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子陵：政治體制改革的必要性

兩種政體下國家領導人的不同遭遇
——兼論政治體制改革的必要性
（辛子陵2010年5月25日在中國青年政治學院講演）

為了抗拒民主潮流，抵制政治改革，前幾年是說人民素質低，實行民主憲政的條件不具備，現在換了新招，說中國的政治體制優越無比，不僅不需要改革，全世界還得向我們學習。2008年10月4日，香港《大公報》發表署名群的文章，題為《當今中國政體無疑是世界最優越的模式》，說“中國成立59年，已成為影響世界的政體模式之一。” “西方民主制雖然是政體偉大創舉之一，但隨著全球綜合文明的興起，其多數原則、天賦人權原則、人民利益原則等等，都出現了顛覆性退化。而中國敢於並善於突破西方模式，確實是中國政治智慧的完美體現。”

論述中國“完美”的政體模式，從建國之初算起，強調這個政體是毛澤東創立的，一直“完美”到今天，成為世界各國學習的榜樣，真令人目瞪口呆。 著名歷史學家唐德剛說：“眼看他起高樓，眼看他宴賓客，眼看他樓塌了，眼看他人相食，眼看他打砸搶；再眼看他改革開放，起死回生。”這大概是經歷過這一段歷史的知識分子的共識。

今天我們講政治體制改革，不從法理講起，講兩個歷史故事。 “以史為鑑可以知興替”。 一個講劉少奇，一個講克林頓。

劉少奇曾是毛澤東的最親密的戰友，對確立毛澤東在全黨的領袖地位，在全國的領袖地位，是立了大功的。 他在延安召開的黨的“七大”的關於修改黨章報告中， 不下百次高度讚揚毛澤東。 “七大”通過的黨章明確規定 “以毛澤東思想作為全黨的指導思想”。 在劉少奇的提議下，毛澤東名正言順地成為黨的領袖 ——被選為黨中央政治局主席，黨中央書記處主席，黨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黨中央報刊編輯委員會主席。 集“四個主席”於一身。劉少奇還在“七大”帶頭呼喊“毛澤東同志萬歲！”他也由政治局候補委員躍升為黨的第二號人物，成為毛澤東的主要助手和接班人。 劉少奇的接班地位是這樣形成的。 當 1959年4月毛澤東決定不當國家主席時，劉少奇成為第二任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

劉少奇因發起個人崇拜被重用 ， 因個人崇拜降溫獲罪，因糾正毛澤東的餓死人的政策被迫害致死。

1956年的中共召開“八大”。 在赫魯曉夫揭露斯大林的“秘密報告”已傳遍世界、反對個人崇拜已經成為各國共產黨共識的大背景下，中共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也必須降點溫才顯得諧調。 在1956年“八大”第一次會議上，當彭德懷提議從黨章中刪掉毛澤東思想時，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等人表態贊成。 因而，在“八大”通過的黨章裡，“以毛澤東思想作為全黨的指導思想”一句被刪除了。 毛澤東表面上贊成，心裡記賬。 對劉少奇、彭德懷的不滿由此開始。 戲劇性的一幕是他撥動了林彪這顆棋子。 當大會選舉黨的主席時，以毛澤東如日中天的威望，自然會得全票。 但檢票的結果是少一票。 誰敢不投毛主席的票？ 這是必須查清的。 查的結果是毛澤東沒投自己的票，他那一票寫的是林彪。 他把林彪這塊石頭拋出去，一打劉少奇，二打彭德懷。 林彪抗美援朝拒絕掛帥出征，彭總是國際英雄，跟麥克阿瑟打了個平手，歷史上就是副總司令，代表們不解毛為何如此重林輕彭？ 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很快就明白了，一因彭總在朝鮮沒保護好毛岸英，二因提了修改黨章的那條意見。 1958年8月5日，長期養病的林彪被提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七常委掛像排在第六位，陳雲之後，鄧小平之前。 這是毛澤東為扳回個人崇拜失勢這一局做的戰略部署。

為打擊劉少奇，散了會他就推翻了“八大”決議。 “八大”決議說：消滅階級之後，“在我國社會主義制度已經建立的情況下，也就是先進的社會主義制度同落後的社會生產力之間的矛盾。黨和全國人民當前的主要任務，就是要集中力量解決這個矛盾，把我國盡快地從落後的農業國變為先進的工業國。”1957年10月9日，毛澤東在八屆三中全會上說：“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社會主義道路和資本主義道路的矛盾，毫無疑問，這是我國當前的主要矛盾。”劉少奇在“八大”把經濟建設提到第一位，毛澤東否定了劉，又把階級鬥爭提到第一位。 使黨的整個路線走偏。

