其事的城管人員停職，甚至到醫院看望跌傷婦女，但惡劣影響已無法挽回。
重慶一位當地人士說：「這僅僅是醜陋重慶的冰山一角。薄熙來為實現十八大進常委的『春秋夢』，已經不惜一切。」另據消息人士說：儘管重慶方面進京「獻唱」是薄對北京權力核心層的最後探底，但是他在北京活動的主要項目不在「獻唱」上，而是如何防止李莊的發難，因為「李莊越是不放消息，薄熙來就越心裡沒底兒」。北京也有薄的利好消息──胡錦濤暗示薄在十八大時可接替賈慶林任政協主席，因此才由賈攜副手王剛出來接待「獻唱」的薄熙來。不過，接近高層的人士私下透露說：「即便確有此事也要經過程序確定，其間變數還很大。再有，也不能排除薄自己以放風形式亮底牌的可能。」
重慶城管只知「執法」而不救助跌傷婦女，是公權力暴虐的寫照。「文革」的重要特徵之一就是以專政名義出現的公權力暴虐不受任何約束。薄熙來作為「文革」分子已經習慣了這種暴虐，因此，重慶的公權力暴虐超過其他地方也就不足為怪了。
積極謀劃「脫黨」之路
薄熙來在北京的活動還包括請一些專家學者去重慶開研討會，此項謀劃得到了有「鄧力群二世」綽號的社科院院長陳奎元的支持。陳奎元曾在胡錦濤之前任西藏自治區的黨委書記，也是第一個直接批判胡溫普世價值觀的人。
六月二十四日至二十五日，薄熙來在重慶主持召開「共同富裕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研討會」，陳奎元率二十餘名北京學者到會，另有全國各地二十餘位知名專家學者參加。會上，薄首先提出完成鄧小平遺願，稱：先富目標已經實現，現在要來完成鄧小平提出的共同富裕的目標。國內有觀察家指出，此為薄淡化極左色彩、轉向溫和左派，與第五代領導人競爭鄧小平傳下的法統之策略，同時也是脫離「太子黨」的政治宣言。
「太子黨」群體不僅是中國社會的先富群體，而且是權商通吃的巨富階層。他們是否會以特定的形式來向社會贖罪，北京高級理論人士大多不樂觀。相反，社科院的一位退休歷史學家卻說：「西漢末年，王莽曾試圖推進平均地權的改革，最後在土地貴族的強力反抗下罷手。」
北京新「太子黨」集團中有人寄希望薄做中國的戈爾巴喬夫，以實現他們龐大經濟利益的轉型合法化，並提供政治競選的機會。但是，薄既無彼見識更無彼膽略，重復王莽之路倒很有可能。薄擔心中國大亂，殊不知他自己就是大亂之源！
不[不爭論]了嗎？ .................胡平
北京之春---不[不爭論]了嗎？ .................胡平: "
不“不爭論”了嗎？
胡平
不久前，《共識網》（21ccom.net）以“超越左右界限，重建朝野共識”為標題，刊登了張木生《改造我們的歷史文化觀》新書發布暨研討會發言紀要。 會議由萬聖書園總經理劉蘇里主持。總後的劉源上將，《炎黃春秋》的吳思，《新世紀周刊》的胡舒立，《經濟觀察報》的丁力，軍事作家喬良少將，北京金投翁永曦董事長，軍事科學學會的羅援少將、劉偉偉少將、國防大學的朱成虎少將、軍事科學院的胡光正，《領導者》的周志興，《中國青年報》的盧躍剛，國際廣電的梅學平，中國政法大學的楊帆，北京大學的於鐵軍，學者白南風，《中國改革》的李偉東等出席會議並發言。 這場研討會有幾個特點令人矚目： 一是與會者的身份比較多樣，既有軍方將領，又有文化名流；既有體制內高官，又有民間人士，還有80年代在政壇上嶄露頭角而後又淡出政界的人物。 二是發言者的政治觀點有很大差別，有左派有右派，有批判普世價值的有倡導普世價值的。 再者，張木生的新書本來講的是歷史是文化，然而與會者的發言卻主要是講現實講政治。
劉源是張木生新書序言的作者。劉源在發言中強調：我們該告別“不爭論”的時代了！現在我們需要不同的意見，就是大家把各種不同看法提出來，有一個爭論，有一個妥協，可能會取得某種程度的一致。 劉源特地提到“不爭論”，我們知道，“不爭論”是鄧小平在92年南巡時提出來的。所謂“不爭論”，其實就是不准爭論，因而也就是壓制言論自由。這當然不對。然而，鄧小平從來就是壓制言論自由的，因此，當他在92年南巡時宣稱“不搞爭論，是我的一個發明”，那顯然不是泛泛而言，那顯然是另有所指。 其實，關於這一點，鄧小平自己也講得很清楚。鄧小平說：“中國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右的東西有，動亂就是右的，'左'的東西也有，把改革開放說成是引進和發展資本主義，認為和平演變的主要危險來自經濟領域，這些就是'左'。”由此可見，所謂“不爭論”，其實主要是針對左派的。 