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子陵---的救黨三策◎ 裴毅然

辛子陵的救黨三策
◎ 裴毅然

● 辛子陵（右）和李銳（左）。他們是中共最有反省精神的代表人物。
辛子陵的批毛立場，受到大陸毛派的瘋狂攻擊。

　　今年春節，辛子陵先生（1935── ）赴滬會友，聚會中談了「救黨三策」。子陵先生十五歲參軍，二十四歲入黨，極左年代還真沒吃什麼苦頭，鐵桿毛迷一個，走到今天寫出徹底反毛的《紅太陽的隕 落》（香港書作坊二○○七年初版）、《中共興亡憂思錄》（香港天行健出版社二○○九年初版），思想歷程冷暖自知。毛派很詫異：辛子陵解放後沒吃過什麼苦 頭，沒有階級仇恨，反毛幹嘛反得那麼起勁？毛派不知反毛並不需要個人恩怨，僅憑老毛兩點罪惡──至少折騰死六千萬國人、摧毀傳統文化，良知就會使人站隊入 列。

貪圖錢色，腐敗已經爛到根上

　　子陵先生忠黨憂國，在深入分析形勢的基礎上提出救黨三策，撮要介紹於下。

　　腐敗已經沒治了，賣官鬻爵、權錢交易公開化。廣東省政協主席、前公安廳長陳紹基聚財二十億。前 深圳市長許宗衡的交待十分「坦誠」：「現在沒關係根本上不去，我到這個地步不知花了多少錢呀！我就是不惜一切代價也要當上這個市長。好多企業家為了我當市 長，都願意豁出老本。」據說他為當深圳市長，花了三千萬。上台後，為還債，他開出賣官價格：一名區長正職一千萬、大企業正職不低於八百萬、一般局長五百到 六百萬之間。大大超過清末賣官。

　　斂財自然與女人連在一起。據新華社報導：百分之九十五的貪官都有情婦，百分之六十以上腐敗與二 奶有關。網上「全國二奶排行榜」，頒發九個獎項：數量獎，江蘇建設廳長徐其耀，包養一百四十六名情婦。素質獎，重慶市委宣傳部長張宗海，五星級酒店常年包 養十七名漂亮女大學生。學術獎，海南紡織局長李慶善，記性愛日記九十五本，製作標本二百三十六份。青春獎， 四川樂山市長李玉書，二十位情人都在十六到十八歲之間。幹勁獎，湖南省通信局長曾國華，向五位情人保證到六十歲每人每週性生活不少於三次......

　　前中紀委書記吳官正在紀委會議上說：「根據中央的考察調研，不能說全部，也有百分之九十的省市 二級黨委已經變質，至少有百分之八十的黨政一把手是不稱職，不合格的。」十七屆四中全會上，胡溫提交公示幹部財產的「陽光法案」，竟遭否決。辛子陵仰天長 歎：「為國家腐敗至此一哭！為黨墮落至此一哭！這件事給了我極大震動。陽光法案反映了黨心民心，如果全黨公決或全民公決，都會通過的。我動議：十八大選 舉，凡拒絕向全國人民公佈財產者，不能當十八大代表，不能當中委、候委、紀委的候選人。省巿縣換屆選舉也應如此。」

　　子陵先生哀歎：沒有三權分立，沒有制衡監督，出了「三光書記」，黨都這樣了，還奢談「黨一元化領導的優越性」、還奢談政改是黨的自我完善，就只能等著被人民推翻了。政治危機比經濟危機嚴重千百倍呵！

權貴資產階級與全民的尖銳矛盾

　　辛子陵認為國內主要矛盾已是全黨全軍全國人民與權貴集團之間的矛盾。這個集團根據自身利益，拼 命反對民主憲政，以批判普世價值關閉政改大門，致使政改深陷僵局。辛先生預言：「權貴集團是中共的掘墓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掘墓人。不擺脫權貴集團的挾 制，中共只能在三十三萬億ＧＤＰ的陶醉中滅亡。」