毛澤東看不起赫魯曉夫。 他認為斯大林去世後他應該成為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的領袖。他要登上世界革命的歷史舞台。 他後半生的內政與外交，文治與武功，成功與失敗，功勞與罪孽，都直接間接地與他這個要當世界領袖的野心聯繫在一起。 領導世界革命，國家必須要有強大的實力，照毛澤東的說法，“手裡沒把米，叫雞都不來。”這是他迫不及待發動大躍進的思想根源。 為了迅速把經濟搞上去，他提出了鼓足乾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總路線，後又提出人民公社和大躍進，簡稱“三面紅旗”。 空想社會主義加“左”傾狂熱，中國人民的大災大難來臨了。

“三面紅旗”使毛澤東遭到了幾乎毀掉自己一世英名的慘敗。 為了使大家有一點感性認識，我們講一個村子裡的真人真事，看看所謂奔向共產主義天堂的人民公社制度是怎麼回事。 據毛澤東的秘書田家英 1960年在浙江省富陽縣環山村環二大隊的調查，一個勞動日日值是3分，就是說農民勞動一天掙來一根冰棍錢（當時最便宜的冰棍3分一根）。 富陽地區是著名的魚米之鄉，人民歷來豐衣足食。 公社化後一個中等勞動力在隊里幹一年活，只分2元5角3分，換不回口糧。 全隊224戶，戶戶倒掛，都欠隊裡的債。 全隊共有人口803人，人均欠債48元1角8分。 這欠款並不是社員借錢娶媳婦、蓋新房了，欠的是口糧錢。 在舊社會，多狠毒的地主，是周扒皮，還是黃世仁，都不會這麼幹。 奴隸社會奴隸主也得讓奴隸吃飽飯，沒聽說強迫奴隸勞動不管飯，還讓奴隸倒貼伙食錢的。 毛澤東創立的人民公社竟是這麼一種制度，連社員的飯都供不起，連簡單再生產都不能維持，還奢談向共產主義過渡。 這種不能維持簡單再生產的極低的勞動生產率，是農民對“一大二公”的報復。 國家斬斷了農民和土地和糧食的任何联系，破滅了農民勤勞致富的任何希望，他們怎麼會有勞動積極性？ 極左路線到此並沒有止步。 合作化、公社化還不夠，還得割資本主義尾巴。 農家母雞生了蛋，老太婆拿到集市（自由市場）多賣幾角錢買燈油買鹽都不行，這叫資本主義尾巴，得割掉，低價賣給供銷社，拿到國家手裡。 國家的觸角就這樣直接伸向老太婆手裡那幾個雞蛋。 這就是毛澤東按照列寧的指示，要消滅每時每刻都產生資本主義的小農經濟所採取的政策。 農民當然要反抗，當他們退社的要求被鎮壓後，他們不敢再索要自己的土地，只要求包產到戶。 這種經營方式，和多勞多得掛鉤，和個人利益掛鉤，是部分地“重建個人所有製”。 但毛澤東不允；為了一個包產到戶，從中央到基層，多少為民請命的好乾部被整得家破人亡啊！ 毛澤東的共產主義暴政——總路線、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實行了3年，餓死了37558000（三千七百五十五萬八千人）。 2005年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決定對1959年至1962年全國大饑荒的歷史檔案有限制的解封。 這是官方正式內部公佈的大躍進時期餓死人的權威數據。 據專家統計：1949年中共上台執政之前2129年中，共發生203次死亡萬人以上的重大氣候災害，死亡2991萬多人。[2] 毛澤東製造的這場人禍的死亡數字，比歷朝歷代因天災餓死人數的總和還多764萬人。 這不是個別政策失當，是根本理論的錯誤，是根本路線的錯誤，是根本道路的錯誤，是既不能帶來富裕、又不能帶來平等的空想社會主義，應予徹底否定。