因為在六四之後，右派即自由派（當然不包括所謂經濟自由主義）已經被打入另冊，其言論空間極度萎縮；左派們的地位則未受波及，左派的地位還因為六四而有所加強。鄧小平南巡講話的目的，就是在不問姓社姓資的掩護下，大力改掉社會主義，大力引進資本主義。不消說，這種做法是和左派們堅持社會主義、反對資本主義的立場針鋒相對的，是必然會引起左派們的強烈反對的。問題是，在共產黨那裡，左派們的立場享有無可置疑的正統性。鄧小平可以用“四個堅持”去打擊右派，可是遇上比他還“四個堅持”的左派就理屈詞窮，難以應付了。面對左派們的批判，鄧小平等既沒法鎮壓，也沒法駁斥，只有高掛免戰牌，一方面封鎖他們的聲音，一方面利用手中的權力我行我素，再憑藉組織系統把左派們不動聲色地排擠出權力中心。於是，左派的勢力便日漸邊緣化，鄧式改革便得以進行。
事到如今，情況已經發生了很大變化。現在的情況是，隨著強人的遠去以及改革引出的問題越加突顯，再有上層的權力爭奪，“不爭論”的緊箍咒越來越不靈驗。從政界到學界，從官方到民間，各種思潮、各種理念都在頑強地表現自己並相互交鋒激盪。 如前所說，“不爭論”主要是針對左派的，因此，告別“不爭論”，首先也是為左派打開方便之門。最近，一大批自由派人士被抓被失踪。可見，伴隨著“不爭論”咒語的失效，自由派並沒有得到自由。 薄熙來搞唱紅打黑，被左派學者譽為重慶模式。有人納悶：為什麼不見有哪個地方官搞出個右派的什麼模式呢？道理很簡單，因為左派模式和右派模式不是一回事。例如重慶模式，不論引起多少非議，人家總是在“四個堅持”，尤其是在加強黨的領導，中南海諸公，就算有人不喜歡甚至厭惡，也很難給它安上什麼罪名而取消。右派模式則不然，右派模式總是要削弱黨的權力的，中南海肯容忍嗎？ 早就有人提議，既然在搞經濟改革的時候可以設立經濟特區，為什麼不可以用設立政治特區的辦法去試驗政治改革呢？問題是，政治改革不搞則已，一搞就必定是全局性的。比方說，你劃出一塊地區作為政治改革特區。既然是政治改革，最起碼的總該有新聞開放言論開放吧。然而，只要這塊地區有了開放的言論和新聞，其他地方的人也可以讀到可以看到，甚至也可以把自己的觀點和文章交到那裡去發表。這就是說，只要一個地方的言論和新聞開放了，其他地方的人就立刻能分享甚至能參與。除非你建立一道防火牆，把特區與其他地區隔離開來——這就等於是再搞一個香港了。 《共識網》報導的標題看上去很好：“超越左右界限，重建朝野共識”。不過在與會者的發言中，我們卻看不到形成了什麼共識。實際上，這場研討會的引人囑目之處，首先在於它能使不同派別的人坐在一起共議國事。這就比他們是否達成某些一致的意見更重要。而這次會議的最大不足也就在於，它和真正的兼收並容仍相距甚遠——因為在這場研討會上，並沒有毛左人士，更沒有異議人士。 問題就在這裡，當我們說建立共識，最基本的共識應該是形式上的共識。說到底，那就是建立言論自由的共識，或者說，言論自由應該是最起碼的共識。離開了言論自由而談建立共識，並沒有什麼價值。另外，正像我前面講過的那樣，在今日中國，所謂告別“不爭論”，如果不是落實到言論自由，那麼它只會有利於左派——新左老左，乃至毛左，那隻會使中國進一步向左轉。這就不是什麼好事了。 《中國人權雙周刊》首發，轉載請註明出處: http://biweekly.hrichina.org/article/1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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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不爭論”了嗎？
胡平
不久前，《共識網》（21ccom.net）以“超越左右界限，重建朝野共識”為標題，刊登了張木生《改造我們的歷史文化觀》新書發布暨研討會發言紀要。 會議由萬聖書園總經理劉蘇里主持。總後的劉源上將，《炎黃春秋》的吳思，《新世紀周刊》的胡舒立，《經濟觀察報》的丁力，軍事作家喬良少將，北京金投翁永曦董事長，軍事科學學會的羅援少將、劉偉偉少將、國防大學的朱成虎少將、軍事科學院的胡光正，《領導者》的周志興，《中國青年報》的盧躍剛，國際廣電的梅學平，中國政法大學的楊帆，北京大學的於鐵軍，學者白南風，《中國改革》的李偉東等出席會議並發言。 這場研討會有幾個特點令人矚目： 一是與會者的身份比較多樣，既有軍方將領，又有文化名流；既有體制內高官，又有民間人士，還有80年代在政壇上嶄露頭角而後又淡出政界的人物。 二是發言者的政治觀點有很大差別，有左派有右派，有批判普世價值的有倡導普世價值的。 再者，張木生的新書本來講的是歷史是文化，然而與會者的發言卻主要是講現實講政治。