　　十分反諷的是：新興的權貴集團竟出自當年造反者的後代。據《遠東經濟評論》二○○七年四期報 導，內地有三千二百二十名億元家財者（不包括境外財產），百分之九十為高幹子女，為二千九百三十二人，總共擁資二萬零四百五十億，人均六點七億。即便放大 到擁產千萬，權貴集團也不過五百萬，在十三億國人總數前，還是微末小數。

　　前中石化總經理陳同海，自命「共和國長子」，第一國企掌門人，貪污兩個億，每日揮霍四萬，每月 交際費二百萬，公然說：「作為共和國長子，我們不壟斷誰壟斷？」 而另一面，中國窮人又是世界之最，連拉美、非洲都不如。國民工資收入等僅占國家ＧＤＰ的百分之八，歐美約百分之五十五、南美百分之三十八、非洲百分之二 十，中國最低年收入者不到世界平均水準的百分之十五，全球排名一百五十九位，最低工資甚至低於三十二個非洲國家。所謂「中國崛起」是政府崛起，人民並沒崛 起。

　　另一方面，每年發生十二萬起「群體性事件」，面對烽煙遍地的政治局面，集訓縣委書記、縣公安局 長，準備鎮壓是下下策。上策是平息民憤、化解民怨、挽回民心。「沒有革命性的改革，就會有比改革更加難以承受的革命。這是最後的機會了。」辛先生呼籲胡溫 出大手筆，不能依靠小恩小惠（如免除農業稅）獲取執政合法性。

● 溫家寶在三月人大報告中提到「要堅持高級幹部報告個人財產的規定」。但就是不提「陽光法案」，即高幹財產只是 「報告」，並不公開。仍然是害怕人民的監督。溫出席貴州團的討論。

土地、社保、股份制救黨三策

　　為扶大廈之將傾，憂心如焚的辛先生提出「救黨三策」：

　　一、兌現「耕者有其田」，將私有化原則堅持到底，給予農民土地所有權，方能穩住農村穩住農民，並有效制止官商勾結對土地的巧取豪奪。

　　因現行土地財政，地方政府與農民關係空前緊張，所謂的土地集體所有制實為地方諸侯掠奪農民土地 提供了制度保障。賣地所得，各級政府擄入百分之九十以上，農民只得百分之五十到十。由於土地問題上與民爭利，鬧得烽火四起。如今堅持土地集體所有制者，抬 出冠冕堂皇的理由──「防止農民失地、防止兩極分化」，實際上是為地方官員霸佔農民土地製造理論根據。因為，只有在「土地集體所有制」的前提下，對農民還 只是「間接」剝奪，一旦土地徹底私有化，再去徵地，就成了「直接」剝奪，難度與對抗必然加劇。如今已剝奪四千多萬農民的耕地，據民間預測，至二○一○年將 有一億農民失地。二○○七年末，黑龍江富錦巿四萬餘農民向全國發表〈公告〉：「長期以來的所謂集體所有，實際上架空了農民作為土地主人的權利。富錦巿各級 官員和豪強以國家名義和集體名義不斷大肆侵佔和私分農民土地，成了實際的『地主』，農民作為土地的主人，卻被迫成為租種地主土地的農奴。」辛先生說：「如 中央不下決心從根本上解決問題，徵地會愈演愈烈，直到逼出李自成、張獻忠來。」

　　二、國家財政要大幅度向民生傾斜，要佔到財政總開支的百分之六十。

　　二○○七年，中國政府在社保、醫保及各項社會保障性開支上，總支出約六千億，約占財政總開支百 分之十五，而美國二○○六年三項開支一點五萬億美元，佔美國財政支出百分之六十一。俄國政府用於公共性開支，亦佔總支出的百分之三十三。一位諾獎經濟學家 說：「領導人到底信奉什麼？到底是人民政府還是特權階層的政府，看看財政支出，可以一目了然。」一九七八到二○○三年，短短二十五年，中國行政管理費增長 八十七倍，這在歐美怎麼可能呢？浙江長興縣修建政府大樓耗資六個億，加上周邊配套設施總共二十個億，在西方，能通過這種預算嗎？