在毛澤東的空想社會主義道路走至險關絕地、山窮水盡的日子裡，在飢荒萬里、伏尸百萬的恐怖歲月，毛澤東束手無策，退居二線，浪跡於春藕齋的輕歌曼舞中和西子湖畔的湖光山色裡，讓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陳雲等放開手腳，挽救已經崩潰的國民經濟，制止餓死人事態繼續發展，救人民於水火，扶大廈之將傾。 在這種情況下，只有一些和私有製沾邊的政策才能挽狂瀾於既倒，調動農民生產自救的積極性。 劉少奇等所採取的政策，舉其犖犖大端就是所謂“三自一包”，即自留地、自負盈虧、自由市場和包產到戶。 “三自一包”的政策像一支巨大的強心劑一樣，給奄奄一息的六億神州注入了活力。 廣袤的農村復甦了。 農民又有了依靠自己的勞動活下去的希望。1964年全國糧食產量達到3750億斤，比上年增加350億斤，農業走出了低谷。 對於實行“三自一包”政策，劉少奇等心裡並不踏實，是一種戰戰兢兢、忐忑不安的心態。 因為按照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教條，這些政策具有右的性質，屬於資本主義範疇。 他們只是暫時利用一下這些帶有資本主義性質的政策，並沒有準備走多遠，一旦國家渡過危機，就趕緊回頭，最怕被毛澤東抓住小辮子，費力不討好。 在意識形態領域裡他們沒有話語權，意識形態的話語權牢牢掌握在毛澤東手裡。 儘管“三自一包”政策使百姓有了飯吃，使國家渡過了危機，使毛澤東的金鑾殿沒有倒塌，但毛澤東並不領情，他要領情就得承認自己錯了。 他要先利用這些“走資派”穩住農民，把糧食生產出來，使自己的江山不倒，然後再打倒這些“走資派”。 他認為糾正自己錯誤的人必是將來的反對派。 他不能忘記七千人大會上全黨置疑他的路線，追究他的責任的那個可怕情景。 他反手為雲，覆手為雨，說“三自一包”是極大的罪惡，是走了資本主義道路。 要把實行“三自一包”政策的各級幹部打成“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這就是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的政治背景。

毛澤東高揚馬列主義旗幟批判“三自一包”，說這是資本主義道路。 為什麼餓死百姓的三大苛政——總路線、大躍進和人民公社，還被稱為“三面紅旗”高舉著，還被說成是對馬列主義的創造性地發展；救活百姓的“三自一包”倒成了彌天大罪，成了走資本主義道路？ 黨內同志都知道“三自一包”挽救了國家的經濟、政治危機，使共產黨的政權沒有倒台，但沒有人敢出來說“三自一包”是正確的，都得跟著毛澤東批“三自一包”，直到毛死後為劉少奇平反，仍不敢肯定劉少奇的“三自一包”政策是正確的，是為國為民做了好事。 這就是話語權的厲害。 所謂話語權在當今中國就是對馬克思主義的解釋權。 劉少奇只在政策上撥亂反正，沒有在話語權上撥亂反正，糾正毛的錯誤政策，承認毛的話語權，讓各級幹部和全國人民喊著“三面紅旗”萬萬歲去搞“三自一包”，儘管救了國家，救了百姓，保住了毛澤東的領袖地位，但毛澤東一翻臉，劉少奇的蓋世功勞立即變成了彌天大罪。 秉政者不懂得掌握話語權的重要，或在話語權上妥協投降，是要吃大虧的。

當“大救星”死去，否定了“三面紅旗”，解散了人民公社，鄧小平允許農民包產到戶，重建個人所有製的時候，農民才真正得救。 單幹的農民實現了毛澤東費盡移山心力也沒有達到的產糧 9000億斤的夢想。 1996年糧食產量超過一萬億斤，棉花產量超過8400萬擔，自此，中國的糧食和其它主要農產品的供給，由長期短缺轉變為總量基本平衡而豐年有餘。 河南上蔡縣在大躍進中餓死了4萬人。 在2006年除夕之夜，這個縣的楊集鎮李橋村，一個只有七百多口人的普通村莊，村口竟然停放了四十多輛新轎車，而這些轎車的車主，全是富起來的外出務工村民。 農村的巨變使我們看到了真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力量，看到了“重新建立個人所有製”的政策威力。

說到這裡，我們把毛劉的爭論說清楚了，把所謂“兩條路線、兩條道路、兩個司令部的鬥爭說清楚了。毛澤東是錯的，是憑話語霸權強詞奪理，劉少奇是對的，許多幹部、許多百姓心裡都明白，但在高壓之下不敢說。

本來說好了，毛死後劉接班。 但毛出於私心，主要是怕劉少奇清算他餓死 3755萬人的錯誤。 因為劉少奇當面跟他說：“人相食，你我要上書的。”劉少奇並沒有推卸責任，是說你我的錯誤要寫進歷史。 我們得下罪己詔，得徹底改正錯誤。 毛澤東要維持自己一貫正確的歷史地位，要劉少奇把錯誤擔起來。 所以毛決心換掉這個接班人，光換掉還不行，必須把他打倒，把他除掉。 這個事情辦起來就複雜了。 毛先造輿論，說劉少奇不行，他不是馬克思主義者，他要搞修正主義，走資本主義道路，要搞資本主義復闢。 林彪行，一貫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最忠實地執行毛澤東的革命路線，只有林彪接班，才能黨不變修，國不變色。 毛這個決心，這套說辭，幹部中的多數，人民中的多數，嘴上不敢反對，但心裡不服，不贊成。 代表人物就是張志新。 她就敢說出來，毛澤東、林彪是錯的，劉少奇是對的。 35年前她被殘酷地殺害了。 上個月，張志新的親屬、同學紀念她就義35週年，我去講了話，發表一篇祭文，題目是《張志新是反對個人崇拜第一人》。