劉源是張木生新書序言的作者。劉源在發言中強調：我們該告別“不爭論”的時代了！現在我們需要不同的意見，就是大家把各種不同看法提出來，有一個爭論，有一個妥協，可能會取得某種程度的一致。 劉源特地提到“不爭論”，我們知道，“不爭論”是鄧小平在92年南巡時提出來的。所謂“不爭論”，其實就是不准爭論，因而也就是壓制言論自由。這當然不對。然而，鄧小平從來就是壓制言論自由的，因此，當他在92年南巡時宣稱“不搞爭論，是我的一個發明”，那顯然不是泛泛而言，那顯然是另有所指。 其實，關於這一點，鄧小平自己也講得很清楚。鄧小平說：“中國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右的東西有，動亂就是右的，'左'的東西也有，把改革開放說成是引進和發展資本主義，認為和平演變的主要危險來自經濟領域，這些就是'左'。”由此可見，所謂“不爭論”，其實主要是針對左派的。 因為在六四之後，右派即自由派（當然不包括所謂經濟自由主義）已經被打入另冊，其言論空間極度萎縮；左派們的地位則未受波及，左派的地位還因為六四而有所加強。鄧小平南巡講話的目的，就是在不問姓社姓資的掩護下，大力改掉社會主義，大力引進資本主義。不消說，這種做法是和左派們堅持社會主義、反對資本主義的立場針鋒相對的，是必然會引起左派們的強烈反對的。問題是，在共產黨那裡，左派們的立場享有無可置疑的正統性。鄧小平可以用“四個堅持”去打擊右派，可是遇上比他還“四個堅持”的左派就理屈詞窮，難以應付了。面對左派們的批判，鄧小平等既沒法鎮壓，也沒法駁斥，只有高掛免戰牌，一方面封鎖他們的聲音，一方面利用手中的權力我行我素，再憑藉組織系統把左派們不動聲色地排擠出權力中心。於是，左派的勢力便日漸邊緣化，鄧式改革便得以進行。
事到如今，情況已經發生了很大變化。現在的情況是，隨著強人的遠去以及改革引出的問題越加突顯，再有上層的權力爭奪，“不爭論”的緊箍咒越來越不靈驗。從政界到學界，從官方到民間，各種思潮、各種理念都在頑強地表現自己並相互交鋒激盪。 如前所說，“不爭論”主要是針對左派的，因此，告別“不爭論”，首先也是為左派打開方便之門。最近，一大批自由派人士被抓被失踪。可見，伴隨著“不爭論”咒語的失效，自由派並沒有得到自由。 薄熙來搞唱紅打黑，被左派學者譽為重慶模式。有人納悶：為什麼不見有哪個地方官搞出個右派的什麼模式呢？道理很簡單，因為左派模式和右派模式不是一回事。例如重慶模式，不論引起多少非議，人家總是在“四個堅持”，尤其是在加強黨的領導，中南海諸公，就算有人不喜歡甚至厭惡，也很難給它安上什麼罪名而取消。右派模式則不然，右派模式總是要削弱黨的權力的，中南海肯容忍嗎？ 早就有人提議，既然在搞經濟改革的時候可以設立經濟特區，為什麼不可以用設立政治特區的辦法去試驗政治改革呢？問題是，政治改革不搞則已，一搞就必定是全局性的。比方說，你劃出一塊地區作為政治改革特區。既然是政治改革，最起碼的總該有新聞開放言論開放吧。然而，只要這塊地區有了開放的言論和新聞，其他地方的人也可以讀到可以看到，甚至也可以把自己的觀點和文章交到那裡去發表。這就是說，只要一個地方的言論和新聞開放了，其他地方的人就立刻能分享甚至能參與。除非你建立一道防火牆，把特區與其他地區隔離開來——這就等於是再搞一個香港了。 《共識網》報導的標題看上去很好：“超越左右界限，重建朝野共識”。不過在與會者的發言中，我們卻看不到形成了什麼共識。實際上，這場研討會的引人囑目之處，首先在於它能使不同派別的人坐在一起共議國事。這就比他們是否達成某些一致的意見更重要。而這次會議的最大不足也就在於，它和真正的兼收並容仍相距甚遠——因為在這場研討會上，並沒有毛左人士，更沒有異議人士。 問題就在這裡，當我們說建立共識，最基本的共識應該是形式上的共識。說到底，那就是建立言論自由的共識，或者說，言論自由應該是最起碼的共識。離開了言論自由而談建立共識，並沒有什麼價值。另外，正像我前面講過的那樣，在今日中國，所謂告別“不爭論”，如果不是落實到言論自由，那麼它只會有利於左派——新左老左，乃至毛左，那隻會使中國進一步向左轉。這就不是什麼好事了。 《中國人權雙周刊》首發，轉載請註明出處: http://biweekly.hrichina.org/article/1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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