　　既然標榜社會主義，就沒有理由在民生開支上低於資本主義。有了大規模的全民福利，失業者與貧困農民的窘迫境遇可得立竿見影的緩解。

　　資料對比：十年前公車開支就達三千億，說是要改正；二○○九年「改」至五千億。人家紐約市長、倫敦市長則乘地鐵上下班。貨比貨，自然什麼都清楚了，因此才會使勁遮罩資訊，目的自然在於不讓你比，不讓你有比較的基礎。

　　三、國企落實人人有份的實名股份制。

　　一九六八年，美國阿拉斯加州發現儲量豐富的石油。一九八二年，全州四十萬居民每人收到一千美元 支票（股份紅利）。此後，全州居民連續二十餘年得到這筆社會分紅。「美國就是這樣悄無聲息地做著符合馬克思主義的事情，高舉馬克思主義旗幟的中國，理應比 美國做得更好。」人人有份的股份制，才是在生產資料公有制基礎上的重建個人所有制，才能體現生產資料公有制的理論內涵。

　　據二○○九年四月十五日央視「新聞１＋１」披露，中國工商銀行、中國石油、中國移動二○○八年 大賺三千多億，但上繳國家僅區區二百多億，不到百分之十。公眾熱議：巨額利潤哪去了？該如何分配？能否全民分紅？法國國企稅利潤百分之五十要上繳，瑞典、 丹麥、韓國的國企，利潤上繳比例也達到三分之一到三分之二。

　　辛子陵建議對國企總資產進行股權改革，從四十二點五五萬億中劃出二十萬億為公民權益基金，分期 分批以股票形式派送給四億城鎮居民，無地農民享受城鎮同等待遇；未參加工作的城鎮居民，亦沾享這次全民所有制股權大改革。地市級以上幹部暫不參加，以縮小 中高級幹部與廣大群眾收入差距。經過國企股權改革，每個城鎮家庭擁有二三十萬固定資產，每年可有三五千元紅利，真正享受改革開放成果，會找到真正當家做主 的感覺。

　　作為老中共黨員，辛先生希望胡溫能實行這三項新政，使中共在國人心目中重建威望，得到執政合法性的社會基礎，「胡溫新政」將與「羅斯福新政」一樣留名青史。

　　辛先生甚至認為只要實行他的「三策」，並重新評毛，為六四、法輪功平反，全民必將皆大歡喜，中 共則還掉歷史舊債，卸掉歷史包袱；再更變黨名以自贖，「共產黨這個名稱已完全失去道義含量」「鄧小平提出改名人民黨或社會黨」，中國就會走上與權貴社會主 義告別，進入民主社會主義的康莊大道。辛先生最後這樣「惡攻」：

　　建國以後，黨逐漸變質了。前三十年專制獨裁，餓死三千萬人；後三十年經濟搞上去了，出現了嚴重的、大面積的的貪污腐敗。「共產黨」這件衣服上沾滿了血淚和污垢。它不代表工人農民，也不代表資產階級，成為權貴集團的自利性組織，可以說已經人心喪盡。

　　辛先生認為三項新政必須在公開透明與媒體監督下實施，要防止權貴集團在推行新政中謀私。為防止 各級官吏成為權貴集團工具，辦法只有一條：民主。落實憲法第三十五條，把憲法規定的民主權利真正給予公民，開放報禁、結社自由，實現官民互動，唯此才有操 作性，這是推行新政的關鍵性制度保證。趙紫陽提出對權貴集團必須予以「政策性遏制」。三大新政就是遏制權貴集團，和平化解權貴集團與人民大眾矛盾的最好辦 法。

　　應該說，少共出身的辛先生能夠如此反出朝歌，委實不易，也確實代表了一部分解放牌老幹部的真實政治立場。「救黨三策」，如能見納，自然千好萬好，但筆者忍不住要問一聲：紅牆甚厚，接受三策有什麼政治基礎？權貴集團制訂與己不利的遏制性政策可能性在那裡？