人非聖賢，孰能無過？ 我們看看美國是如和對待有過失的國家領導人的。

打倒劉少奇經過了曲折的過程。 先得讓他犯個路線錯誤，按中共的規矩，只有犯了路線錯誤的人才能打倒。 於是毛澤東做了個局。1966年5月16日發表開展文化大革命的通知，叫全國大專院校停課鬧革命，把學生髮動起來。 往哪衝呢？ 五一六通知說是“三里”“五界”。 “三里”是黨裡、政府里和軍隊裡的“走資派”，“五界”是學術界、新聞界、文藝界、教育界、出版界的反動權威。 這樣一來，打擊面就非常寬了。 從本班老師和本校校長揪起，知識分子，領導幹部，都可以揪。 社會就亂了。 後來又鼓動革命小將“破四舊”，紅衛兵走上街頭。 那天我作為觀察員在王府井巡視，抬頭一看，電線桿子上一個“勒令”，禁止下象棋，說象棋這東西，舎車馬，保將帥，反動！ 到王府井百貨大樓一看，化妝品櫃檯被砸了，說這是“香風臭氣”，資產階級生活方式。 到四聯理髮店，一位女士出來，剛燙的頭髮，波浪式大花，一個女紅衛兵，衝上前去，在頭髮上就是一剪子，這位女士要抗議，又挨了兩皮帶，也不敢說理了，拔腿就跑。 清華園浴池，一個老頭圍浴巾，抱著腦袋跑出來，後面的紅衛兵提著皮帶追著打。 理由是他們叫工人搓背，剝削壓迫勞動人民。 這就是文化大革命的最初景象。

面對這個局面，劉少奇決定要管，不能讓社會成為無政府狀態。 在首都，向各個大專院校派了工作隊。 我就是工作隊一員，我們是派往文化部所屬藝術院校。 在中央音樂學院兩派紅衛兵辯論那副對聯：“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我就在場。 劉詩昆上台發言被打，是我們工作隊給救下來的。

毛澤東把文化大革命的火點起來以後，躲到杭州劉莊別墅過神仙日子去了，叫劉少奇、鄧小平繼續主持中央工作，擋在第一線，應付北京和全國的亂局。 這是一個大陰謀、大陷阱。 劉鄧怎麼做都不對，都要被毛澤東抓住辮子。 現在知道的結果是，劉鄧出來管了，往大專院校派了工作組，毛澤東說他們鎮壓了革命群眾，實行白色恐怖，要把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打下去，執行了資產階級反動路線。 假如劉鄧不出來管，不派工作組，聽任局面亂下去，是不是就跟上毛澤東的“偉大戰略部署”了呢？ 否！ 那時毛澤東會說，打砸搶抄抓，殺人，這是反革命暴亂，中國出了“匈牙利事件”，劉鄧就是黑後台，修正主義黨變成了法西斯黨。 毛會犧牲幾十萬學生，出來保護那些受害者。 他又一次成了“人民的大救星”。 毛澤東掌握著話語權，一言九鼎。 這就是獨裁者的厲害。 毛澤東是料定劉鄧不會看著局面亂到失控不管的，經過反右派鬥爭，地方各級幹部——這是劉鄧的基本隊伍—— 也不會看著不管的。 毛澤東穩操勝券，看著劉鄧和省、地、縣各級領導，犯這個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錯誤。

在八屆十一中全會上， 1966 年 8 月 5 日，毛澤東寫了他那篇討劉檄文 —— 《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 最初他是寫在一張《北京日報》的邊角上，由秘書謄清，印成會議文件發給大家。 江青則積極串聯，發動中央大員向劉鄧開砲。

在巨大的壓力下，劉少奇只好承認犯了執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錯誤，並作出書面檢查。

八屆十一中全會以後，從北京到全國，廣大黨員、廣大干部、廣大人民，對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和號召批判劉少奇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表示“很不理解、很不認真、很不得力” ，是一種頂牛狀態。

1966 年 10 月 1 日，毛澤東決定把慶祝建國十七週年大會和第四次接見紅衛兵合併進行，因此這次被接見的紅衛兵人數最多，達 150 萬人。 就在這一天，一隊受領秘密任務的紅衛兵在天安門廣場打出了“打倒劉少奇、鄧小平！”的橫幅，公開呼喊打倒劉少奇、鄧小平的口號，公開向世界宣布了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的鋒芒所向，在全國掀起了批判所謂 “ 資產階級反動路線 ” 的高潮。

1967 年 4 月 10 日，在江青的精心導演下，清華大學紅衛兵組織了三十萬人參加的批鬥王光美大會，並把彭真、薄一波、陸定一、蔣南翔等三百多名“走資派”拉去陪鬥。 這天早晨六點，清華大學紅衛兵開著車到中南海抓人。 王光美被押到清華大學主樓七層，強迫她穿上陪同劉少奇主席出訪印尼時穿過的旗袍和高跟鞋，並用乒乓球串連成一個碩大無朋的大項鍊給她套在脖子上，拉到批鬥會會場。 這一幕惡作劇充分錶現了江青的狹隘、嫉妒、心理陰暗、人品下流。1963 年春，劉少奇攜夫人訪問東南亞幾國，重點是印度尼西亞。 蘇加諾總統和夫人隆重接待中國元首。 雅加達繁華的街道上並排懸掛劉少奇和王光美的巨幅畫像，中外報紙、電視、紀錄片，都作了突出的報導。 把個江青氣得妒火三千丈。 出國前江青幫王光美作形象設計，要穿黑絲絨旗袍，不要戴項鍊。 後見王光美竟敢不聽她的，戴了項鍊（緬甸總理奈溫夫人送的），這使江青更加歇斯底里，這就是乒乓球項鍊的由來。 這次批鬥會鬧騰了一整天，中間還在清晨六點、下午一點和下午五點四十分穿插了三次審問。 第二天，王光美穿旗袍、戴項鍊的照片和《三審王光美》的記錄，都上了紅衛兵小報，成為轟動世界的新聞。 劉少奇作為國家主席的尊嚴掃地以盡了。

1967 年 9 月 13 日，這是劉少奇妻離子散的一天。 跟他一起生活的三個讀書的子女：劉平平、劉源、劉亭亭，被勒令回學校接受審查批判，不許再回家；最小的女兒小小（六歲）交給保姆帶著趕出中南海；王光美這天晚上被逮捕入獄。 劉少奇剩了孤身一人。 他昔日的主席辦公室，成了囚禁他的牢房。 又過了幾天，來了兩個戰士，命令劉少奇解下腰帶。 劉少奇厲聲抗議，話音未落被打翻在地，強行把腰帶解走了。

請讀者註意：這是在中南海，這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辦公室。 劉少奇的國家主席職務還沒有免，辦公室竟成了囚禁他的死牢。 劉少奇被轉移到開封以前，一直住在這裡，他沒有進秦城監獄，毛澤東要把他放在眼皮底下折磨他，看著他精神崩潰，看著他身體崩潰，看著他一步一步地走向死亡。

毛澤東憑什麼能把國家元首玩弄於股掌之上？ 憑什麼能夠顛倒是非，把一個有大功於國家和人民的領導人，打成“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打成“叛徒、內建、工賊”？ 這就得研究一下毛澤東創立的政治體制。 這個體制我們給他起個名字，叫黨國體制，其特點是黨在議會之上，領袖在黨之上。 傳承規則是黨的最高領袖指定接班人。 他對接班人能立能廢，能貴能賤，甚至有生殺予奪的權力。

黨國體制是有一套理論基礎的。1954年，也就是製憲行憲那一年，毛澤東在黨中央會議上，做過一次憲法交底的講話。 他說：

我們有不少同志，就是迷信憲法，以為憲法就是治國安邦的靈丹妙藥，企圖把黨置於憲法約束之下。 我從來不相信法律，更不相信憲法，我就是要破除這種憲法迷信。 國民黨有憲法，也挺當回事，還不是被我們趕到了台灣？ 我們黨沒有憲法，無法無天，結果不是勝利了嗎？ ……我們偉大光榮正確的黨也是歷來不主張制定憲法的，可是，建國後，考慮到洋人國家大都制定了憲法，以及中國知識份子還沒有完全成為黨的馴服工具的情況，為了改造和教育人民群眾，鞏固黨的領導，還是要製定憲法的嘛。 制定憲法，本質上就是否定黨的領導，在政治上是極其有害的。

當然啦，憲法制定是製定了，執行不執行，執行到什麼程度，還要以黨的指示為準。 只有傻瓜和反黨分子才會脫離黨的領導，執行憲法。

可是到了有民主人士參加的政府會議上，毛澤東換了一副面孔。1954 年 6 月 14 日他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三十次會議上說：“一個團體要有一個章程，一個國家也要有一個章程，憲法就是一個總章程，是根本大法。” 他還指出：“通過以後，全國人民每一個人都要實行，特別是國家機關工作人員要帶頭實行，首先在座的各位要實行。不實行就是違反憲法。 ”

毛澤東就是這樣一個兩面派，一個最大的兩面派。 他說過“玩憲法”的話。 他把全國人民都玩了，把民主黨派和盼望民主憲政的知識分子都玩了。

前後兩段話，中共高級幹部信哪一段呢？ 信前一段。 這一番話在中央領導層影響深遠，根深蒂固，成為中國共產黨的憲法觀，至今起著作用。 請注意這話：“ 憲法制定是製定了，執行不執行，執行到什麼程度，還要以黨的指示為準。只有傻瓜和反黨分子才會脫離黨的領導，執行憲法。” 你打開憲法第二章第 35條：“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遊行、示威的自由。”但不論在大陸哪一個城市，都不執行，為什麼不執行？ 因為 “只有傻瓜和反黨分子才會脫離黨的領導，執行憲法。” 有毛澤東這句話作為“最高指示”，整個憲法全是廢紙，政治體制改革沒商量。 你向中共領導人建議實行民主憲政，他心裡有這段話墊底，繼續跟你“玩憲法”，絕對聽不進去。 不把這段話中蘊藏的個人獨裁的真相揭穿，中國的憲政無望，民主無望。 毛澤東這番“玩憲法”的高論，好像一切是為了黨的利益，許多高級領導人覺得信服這些話是黨性強的表現，這樣他們也被“玩”了，被忽悠了。 劉少奇當了多年的委員長，後來又當了國家主席，他沒有把人大的權威建立起來，沒有把國家元首的權威建立起來，紅衛兵舉著一本《毛主席語錄》就能揪鬥他，讓他低頭認罪。 他舉著《憲法》抗議，但《憲法》輸給了小紅書。 所以，毛澤東這一番話，強化的不是黨的權威，是毛澤東個人的權威，是高於《憲法》的皇帝的權威。 他不僅踐踏了憲法，也踐踏了黨章，被他玩得不僅差一點亡國，也差一點亡黨。

網上流傳的這個講話，查不到原始出處，但我相信出自毛澤東，只有他那個頭腦才能產生這樣的思想，才能說出這樣的話來。 在上個世紀 60年代初，有過一次民主是目的還是手段的爭論。 爭論的結果是民主是手段，憲法表面上看來是目的，實際上也是手段，是鞏固和加強黨的領導的手段。 這個結論和毛澤東上述論憲法的話是一致的，或者就是那段話的邏輯推演。 所以我相信那段話是毛澤東說的。 歷代高級幹部都沒把憲法當回事，從來沒人敢用《憲法》保護自己。 黨國體制使國家領導人有天然的軟弱性 ，我們的領導人至今沒有擺脫毛澤東謬論的束縛，當作不與外人言說的“枕中秘”信奉著。 其實，毛這一套受害最烈、最大的是黨的高級幹部，觀之於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陳雲、陶鑄、彭德懷、賀龍、鄧子恢、張聞天、王稼祥、楊尚昆諸人的遭遇而益信。 只憑最高領袖個人好惡，說你右傾，你就是右傾；說你修正主義，你就是修正主義；說你是叛徒，你就是叛徒。 無理可講，無處可告，只能檢討，低頭認罪。 另一方面，這種體制又造就了一批陰謀家、野心家、見風使舵的勢利小人，毛最後定的接班人名單，不僅有他的侄子和老婆，甚至被稱為“通房大丫頭”的人，也可以躋身常委行列。

改革開放以後，蕭規曹隨，我們繼續遵行毛澤東留下的黨國體制。 我們又委屈了兩位最得民心的高級領導人。 買官賣官一興起，朝有悻進，野有遺賢，就成了普遍現象了。

2004 年 7 月 4 日美國國慶節，布什總統向中國網民發表談話。 他說：“人類千萬年的歷史，最為珍貴的不是令人炫目的科技，不是浩瀚的大師們的經典著作，不是政客天花亂墜的演講，而是實現了對統治者的馴服，實現了把他們關在籠子裡的夢想。因為只有馴服了他們，把他們關起來，才不會害人。我現在就是站在籠子裡向你們講話。”

官員是什麼？ 一半是野獸，一半是天使。 管住他的獸性才會“替天行道”，成為天使。 自律是靠不住的。 制度好可以使好官更好，壞官無法做壞事；制度不好，壞官則放肆做壞事，好官也會變壞，不同流合污則被逆淘汰。 四川被判死刑的文強，有一段駭人聽聞的自述，他說：“不貪不色，誰敢相信你呀！”意思是你要是正人君子，你就成了異類，沒人敢相信你。 你就會被逆淘汰。

西方民主制度最成功的地方就是創造了一套體制和製度把官員關進了“籠子”，用權力製衡的辦法使他們無法為非作歹。 我們的製度最可悲的地方是千方百計地防範人民，讓人民戴著“主人”的高帽子走進籠子，看著“公僕”貪污腐敗為非作歹而毫無辦法。 老百姓想行使“主人”的權力，數不清的清規戒律罩著他，最近又有了“維穩辦”，叫他張不開口，拿不起筆，邁不動步。

民主是什麼？ 在美國就是人民高於一切，享有充分的結社、集會和遊行示威表達民意的自由，監督政府和執政黨，誰上誰下由人民投票決定；民主黨和共和黨，都不能向人民發號施令，成為執政黨以後，通過施政服務人民和管理國家；人民監督政府，是通過新聞出版自由表達各階層、各種族、各界別的群眾意見來體現的。 美國沒有官方通訊社、官方報紙，除了一個對外廣播的 “美國之音”外，沒有對國內宣傳教化的官辦電台和電視台，在州和地方也是如此。 兩大政黨沒有自己的機關報和自己的電台和電視台。沒有控制輿論、審查書報的機關和製度。 輿論導向不是在官方，而是在民間，不是官導民，而是民導官。 總統、國務卿放下身段向民間問計，了解老百姓的意見和要求，調整施政方向，改善政府的工作。 不是人民必須同執政黨和政府保持一致，而是執政黨和政府必須同主流民意保持一致。

所謂 “籠子”就是權力的邊界。 政府有政府的權力邊界，法院有法院的權力邊界，議會的眾議院和參議院也都有各自的權力邊界，執政黨有執政黨的權力邊界，反對黨有反對黨的權力邊界。 任何人、任何政黨，都沒有總攬一切的特權，各守各的邊界，互相制衡，任何官員，包括總統、議長和大法官，誰都不能越界越權。 我們分析一下克林頓腐敗案，順道看一看美國關總統的“籠子”。

自 1998年年1月白宮醜聞案曝光後， 獨立檢察官斯塔爾對克林頓緋聞進行了一年的調查。斯塔爾的調查是非常認真的，他竟然能夠在萊溫斯基 的藍色裙子上找到克林頓留下的污漬，這一證物後來成為這一性醜聞的關鍵證據。

獨立檢察官斯塔爾是司法部官員，是總統的下屬， 但在他背後有立法和司法兩大系統撐腰，克林頓不敢停止他的工作，不敢給他的調查製造障礙，更不敢對他打擊報復。

眾議院聽取了斯塔爾作證陳情后， 1998 年 9 月 11 日向媒體公佈斯塔爾的調查報告。10 月 8 日，眾議院批准對克林頓開展正式彈劾調查。12 月 19 日，眾議院以“作偽證”和“妨礙司法”為由彈劾克林頓。

根據《美國憲法》第 1 條第 2 款第 5 節， “眾議院…專享彈劾權”。 決定是否適宜在某時候進行彈劾的權力，只屬眾議院所有。 所以，獨立檢察官斯塔爾要向眾議院報告克林頓總統的案情。

根據《美國憲法》第 1 條第 3 款第 6 節， “參議院專享審理所有彈劾案的權力。參議院在審理彈劾案前，全體參議員均須宣誓，如受審者為美國總統，則由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主審 ”。 所以，眾議院決定啟動彈劾後，需提交參議院審理，但不由參議院議長主持，要把大法官請出來。

對總統是罷是留，是行使國家最高最大的權力。 在美國，行使這個權力的不是執政黨的“政治局常委”，也不是在政權體系之外的某個超級強人或一群元老，而是代議制的國會。 這個權分散到參眾兩院，眾議院決定能不能彈劾，參議院決定彈劾能不能成立。 最後由 100 名參議員票決總統的去留，少數服從多數不是簡單的多數，而是三分之二的多數。 把大法官請出來主持，則是為了避免參議院議長的操縱。 這套設計是把神聖權力平凡化、把獨斷權力分散化的政治傑作。

1999 年 1 月 7 日，克林頓彈劾案進入參議院審理表決程序。克林頓的婚外情是道德問題，民事問題，眾議院彈劾的不是 “亂搞男女關係”的錯誤，是為此事接受調查時“作偽證”和“妨礙司法”。眾議院司法委員會主席海德率 13 名眾議員來到參議院，向參議員們宣讀了對克林頓的兩項彈劾指控。12日中午在大法官倫奎斯特的主持下，參議院開始表決。 55名共和黨參議員和45名民主黨參議員對克林頓的“作偽證”及“妨礙司法”兩項指控逐一表決，12時40分左右，大法官倫奎斯特宣布，認定克林頓犯有兩項指控的人數都沒有到達憲法規定的三分之二多數，即67人，因此克林頓在參議院審判中被判無罪。 克林頓得以繼續留任，但醜聞使他威信陡降，其一切政績都處在醜聞的陰影之下。

院外公眾的呼聲對參議員的投票起了輿論導向作用。 那幾年美國經濟狀況一直良好。1998年美國經濟增長率達3.9%，失業率降到二戰以來的最低點，工資增長為通貨膨脹的2倍，30多年來首次實現政府預算平衡。 雖然不少人對克林頓的品德頗有微詞，但絕大多數人認為，經濟繁榮是他的主要政績，反對罷免他。 公眾對克林頓的支持率一直保持在65%以上，美國的國家權力機關非常注意傾聽和尊重民意，絕不和民眾對著幹。

公眾對黨派鬥爭非常厭煩，特別是對共和黨借克林頓緋聞案大做文章極為不滿。 據《紐約時報》和哥倫比亞廣播公司進行的民意調查， 1998年，支持共和黨和反對共和黨的民眾比例分別為46%和32%，1999年則為38%和55%。

克林頓總統是生活在 “籠子”裡，他的一舉一動被嚴密監視著，連“包二奶”的自由都沒有（更別說貪污受賄了），跟情人幽會了幾次，就上了報紙和電視，把人丟到全世界，從這個意義上說他是“不幸”的；共和黨想藉機發難，把他搞臭，為下次競選上台做鋪墊，這個“籠子”屏蔽黨爭私見，保證他能夠得到公正對待，“不以寸朽棄連抱”，犯了錯誤可以批評，但不能打倒，使他有機會將功補過，體面地把總統做滿任期，這又是他的幸運。 這個把總統關起來的“籠子”，既限制了總統，又保護了總統；既充分發揚了民主，又防止了民主的濫用；既尊重了多數，又保護了少數。

憑這一套體制、制度、憲法和法律，美國實現了南北戰爭後 140多年的穩定、和諧。 不是說美國的體制和製度盡善盡美，而是說它能夠傾聽民意，不斷改進、不斷完善。 國家政權決不和主流民意擰著幹。 1963年美國黑人還在遊行示威，聽馬丁·路德·金的講演，反對種族隔離制度，1965年美國黑人就有了投票資格，1969年就有了第一個黑人市長，2008年就選出了第一個黑人總統。 與此相對立的列寧創造的“更高級的民主”——蘇維埃，由於拒絕任何改進和修正，專和主流民意對著幹，搞了70年被人民拋棄了。 我們請來蘇維埃“蘇大人”當做“神器”供奉著，最近又被塗上了“中國特色”的油彩。 可總設計師不這樣認為，鄧小平在與波蘭領導人談話時說：“ 我們兩國原來的政治體制都是從蘇聯模式來的，看來這個模式在蘇聯也不是很成功的。”

改革黨國體制，首先受益的是黨和國家領導人，他們的生命有了保障，他們的進退有了法律程序的保駕，他們的工作擺脫了 “婆婆”的干擾，他們的政績和缺點錯誤，能夠得到公正的對待和評判。 政治體制改革的切入點很重要，要從領導和民眾共同關心、都能接受的地方開始。 我們是否就從這裡入手。

憲法第 57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是 最高 國家權力機關。”要落實這個“ 最高 ”。 就要廢除毛澤東留下的那個“枕中秘”。 現在我們國家的政治生活中，“ 最高 ”上面還有個“ 最最高 ”，這就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 既然承認黨要在憲法範圍內活動，黨就不能站在憲法之上去領導“最高國家權力機關”。 一個以為人民服務為宗旨的執政黨，要自覺地把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頂在自己的頭上。 全國人大與執政黨的關係不應該是遵命、執行、保持一致的關係；在政權體系中，全國人大要履行防止獨裁、防止腐敗、防止失誤的糾錯職能；要履行這樣的職能它就必須對國家領導人的進退有最後決定權。 如果在毛時代是這樣一種政治體制，代表全國民意的國家最高權力機關，能夠有效地制衡毛澤東，就不會有劉少奇的悲劇，劉少奇如果能夠接班，國家會少走多少彎路啊。要把罷免國家主席、總理等最高領導人這個最高權力分散給幾百人（人大常委會）或幾千人（人大全委會）去票決，不能黨的領袖“動一個小指頭”就把國家主席打倒了；也不能幾個退休的元老一串聯，開個黨的生活會，就把黨和國家領導人給廢了。現在的政治體制不改，還會出劉少奇那樣的悲劇，還會出胡耀邦、趙紫陽式悲劇。 溫家寶是個勤政愛民、具有民主思想的好總理。 他受到了“毛左”的瘋狂攻擊，中央政策研究室有個文革餘孽張勤德給溫總理列了六大罪狀，國外一些自由主義學者也跟著起哄，我們要密切注意，不允許再發生溫家寶悲劇。 要支持胡錦濤、溫家寶同志在他們最後的任期多為人民做些事情，特別是在民生福利方面，他們想做事情，要給他們創造做事情的條件，領導國家平穩地走出經濟危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